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之十 --- 中國即將進入勞動力短缺時代

文章來源: Wall Street Journal

改革開放以來，為達到就業年齡的年輕人和國營企業的失業下崗人員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就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工作重點。不過，中國已經邁步走入了一個新階段。新增就業人口的增長高峰正在過去，而中國社會已開始迅速老齡化。這雖然會帶來新的挑戰，但也意味著一些被中國觀察人士視為洪水猛獸的問題將開始得到緩解。

中國政府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9年開始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更是將這一做法推向了頂峰。在嚴厲的人口控製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人口出生率顯著下降，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隻是由於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大幅提高，中國人口才得以繼續增長到現在。

中國人口2005年的年齡結構顯示，15至64歲工作年齡段的人口占主要部分。因此，中國目前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麵所麵臨的困難主要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口過快增長造成的，而國有企業改革也是造成就業緊張的一個原因。新增就業人口大量湧入勞動力大軍，不僅壓低了中國國內的工資水平，影響也波及到了世界市場。

不過目前中國人口形勢的變化也已開始對就業市場產生影響。在經濟蓬勃發展、農產品價格不斷回升以及國家降低農業稅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農民工的供應狀況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最緊缺的程度。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存在數量巨大的農民工，因此這裏被視為反映中國農民工總體供需狀況的風向標。據廣東省政府估計，該省外來就業人員的數量2004年2月時已達2,130萬。也就是說廣東每三個就業崗位就有一個為“戶籍”不在廣東的人所占有，這些人多數是來自中國內陸省份的農民工。然而也是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廠，特別是那些需要工人長時間勞動而工資水平又最低的裝配廠，在招募農民工方麵卻遇到了困難。

這令許多認為中國的勞動力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觀察人士頗感意外，因為中國的勞動和就業保障部(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目前仍在發布報告說，中國存在全國性的勞動力供應過剩問題。然而，假定中國經濟今後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增長，那麽從目前的人口趨勢看，中國低技能初級產業工人的供應量從現在起將開始減少。未來15年中每年因滿15歲而成為就業人口一員的人數會穩定減少，因此今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將有更多提高工資的機會。而對那些失業的中年以上人員而言，他們重新就業的機會也將加大。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上世紀六十及七十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也恰巧開始加入就業大軍。在“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饑荒結束後，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一度快速增長，而這一代人開始生兒育女後，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又出現了一次增長高峰期。當這兩個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加入就業大軍以後，即使中國的出口加工業和服務業就業機會一直在穩步增長，但就從業人員個人而言，他們在工資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卻被降低了。

這對那些在本世紀初加入就業大軍的15-19歲年齡段的人尤為不利。受勞動力供大於求的不利影響，再加上政府的默許，許多在出口加工業工作的工人，特別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農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資和非常差的工作條件。這可以解釋為什麽就在來自內地的農民工獲得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中國的不平等指數卻還在繼續上揚。

此外，陳佩華(Anita Chan)和蘇黛瑞(Dorothy Solinger)等學者以及人權組織進行的許多研究也表明，中國侵犯勞工權利的案件大量發生，農民工權利受到的侵害尤為嚴重。這些研究發現，農民工在就業地區並未獲得與當地居民一致的待遇，這也被中國的有關報告所證實。他們常常不能及時得到工資，多數都無法享受養老和醫療福利，他們的孩子在獲得公共教育方麵也存在困難。勞工權利活躍人士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他們宣稱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獲得的。

並非中國政府不關注勞工權利問題。登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就能發現，中國政府為保護勞工權利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但事實上，很多法律法規都成了一紙空文。

負責相關法規執行的地方政府或是急於要吸引海外投資，或是因腐敗而玩忽職守，似乎對保護資方的利益更感興趣。在廣東東莞，製鞋廠的工人每天經常要在狹小的車間裏工作10小時以上，他們不得不忍受大量有毒物質的侵害，而每月的工資卻僅有50美元左右。私人小煤窯的勞工權利侵犯案件最為觸目驚心，《南方周末》等中國報紙對此都有過廣泛報導。這些窯主為了賺錢而置礦工的生死於不顧。

過去幾年中，中國政府在完善工作條件的監管法規方麵取得了一些進展。一係列對農村地區有利的政策陸續推出，包括逐步取消農業稅，投入大量資金以降低農村地區的電價，以及幫助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等，以及有可能向遵守計劃生育政策的農村居民提供福利保障的一項大規模計劃。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政策，尤其是幫助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可能已打消了部分潛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的念頭。而這可能又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的供需失衡。2004年上半年，在糧價上漲和農業稅下調的雙重作用下，農民個人收入實現了1997年以來的最大增幅。

在這種情況下，珠江三角洲的部分顧主已經開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福利，其中包括提高工資和改善生活條件，以留住和吸引工人。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停滯多年後又開始增長。更有趣的是，上海和天津等城市不但提供了較好的工作環境和薪資待遇，而且還采取措施改善民工子女的入學條件，因而，這些城市並未受到民工短缺的困擾。廣東省的部分大顧主除了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外，還向員工提供醫療和社會保障福利。

今後，城市和工廠間對不斷減少的年輕民工的競爭有可能會改善對民工權利的保護。事實上，廣東省的勞動部門從去年開始已更為積極地采取措施保護民工的權利。估計廣東占了2003年拖欠民工工資案件的40%以上。政府考慮采取的新舉措包括：取消民工子女的借讀費，在廣東居住5年以上、從事合法職業的民工可獲得當地戶口、對建築工人設立特別帳戶，以使其免受不良顧主的盤剝。與此同時，部分公司開始進入湖南、江西等內地省份尋找穩定而廉價的勞動力來源。盡管這種現象還不非常普遍，但這會有助於縮小沿海和內地的收入差距。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一直得益於該國相對年青的人口結構。但由於出生率的下降和平均壽命的增加，中國社會正在迅速老齡化。到21世紀中葉，年齡中值預計就會達到45歲，同發達國家（北美、日本、歐洲和澳大利亞/新西蘭）接近。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發達國家，年齡中值從29歲增加到45歲用了100年的時間（1950年至2050年），而預計中國隻會用大約一半的時間。

