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譯界先賢陳占元

　　◎ 柳鳴九

　　陳占元先生原是北京大學西語係的資深老教授，一九四六年起就一直在這個學府任教，桃李滿天下，我是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授業弟子。陳先生早已於二○○○年去世，如今，學生輩的我等亦已古稀了。

　　我對他這位老師一直懷有很大的敬意，也保存了一些美好的回憶。曾於一九九九年仍在擔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的時候，組織了一次名為“‘六長老’半世紀譯著業績回顧座談會”的學術活動。“六長老”即為我們的師長輩人物也，其第一位就是占元先生，其他五位是許淵衝、鄭永慧、管振湖、齊香與桂裕芳。在那次學術活動中，作為主持者，我當然要在致詞中對六位長老一一表示敬意，並列舉各位的譯著成就與教學勞績，但當時“頌詞”的篇幅有限，平均分配（在中國，三人成行，就難免有平均主義、“大鍋飯”），隻能求其大略，遠未言盡占元先生的業績與人格。那次學術活動雖是在占元先生去世前一年舉行的，但他已經九十一歲高齡，故未能出席，這些都是令人遺憾的。

　　前不久，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占元晚年文集》一書，占元先生的女公子陳瑩教授特地寄贈了一本給我。這是她收集了占元先生晚年的全部遺稿後編匯而成的，包括未出版過、未發表過的譯文、評論以及散文雜記，共三十餘萬字。這本書使我對占元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知，也引起了我對占元先生更多的回憶、更多的懷念。

　　在北大期間，我們這一班到三年級才見到占元先生。一二年級都沒有他的課，到三四年級才有，先是三年級的翻譯課，然後是四年級的巴爾紮克專題講座。那時的占元先生將近五十歲，正是學者教授魅力最佳的年齡，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令人難以忘記的，高闊的前額、聰睿的麵孔、彬彬有禮的舉止、整潔合身的衣裝，形成了他十分明顯的儒雅風度，而光潤的頭發、兩鬢順著耳根往後梳理的發式，似乎還殘存著洋派學人早年的儒雅。當時他給人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以至我看到《陳占元晚年文集》扉頁上他晚年的照片時，不禁大吃一驚，他衰老，頭發如幾根枯草，衣衫不整，光著胳膊正在聚精會神看書……在這張照片麵前，我痛感歲月的無情與對人的侵蝕磨損。我想，在圖像大為時興的今天，這個文集如果還多刊載一張占元先生風華正茂時期的留影，豈不更能反映出他辛勤致學的一生？

　　當年，占元先生在北大西語係，也是一位名教授，但在我們的記憶裏，他並不大善於講課。他的思維豐富而細密，他要表述的內容實在太多，卻未能層次分明、條理清晰，而經常丟失了講述的主幹，不自覺地陷於恣意蔓延的枝蔓細葉之中，因此使人大有進入了枝節橫生、根莖密布、藤條纏繞的大林莽之感。可以說，這是個很有學問、很有感受的人，他的思緒、他的意念豐富得像海洋，以至他自己也沉浸淹沒在其中了。另外，有礙他講課效果的還有他的口音，他的廣東腔很是濃重，而且，他這種“母語”在他身上異常根深蒂固，似乎在吐每一個詞的時候，都要費勁地去找普通話中的相應發音，就像在進行“語音翻譯”，於是，語速也就很不流暢。陳先生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裏，回憶他有一次單獨與卞之琳論學，他是廣東腔，卞之琳是他那口原汁原味的浙江話，兩人對談達半個下午之久，結果是，用占元先生的話來說，“我懷疑雙方究竟互相聽懂了多少”，可見，我輩當年聽占元先生講課，不全力以赴集中注意力是聽不進去多少的。

