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2節 成本問題

　　中國曆史上，每一個大帝國的末代，都有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令人扼腕的是，這些起義最後都歸於失敗。包括我們現在所說的黃巾起義在內，沒有例外。

　　為什麽？

　　關於這個“為什麽”，古代、現代，官方、民間，曆史學、文學，正式、非正式，給出了很多說法。

　　經典的說法是，農民起義之所以歸於失敗，是因為農民兄弟們沒有遠大的革命理想，沒有堅定的革命信念，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掌權後又容易腐敗墮落，同誌間容易自相殘殺。

　　當然，這些說法肯定是對的，而且絕對不可能是錯的。

　　問題的另一方麵是，像曹操、李世民、趙匡胤們，他們連革命的邊都沾不上，更談不上什麽遠大的革命理想、堅定的革命信念，況且還屬於腐朽、反動、落後的階級，為什麽他們能在大混戰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建立自己的帝國？

　　似乎，僅僅用革命性、階級領導這些概念，並不能解釋問題的全部。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把視角放寬一些。

　　現代管理學認為，從事一項活動，是需要花費成本的，而且活動主體必須具備一定的技能。現代管理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倒是可以從某個側麵直觀地解釋曆代農民起義的失敗。

　　同做任何事情一樣，戰爭是要消耗成本的，而且是高成本的。打仗要有隊伍，隊伍裏的兵將們不能空著肚皮去打仗，也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還要跑來跑去地轉戰東西南北。這就需要糧草、武器（包括作戰的馬匹）、運輸，這些都是要付昂貴成本的。

　　起義的農民兄弟們付得起這些成本麽？

　　首先，他們沒有存糧。如果他們有糧食，就不會冒殺頭、滅族的危險去幹造反的活。險惡的戰爭環境和自身弱小的力量也不允許他們安頓下來種糧，等來年豐收填飽肚皮再去打仗。那麽，糧食從何而來？搶。政府的、地主的、老百姓的糧食都搶。

　　搶到了糧食，頓頓飽餐，甚至揮霍浪費，隨地丟棄踐踏。搶不到糧食，就吃樹皮草根，或者再到另一個地方去搶。搶劫的轉移過程，在農民自己看來，叫做戰略轉移；在政府看來，叫做“流寇”——邊流動，邊搶劫。實在沒有糧食可搶，維持不下去的時候，幾千人甚至幾萬人的隊伍往往一哄而散。

　　其次，他們沒有武器。原來，他們維持糧食生產和再生產的工具是鋤頭。現在，社會簡單再生產也不能維持，他們隻好丟掉鋤頭，拿起維護生命的工具——武器。武器從何而來？那個時候，鐵是稀有資源，武器又受政府管製，隻好從官軍手上搶來或自己打造。

　　民間製造的武器係統，肯定沒有官營兵工企業生產的精良、精致。赤手空拳、未經訓練的農民，要從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國防軍手上奪取武器，肯定奪不到很多，而且代價慘重。

　　再次，他們還有沉重的家庭、家族負擔。農民造反，幾乎都是拖家帶口，甚至整個家族加入隊伍。原因有二：一是青壯年男子參軍參戰，婦孺在家中無法維持生計；二是留守的家屬可能會被政府、政府軍“三光”，不得不如此。

　　比如，公元192年，曹操征服青州黃巾，降者一百餘萬，其中適合從軍作戰的精壯男子三十萬被編入曹操軍隊，說明參加民變的人數至少是作戰人數的四倍。一個戰士平均要養三個家屬，糧食就更成問題，行軍作戰的效率肯定極其低下。更重要的是，拖家帶口的戰士最容易掉隊、逃匿、潰散。與填飽了肚皮、來去如風的國防軍比較，農民軍的戰力可想而知。

　　打個比方來說，維護一棟破房子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這棟破房子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拆除後建一棟新房子需要更高的成本。

　　我們的農民兄弟，看到他們家的房子實在是太破，實在是無法棲身，就動手拆，根本沒想到成本的問題，也沒想到，還有幾個凶神惡煞般的釘子戶，等著他們來拚命。

　　說到統治成本，倒讓人想起兩個可惡可憐的皇帝和他們短命的帝國：嬴政和秦帝國、楊廣和隋帝國。

　　秦始皇、隋煬帝的罪證，除濫殺無辜、殘害忠良以外，第三條就是好大喜功。秦始皇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長城、驛道、宮殿。隋煬帝的好大喜功，主要是指修長城、運河、行宮。

　　當然，像嬴政、楊廣這樣修豪華辦公場所、遊樂設施，尤其是在這些民脂民膏築成的豪華場所裏，與二奶、三奶乃至千奶、萬奶鬼混，肯定是不地道、不正義，應該受到譴責的。這不用多說。但說秦始皇、隋煬帝修長城、修驛道、修運河就是好大喜功，未免太簡單了點，至少是太直觀了點。

