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CT

第4節 讓農民不造反

　　上文所說的“生產個體化”和“土地私人占有”這兩個因素，與社會危機周期性的關聯，是淺層次的關聯。這裏所說的“淺層次關聯”，即是指結構性關聯。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功能性的關聯。

　　任何一個事物都是結構和功能的有機統一，正如人是解剖和生理的有機統一一樣。兩個事物之間，隻有結構性和功能性都有關聯時，才是真正的有關聯。上麵說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即是功能性原因。

　　生產資料的占有製，比如土地所有製，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封建中國的土地私人占有，是導致社會危機周期性的結構性原因，而非功能性原因。

　　比如電網要正常供電，首先電路要正常，其次，電壓要正常。這樣，電網的電流才能正常。在電網裏，電路是結構，電壓是調控因素，電流是電網的功能，用戶需要的是電流，而不是電路和電壓，更不是發電機。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個電網，問題就很好辦了，一個合格的電力工程師就能管理一個龐大的社會。

　　曆史上很多偉大的學者、改革家、革命家，其思維、思想的盲點即在於此：研究社會，隻關注社會的結構問題，而不重視社會的功能問題。

　　社會的功能就是社會的有序運轉，就像電網裏持續、平穩的電流一樣。社會的有序運轉，也可比作開車。一輛汽車要在路上行駛，四個車輪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破，否則，汽車開不動或撞牆。

　　社會要有序運轉，就不能讓任何一個階層整體破產。在封建中國，要讓自耕農不至於整體破產，僅僅解決土地所有製這樣的結構性問題是不夠的，還是要回到功能性問題上來。

　　社會的功能又是靠什麽來調控的呢？毫無疑問是政府。那麽，各個封建王朝的政府為什麽不去解決土地的過度兼並呢？問題也很簡單，因為封建國家的政府是地主階級的，而不是自耕農的。

　　再問一個問題，自耕農為什麽不組織他們自己的政府，不用打打殺殺就能讓自己整體地生存下去？問題還是繞了回去：在當時的社會狀況（思想僵化、地域遼闊、一盤散沙、交通通訊落後、缺乏成本和技能）下，他們無願、無力組織自己的政府。

　　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問題的另一個方麵是，皇帝、政治家、改革家、農民起義首領，為什麽不幫農民建立一個農民的政府，在農民勉強能活下去的同時，自己長久地吃香喝辣？

　　隻要回答上麵的問題，就先要回答下麵這個問題：在封建中國，每個朝代的開國皇帝的帝位是怎麽得到的？

　　當然是搶來的。農民起義也好，軍閥混戰也罷；宮廷政變也好，謙謙禪讓也罷；劉邦也好，朱元璋也罷；李世民也好，趙匡胤也罷；隻要他們當上皇帝，他們的皇位其實都是搶來的——最高級的武裝搶劫。搶政權的同時，也在搶土地，沒有土地，也就沒法建立政權。政權建立以後，則占有更多的土地，並鞏固土地所有權。

　　既然是搶來的東西，當然據為己有，成為私產。你要地主階級（皇帝、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等）建立一個代表農民階級的政府，有如要資本不追求利潤、資本家不賺錢一樣的不可能。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的意思，很多人都以為是皇帝權大無邊的表述。其實，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說國家屬皇帝私有，包括土地和人口——兩項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廣義的生產資料）。

　　在封建中國，既然國家都是私有的，即使土地國有，也是形式上的，本質上還是私有——皇帝私有。由皇帝私有，然後派生出貴族、官僚、地主、商人私有。這樣一來，皇帝和政府本質上不願意、不可能防止土地兼並，也無力阻止土地兼並。

