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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為什麽要造反

　　問題的案實在簡單不過：因為他們活不下去。但真的要探究下去，問題並非“活不下去”四個字這麽簡單。我們真正要弄清楚的是：他們為什麽活不下去，為什麽過了若幹的時間，他們總會宿命般地遇到一次整體活不下去的厄運？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社會發展，始終沒有擺脫周期律的宿命。這個周期律是指社會混亂、戰亂的周期性。

　　一個王朝在混亂、混戰中建立，短暫的穩定後經過一個瓶頸，繁榮安定一個時期，甚至呈現某某“盛世”，再衰敗、混亂、崩潰。又一個王朝在混亂、混戰中建立……整個封建階段，中國曆史呈波浪式的前進，卻沒有螺旋式的上升。

　　把這種周期律叫做社會危機的周期性可能更恰當一些。

　　說起封建中國社會危機的周期性，不由得讓人想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周期性。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與中國封建社會危機的周期性，其表現形式驚人地相似。一是影響深而廣，社會生產遭到破壞，社會財富遭到毀滅，甚至導致世界大戰。二是都要經過四個階段。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要經過危機、蕭條、複蘇、高漲（二戰後表現為滯漲）四個階段。封建中國的社會危機要經過混亂、瓶頸、發展、繁榮四個階段，分別對應於經濟危機的危機、蕭條、複蘇、高漲階段。

　　以西漢王朝為例，從秦末陳勝吳廣起義至漢王朝建立（公元前209—前202年）為混亂階段。劉邦、呂雉誅殺功臣至“七王”之亂（公元前202—前154年）為瓶頸階段。“文景之治”（公元前179—前140年）為發展階段。漢武帝驅逐匈奴，開邊拓土至“昭宣中興”（公元前140—前48年）為繁榮階段。王莽篡權改製（公元9年）是下一個危機（赤眉、綠林起義）的開始。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朝代都能像西漢一樣人為地將一個周期的階段劃分得如此清晰，但如此這般的大致脈絡還是存在的。

　　其實，封建中國的社會危機本質上就是經濟危機。不過封建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是生產相對過剩，而是生產絕對不足，最終導致社會混亂、戰亂。這種經濟危機的強度、深度遠遠超出經濟的範疇，我們把它稱作社會危機恰當一些。

　　既然封建中國的社會危機與資本社會的經濟危機表現相似，隻是強度、深度不同，那麽，二者的根源是否也可以比較呢？——無論是類比還是對比。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學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特點有二：一是生產的社會化，二是生產資料（體現為資本）的私人占有。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是社會產品過剩——相對於社會成員的購買能力來說的過剩。

　　照理來說，既然產品都已經生產出來了，資本家應該把它賣出去才對呀，隻有這樣才能收回成本並賺到利潤。對單個產品來說，的確如此。但對所有行業和整個社會來說，如果所有的產品都能賣出去，必須滿足一個條件：社會成員手中握有的購買力等於社會總資本加利潤。

　　這就意味著，所有利潤轉移到社會成員手中，資本不能創造利潤，資本家（作為一個整體）得不到利潤。

　　這麽一來，資本就不叫資本，資本家也不叫資本家了，因為資本和資本家的本質和使命就是追逐利潤。如果資本被社會而不是資本家占有，社會化生產出來的產品就能全部賣出去，因為社會本身是不追逐利潤的。這樣的話，產品就不會過剩，經濟危機就不會發生。

　　所以，馬克思得出一個結論：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製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基本矛盾，因而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資本主義製度的根本缺陷和致命傷。

　　我們借用馬克思的方法來分析封建中國社會危機的周期性問題。既然封建中國的社會危機不可避免，伴隨封建製度始終，那麽，這種危機也應該是封建中國的某個基本社會矛盾引起的。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學說，社會基本矛盾有兩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第一個矛盾表現在封建中國，是生產的個體化與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私人占有製之間的矛盾。

　　這個矛盾是封建中國社會危機周期性的根源嗎？

　　封建中國的生產者主要是個體自耕農。封建農業生產的生產方式與社會化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正好相反：生產個體化。這些自耕農平時沒有聯絡，沒有組織，獨立分散，一盤散沙。單個或局部的自耕農難以保護自身的權益。原因是他們不願、不能建立自己的農民協會（這同樣涉及成本和技能的問題）與地主階級對話，也不能組織起集體的罷工。自耕農無法用非暴力手段表達階級的整體訴求，作為一個整體與土地所有者或統治者進行對話、談判。

