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不僅對中國的曆史發展起到了偉大的轉折作用,同時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為當代青年知識分子指明了方向。
作為與人民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一代人,我親眼目睹了慶祝人民大革命勝利的慶典,目睹了婦女解放的喜悅和移風易俗的大變革,目睹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以廣大民眾為對象的新式教育的普及和興旺。解放初,我的小學雖說地處農村,但每天升國旗、升校旗、戴校徽、搞課餘活動,完全是正規化的教學。當時教師都是從師範學校新畢業的青年,他們平日工作在農村小學,星期六下午步行15公裏回城裏的家,第二天又從城裏趕回來。曾記得,為了講清語文課文裏的“西紅柿”這個概念,老師特地從城裏買來西紅柿,展示給我們這些沒見過西紅柿的學生。當時,青年教師們煥發出的無私、熱情、樂觀、任勞任怨精神,讓我深受感染,第一次體會到新社會的教育是著眼於為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的。這是新中國給我上的第一課。
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我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當時自己的親戚大都對我白眼相看,使我懂得了魯迅所說的,從小康墮入困頓後才能看到的世人真麵目。但是,危難中黨和政府撫養了我。我們那所農村中學寄養了6個孤兒,生活都有了著落。後來,我讀到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感慨萬千。在對待人的生存權利方麵,新舊社會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首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一天夜裏,歌聲從遠處行走的人群中傳來,聽了頓覺振奮。這首歌表現了青年一代健康向上的風貌。
在長期的學習生活中,我對五四運動指引的方向逐步明確、深化。愛國主義就是要熱愛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的祖國;就是在實踐中永遠站在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把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掌握馬克思主義,就是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武裝頭腦,不斷鞏固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然而這些道理,我是在曲折的實踐中逐步理解的。
改革開放的20年,我從本科讀到了博士,成長為學者、教授。但我從未忘記我是新社會撫養起來的孤兒。一位出租車司機曾和我聊天,最後大笑說:“真想不到,教授竟是這樣的。做派和我們一樣!”我聽了心裏很舒服,作為教師,在大學生和研究生麵前,我是以對待自己孩子的愛心對待他們的。我從來不敢想當然。因為在學生後麵,站著千萬個工農勞動大眾的家長,學生即是祖國明天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去年,我被學校研究生投票選為“良師益友”。我至今看不慣有悖於勞動大眾利益的言論和人物,看不慣鼓吹所謂“自由知識分子獨立性”的言論和人物,更看不慣趨炎附勢的吹牛拍馬之徒。我心中崇敬的知識分子,始終是魯迅、茅盾、朱自清、聞一多、華羅庚、李四光這樣的人。這體現了我所理解的“五四”精神。
一根直立的柱,可以頂起千斤重量。一個人,隻要真正愛國、真正為老百姓著想,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發揚了“五四”精神。
(原作發表於《半月談》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