文章來源:Wall Street Journal 僅僅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增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就說美國人已入不敷出是不對的。事實遠非如此。那種認為“美國是常年揮霍無度的國家，美國人為此向其他國家欠債累累”的觀點非常荒謬。如果這種過度消費模式受到質疑，那麽基於揮霍假設的各項政策補救措施看上去也不會有什麽收效。
在浮動匯率製的時代，貿易逆差（或者更準確地說，經常項目赤字）就等同於資本盈餘。美國之所以能出現占國內生產總值(GDP)5.6%的貿易逆差，唯一途徑就是外國人將同等數額的資金投入了美國。這是個很簡單的算數問題。不過，一旦你意識到貿易逆差實際上就是資本盈餘，那麽你就會發現這些資本都在國境線上焦急等待著進入美國，而非湧出美國。成長型國家就像成長型公司一樣需要融資，而美國是所有發達國家中唯一的成長型國家，因此就成了巨大的資金吸納地。
看看其他國家的情況吧。自從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上世紀六十年代擔任西德總理以來，德國經濟就沒有出現過爆發式的增長。法國仍在執行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35小時、最高所得稅率為58%、年度財富稅率1.8%以及政府開支超過GDP總額50%等政策。芬蘭，感謝上帝，他們是根據超速者的收入比例來收繳超速罰款的。瑞典、丹麥和德國也是如此，不過設定了上限。日本股市的市值與1989年的高點相比已經縮水逾70%，企業和政府的無備資負債大幅增長。加拿大的經濟政策看來古怪，而在拉丁美洲、中東、俄羅斯、東南亞和非洲國家進行投資，其安全係數就和在高峰時段蒙眼酒後駕車橫穿I-5高速公路一樣。
所以，幹嗎不喜歡美國呢？不管你是不是美國人，美國都是良好的投資目的地。這就是美國貿易逆差如此巨大的原因。
作為外國人，要確保能有資金投入美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向美國多賣少買。貿易逆差擴大並非因為美國經濟結構有問題，而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具成長性的自由市場、經濟活動最受法製管轄之地的不容忽視的證據。所以我真的不能理解，為什麽竟然有美國人建議要像調整外交政策一樣調整我們的經濟政策呢？
中國意識到美國模式的出色，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從1979年的82%降至目前的30%左右，完全符合供應學派主張的減稅做法。此外，中國還意識到美國擁有最佳的貨幣政策。通過固定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他們差不多就是把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一套搬到了中國。
為了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穩定，中國必須擁有超過5,000億美元的高流動性美元資產。這些資產中國人可不是看在美國人的麵子上持有的，為的是他們自己。隻要看一眼阿根廷前總統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ua)當年取消阿根廷比索與美元掛鉤匯率製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就可以理解中國人為什麽不願放開人民幣兌美元的掛鉤匯率製了。各位，其中的道理顯而易見。
現在，在這樣一個全球資本流動的框架內，鑒於美國超然而立的重要地位，各國吸納資金的魅力都會迥然不同。如果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改善，那麽對外資的吸引力就會提高，而首當其衝的影響就是美國對外貿易條件（即實際匯率）的下降，然後就是美國資本盈餘（即貿易逆差）的大幅減少。
最近，外國的經濟政策有了改善。法國現在比三年前好了很多。而且，最令人驚訝的是德國甚至在考慮真正的減稅。在難以勝任的德伊森貝赫(Wim Duisenberg)之後，特裏謝(Jean- Claude Trichet)展現了作為歐洲央行行長的世界級行長風範。歐盟5個新成員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耳他和斯洛伐克──都實行統一的低稅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比前任森喜朗(Yoshiro Mori)也有很大進步。投資者應能更樂觀地看待海外投資。
但匯率的變動並非可以完全天馬行空。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元匯率既不會低至零，也不會高至無限。如果美國國內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相應上升，當美元匯率下跌時，美國的商品和資產對於國內外人群的吸引力就會上升。總有一天，美元的匯率將降至買盤多於賣盤的水平，對美元構成支撐。目前，美元匯率仍處於曆史區間內。
1999年1月1日，剛剛誕生的歐元兌1.17美元。但如果參照99年之前的一籃子貨幣，就可以看到1992年美元曾低至1歐元兌1.47美元。從1992年到2002年初，美元兌歐元大幅升值，最高至1歐元兌83美分，而與此同時，美國的資本項目盈餘從不到GDP的1%升至了近4%，現在又升至GDP的5.6%。而全球經濟環境也在發生改變，投資者眼中的相對吸引力也在發生變化。
過去兩年多裏美元出現的如此跌幅，早就可多次列為通貨膨脹和利率上升的明確前兆。但今天，情況並不是這樣。的確，全球市場上自由交易產品的美元價格相對其他貨幣的價格將出現與美元貶值幅度相同的漲幅。但這些匯率導致的價格上漲要想推高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還需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針對更高的通貨膨脹率更快增加基礎貨幣。而Fed沒有這樣做，因此市場並不預期通貨膨脹水平會更高，他們也不應有這樣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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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貨幣貶值總是和國內貨幣供應增長以及全球性通貨膨脹的驚人爆發有關。和如今不同，當時的貨幣貶值總是直接導致通貨膨脹、高利率和低增長。我們甚至為低增長和高通貨膨脹造了一個新詞──滯漲。Fed的政策在沃爾克(Paul Volcker)和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時期保持一致，你難道不高興麽？
外匯市場最自然、最恰當和經濟上最正確的反應是讓美國的對外貿易條件下降，而這正是目前已經發生的事情。就我看來，美元的下跌即將結束；不久我們就會看到美國的資本盈餘降至相對正常的水平。如果全球的經濟體係都能像美國這樣運轉，那我們再也不會操心這些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