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問道集

第二十二章 必須堅持和改善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七十周年的偉大節日。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是近現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的正確選擇。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黨的領導地位已莊嚴地載入國家憲法，成為人民共和國立國原則的一個核心內容，成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這無疑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任何否定或反對黨的領導的企圖都是違背我國社會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願望的，都是錯誤的。

　　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是辯證的統一。在新的曆史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完善黨的領導，目的是使黨成為領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堅強堡壘。因而正確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需要。

　　一

　　中國革命必須由共產黨領導，是同近代中國社會隻能走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曆史發展道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麵對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的險惡情勢，在愛國拯民情懷的激勵下，開始了對曆史的思考，尋求強國富民的真理和方案。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在近80年的時間裏，先進的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所能作出的回答就是：學習西方，走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為此，他們組織團體和政黨，進行改良的或革命的各種形式的鬥爭。

　　從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來看，走資本主義道路確是近代中國社會所需要的。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相比無疑是一種曆史進步，是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在近代中國，仿效西方，要求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客觀上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當時的中國人向西方國家尋找救國真理和實施方案的態度也是熱烈而真誠的，然而從太平天國、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等具有民族民主運動性質的實際鬥爭卻屢屢失敗。中國依然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沒有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究竟應當怎樣解釋這樣一個曆史現象？其實道理很簡單：雖然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還是惟一可供中國人民選擇的出路，但近代的中國已經失去了實現這一方案的機緣，這就是說，中國已不具備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種條件。就外部條件而言，在資本帝國主義已經控製了中國的情勢下，它們是決不會允許這個偌大的推銷商品、掠奪原料的基地因獨立發展資本主義而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的。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總是首先遭到帝國主義的反對和絞殺，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國內來說，最主要的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過於軟弱，不具備戰勝國內外強大敵人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氣，難以承擔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中國人民在近代進行的漫長而痛苦的探索和奮鬥的失敗，充分說明了這一嚴酷的現實。

　　近80年舊民主主義革命為我們提供的最主要的曆史經驗，就是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民救國自強的有效武器，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革命需要新的指導思想和新的領導階級。這是曆史的要求，曆史的呼喚。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五四時期一代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新的探索和思考，而十月革命的勝利為這種探索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大體上都經曆了由學習西方轉向學習革命的俄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思想變化和新的抉擇的過程。李大釗曾經是一位熱烈的民主主義者，謳歌過民主共和政治，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國”，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其實際內容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現實生活很快使這種理想的夢幻破滅，使他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並以此為始點轉而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陳獨秀原來的政治理想也是要“建設西洋式的新社會新國家”，這時也認識到要用這種共和政治“來造成多數人幸福，簡直是妄想”。正是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和國內無產階級已經壯大這一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應該說，黨的產生是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如果不具備這種曆史條件，無產階級政黨的出現和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事實證明，隻有擁有新的階級基礎和新的理論武器的黨，才有能力領導人民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真正獨立富強的新中國。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早期共產主義者對中國國情還缺乏深刻理解，往往把社會主義作為直接爭取的目標提出。隨著黨的實際運動的展開，隨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國情的了解逐步深入，黨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現階級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這個革命要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社會主義為前途，在國際上聯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這個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民主革命綱領正確地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既適合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又具備了實現的主客觀條件，把需要和可能有機地統一起來，避免了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屢遭失敗的命運，把民主革命引向勝利，從而開辟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中國人民解放之路，也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雖然近代中國曆史已經判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把國家引上獨立富強的道路，但在共產黨成立後的一個長時間裏，發展資本主義的要求還是被一些人一再地提了出來。蔣介石上台的時候就曾作了“惠工保商”的許諾，當時也有人鼓吹基馬爾主義，似乎蔣介石能夠領導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但這正如一位外國史學家所說國民黨欲使中國通過反革命道路成為現代國家的努力，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則長期倡導第三條道路，即中間路線。這條路線的基本內容就是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資本主義得到自由的、充分的發展。這個主張曾經被一些中間人士長期宣傳過，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間裏，達到了一個高潮。當時一位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就明確提出要建設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即”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政治上應當實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必須使政權掌握在多數平民手裏，決不可為少數特權階級所獨占“；所謂”薪資本主義的經濟，他雖然提出要采取進步的社會政策革除資本主義的弊端，但要“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優點以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工業化。”這是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戰後一個時期雖然出現了有利於中間路線活躍的特定曆史條件，然而這時的中國仍然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蔣介石連民主個人主義者要求的民主自由都不給，所謂中間路線的中間派立場實際上也是辦不到的。如像民盟的主要部分是由三黨三派組成，其中的青年黨和民社黨這時先後離開民盟而追隨了國民黨，而民盟的絕大部分則同共產黨合作，參加反獨裁反內戰的鬥爭。蔣介石集團寧可讓中間派的改良幻想破滅，也不願再要一層“民主”的偽裝。他們攻擊民盟是“中共的尾巴，是”奸盟，對民主人士進行恐嚇、逮捕以至暗殺，並最後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事實說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決不允許中間勢力走一條獨立的中間路線的。

