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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裏有句著名的論斷: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精要地概括了“任其自然,行住坐臥皆是佛“的度人命題。但佛教在中華大地的自度卻要花寫筆墨才能講個脈絡。
佛教傳入我中華,有其備受歡迎、勢不可擋的一麵,也有其屢遭阻撓、限製壓抑的一麵。翻閱史書,一麵是無數佞佛信佛的帝王將相、文人學士,他們醉心於佛法的博大精深;堅信佛教能陶冶人心,有助風化;更為果報之說和感應之跡而震撼。另一方麵,中國儒家正統的代言人之非佛者,前仆後繼,不絕如縷。在我看來,兩類人信佛不信佛的對立,無論他本人的身份是帝王還是百姓,實質前者站在重學術的知識分子立場上,後者站在重政治的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兩者的統一,反映了中國文化對佛教的要求和處置—— 歡迎、容納和吸收佛法的形上探索、信仰追求和道德戒律,以至偶像崇拜、禮儀習俗。
同儒家嚴密成熟的政治人倫觀念、製度和傳統相比,佛教參政的條件和手段太不具備了。曆史上,沙門法師直接參政的,很少有成功的,甚至很少有好下場的。真正明智自覺的僧人,無不抽身退步,避免直接參政。作為一種曆史趨勢,佛教唯一的道路,是通過百姓的日常薰習,促使人心向善,移風易俗而有功於國家,唯此方能避免政治上的排斥迫害,進而獲得統治者的支持。在經濟上,寺院僧團隻能在爭取檀越布施的同時,實行農耕、力爭自給自足,方能為以農立國的封建中國所接受。然而這一切外在的謀生方式,又絕不能幹擾和改變佛法信仰和理論特色,不能降低了佛家清淨無為、超然出世的形象和素質。
一句話,佛法自度之精髓,就在於全麵的生活化,在紅塵中看穿紅塵,在名利中不計名利,在生死中勘破生死!結果南宋以後的禪僧,則「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禮拜帝王,交通王公大臣、文人學士,宏化百姓。自此,才有了“蓋禪如春也,佛經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此一枝花,疏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為破顏者?
寫於2004年8月21日多倫多
佛曰:定能生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