　　占元先生給我們上的翻譯課僅限於教筆譯，口譯課則另由陳定民教授擔任。占元先生的筆譯課好像有兩個特點：一是翻譯理論講得不多，而是以翻譯實踐為主；二是“法譯中”的練習較少，而中譯法的練習較多。這種構設也許不是他的意思，而是課程目的性的需要，因為西語係的教學任務除了主要是培養外國語言文學翻譯研究與教學的人材外，還要兼顧培養外事翻譯工作者。我當時覺得陳先生一定長於法文寫作，至少其法文寫作優於國語寫作，這種課程設置正發揮了他的所長。但我們這一班學生偏偏對將來從事對外宣傳譯事不感興趣，而都想步黎烈文、傅雷的後塵，去從事法國文學的翻譯介紹，頗有點好高騖遠，在陳先生的“中譯外”實踐課程上不是特別用心，倒是在另一個方麵下足了勁頭，我自認“資質中等偏下”，尚且操起了一本法文作品譯將起來，其他班的少年天才更是不在話下。羅新璋逐字逐句校對了傅譯全本《約翰·克利斯多夫》好幾大卷，還作出了筆錄筆記，大有要將傅譯精華全都學到手之勢，他今日已贏得“傅雷的傳人”之美譽，實乃從當時就開始下了苦功也。但占元先生的中譯法的教學勞績，看來也是“潤物細無聲”的，我們班後來出了一位對外譯事的罕見的才俊丁世中，不能不說與陳先生最初的培育有關。

　　大學四年級，占元先生給我們班講授了巴爾紮克專論，每周兩小時，共講了兩個學期，課程容量幾乎與聞家駟教授的《法國文學史》相當。將一個作家講述兩個學期，必須言之有物，而講授者要做到言之有物，自己所作的研究量至少要超出自己的講授量幾倍甚至十幾倍。至今回想起來，占元先生的巴爾紮克專題課，的確內容紮實而豐富，他對巴爾紮克的總體評論雖沒有、也不能超出恩格斯論述的水平，但卻有很大的曆史具體豐富性，他很注重引證具體材料說明問題，常引述巴爾紮克給自己的妹妹以及韓斯卡夫人的信件中的自述，來說明他的生活創作狀況與思想見解。顯然，在巴爾紮克學中，他研讀甚廣，認知頗深，是一位真正的專家，因此，他的專題課很具有知性的魅力，至少我覺得是我們大學課程中最有吸引力的一門課。盡管他的鄉音將講課的效果打了一些折扣，但他的講稿基本上是成文的，我做聽講記錄也特別認真努力，它是我最珍視的一份課堂筆記，一直保存了很久，可惜在下幹校期間，書籍資料集中存放在單位時丟失了。

　　占元先生給人最為深刻的印象，還是他的平易謙和。他是名教授，但在待人接物上，絕沒有半點架子架勢，沒有師道尊嚴，沒有矜持作態，沒有居高臨下。當他發覺你上前去有跟他說話的意圖時，他總是先和顏悅色，笑臉相迎。在交談中，他沒有長輩的態勢，總是先傾聽你，理解你，從不截話，他說起話時，謙讓得簡直就有點羞澀了，似乎兩人交談感到榮幸的不是你，而倒是他。在課堂上，他極少“點將”回答他提出的問題，不像有的教授那樣習慣成自然，甚至形成了一種愛好。如果在講課中不可避免地有了講授者與聽講者之間的互動局麵，聽講者習慣地站起來作答時，他總是顯得有點不好意思，似乎覺得自己濫用了講授者的權威，虧待了對方，而深感抱歉，遇到這種情況，他總是趕緊要對方坐下來回應。這那裏是師生之間的回答，簡直就是平等的對話。說實話，我從沒有見過有對晚生如此彬彬有禮、尊重有加的師長。凡此種種，占元先生在這樣做的時候，顯然都是出自內心的，是一種真誠感情的流露，並沒有刻意追求某種風度的考慮，更不是沽名釣譽的作秀。可以說，占元先生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謙謙君子，因內而符外的自然而然的謙謙君子。