　　中國近現代曆史經驗一而再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除共產黨之外的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把中國引上獨立富強的道路。如果說，鴉片戰爭以來80年中國革命鬥爭的曆史經驗教訓以及自身的體驗，使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順應新的曆史潮流，作出了“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的新的抉擇，使他在晚年實現了偉大的思想轉變；那麽，五四運動以後30年的鬥爭中，許多持中間立場的民主人士也在政治實踐中提高了曆史的自覺性，摒棄了以發展資本主義為重要內涵的中間路線。民盟在1948年初召開三中全會宣布恢複活動的時候，就明確提出在是非曲直之間是不能中立的，表示堅決站在人民的民主這一邊，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隨後廣大民主人士熱烈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紛紛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建新中國的工作。百流匯巨川。中國走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曆史的要求和選擇，它也就必然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

　　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是同近代中國依據自己特殊的曆史、社會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道路分不開的。正是這一選擇，從根本上扭轉了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展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樸素的真理，是中國人民經過漫長而曲折的探索得出的科學結論。

　　既然隻有社會主義才是實現國家獨立富強的惟一可能、惟一正確的選擇，那麽，社會主義事業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我們知道，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它是以往曆史上不同剝削製度更替的變革所不能比擬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的核心，是要建立和發展公有製，最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這些不但同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對立，也是農民階級不可能提出的，而同無產階級的階級要求則是相一致的。也正因為這樣，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都不可能是自發的，而是要通過自覺的行動，依據曆史發展的要求，戰勝艱難險阻和一切敵對力量，通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取得勝利。這一切都說明，社會主義隻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實現並堅持下去，如若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一個光明的、有希望的中國。

　　二

　　新中國40多年來取得的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表明黨不僅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而且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把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

　　然而，前些年，那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精英”們，在否定黨的領導的曆史必然性的同時，還熱衷於醜化、詆毀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曆史。他們一筆抹煞建國4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否定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從而為他們改變國家製度的企圖製造所謂“事實”的根據。如何估量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是直接關係到現實的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此我們有必要給予科學的回答。

　　如前所述，把貧窮苦難的中國變成為富強昌盛的中國，是近百年來無數仁人誌士夢寐以求的美好而崇高的理想，然而這個願望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逐步地成為現實。如果說帝國主義的長期掠奪、侵略是舊中國貧窮落後的一個重要根源，那麽是在黨的領導下才永遠結束了這種屈辱難堪的曆史，實現並維護了真正的民族獨立，從而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如果說舊中國腐朽落後的社會製度造成對外無力抵禦強權、對內失去了民族凝聚能力，那麽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基本上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製度，形成了新型的人與人的關係，使我國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具有空前強盛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從而為國家的繁榮昌盛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新中國是在一個破爛不堪、滿目瘡痍的地基上艱難起步的。黨領導中國人民走過的40多年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雖然經曆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曲折，但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方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40多年的艱苦奮鬥，在中國大地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按國際通行的工業行業分類，除核電工業正在創建外，其餘500多個行業我國均已建立。這種門類比較齊全的、比較現代化的工業體係的建立，就為今後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1989年，扣除物價因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比1949年增長了18.8倍，國民收入增長了17倍。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鋼由1949年占世界的第26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原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1位，原油由第27位上升到第4位，發電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4位。在耕地僅占世界的7%卻要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情況下，農業總產值和糧食、棉花等產量都達到世界第一位，基本上解決了11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我國的科技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已經擁有一支實力雄厚的科技隊伍。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迅速發展，到1990年，已經有76%以上的縣普及小學教育，多數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初步形成多層次、多形式、學科門類比較齊全的體係。據專家測算，我國綜合國力1949年居世界第13位，1989年上升到第6位，充分顯示了我國總體實力的極大增強。這一切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說：“不管怎麽樣，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已經得到了證明，不過還要證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們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後的大量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製度優於資本主義製度。”