　　比如，黃巾起義被鎮壓之後，為了慶祝勝利，犒賞有功之臣，漢靈帝不僅不改善民生，還瘋狂地對老百姓敲骨吸髓，加派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宦官、貴戚、鎮壓黃巾有功將領賞賜大量土地（比如皇甫嵩，食邑達八千戶，以每戶五口計算，皇甫嵩一家吃掉了國家四十萬人口的稅賦；以當時人口四千萬計，皇甫嵩一個人截留了國庫百分之一的收入），進一步加劇土地兼並。

　　靈帝甚至在西園開設官職拍賣市場。這種公開的、大範圍的買賣官職，跟今天的跑官買官性質迥然不同，也不是用貪婪腐朽一詞所能概括。

　　既然天下的人（可供剝削的人口也是財富）、財、物等物質形態的財富都歸皇帝所有，他還要把政府的官職進行買賣。這就說明，皇帝不僅把國家視作私產，還把政府極其官職設置視作私產。隻有這樣解釋，才能理解靈帝的賣官行為。靈帝的瘋狂行徑，隻能加劇已經很嚴重的混亂、戰亂，導致新一輪的搶奪國家所有權。

　　經過上麵的分析，可以理清封建中國社會危機周期性原因的一個大致的脈絡：社會混亂、戰亂由農民整體破產引起。農民破產是土地兼並、土地過分集中導致的。土地兼並是政府的不作為或反作為引起的，包括農民在內的任何一個階層、一個集團或某個強勢人物都無願或無力阻止土地兼並。

　　誰或者什麽力量才能阻止土地兼並？

　　隻有政權的力量才能防止土地兼並。

　　政權是國家的內核，政府是政權的載體和組織形式。

　　隻要政權有意願、有能力阻止土地兼並，政府就有意願、有能力防止土地兼並，土地兼並的周期性就不會發生。即使一定程度的土地兼並發生了，社會矛盾激化了，一個有意願、有能力的政權也能在非暴力的範圍內進行糾正。如此，社會危機的周期性就可以避免或非暴力糾正。

　　為什麽封建中國的政權無意、無願、無力阻止土地兼並呢？

　　因為，封建中國的政權，是地主階級的政權。

　　由此看來，封建中國的死結，不在於生產的個體化，不在於土地私人占有，而在於國家私有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權私有和政府私有。這才是自耕農整體破產的根本原因，才是社會危機周期性的真正根源。土地私有導致土地兼並，土地兼並導致自耕農破產，隻是一種假象。

　　既然國家私有製（而不是土地私有製）才是社會危機周期性的根源，那麽，怎麽才能讓國家成為公有而不是私有呢？

　　國家是個實實在在的存在。但是，國家又是個空洞、含糊的概念。

　　國家的核心和附著物是政權。在論述過程中，用政權替代國家這個概念，很多問題就很好解釋，也很好理解。

　　要想國家公有，就必須使政權公有。

　　政權這個概念還是有些空洞、含糊，不像書包、大米一般能實實在在地拿在手上，吃進肚裏，有實體感。

　　隻要說，政府是政權的載體和組織形式，政權就是實實在在的了。在論述過程中，如果拿政府替換政權這個概念，說明、理解“國家公有”這個問題，就簡單明了。

　　要想國家公有，就要讓政權公有。要想政權公有，就要讓政府公有。

　　通俗一點，公有也叫民有。

　　什麽叫“民有的政府”？華盛頓、傑弗遜他們的解釋是，普選產生、按代議製方式運行的政府就叫民有的政府。

　　通俗地說，所謂民有的政府，就是全體選民（選民不僅包括士農工商這樣的“民”，還包括皇帝、貴族、地主、商人這樣“非民”）選出他們的代表，代替（而不是代表。作動詞時，代表和代替意義是不同的。“代表”不一定能忠實地代表被代表者的利益；而“代替”即是代理，是一種法律上的委托關係，不代表或出賣委托人的利益，立馬解除合同，賠償損失）他們行使國家、政權的所有權和政府的治權；如果這些代表違背了選民的整體利益，選民有權罷免代表，直至否決現行政府（否決現行政府不等於否決現行政權。比如日本，某某首相下台，是指某某政府垮台，而不是資本主義政權垮台）。