　　剛畢業的那幾年裏，我多次遇見過占元先生，因為那時文學研究所先是設在北大，後遷至中關村，相距甚近，而我正是分配到了文研所，況且，我是在《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供職。這家著名的刊物有一個陣營輝煌的編委會，朱光潛、錢鍾書、李健吾、卞之琳、金克木、蔡儀、楊周翰、傅雷等西學大家盡悉在其列，占元先生亦是這個熠熠生輝的團隊中的一位，這足以使剛從大學畢業的我對占元先生的學養與學術地位有更清晰的認識。我遇到占元先生多是在燕園之內，我經常出入母校，占元先生也經常騎一輛自行車來往於未名湖畔，他很有活力，身手甚是矯健，對人則平易謙遜如故，一見到你，老遠就下了車來跟你招呼、寒暄，比我們當學生時更為客氣，大概是因為我們已經畢了業，算得上是一個“成年人”了，因此，他待我更像是平輩。因為他是編委，我這個小編輯免不了到他那裏跑腿、聯係工作，這就不止一次造訪了他在朗潤園的住所。他家獨居一個院落、一所平房，寬敞而又幽靜，他接待客人，總是在書房。書房是學者精神世界的窗口。占元先生的書房不是以氣勢軒然，精致高雅取勝，而是以其充實令人難忘。他的書很多、很豐富、很雜，法文舊書居多，可見其學養的厚實，書都置放得不甚整齊，頗為淩亂，留下了主人興之所致，隨意取閱又隨意放下的痕跡。而在接觸中，你也很容易感到占元先生對學術文化關注的廣泛，與他交談你會感到頗有收益，頗有啟發，而決不會感到輕鬆自如，因為他的談話中隻有學術文化的“幹貨”，而無寒暄閑聊的“水分”，一滴“水分”也沒有，更是不涉及世事俗務半個字。加以他的視角多變、思緒蹦跳，要跟得上他實在不易，且不說他那口聽起來費勁的廣東鄉音了。

　　隨著“翰林院”各研究所集中遷進城裏，我就很少再遇見占元先生了，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概隻見過兩三次，都是在學術活動的場所。雖歲月流逝，世事滄桑，但占元先生對學術文化種種問題的高度關注與多思狀態仍然如故。記得他有一次見到我沒有講幾句後就主動大談起對法國新小說派的看法，據我的經驗，當時一般老一輩學者對這種特別新潮、特別先鋒的文學流派是不大注意、不大跟蹤的，就像今天我們這些年已古稀的人對超女之類的時髦很陌生、很隔膜一樣，但占元先生對戰後這個文學新時尚卻所知甚多，很有見解，他這種對學術文化的新鮮感受著實使我很是驚訝。再者，他多年前對人對事的謙遜禮讓的態度與精神亦依然如故，這裏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一項國家級的大型文化工程，其中外國文學中的法國文學部分的編委會，由於人事關係問題與霸王當道，占元先生在編委會中隻任副手，而以他的學術水平、資曆與對法國文學的廣博學識，以及虛懷若穀，能團結學界同仁的人格精神，他足以擔任主編之職而綽綽有餘，或者至少也應該並列為主編，然而他卻屈居人下。當時在我這個局外的“青年人”看來，這一安排實在失衡，陳先生之所以接受了並在這個崗位上承擔了相當重的實務，顯然是因為他太謙讓、太好說話了。第二件事是在一九七八年，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改選，前輩學者均已上八十歲，決定全部退休，隻擔任名譽職務，由五十歲左右一輩的學人接班。為了大體上不失衡，李健吾、羅大岡、聞家駟並列為名譽會長，陳占元為顧問，雖然這並沒有達到絕對的平衡，但在當時已經是令人煞費苦心了，占元先生以他貫有的謙遜與寬厚對此表示了理解與支持，並且當著我的麵把新當選的會長、副會長稱為“時賢”，這是我當時得到的第一份也是最有分量的祝賀。這與改選會上有目空一切的“新銳少年”為職位與名分而施展拳腳、大打擂台的壯舉正形成對照，使人不能不感慨良多。

　　在外國文學翻譯領域，陳占元稱得上是個元老級的人物，至少是老資格的先行者。當然，在中國，這個行業的“祖師爺”要算是林琴南，但他所作的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翻譯，而是外國文學作品的轉述，何況在他那個時期，這個行業遠沒有出現集群、代族，真正成代成群地出現文學翻譯家，並有了顯著的譯品實績。最早是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他們是一批留學歐美的學人，有馮至、李健吾、梁宗岱、卞之琳、黎烈文、戴望舒……稍後還有傅雷，陳占元也是其中的一員，而且在早期是最為活躍的一員。

