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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試論新時期黨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光榮的七十年。在這近四分之三的世紀裏,在黨的領導下,我國曆史發生了空前深刻的變化;而與此同時,黨也由原來被壓迫的地位上升為執政的黨,由原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進入到擔負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曆史使命。曆史經驗表明,黨的隊伍及其建設的狀況,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有效地實施黨的領導作用這一決定中國革命和建設成敗的根本問題。今天,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加強執政黨的建設,對於實現新時期的曆史任務更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一

  無產階級政黨具有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曆史使命。它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黨的性質和使命決定了它必須嚴格地對待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問題。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曾把黨的建設與人民軍隊、統一戰線一起,概括為中國革命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並在這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個概括及其經驗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全國解放後,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麵臨著執政的嚴峻考驗。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執政時期的黨的建設,比起處在被壓迫的、非法狀態的黨的建設,更加複雜和艱巨。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要警惕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以及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的滋長,要警惕資產階級的捧場和糖衣炮彈的攻擊,就是預見到黨執政後的新環境和黨的建設麵臨的新課題。1951年在黨的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針對執政後的新情況,指出黨從過去的極端殘酷鬥爭的戰爭環境轉到和平環境,客觀的自然的限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在主觀上加強限製,提出更高更嚴的要求,否則,對於我們黨就是一種嚴重的危險。1956年黨的八大總結了執政以來的經驗,深刻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的同誌沾染上官僚主義,滋長驕傲自滿的情緒,因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比過去增長了。鄧小平同誌曾就這個問題尖銳地指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於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到黨的麵前。

  建國以來,我們黨經受了執政的考驗,黨的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同時又經曆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對黨的嚴重破壞,近些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黨的肌體的侵蝕,都充分說明執政黨建設麵臨著多麽艱巨、複雜的任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黨不僅麵臨執政的考驗,而且還要經受改革開放的考驗,嚴格地說,我們還缺乏在改革開放中加強執政黨建設的成熟經驗。因而,認真研究執政黨建設的規律,切實做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就顯得十分重要和突出。

  應當指出,當前我們黨和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時期。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的確立,已經初步顯示了它固有的優越性,這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是,作為一個新的社會製度,仍不可避免地表現了它還不夠成熟以及某些具體製度存在的弊端。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場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它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是具有關鍵性的一步,同時也直接影響著社會主義的曆史命運。我們黨的建設是在這樣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也就是執政和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所麵臨的外部和內部環境也就不能不具有新的特點。

  就外部條件而言,從總體上說,國際形勢是有利於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但同時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製度的對立和鬥爭又長期存在,來自外部的消極影響和威脅將長期存在。這首先表現在,國際形勢的緩和趨勢和國際反動勢力力圖顛覆、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貫性同時存在。應當著重看到,自從50年代初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政權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以來,這就成為戰後曆屆美國政府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根本性戰略。在這個基本點上他們是沒有淡化和退讓的。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確是歡迎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這固然有從世界政治格局考慮的一麵,希望保持一個穩定發展的中國,但就其終極的目的來說,則是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時機,促使這場改革朝著所謂政治多元化、自由市場經濟和接受西方價值觀念的方向發展。對於這一點,許多西方政要及其智囊人物都是毫不隱諱的。近些年來,由於種種原因,西方一些國家推行“和平演變”這一手越來越猖狂,而且在一些地區也頻頻得手。東歐一些國家的劇變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帝國主義是決不會就此止步的,它們的這種策略是會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長期的影響,也不能不增加我們執政黨建設的複雜性。應該看到,這種狀況的存在,會對黨內的一些人發生作用,那些不堅定分子是有可能屈服於國際的這種壓力的。極少數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知識精英”,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的鼓噪及其在那場政治風波中的惡劣表演,就是適應西方的需要,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麵的例證;其次,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這是必要的,也有利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會對我們黨的某些肌體產生消極作用;同時,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景象與我國現狀的反差,也有可能使一些人不能曆史地本質地分析問題,不是因此而增強自己的民族奮進感,甚至反而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錯覺,動搖了自己的信念。