　　封建中國的改革家們如果先知先覺地想清楚了這個問題，按如此靈丹妙藥去做，無論是生產社會化還是個體化，無論是土地國有還是私有，中國曆史發展的周期性的宿命即可以拋卻，中國人民世世代代積累起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就不至於周期性地、大規模地被毀滅，中國人民（尤其是可憐可悲的農民兄弟們）不至於遭受那麽多的饑餓、蹂躪、殺戮。

　　這不是什麽奇思妙想，也不是不可能的。王莽就有這個條件、有這個能力去做。

　　王莽在曆史上的名聲很臭。其實，王莽是個有政治理想的人，有著一個建立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負（盡管，在他爬上高位和篡漢的過程中，使了很多卑鄙、殘忍的手段）。王莽根本用不著采取掩耳盜鈴的禪讓方式，完全可以用選舉的方式當上皇帝。

　　王莽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積累了巨大的威望和崇高的地位，幾乎可以說是天下歸心。隻要他成立一個選舉委員會，在全國進行精心的組織、運作，當上當選皇帝而不是禪讓皇帝，應該不成問題。他不僅可以通過選舉當上皇帝，還可以規定任期製和退休製。當上皇帝以後，溫和地推進改革，有步驟地達到各項目標，說不定還真能成就一番千古偉業。

　　哈！

　　如果老王按這個馬後炮去做，一千八百年後，美國佬還得花費大量的銀子，派大批的青年到中國來學習、深造，“東”天取經後再回去搞什麽顏色革命。

　　如果老王按這個馬後炮去做，美國之父、民主之父華盛頓先生，在王老先生麵前也隻是可憐兮兮的小兒科，王老先生甚至可能被追授諾貝爾和平獎。

　　如果老王按這個馬後炮去做，中國也許早就越過了某某主義的高級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不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用不著千百萬的仁人誌士拋頭顱灑熱血，玩了命去嚐試這個嚐試那個。

　　當然，皇帝不可能為農民兄弟們組織一個純屬農民的政府，不然他就不是最大的地主，正如要資本家不追逐利潤一樣。但像王莽這樣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建立一個“大同”的政府，按某種權重代表各階級的利益，讓農民階階級在這樣的政府裏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以防止過度的土地兼並，應該是可能的吧？對王老先生的這種要求，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不算是過分的吧？

　　上文說了，在封建中國，一盤散沙的自耕農無意、無願、無力組織自己的政府。要保護自己階級的整體利益，就必須組織自己的政府，至少是農民階級有“股份”的政府。一盤散沙、愚昧無知的農民兄弟想不到這一點，情有可原。

　　農民的“無意、無願、無力”，歸根到底是付不起成本，與地主階級進行對話。萬般無奈的時候，他們隻能進行對抗。

　　其實，對抗也是一種對話。對話是批判的武器，對抗是武器的批判。隻不過，對抗是對話的極端形式；隻不過，刀槍替代了語言，暴動替代了談判；隻不過，武器的批判，破壞之深遠、之廣泛，代價之之慘烈、之沉重，實在是得不償失——無論是對統治階級還是對於農民階級。

　　我始終搞不懂的是，封建中國的統治精英們為什麽始終不去思考一下階級對話的渠道問題和成本問題。哪怕為本階級著想，哪怕為本階級的既得利益著想，對話總比對抗好，共存總比同歸於盡好。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話所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能說出這樣古話的古人，怎麽不去想想死亡（尤其是大規模死亡）以外的解決之道呢？嚐試一下總還是可以的吧？

　　恐怕，還得從靈魂深處找原因。

　　這個“靈魂深處”，就是封建中國的統治哲學。

　　統治哲學源於思想哲學。

　　本來，離漢武帝劉徹不太遙遠的戰國時期，中國人的頭腦是風起雲湧的，中國的思想氛圍是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各國官方的意識形態也沒有“獨尊某術”一說。