　　長城是防禦工事，其目的是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驛道就是那個時代的高速公路，運河可以大大地節省運輸成本，這些都是很超前的理念，也符合如今還在提倡的跨越式發展模式，不能說不正確。

　　不管後世之人怎麽厭惡、譴責秦始皇，不管他怎麽殘暴，他在當時和後世都是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隋煬帝也是呱呱叫、梆梆響的一流人才。本來，他們都可以做一個優秀的統治者。讓他們成不了優秀統治者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經營的概念和理念。

　　政治家玩的是政治掛帥，人定勝天，不知道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反而說政治是經濟的靈魂之類。政治家鬧的是靈魂革命，不知道老百姓是為了肚皮鬧革命。

　　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往往是蹩腳的經營者，傑出的經營者往往也成不了政治家。

　　一個合格的經營者必須懂得成本概念。秦始皇和隋煬帝頭腦裏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即使頭腦裏有成本這一概念，對這個概念的理解也似是而非。至少他們不懂得這樣一個道理：成本分為創業成本（也叫設立資金）和運營成本。

　　秦始皇他們隻考慮到運營成本，而沒有考慮到創業成本，想用一次性投入過大的創業成本（修築驛道、運河、長城的費用），去節省可以分次投入的運營成本（運輸費和戰役開支），結果過度地透支了成本，耗盡了早先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國庫空虛，財政失控。

　　那就再進一步地去榨取民脂民膏，進一步地征發租稅徭役，加上官僚、地主、商人在其中的上下其手，導致大批自耕農的破產，整體破產的自耕農揭竿而起。

　　事實上，秦始皇和隋煬帝的“好大喜功”，是一種需要——客觀需要。秦始皇、隋文帝（隋煬帝楊廣的老爹）各自建立他們的大帝國之前，都是幾百年的混戰。語言文字亂了，流通貨幣亂了，度量衡亂了，民風習俗亂了……一切都亂了。

　　統一的大帝國建立之後，就必須對這些亂成一團的東西進行梳理、整頓、統一，還要建立四通八達的交通通訊係統，否則，新王朝不能生存，會退回到一鍋爛粥中去。

　　做這些事，都是要花成本的，而且是高昂的成本。這種成本又分為政治成本（觸犯既得利益者）和經濟成本，導致人心思亂、財政枯竭、農民整體破產，結果是一個字——亂。

　　可以說，秦帝國和隋帝國這兩個巨人，都是由於透支成本，失血休克而亡，秦始皇和隋煬帝的暴政和好大喜功，隻是透支成本的具體做法而已。

　　撿便宜的是劉邦和李世民，漢帝國、唐帝國分別是秦帝國、隋帝國的借屍還魂。就像一個老農民透支體力，勞累而死，卻把兒子培養成大學生，在城裏過上了好日子。

　　沒錢的人付不起成本，錢太多的人超付成本。結局都一樣，公司倒閉。

　　如果把農民起義比作開公司，不僅成本過高，而且創業資本和運營資本都是“借”來的。過高的成本導致資不抵債，隻要現金流一斷，公司玩完。這裏所說的現金斷流，即是指農民軍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情形。

　　以上關於成本的論述，隻是經營方麵的考慮。一個公司，要有效地經營，必須進行有效的管理。管理不僅需要成本，還需要技能。

　　中國的農民，大多數是小自耕農，其生產、經營活動獨立、零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什麽組織、協調、控製。農民種地，靠天吃飯，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談不上複雜龐大的計劃。農民種地，個體勞動，簡單明了，談不上協調和控製。

　　起義軍的領導者來源有三類：個體農民（如陳勝、吳廣）、流氓無產者（如劉邦、朱元璋）、落魄書生（也是痞子書生，如黃巢、洪秀全）。這些人，既沒有管理方麵的職業培訓，也沒有組織、協調、控製方麵的實踐經驗。一夜之間，拉起一支幾百人甚至幾千人的隊伍打家劫舍，管理方麵還可勝任。驟然之間，隊伍滾雪球般地壯大到幾萬人、幾十萬人，別說實施有效的管理，看著這些成山成海的人，領導者的腦袋就會地球般地旋轉，大腦中糨糊一桶。

　　除了管理的技能以外，起義軍的戰爭技能也是一片空白。當然，不排除農民中也存在軍事天才，培養出幾個傑出的軍事將領。但培養優秀將領需要時間和過程，前提是農民軍在起事的最初階段能幸存下來。何況，把目不識丁的人培養成優秀將領，付出的代價肯定是慘重的。

　　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還可以說，管理技能也是生產力，同時還是戰鬥力。

　　不管怎麽說，至少可以說，成本的無力支付以及管理技能、戰爭技能的缺乏，是起義軍失敗的直接原因，與理想、信念、階級領導之類的高尚因素關聯性不大。晚清金田起義，洪天王的農民軍與曾國藩博士的農民軍幹一場，曾博士的農民軍勝。至少可以為勝敗成本說、技能說提供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

　　既然農民起義幾乎總是注定失敗，為什麽農民兄弟們還是不斷地要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