  就國內環境而言,同過去戰爭年代殘酷的、惡劣的環境相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在戰爭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意味著要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而在執政的情況下做一個共產黨員,則不僅意味著獻身,而且還在實際上意味著一定的權利。這就是說,執政黨的地位,是會使一些黨員和黨的幹部不像過去那樣容易體現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如果共產黨員,特別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對此不謹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和監督,就有可能在群眾麵前作威作福,嚴重脫離群眾;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謀一己私利,以至蛻化變質。同時還應該看到,自從黨的戰略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以來,改革開放搞活的新環境,也給黨的建設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例如,我們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會在經濟生活中起作用,這對於那些抵製誘惑能力不強的黨員來說,就有可能滋長“金錢萬能”、“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忽視以至背離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又如,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新環境中,在黨的某些薄弱環節,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有可能侵入政治生活領域,使嚴肅的政治生活庸俗化、商品化;同時在這種新環境中,加上來自西方的消極影響的因素,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有可能腐蝕某些黨員、幹部的思想,這就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他們對社會主義現實的看法,等等。這些情況表明,在改革開放的新環境中,執政黨的建設確是麵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同時也給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複雜的環境和艱巨的任務,決定了必須不斷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擊退14國武裝幹涉之後,曾敏銳地看到在流血戰爭取勝之後,還會有不流血的戰爭,這就是帝國主義要用商業和投機倒把來進行這種戰爭,“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列寧滿懷信心地指出,依靠“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的意誌”,就一定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發動的這場不流血的戰爭。這段話今天讀來,仍然極富啟發和教益。我們在新時期黨的建設的主旨,也同樣是要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二

  近幾年來,黨風問題成為人們的一個熱門話題。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動亂精英”就是以反腐敗為借口,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之實。在他們那裏,反腐敗隻是一個陪襯,這已為大量事實所證明,然而這樣一個很容易揭穿的作為陪襯的口號,當時卻迷惑了那麽多群眾,這是值得我們深而思之。這裏,除了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這個根本原因外,還應當看到,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引起廣大群眾不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從反麵提示我們,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黨風問題確實是黨的建設麵臨的一個十分突出和重要的問題。

  我們黨是曆來重視黨風建設的。誠然,過去講黨風問題還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問題,而現在的黨風問題,則是一個關係到人心向背,決定黨的生死存亡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的問題。曆史經驗表明,敵人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但如果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蔓延開來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那麽,這種來自內部的危險就可能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對當時黨和國家機構中嚴重存在並日益發展的官僚主義現象,即主要表現為機構重疊,辦事拖拉,人浮於事,工作效率低下,文牘主義盛行,漠視群眾疾苦,營私舞弊等等,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和憂慮,他把這種官僚主義者斥之為“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並指出:“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麽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列寧曾以極大熱情同官僚主義現象進行鬥爭,並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發動人民群眾管理監督國家,切實反對和杜絕官僚主義,作為執政黨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及時強調了搞好黨風的重要性。1979年3月,鄧小平同誌就指出:“在目前的曆史轉變時期,問題堆積成山,工作百端待舉,加強黨的領導,端正黨的作風,具有決定的意義。”隨後,陳雲同誌也多次尖銳地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但是,這些年,由於種種原因,反對腐敗,整頓黨風的鬥爭不一貫、不堅決,成效不大,群眾不滿意。