　　當然，在當今世界兩種社會製度並存的情況下，人們對自己的國家不僅要作曆史的縱向比較，而且要同外部世界作橫向比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比較才有鑒別，但這種比較應當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我們作橫向比較的目的，是既要看到自己的長處和進步，增強民族自信心，又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激勵我們民族的奮進心，善於學習外國先進的和有用的東西，盡快縮短同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水平上的差距；而決不是要比出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須知一個妄自菲薄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比較還要有正確的方法。有人隻是用一些表麵的、片麵的材料，甚至把兩個不可比的事物強拉在一起，想通過這樣簡單的類比，來證明其預先設想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不是科學的比較研究。因為它違背了比較研究必須遵循的對象的等同化的原則，其結論也就必然不符合客觀實際。如就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我們同它們之間就有著許多不可比的因素。一般地說，這些國家是經過了一百年到三四百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曆程，生產力的發展才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而我國曆史發展有很大特殊性，社會主義建設也還隻有40多年。建國初期的1950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僅28美元，而同期美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746美元，英國為687美元，分別相當於我國的62.3倍和24.5倍，曆史造成的這樣大的差距怎麽可能要求在短期內馬上消除呢？因而以我國與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作簡單的類比，就輕率地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顯然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當然，在經濟發展的速度方麵，我們同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可比的。據統計，1951—1980年間，我國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2.5%；在這期間，美國為4%，西德為5.8%，法國為5%，英國為2.3%，日本為11.5%，都低於中國。同期我國農業產值年均增長4%，而法國、英國、西德和美國則分別為2.5%、2.3%、1.9%、1.6%，也都不及中國。1981—1986年間，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9.8%，而美、日、英、法四國分別為3%、3.7%、2%、1.6%。就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這個最重要的客觀標準來看，以上的對比確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同時也說明隻要我們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依靠中國人民的力量，逐步縮短曆史造成的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是完全可能的。

　　還需要指出，既然有些人是要通過橫向比較來判定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優劣，那就需要作全麵的分析。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體係，包括少數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戰後絕大多數獨立國家都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搞私有製，結果無論是國民經濟的總體實力還是經濟發展的速度，都不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一書中寫道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並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並沒有挨餓，道路旁和街道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並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

　　值得注意的，印度和中國是東方兩個大國，有著相似的國情，近代又有大體相同的曆史命運，獨立後兩國沿著不同的發展道路建設自己的國家。西方許多學者都認為這是兩個有很大可比性的國家。原來印度的底子和某些客觀條件略強於中國，經過了三四十年的發展，雖然兩國在各方麵都取得相當的成就，但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印度。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對中印兩國1952—1976年的經濟發展作了比較，中國在這期間年均經濟增長率是6%到7%，按人均計算等於印度的2至3倍。由於印度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社會貧富懸殊現象，據印度官方估計，60年代初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占全國人口的38%，即1.6億人，而到80年代初已上升到48.4%，即3億多人。這種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結果的對比是十分明顯的。戰後中國如果選擇資本主義道路（姑且不論它是否走得通），僅就經濟發展來說今天至多也隻是處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而兩極分化、多數人貧困破產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這決不是我們民族複興和國家富強之路。