　　一九三四年魯迅與茅盾創辦中國第一家文學翻譯雜誌《譯文》，陳占元就是積極的參與者、重要的合作者，因此他與魯迅曾經有過直接的接觸，在老一輩翻譯家中，有此緣分幸會的，也許隻有陳占元一人了。與《譯文》合作的這個時期，陳占元的譯作甚多，可謂豐收，而其作為譯家的“路數”則有兩個特點。一是他關注的並不是曆史上的經典文學作品，而在那個時代，很多古典文學名著還不為中國讀者所知，如果他當時譯這些作品，他今天的翻譯家名聲一定大得多。他關注的是當代，他所譯介的作家都是二十世紀才登上法蘭西文壇、但其作品正在或將要獲得世界性經典地位的名家，如紀德、羅曼·羅蘭、柏格森等，今天在我看來，占元先生當時對文學的關注與視角顯然是“時尚的”，同時又是準確的、有見識的，用俗話來說，就是達到“慧眼識英雄”的水平，我以為對於一個翻譯家來說，有沒有這種慧眼事關重要，這實際上是加“誰”的盟，與“誰”合夥的問題，對翻譯家的際遇與地位是大有影響的。陳占元作為譯家的路數另一個特點，則是他所感興趣的更多是文學中的思想材料，而不是現實生活的形象圖景，也不是人性展現的情景。具體來說，他譯的幾乎全是知性的文論與隨筆，如紀德的《論歌德》、羅曼·羅蘭的《向高爾基致敬》、《論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等，而沒有小說、詩歌與戲劇作品，這種重思想、重知性的特點，我想是與他在巴黎大學攻讀了好幾年哲學專業有關。他一開始就保持著研究的、學術的興趣，執著於“形而上學的領域”，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早期陳占元的特質。

　　抗戰時期以及整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占元在中國文化領域裏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做了一些有益的文化工作。他譯了一些文學名篇名著，如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紀德的《婦女學校》、聖艾克絮佩裏的《夜航》、莫洛亞的《英國人》、茨維格的《馬來亞的狂人》等，不難看出，較之以前，他從純思辨的領域擴大到了形象描繪的領域，但仍追求那種知性表現得更濃厚的作品，他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哲人的興趣仍未改變。這個時期，他還做了一些編輯出版工作，在香港，他辦了明日社，先出版了卞之琳有抗戰熱情的詩集《慰勞信集》與報告文學作品《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後又出版了馮至的《十四行詩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以及梁宗岱所譯的羅曼·羅蘭《歌德與貝多芬》。在桂林期間，他還與李廣田、馮至、卞之琳合作創辦了文學刊物《明日文藝》。他所做的這一切工作，既有較高的文化品位，也有很鮮明的進步色彩。

　　建國後，在社會生活中，曆史資格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價值標準，革命經曆、進步曆史是最能給人帶來榮譽、地位、表彰、泓揚、“上報”的“硬通貨”，但在陳占元身上，似乎有點例外。稍加考量，便不難發現，他建國後在文化界所占有的地位，所獲得的尊敬與禮遇，與他建國前的進步學者的老資格實在不大相稱，甚至他有點被“邊緣化”了，在上述國家重要項目中，他屈居於資格與學識都不如他的人物之下，便是明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作為老《譯文》的開拓者與“功臣”，從建國後一直到他逝世，卻沒有在《世界文學》（它從來都號稱是《譯文》的“後身”與繼承者）上發表過任何一篇東西，隻是在他逝世後，這家刊物才發表了他的兩篇遺留下來的譯作。何以他被邊緣化？我想原因不外有三，一是長期在“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的政治思想大氣候中，與西方文化有關的“歐美派”知識分子不“吃香”了；二是，在文化領域中，在道上風光行走的，多為強買強賣的“強勢人物”，而排他性正是這種人物得天獨厚的稟能；第三，實與陳占元自己低調、謙遜、退讓、與世無爭的思維方式與行事作風有關。別的不說，我僅從個人親身的經驗對此就深切地體會，從我大學時代到陳占元先生去世的數十年間，我與他接觸的次數不能說特少，但我從來沒有一次聽他說起或提及他對中國文學事業曾經做過的那些事。充實而無言，資深而低調，這正是占元先生的君子風度，是他的美德。