這種轉變速度即使對富裕國家的政府而言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現收現付的退休金體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最大幾個成員國也已難以為繼。而中國的情況或許更糟。中國可能將是第一個在實現富裕前就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展中國家，這將使數百萬的老年人處於貧困狀態。

衡量老齡社會的一個常規指標是老年人撫養比率，即65歲以上的人口與15至64歲人口的比率。但鑒於目前的退休年齡政策，這一比率的算法並不適用於中國。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Stat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簡稱：SPFPC)發表了自己的預期，它將60歲以上的人定義為老年人。SPFPC預計，中國的老年人撫養比率將從2000年的10%增加到2050年的大約31%。按絕對數量計算，老年人口2030年時將從2001年的1.33億人增加到3.55億人，在2050年更是將達到4.5億人。

龐大的數字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中國落後的福利體係。但鑒於政治家們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麵缺乏緊迫感，他們可能會喪失解決問題的主動權。最終，可能不得不采取多種措施相結合的辦法，如提高稅率、削減社會福利計劃和提高退休年齡等。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也需要放寬，以提高人口增長率。

人口老齡化通常會帶來一個好處，就是犯罪率的下降。但這個好處可能並不屬於中國。用國際標準衡量，中國的犯罪率本已不高，但性別比例失調的加劇可能會帶來不穩定。

人口統計學家普遍認為，中國實施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原有的重男輕女現象，導致新生兒中男孩的數量大大多於女孩。中國的統計學家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性別比例失調的原因進行了研究，其中包括殺死女嬰、少報女性人口和選擇性墮胎等。現在他們公認選擇性別的墮胎已成為導致性別比例持續失調的最重要原因。

心理學家早就了解到，犯罪行為主要集中於15至30歲的男性之中。根據中國監獄管理局(Prison Administration Bureau)的數據，截至2003年年中，中國95.6%的犯人都是男性。

單身男性犯罪傾向較高，而中國又有數百萬男性無法成家，一個令人苦惱的社會問題就此產生。在對穆斯林國家所作的一項比較調查中，斯迪文·費希(Steven Fish)發現，大多數穆斯林國家都是男性比例偏高，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麵也存在著巨大差異，而且女性參政的比例也比較低。這些顯示婦女在社會中居於附屬地位的現象在中國、印度也同樣存在。費希指出，這種“男尊女卑”現象有可能斷送印度的民主製度，同樣也可能束縛中國崛起的腳步。凡樂麗·胡得遜(Valerie M. Hudson)和安得麗·鄧波兒(Andrea M. Den Boer)的觀點涉及到了更為廣泛的層麵，他們認為，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社會隻能通過強權政治來管理。他們最聳人聽聞的一個觀點是，像中國、印度這樣地位低下的年輕男性比例過大、性別比例失衡的社會，不但國內政局有可能不穩，甚至還有可能給國際社會造成動蕩。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去年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國新生兒的男女性別比例為117比100，而新生男孩和女孩的正常比例應在103-107比100之間。在江西、廣東、河南等省，男女新生兒的比例竟然超過了130比1。而在1990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新生兒的男女性別比例分別為111比100和108.5比100。中國媒體普遍報道說，如果目前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將有3,000萬至4,000萬男性找不到結婚對象。

李中清(James Lee)等人口史專家表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就是一個男女比例不協調的社會，因此當前這種“男多女少”的局麵或許並不值得憂慮。但中國性別比例失調的局麵已引起中國決策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在2004年有關人口、資源及環境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表示，解決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調是中國政府麵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並授權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啟動一項計劃，以期運用積極的引導政策促使性別比例朝著均衡化的方向發展。

如果上述努力收到一定成效，那麽男性過剩的局麵可能不會持續太長時間。在曆史上，中國大陸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台灣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均出現過短暫的性別比例失調問題。當時隻是許多男子找不到對象，但並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動蕩。不過，中國和印度過剩的男性數量尤為龐大，並已經引發了拐賣婦女等各種各樣令人頭疼的社會問題。這種局麵還會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幫助未婚男子尋找伴侶，或許還會迫使社會更加容忍同性戀及賣淫現象。

不過，即便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性別比例失調的局麵卻是木已成舟，而且勢必產生長遠的影響。產生自上世紀80年代的男女比例失調問題不久後就會對中國產生影響，因為1985年後出生的男性已經步入談婚論嫁的階段。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表示，即使新措施收效，到2020年時仍會有2,400萬男子隻能單身。

不過，人口的老齡化現象將有助於緩解性別比例失衡給社會穩定造成的不利影響。況且，過去20年間中國經濟已艱難渡過了轉型期，這個成就也給大家帶來了信心。

痛苦的社會及經濟改革：經濟結構的多元化、人口流動性的提高、國有企業的崗位精簡，再加上大量的年輕人，這些都為犯罪活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並促使中國的政治體製越來越向強權政治的方向發展。幸運的是，中國在成功應對這種艱難人口形勢的同時還實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隨著改革步入正軌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口步入老年，中國社會將變得更加平靜祥和，但在為老年人提供保障方麵，政府身上的重擔恐怕不會有絲毫減輕。


編者注：本文作者楊大力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政治學教授，著有《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