  從表麵上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黨風問題,諸如近幾年惡性膨脹起來的貪汙盜竊、索賄受賄、營私舞弊、倒買倒賣、見利忘義、索取強要等等腐敗現象,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中的問題,但就其實質上說,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為在這些腐敗現象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肮髒的權力與金錢的交易,是一些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來撈取私利。這種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是剝削階級特有的現象,也是黨內腐敗現象的主要特點和實質性表現。應當肯定,在我們黨內,絕大多數黨員和黨員幹部是廉潔清正的,是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黨內的腐敗分子隻是少數。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這少數人的所作所為,無法無天,其危害之烈,影響之大,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損失,是決不能低估的。首先,它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和威望,破壞了黨群關係。我們黨所以能贏得億萬群眾衷心的愛戴和擁護,根本的原因在於黨是堅定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為群眾謀福利的。因而人民群眾對黨的期望很高,不能容忍黨內的腐敗現象。共產黨員如若背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就便失去了群眾。古人所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同樣是值得我們記取的;其次,嚴重破壞黨的組織紀律,損害黨的肌體,使黨有失去應有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危險。凡是腐敗現象嚴重存在的地方,必定組織渙散,紀律鬆弛,組織與組織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正當關係,變成相互利用的利害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又從何談起?如若允許這種狀況存在和蔓延,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便有被破壞、被改變的可能;再次,黨內腐敗現象的存在,必然助長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惡性發展,毒化整個社會空氣。這不僅影響、破壞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且歸根結底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建設;再其次,還應該看到,黨內的腐敗現象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對孿生兄弟,是天然的盟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嚴重地腐蝕了人們的靈魂,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的價值導向,使一些黨員和黨員幹部的黨性逐漸泯滅,熱衷於“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走上了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的腐敗道路。而黨內腐敗現象的嚴重存在,也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造成了一種適宜的土壤和成熟的氣候,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動亂中,那些官倒私倒、暴利獲得者同所謂“知識精英”一拍即合,緊密勾結,瘋狂地進行顛覆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活動,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兩者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係。從上述可知,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執政黨的黨風問題,已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而是確確實實地重接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實際問題。因而根治腐敗,搞好黨風,已成為新時期執政黨建設麵臨的一個刻不容緩的、必須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

  誠然,近幾年來黨內腐敗現象滋長、蔓延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它既有社會曆史方麵的原因,也有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方麵的原因;既有個人主觀意識方麵的原因,也有黨內生活不健全、黨的建設放鬆的原因。因而根治腐敗需要綜合治理,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黨在指導思想上是如何認識和對待這種腐敗現象,是否始終一貫地采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刹住黨內腐敗風。雖然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反腐敗鬥爭有過多次明確的深刻的論述,然而,在趙紫陽同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卻反其道而行之。在黨內存在如此嚴重問題的情況下,卻出現了黨的總書記不管黨這種在黨的曆史上少有的局麵。趙紫陽同誌針對黨內存在的腐敗問題提出的種種違背黨性原則的言論,諸如“腐敗不可避免論”、“幹部子弟經商平等論”、“經濟發展腐敗自然消失論”等等,曾在實際工作中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一時間,什麽發展商品經濟的起始階段,出現腐敗現象是難免的;什麽人均國民收入達到800美元時,腐敗現象就將自然消失等等奇談怪論,甚囂塵上。這種“腐敗不可避免論”的要害,主要還不在於這個命題本身,而在於利用這種不可避免論,對腐敗現象采取辯護、縱容的錯誤態度。這不僅為這股腐敗風提供了“理論根據”,而且勢必在實際工作中削弱以至取消對腐敗現象的鬥爭。正因為有趙紫陽同誌這個大保護傘,使前幾年腐畋現象愈演愈烈,也就真正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應當看到,在改革開放,廣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必然會在經濟領域中起作用,會帶來某種盲目性,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腐敗現象的滋生確有它難以避免的一麵。但是,這決不能成為為黨內腐敗現象開脫、辯護的理由,更不能因此而得出黨必然腐敗的荒謬結論。因為第一,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目的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為提高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創造條件,這同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的,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恩格斯曾指出,資本主義文明時代的完成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動機和情欲,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而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的、途徑和應當采取的相應措施,則完全可以避免也不需要采取這種“惡”的形式,同時也能夠防止和避免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犯罪劇增以及兩極分化等弊端的發生,使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同步實現;第二,腐敗是同黨的性質和宗旨,同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根本對立的,黨有必要也有能力抵製和克服腐敗現象。事實證明,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黨內健康力量是占主導地位的,在新的曆史時期,隻要黨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腐敗現象保持清醒的認識,加強黨的建設,嚴格黨規、黨法,從嚴治黨;隻要我們重視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斷提高黨員的素質,增強拒腐蝕、反腐敗的能力;隻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兩手抓”,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完善民主監督製度,我們就完全能夠限製和克服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黨在奪取政權的鬥爭年代,有許多共產黨人戰鬥在敵人的龍潭虎穴裏,有的身處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卻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本色。建國後的一個時期,黨麵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革命隊伍中少數人出現嚴重的蛻化變質傾向,通過“三反”、整黨等的鬥爭,保持了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央為堅決懲治腐敗采取了一係列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廣大人民群眾也從中看到了希望。這一切表明,我們黨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戰勝客觀環境的消極影響,清除自身的汙垢,永遠保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毫無疑問,在改革開放、廣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中,黨的建設將麵臨著嚴峻的考驗。我們必須樹立持久作戰的思想,把拒腐蝕、反腐敗,端正黨風的鬥爭貫串於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之中。如同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改革開放搞多久,同黨內腐敗現象的鬥爭就要進行多久。