　　劉徹登基之後，看到自己的國家不僅幅員遼闊，而且相當的強盛。那些知識分子嘰嘰喳喳，說三道四，很是煩心，對國家的大一統、對皇家的小一統都極為不利。於是，劉徹大頭症發作，強行來了一個什麽“廢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此，儒學就成為封建中國曆朝曆代的官方的、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就連王莽這麽聰明的人的腦袋也被漿住。

　　通俗來說，“儒術”，就是儒家的哲學思想或者叫思想哲學。

　　老古我才疏學淺，怎麽也搞不清楚現在所說的“儒術”到底是指什麽。我所了解的是，“儒術”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皇權的淵源問題以及皇權的合法性問題，即：君權神授，天人合一。

　　這個“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的思想哲學的真實含義是，統治權力來自於上（神）對“有德者”的恩賜，而不是來自於下（民）對有德者的委托。如果“公仆”（即神授的統治者）為“上天”的子民——老百姓——服務得好，上天就通過祥瑞予以嘉獎；如果統治者違背了上天的旨意，就會通過災異警示、懲戒他。

　　實際的情形是，那些祥瑞、災異之事，都是馬屁精們的杜撰或胡亂聯係，上天之神從來就沒有警示、懲戒過統治者。真正警示、懲戒統治者的，恰恰是循環往複的農民革命。

　　儒家的思想哲學反映在統治哲學上，表現為君權神授這一自欺欺人的統治權淵源；在統治技巧上，表現為內斂固守，反對革新，一切統治策略均從死人的言論上尋找，即所謂的經義治國。

　　所謂經義治國，是指國家遇到問題、難題，不是發動大臣們開動腦筋，進行理論創新，而是限定大臣們從儒家經典《詩》、《書》、《禮》、《春秋》等幾本小冊子上尋找對策及其依據。

　　這幾本小冊子的話，就是所謂的經義，不僅要尊，還要獨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煌煌兩千年的曆史，竟然就靠三五本小冊子活命，搞什麽搞？

　　不僅遇到問題官員們隻能翻這幾本小冊子，而且，在做官之前，統治者就告訴未來的官員們，以後當了官，隻能翻這幾本小冊子。比如選拔統治精英的公務員資格考試（科考），一直考到公元1905年，仍然在孔先生編撰的那幾本破書裏打轉轉，而且，不能跑調，不能走題。

　　本來，戰國時期的中國人是有資格給當時的全世界人民啟蒙的，被劉徹“獨尊儒術”這麽一攪和，中國人的腦筋被漿死，弄得公元1919年中國人反而被老外“啟蒙”，還“啟蒙”得不倫不類。

　　在“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熏陶或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人，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無論是王莽還是洪秀全，當然、必然認識不到更不會去實踐國家公有這樣今天看起來如此簡單的命題。

　　如果王莽稍稍有一點創新意識，可能不至於讓自己大同社會的理想成了鏡花水月，還丟了老命，夷了三族。

　　豬往前拱，雞往後刨，各有各的道。往後刨也好，往前拱也好，都是一種活法，本身沒有什麽好不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往前拱的，肯定要比往後刨的活得好。

　　離題太遠，回到本集的主題——在混亂、戰亂年代，農民手中的鋤頭換成了兵器。為什麽說“還是工具”？

　　在封建中國，在農業社會裏，鋤頭是農民主要的生產工具，也是社會重要的生產資料。農民用手中的鋤頭生產出糧食，維係自身和社會的生存，也創造出燦爛的中國農業文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辛勞中的確蘊含著些許詩情畫意。何況，鋤頭這把工具，農民用起來本來就得心應手，放下來恬然自怡。

　　用鋤頭維持不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時，農民隻得拿起兵器。其實，兵器也是他們整體活不下去時求生存的工具。

　　所以說，兵器“還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