　　無論縱向或橫向的比較，都可以清楚地顯示新中國40多年來的進步與發展。事實充分證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麵貌，而這個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如果否定了4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隻有尊重客觀事實，才有可能認識客觀真理。

　　誠然，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有過曲折和失誤，有的還是很嚴重的。搞自由化的人對此則加以渲染、誇大，以作為否定黨的領導的依據，有些人也因此而動搖了對黨的領導的信念。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一種新的社會製度從產生到它的運行機製成熟，都不能不經曆痛苦、曲折的鬥爭和發展過程。資本主義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曲折和失誤，特別是帶給人類的災難難道還少嗎？與我們不同的是，它們的失誤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內在矛盾決定的。即使資本主義世界利用了戰後的和平環境，利用了科學技術新成果，在少數國家達到今天這樣發達的水平，也還是不能完全擺脫與資本主義經濟相伴隨的危機和動蕩。而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人類曆史上最深刻的變革，到現今它還處在幼年或青年時期，新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還不成熟、不完善。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人口眾多、情況複雜的國度裏，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麽樣的社會主義問題上，不能不經曆一個探索、實踐和經驗積累的過程。由於我們對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還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實踐中還可能出現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相脫節的現象，這就會導致工作上的失誤。同時，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建立不久，某些具體的環節還存在缺陷，加上其他因素，也容易使我們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些情況說明，我們的失誤，並不是由於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產生的，而主要是由於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還缺乏正確認識所引起的。我們科學地分析所犯錯誤的原因、性質，就有可能對新中國的曆史作出正確的評價。應當肯定，盡管我們在40多年中犯過若幹錯誤，有過挫折，但從總體上說，黨在這個曆史時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給人民帶來了福利，這是有目共睹的，就連國外敵視社會主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的。

　　既然在實踐中的失誤有著某種不可避免性，那麽重要的是對失誤所取的態度。這是衡量一個鄭重的、對人民負責的黨的重要尺度。事實上，我們黨從來不回避和原宥自己的錯誤，而是勇於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對於領導如此偉大而艱巨的事業的黨來說，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都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因為革命和建設事業都不可能走一條筆直而平坦的大道，所以曲折的經曆也就成為達到理想境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知道，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犯過兩次嚴重的錯誤，經曆過兩次重大的挫折，而黨正是在總結曆史經驗包括正麵和反麵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成熟起來，使全黨對民主革命的規律有了深刻的、統一的認識，有了一條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從而保證了民主革命的輝煌勝利。在社會主義時期我們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經曆的嚴重挫折，也使我們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這對我們逐步加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認識都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沒有這兩方麵經驗的積累和比較，我們就很難提出並較順利地逐步解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任務，也很難取得改革開放十多年來這樣重大的成就。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錯誤並不是純消極的東西，如果能夠正確地總結經驗，錯誤就會成為正確的先導。很明顯，如果因為我們黨在領導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偉大而艱巨的事業中發生過一些挫折和失誤，就悲觀失望以至懷疑和否定黨的領導，就試圖離開社會主義的方向去另謀出路，這無疑是一種政治上的幼稚和短視，曆史將證明這是完全錯誤的。

　　今天，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處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曆史時期。我們仍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在這種希望與困難並存的情勢下，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對於推進和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三

　　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是辯證的統一，而這二者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所要求的。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是黨要善於領導；要不斷地改善領導，才能加強領導。”這就是說，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

　　黨的曆史經驗表明，黨的建設的狀況如何，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有效地實現黨的領導作用這一決定中國革命和建設成敗的根本問題。而作為執政黨建設的任務，就是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統一，組織上更加鞏固，能夠團結並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在一定意義上，執政地位的黨的建設，比起處在非法的、受壓迫狀態的黨的建設，或換句話說，也就是和平時期的黨的建設，比起戰爭時期的黨的建設，是更加艱巨，更加困難，因而也更加重要。這不僅是因為執政黨的建設是十月革命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麵臨的一個新課題，而且也是由執政的地位及其麵臨的新情況所決定的。