　　自耕農作為一個整體，他們與土地所有者或統治者談判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器。農民手中的工具，要麽是鋤頭，要麽是刀槍。

　　農業社會裏，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料，是租、稅的主要來源。土地的私有，意味著土地所有權可以流轉（繼承、出讓、強占、買賣是所有權流轉的幾種常見形式，流轉就是所有權的轉移）。

　　財富是有限的，人的消費欲望和占有欲望是無限的。有剩餘產品的任何一個社會，財富都有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這是鐵一般的規律。貴族、官僚、豪強、富商利用手中的權和錢，正當不正當地、合法不合法地、瘋狂地兼並自耕農的土地。

　　土地嚴重兼並的結果，一是大批自耕農破產，流離失所，無法用鋤頭謀生，隻好拿起刀槍求生。二是本該由自耕農繳給國家的稅收，被大地主截留（地主兼並土地以後，單位土地麵積繳給國家的租稅肯定比自耕農所交的要少甚至一點也不上交，否則，兼並土地就失去了意義。大地主截留本應該由自耕農繳給國家的部分或全部租稅，相當於資本家從工人身上獲取的超額利潤），導致國庫空虛，國家財政破產，行政運轉失靈。

　　土地嚴重兼並的上述兩個後果，再加上天災人禍、民族戰爭這樣的一些什麽導火索，混亂、混戰就開始了。

　　這種狀況，對農民來說，是天災人禍。對國家來說，是天災“銀”禍——不是錢太多，而是錢太少，即財政危機。農民沒飯吃，政府沒有錢，正式一點的說法是，農民破產，政府也破產，其結果就是一個字——亂。

　　這樣看來，生產的個體化和土地私人占有，確實是導致農民周期性整體破產，從而導致社會危機周期性爆發的結構性因素因素了。

　　其實，兩千年前偉大而又愚蠢、可愛而又可悲的改革家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也可能對這個問題有類似的分析和理解。

　　王莽篡奪西漢，建立新王朝以後的改革運動，曆史上被稱為王莽改製，主要包括：土地國有、計劃經濟、專賣製度（主要是鹽鐵）、征收所得稅、廢除奴隸製。

　　王莽改製的核心，就是試圖通過土地國有來防止土地過度兼並，從而防止社會的周期性混亂。

　　太平天國也進行過土地國有製的實踐，還頒布了《天朝田畝製度》。

　　王莽們、洪秀全們的土地公有製嚐試的失敗，證明土地公有製在封建中國難以建立。

　　土地公有製在封建中國難以建立，土地私有製又不能防止土地兼並，不能防止農民的整體破產，難道土地所有製的問題真的就是社會危機周期性的死結嗎？

　　我們反過來想問題，假如王莽、洪秀全他們的實踐成功了，在中國建立了土地公有製，就萬事大吉，可以保證農民不會整體破產麽？

　　看起來是可以的。理論上，國家占有土地，可以預防、阻止土地的過度兼並。

　　問題是，這是“理論上”的、短時期內可以維持的。一個新王朝建立，將土地收歸國有，平均分給農民，短時期內可能相安無事。久而久之，一盤散沙的、孤立無援的自耕農的土地，遲早會被貴族、官僚、豪強掠奪、兼並。即使不喪失土地所有權，也會喪失永久使用權。自耕農遲早會整體破產。

　　再者，假如真的實行土地國有，地權平均，土地不準自由買賣，自耕農的土地不被兼並或者不會嚴重地被兼並，也不能保證自耕農整體永遠不會破產，不再產生周期性的社會動亂。

　　在封建中國，現實的情況是，即使土地不被兼並，分散的、弱小的、不願也無力聯合的自耕農，也會受到其他形式的盤剝和壓榨，比如徭役、賦稅的不公正、不公平負擔以及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等等，遲早會導致自耕農的整體破產，社會危機仍然不能避免。

　　一句話，無論生產的個體化，還是土地的私有製，都與社會危機的周期性有關聯，但這種關聯性不是深層次的、本質上的因果關係。因為，即使生產個體化，即使土地私有，隻要政府負責任並且有能力，它也會防止、阻止過分的土地兼並。即使由於土地兼並而出現社會危機，隻要政府負責任並且有能力，社會也會主動地予以糾正，其影響不至於如此深刻而廣泛，正如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樣。

　　為什麽，中國社會不能進行內省，封建中國的政治精英們不能認識、至少不能透徹認識這個問題，對周期性社會危機做些糾正，使其危害減輕、緩和？為什麽，一定要以大多數民眾的死亡、社會結構的解體、國家政權的破產來作為一個周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