　　也許和他低調謙遜的性格有關，占元先生在學術上一貫的作風是厚積薄發。據我所知，他在法國文學方麵研讀很廣，見識頗豐，但他生前幾乎從來沒有發表過研究評論文章，他遺作中有限的幾篇，也說明他的確很少寫這方麵的文章。他將自己的業務活動，基本上局限在翻譯領域，建國後他繼續在這方麵紮紮實實地耕耘並收獲了碩果。他仍保持了自己重知性、重思想材料的“路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他發掘並譯出了巴爾紮克極為重要的文論《（人間喜劇）序言》，發表在《古典文藝理論譯叢》上，此文乃巴爾紮克整個文學創作的綱領與思想原則，對於研究巴爾紮克與現實主義問題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正是當時文藝界急需的一份“思想材料”，發表後也確實成為了理論界人士經常引證的典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譯出的巴爾紮克的兩部作品《高利貸者》與《農民》，雖然完全是兩部小說，但在巴爾紮克《人間喜劇》中也要算是最具有“思想材料”性質的作品，前者是對初期資產者的習性與斂財方式的形象展現，後者是對大革命後法國農村階級關係的形象圖解，兩部作品中有很多鞭辟入裏、精彩睿智的議論，都闡釋出了深刻的政治經濟學的真理。在中國，當時《巴爾紮克全集》的翻譯工程尚未啟動，能從《人間喜劇》近百部作品中挑出這兩部來率先加以翻譯介紹，這正表明陳占元先生選題選材的“慧眼”，說明了即使是選材，他也是以全麵的研究為基礎的。

　　作為翻譯家，占元先生所做的特別的貢獻，是譯出了狄德羅的畫論畫評。狄德羅是啟蒙時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他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具有完整的體係與令人讚賞的深度，他的文學成就，不僅有出色的哲理小說與戲劇作品，而且他的畫評畫論與戲劇理論更成為了文學理論批評上、美學史上極為珍貴的瑰寶。十八世紀是法國現實主義繪畫大為昌盛的時期，狄德羅對當時的繪畫作品有多次定時的評論與係統的理論總結，既有理論深度又有評析才華，在當時整個歐洲範圍就已獲得了好評與推崇，德國大文豪歌德與萊辛對他均有盛讚，稱他為“光明的火炬”，“照亮了藝術創作的奧秘”。時至今日，狄德羅的畫論畫評仍然是美學研究中的經典文獻。占元先生克服了文論翻譯的困難，將這份珍貴的典籍比較完整地引進了中國，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隻不過該書出版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是我國理論批評界一些人士對時髦的歐美新潮派文論趨之若鶩的時期，狄德羅這一份典籍的光輝多少被時尚的雲霧所遮掩。

　　陳占元在當代中國翻譯領域裏的地位與影響，早已為他的業績所證實、所確認，但他自己在晚年所寫的《生平小傳》一文中，卻這樣說：“我做過一些翻譯，但我不是翻譯家。稱我為翻譯家，隻使我想到自己工作的粗糙拙劣，於心有愧。”陳先生如此謙虛的美德的確令人感動、令人欽佩。但對此，我不能不說，他的自謙過了頭，幾乎就失之於妄自菲薄了。雖然絕對十全十美的、毫無瑕疵的譯品在世界上幾乎是不存在的，翻譯泰鬥傅雷亦不例外，但陳占元的翻譯絕不是“粗糙拙劣”的，就譯事的最高境界“信、達、雅”而言，他的翻譯至少在“信”與“達”上是高水平的、上乘的。而且，他比常見的一些“翻譯家”大為優越的是，他對自己所譯的作家作品都有比較全麵而紮實的認知與研究，在他晚年的文集中，對狄德羅、紀德等作家的有深度的評論就證明了這一點。他是一個研究型、學者型的翻譯家，在翻譯界中能達到此種境界的唯有少數出類拔萃的佼佼者而已，如李健吾之於莫裏哀、福樓拜，卞之琳之於莎士比亞，馮至之於裏爾克、歌德……

　　學人、文化人的價值以其業績為歸依、為根據，當然不應該以他人的貶褒為轉移，也不應該以自謙之詞或自炫之詞為定論。正因為占元先生過於自謙，後人更有必要為他講公道話，更有必要突顯出他的業績與貢獻，特別是在炒作之風中、在自我吆喝與幫派力挺之下、“頂級翻譯家”接踵而現的今天。

　　200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