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63 --- 扯海外“中國問題專家”的淡

身在海外三年，看了聽了不少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的經評政論，印象中這些人的行為特點是：罵不絕口且樂此不疲，隻是罵完一通後，除了開出“民主改革”這個方子，別無它法。其實中國問題之多人所皆知，就是我等是不搞政治經濟的平民百姓也能隨意列出一籮筐。俗語說的好，“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身為海外華人學子精英為國出謀劃策，也算係國家之安危於一身，但光會對政府批評和發牢騷，卻提不出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建議和實施步驟是不夠的。

 

今天要辦好中國國內的事，可是要費些周折氣力的。民主的事很重要，但它是否是中國當今第一要事，則難有定論。如果從知識分子和有產階級的角度考慮，他們會要求中國立刻推行民主製度。但老實講，即使讓他們現在做了中國的最高決策者，這也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如果他們是尊紀守法的一員，他們會強烈要求嚴懲腐敗貪官；如果他們是農民，他們會強烈反對各種苛捐雜稅；如果他們是國企工人，他們會要求減緩國企改革以保障僅有的家庭收入；如果他們是政府雇員和官員，他們會要求政府在改革時考慮他們的即得利益；如果他們是軍隊一員，他們會強烈要求加大軍費以防患於未然；如果他們是股民和小商人，他們會要求政府立刻完善和嚴格執行各種金融規章製度來保障公平性；如果他們是老年人，他們會要求政府加大醫療和社保的投入；如果他們是落後地區的一員，他們會要求中央政府加大撥款脫離貧困，如此等等，這些都需要政府高層的精力和國庫裏的錢糧啊！中國的利益不就是這一個一個人的利益堆積起來的嗎？考慮這些人民的利益，難道本身不是民主先生們要追求的目標嗎？這十三億人的要求，用抽象的“民主”二字又如何去解決呢？

其實往中國的周邊看看，就有許多現成的前車足以讓我們鑒。俄國的那些喊錯口號、開錯藥方的學者從來沒有負過任何責任。敢問：俄國為什麽有了民主製度竟然比中國腐敗，那些富商們甚至開始壟斷國家政策了？而且這是在俄國的人均收入和教育水準高出中國很多的情況下發生的。敢問：那幾個民主了幾十年的東南亞國家和南美國家，一場經濟或金融風暴不也輕易吹垮他們嗎？敢問：今天的中國如果吃了這付良藥，最後倒在經濟或則政治改革的手術台上，有人關心我們這些海外華人嗎？我想不會，落井下石的人會很多，各式各樣的事後諸葛亮也很多，靠賣中國失敗故事當上教授、專家、學者的人則會更多。

再看看中國曆史，強漢、盛唐和大清，何以沒有民主怎麽也可以國富民強而光彩奪目？這裏並沒什麽高深莫測的東西，中國史上的這三個黃金時代皆是通過嚴格徹底的執行法律而成功的。尊紀守法靠上行下效，不尊紀守法也可以上行下效。想想文景二帝、太宗世民和康熙乾隆，哪一位不是勤政愛民，哪一位不是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卻行尊紀守法而使之上行下效通達，又有哪一位是靠說空話大話而讓國家達到大治的？其實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如此，他們行的是尊紀守法和上行下效，他們有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好法律製度和守法精神，不一定有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民主製度。南美的民主國家卻不然，隻有好的法律製度，沒有好的守法精神。

中國的法律並不算太差，好歹不少也是參考西方的，差的是有法但無律，因為“人治”問題，執行得不好，變通性太大。然而這是不是中國文化的深層問題，自然見仁見智。海外“中國問題專家”隻會空喊口號，空有熱情和憤情，搶著做憤青們的事，可是連憤青們都快失業了，他們卻連最基本的數據都拿不出，有了數據也不知道如何比較。美國人將自己的國家治理得不賴，卻常常連台灣西藏在地圖哪角落都找不到，更別說曆史了。白臉皮的言家政客們好象有本錢對中國指手畫腳，還相當理直氣壯；黃臉皮的海內外高談闊論者則亦步亦趨。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可要笑了，美國人說中國問題，他們真懂嗎？

說話往往容易，做起來卻不易，“拿來主義”很好，可好東西抄的過程中難免會走調。就象部隊急行軍中傳口令鬧出的笑話：營長傳的是“加快步伐，注意周圍情況”，傳到了最後一個兵可能是“注意了，周圍有很多好吃的”。即使一夜之間，中國實行民主多黨製，但中國的問題一個也沒有少，恐怕一些目前不太嚴重的問題還會來得更急更快。中國人的素質也依然如故，至少不會在一夜間升華了。不過也有不同之處。那就是，至少執政黨和領導人的負擔不必如此之重；因為政策搞錯了，罵還是照樣請罵，下次別選我就是，我已盡力了。而現在，國家的榮辱興亡總係於一身，還屢負罵名，真是太累。

 

有些專家說得不錯，經濟發展並不一定會自然形成民主，否則中國的三個黃金時代應該有民主的結局才對呀。所以民主不會自己走到中國的，中國人最終需要自己在機會適當的時候，有分寸地，溫和地和有序地穩步爭取。這二十多年來，中國雖仍不盡人意，但在言論和民主方麵還是有不少進步的，比較以下鄰居北朝鮮和中國的文革時期，就有答案了。

 

 

寫於2004年12月23日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