　　在革命戰爭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意味著要隨時準備為事業獻身；而執政後做一名共產黨員，則不僅意味著獻身，而且還意味著一定的權利，他可以用手中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也可以權謀取一己的私利。這就是說執政黨的地位，以及各種條件的製約，使一些黨員和黨的幹部不像過去那樣容易體現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如果對此不警惕、不自覺，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和監督，就有可能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甚至蛻化變質。而且，自從黨的戰略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以來，改革、開放、搞活的新環境，也給黨的建設帶來了新情況、新問題。譬如，我們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會在經濟生活中起作用，這就有可能使一些黨員滋長“金錢萬能”、“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忽視以至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又如，商品交換原則會影響以至侵入黨內政治生活領域，侵蝕某些黨員、幹部的思想，使他們動搖以至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再如，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新環境中，加上來自境外的消極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會腐蝕某些黨員、幹部的思想，使極端利己主義大大膨脹起來，這就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等等。同時還應該看到，西方的“和平演變”策略已成為它們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根本性戰略，他們往往利用我們麵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加緊其滲透活動，而這種活動會在我們內部得到一些人的響應。所以，執政的地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以及西方“和平演變”的攻勢，反映了黨在新的曆史時期麵臨著新的考驗，說明了執政黨建設的複雜性和嚴峻性。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黨的建設麵臨的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是黨風問題。本來，黨在執政的條件下，注重黨風問題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在1989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中有那麽多群眾卷入，除了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這個根本原因外，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即黨風問題引起廣大群眾不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同誌曾指出，在這場風波中，口號比較集中的是反腐敗。當然，這個口號是他們的一個陪襯，其目的是用反腐敗來蠱惑人心。一定要把黨內外廣大群眾對清除腐敗的正當要求，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以“反腐畋”為名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行區別開來。勿庸諱言，近些年來，在我們黨內的部分幹部中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為政不廉、以權謀私的問題，這種腐敗現象引起群眾的不滿是理所當然的。因而，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密切黨和群眾的關係，黨風治理和黨風建設的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並加以深入的探討。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在自身的建設中，是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的。把黨的作風建設作為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一個重要方麵，並形成了係統的黨風建設的理論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是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征和偉大創造。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同誌進一步總結了黨風建設的曆史經驗，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具備的三大優良作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並指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由此可見，黨風並不僅僅指黨的一般工作作風或思想作風，而且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黨性和世界觀的重要體現，是黨的形象和共產黨人的特有品格的表現。因而黨風的實質，從根本上說，是黨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隻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隻有黨風搞好了，黨才能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愛戴和信任。所以，毛澤東同誌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把黨風問題同黨的興衰成敗聯係在一起，而對曾在黨內盛行一時的主觀主義的惡劣作風斥之為黨和人民的大敵，認定“隻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如果說，在黨執政之前，我們講無產階級政黨的黨風還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問題，那麽，今天的黨風問題，已是一個關係到人心向背，決定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曆史經驗告訴我們，敵人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但如果黨執政後腐敗現象蔓延開來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這來自內部的危險就會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對當時黨和國家機關中嚴重存在並日益發展的官僚主義現象，極為惱怒和憂慮，把這種官僚主義者斥之為“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並指出：“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麽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這裏，列寧實際上已敏銳地指出了執政黨黨風問題的嚴重性。在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前後，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同誌都對執政黨的黨風問題作過深刻的論述，特別是陳雲同誌在新的曆史時期提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一重要觀點，深刻揭示了問題的實質，這在今天已成為全黨同誌的共識。

　　從表麵上看，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出現的黨風問題，主要是表現在經濟領域中諸如貪汙盜竊、索賄受賄、倒買倒賣、營私舞弊等問題，但在實質上，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為在這些腐敗現象的背後，隱藏著一種肮髒的權與錢的交易，是一些黨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撈取私利。這種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是腐畋現象的主要特點和實質性表現。雖然黨內的腐敗分子隻是少數，但必須看到，這少數人的所作所為，無法無天，其危害之烈，影響之大，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損失，是決不能低估的。首先，它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和威望，破壞了黨群關係。我們黨所以能贏得億萬群眾衷心的愛戴和擁護，根本的原因在於黨堅定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為群眾謀福利。因而人民群眾對黨的期望很高，不能容忍黨內的腐敗現象。共產黨員如若背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就失去了群眾；其次，它嚴重破壞黨的組織紀律，損害黨的肌體，使黨有失去應有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危險；再次，黨內腐敗現象的存在，必然會促使社會上的不正之風惡性發展，毒化整個社會空氣。這不僅影響、破壞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而且歸根結底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建設。所以，這種腐畋現象不僅是同黨的性質、宗旨根本對立的，而且也是與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能相容的。