  三

  新時期的黨的建設,不僅要堅持我們黨的曆史上形成的比較完備的、成熟的關於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的基本理論和原則,同時還要善於發現和研究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探索和完善黨的建設,特別是執政黨建設的理論,把黨的自身建設的學說推向前進。

  新時期黨的建設涉及的方麵很廣,有許多理論問題需要深入的探討。諸如:關於堅持和完善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作用;關於健全和完善黨的民主集中製;關於黨風建設;關於正確開展黨內鬥爭,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論述。這裏,僅就與黨風建設有關的幾個問題作一些探討。

  第一,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路線,是搞好黨風建設和整個黨的建設的根本保證。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就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指明黨的建設是同黨的政治路線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黨的政治路線正確,黨的建設、黨的事業就前進;反過來說,黨的建設愈前進,黨就愈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而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麵的黨風問題,也就自然同黨的政治路線緊密相關。這是黨的建設的一條重要規律。曆史經驗告訴我們,要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的黨風,不僅要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作為指導,而且在實際工作中還要始終不渝地把這條正確路線貫徹下去。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於黨的政治路線和指導思想的錯誤,導致了黨的建設遭受嚴重挫折,黨風也遭到極大的摧殘,而極端利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泛濫就是它的明顯表現。文革十年為我們提供了黨的政治路線錯誤會導致黨的建設和黨風何等嚴重的破壞的深刻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形成了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中心內容的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這條基本路線,總結了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曆史經驗,確定了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總結了建國以來的基本經驗,以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無疑地,全麵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僅能夠正確地指導和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且也為黨的建設、端正黨風提供了根本保證。十多年來黨在各條戰線取得的巨大成就已對此作出了有力的證明。但不能否認,這十年來黨的工作也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失誤,就黨內來說,黨的思想、組織和作風嚴重不純的問題長期得不到根治,這就不能不影響黨的戰鬥力的發揮。為什麽在路線正確的情況下卻出現了這樣嚴重的問題呢?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一個時期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割裂了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隻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壓製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聲音,在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仍一個勁地要求“淡化”黨的領導作用,“淡化黨風”,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這就必然造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和腐敗現象蔓延的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的嚴重局麵。應該說,這是黨風不正問題長期得不到根本扭轉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也為我們提供了在正確路線確定之後,如果不能全麵地、一貫地貫徹執行,黨風建設也會受到損害的深刻教訓。