　　誠然，近些年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它既有社會曆史方麵的原因，也有現實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麵的原因；既有個人主觀意識方麵的原因，也有黨內生活不健全、黨的建設放鬆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對我們黨的侵蝕，雖然極少數的腐敗分子是新生的，但歸根結底仍是舊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遺留的產物，因為導致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恰恰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應當看到，這幾年腐敗現象在一定範圍的蔓延，是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密切相關的。那些頑固堅持自由化立場的人是那樣放肆地攻擊、否定黨的優良傳統，連一心為公、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情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成了他們嘲弄和批判的對象，而他們竭力宣揚的極端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價值導向，則嚴重地腐蝕了人們的靈魂，使一些黨員、黨員幹部的黨性逐漸泯滅，走上了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的腐敗道路。這就深刻地告訴我們，敵對勢力是非常重視意識形態方麵工作的，他們力圖用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價值觀來瓦解共產黨的隊伍，使它失去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作用。不僅國內搞自由化的人是這樣做的，而且這也是西方反共勢力注重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所謂“攻心戰”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企圖。這是值得我們嚴重警惕和認真對付的。所以，對於腐敗的滋生和蔓延，必須如實地把它看作是新時期階級鬥爭的一個現象，必須堅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給予正確的說明。總之，我們要從腐蝕與反腐蝕、“和平演變”與反對“和平演變”鬥爭的高度，來對待和推進當前正在開展的懲治腐敗、加強廉政建設的工作。

　　這裏有必要指出，在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必然會在經濟領域中起作用，會帶來某種盲目性，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腐敗現象的滋生確有它難以避免的一麵。但是，這決不能成為為黨內腐敗現象開脫、辯護的理由，更不能因此得出黨必然腐敗的荒謬結論。因為第一，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目的是發展生產力，為提高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創造條件，這同建立在私有製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恩格斯曾指出，資本主義文明時代的完成，“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動機和情欲，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秉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則完全可以避免也不需要采取這種“惡”的形式，也能夠防止和避免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犯罪劇增等弊端的發生。第二，腐敗是同黨的性質、宗旨，同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根本對立的，黨有必要而且也有能力抵製和克服腐敗現象。事實證明，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數黨員和黨員幹部是廉潔清正、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隻要黨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腐敗現象保持清醒的認識，加強黨的建設，嚴格黨規黨法，從嚴治黨；隻要我們重視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斷提高黨員的素質，增強分辨是非和拒腐蝕、反腐敗的能力；隻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兩手抓”，克服“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完善民主監督製度，我們就能夠克服或限製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黨在奪取政權的鬥爭年代，有許多共產黨人戰鬥在敵人的龍潭虎穴裏，有的身處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卻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本色。建國後的一個時期，黨麵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通過“三反”、整黨等的鬥爭，保持了艱苦奮鬥的傳統，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信任。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央為堅決懲治腐敗采取了一係列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廣大群眾也從中看到了希望。這一切表明，我們黨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戰勝客觀環境的消極影響，清除自身的汙垢，永遠保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是在一個經濟文化極端落後，主要群眾是農民的國度裏，並且又長期處在分散的遊擊戰爭環境中，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的黨，從而保證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在執政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也一定能夠通過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始終堅持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維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純潔性，並且善於根據新的情況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把我們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光榮的七十年。黨的全部曆史給了我們這樣一個信心：隻要有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作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任何艱難險阻、驚濤駭浪都會被克服被戰勝，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一定會取得輝煌勝利。

　　（《高校理論戰線》，1991〈3〉；收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津出版社；《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世紀轉換中的馬克思主義》，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