  我們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黨的建設同政治路線的關係,就要堅持兩條戰線的鬥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隻許反右不許反“左”,曾使我們吃了很大苦頭;而這些年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一些人隻片麵強調反“左”,否認資產階級由化的存在,否認反自由化鬥爭的必要性。這兩種片麵性的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它們可能造成的危害卻是共同的。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同誌就曾指出:“不少同誌片麵地總結曆史經驗,認為一講思想鬥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極端。在對錯誤傾向、壞人壞事作思想鬥爭和組織處理的問題上,這些年來黨內確實滋長了過分容忍、優柔寡斷、畏難手軟、息事寧人的情緒,這就放鬆了黨的紀律,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這確是一語中的,深刻揭示了近幾年黨內存在的問題的實質,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第二,關於民主監督問題。建立和健全切實有效的民主監督製度,是執政黨建設,也就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課題,同時也是從根本上扭轉黨內不正之風的重要保證。1957年鄧小平同誌在《共產黨員要接受監督》一文中就指出:“隻要黨和黨員不脫離群眾,隻要黨和黨員接受監督,隻要黨和黨員虛心學習,隻要黨和黨員不斷地進行工作,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我們黨就一定能同過去領導革命取得勝利一樣,順利地領導國家建設。”深刻地闡明了黨必須接受監督同實現黨的領導之間的關係,並且把黨必須接受監督同黨必須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問題聯係起來。建國後;我們黨就提出了對執政黨的監督問題,並相應地製定了許多措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認真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教訓,把擴大民主、健全監督體製作為重要的改革措施逐步付諸實施,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從已有的監督措施真正實現到監督製度化程序化的建設,從暢通監督渠道到監督意識的普及等方麵,仍有很大差距。監督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證,這不能不是黨內諸多問題存在而長期得不到糾正的一個重要原因。

  監督有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兩個方麵,而關鍵是黨內監督。作為執政黨,如果黨內不能實現有效的監督,那麽社會的監督包括民主黨派的監督也就是難以真正實現的。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動亂的發生,是同對黨內那些以“反對派”自居、肆意詆毀黨的綱領、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及黨內極少數腐敗分子,缺乏必要的監督和處置分不開的。結果,姑息養奸,養癰遺患,釀成大禍。這個教訓是很深刻的。它從反麵說明建立嚴格的黨內監督製度,並且要真正落到實處的重要性。黨對黨員的監督要嚴格一些,對黨員領導幹部應該更嚴格一些。在黨內應該形成一種規矩和風氣,凡是要求全黨做到的黨規黨法,領導幹部要首先做到,中央要做出表率,並有切實的製度加以製約和監督。要真正發揮黨的監督機關的作用,從製度上保證一級紀檢部門既接受同級黨委領導又真正對上級領導機關負責,以使它切實地具有對同級黨委實行監督的機製。

  第三,關於增強黨性,提高黨員素質問題。黨員和黨的幹部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專業方麵的素質,都要同黨的政治任務的要求相適應,這是直接關係到黨的性質和黨的事業發展前途的。因而增強黨性,提高黨員素質,是黨的建設的基礎,也是轉變黨風的重要一環。

  列寧曾指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隻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而注意提高黨員質量和清洗‘混進黨裏來的人同時還采取措施來清洗黨內那些隻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願肩負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重擔的人”;“隻讓有覺悟的真正忠於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保證黨員的質量,是列寧建黨原則的重要體現,它也為執政黨建設指明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我們黨的曆史同樣表明,隻有不斷提高黨員的素質,才能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和旺盛的戰鬥力,堅持黨的優良傳統和良好的黨風。

  著重從思想上建黨,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則。在新的曆史時期,更要堅持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教育,注意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與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員的思想修養、理論修養和組織修養。使黨員具有堅強的黨性,這是提高黨員素質的根本保證。在當前,要加強對黨員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使黨員真正懂得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也是每個黨員必須履行的神聖職責;要用共產主義思想體係來理解黨在現階段的政策,要用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使黨員具有很強的抵製各種腐朽思想以及各種誘惑的能力。

  要提高黨員的素質,還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嚴格黨的組織紀律,正確貫徹黨的民主集中製。要嚴格入黨條件,切實防止“不同政見者”和各種腐畋分子混入黨內,並堅決把那些掛著共產黨員招牌而反對共產黨的分子、腐敗分子從黨內清除出去,純潔黨的組織。

  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平息之後,鄧小平同誌曾語重心長地對中央領導同誌說常委的同誌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這是如實地指明了黨內的狀況,寄托了老一輩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我們深信,隻要全黨痛下決心,認真貫徹從嚴治黨的方針,切實加強黨的建設,我們黨就一定會建設得更加堅強,使黨的事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晉陽學刊》,1991〈4〉;收入《勝利的旗幟 光輝的曆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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