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研究

第四節 五四運動的旗幟是愛國主義

　　近年來，在研究五四運動的熱潮中，出現了許多可貴的成果，也出現了一些怪論。例如，在某些研究者看來，甚至連五四運動的旗幟是愛國主義都似乎成了問題。另外，還有的人對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多加非難和貶斥，說什麽這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看來，史學界早已形成的共識，確定無疑的曆史定論，隻要它妨礙了某些人的現實利益，就要遭到折騰一番、顛倒一番的命運。然而，曆史事實並非是某些人手裏的一塊膠泥，它的真相也必然要在爭辯中更加清楚地顯露。

　　一、五四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的延續和發展

　　五四運動時期的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久遠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延續和發展，也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淪為被壓迫民族以後愛國主義得到不斷強化的必然結果。

　　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過的曆史。在這一值得自豪的曆史背後，有著值得探尋的深刻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愛國主義精神傳統。這一傳統，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都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封建社會發展階段，國家的統一局麵的久遠和分裂階段的短暫，就是這一傳統的體現。且不說在民間世代相傳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即使是封建統治者也不敢輕易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出賣國求榮的事。清朝的道光皇帝，執政期間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丟失了香港這塊領土，自慚形穢，在祖宗麵前有負罪之隱，不得不親筆手諭，決定在自己的陵墓前不再修建氣勢宏偉的所謂“聖德神功牌樓”。他在“手諭”中囑托，即使後代要立碑撰文，“亦不可以‘聖德神功’字樣，率加尊稱”。嗣皇帝鹹豐在追思其父的功績的神道碑碑文中，稱頌其父“謙衝”，囑咐其後代“陵寢斷不可建立大牌樓，遽稱聖德神功字樣”。皇帝這麽做雖然是不得已，但在一個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傳統的民族中，他們自然對自己的賣國行為甚感羞愧。

　　愛國主義的傳統一直延續不斷。在近代，中國一步一步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國恥疊累，民族危亡，使民族無法正常發展。但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誌士仁人的奮鬥從未止息。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鴉片戰爭中中國人民的抗擊，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激起的“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無一不是愛國主義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尤其是“甲午戰敗”之後，“救亡”和“救國”的說法就開始在民間流行。可以說，千百年來，愛國主義早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成為中國人基本的國格、人格。

　　五四運動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一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五四運動前夕，人們已經明白了當務之急是把國家從列強的壓迫和控製下解救出來，在種種危機麵前開始覺醒。這樣，“救國”這一口號更廣泛地流行起來。

　　1915年1月18日，日本炮製的“二十一條”秘密遞交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中，日本要求控製中國的滿洲、內蒙古、山東、東南沿海各省和長江流域，這是一個滅亡中國的文件。由於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進行敦促，袁世凱政府於5月9日表示接受其主要條款。這一消息通過一些報刊的透露，立即激起了抗議日本的輿論和反日的情緒。每天都有無數信件和電報“潮水般湧進”總統府。5月7日和5月9日立即被命名為“國恥紀念日”。先進的中國人覺悟到：要求生存必須抵抗外族的侵略，要救中國就必須鏟除所有的軍閥和賣國者。日後流行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主張已經醞釀成熟。

　　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了國內和海外中國人的強烈反應。僅1915年上半年，就出現了許多愛國團體的活動：2月19日，上海成立了“市民愛國會”，專門反對“二十一條”；2月底，美國三藩市的中國商人主張抵製日貨；3月18日，上海“國民對日同誌會”在公共粗界召開民眾大會抵製日貨，參加者達十幾萬人；5月13日，漢口的商人罷市並舉行遊行示威，抵製日貨；5月間，上海成立了“知恥社”和募集資金幫助本國工業發展的“救國儲金團”。抗議日本的浪潮遍及北京、上海、漢口、長沙、廣州和海外。

　　6月，日本正式向中國抗議中國境內的“反日運動”。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進行秘密外交，協商進一步出賣中國的“中日軍事共同防禦協定”。消息透露後，當月中國留日的3000多學生掀起了回國運動，5月20日北京2000多名學生為抗議簽訂中日協定而舉行遊行示威，天津、上海、福州都發生了類似的遊行活動。這可以看做五四運動的預演。看來，當時愛國主義精神的高揚，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五四運動前夕的愛國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來的，是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先進的中國人的愛國主義覺悟。這種愛國主義既是曆史上愛國主義傳統的延續，又是這個傳統在新的時代的發展。

　　二、五四運動的旗幟就是愛國主義的旗幟

　　五四運動的全過程和基本史實，充分說明五四運動的旗幟就是愛國主義的旗幟，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

　　從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看，這場運動是為了挽救祖國於危亡中，是愛國主義激情的噴發。1918年11月17日，由於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北京約6萬師生舉行了慶祝歐戰勝利結束的大遊行，但不久就遇到了無情的現實：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巴黎和約”的第8號第156、157、158條，規定了德國在山東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特權、“領土”、文件檔案以及礦山、鐵路、建築、海底電纜等財產，都“讓與日本”。中國代表提出的維護民族利益的要求全被拒絕。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準備在“巴黎條約”上簽字。5月1日至3日，消息傳來，北京大學等高等學校的學生群情激奮，籌備了5月4日的遊行。籌備會上，學生提出，斷送國土主權就是賣國賊，要求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由於主要的侵略威脅來自日本，因此攻擊的目標集中對準政府的親日派人物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5月4日下午1時，3000多名來自13所高校的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遊行中分發的傳單上，清楚地寫著遊行的原因和目的：“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並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賦。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可見，五四運動的出現，完全是出於愛國主義。

　　從五四遊行中出現的口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這場鬥爭集中在愛國主義的主題上。五四遊行隊伍中的口號，分為兩類：（1）“外爭主權”方麵的內容有16條。例如，“還我青島”，“誓死力爭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款”，“拒絕簽字巴黎和約”，“保衛國土”，“反對強權政治”等。（2）“內懲國賊”方麵的內容有9條。例如，“打倒賣國賊”，“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賣國賊曹汝霖”，“國民應當判決國賊的命運”，“賣國賊宜處死刑”等。遊行隊伍前方還高舉著一幅巨大的傳統式的挽聯，上聯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下聯是“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橫批是“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遊行示威口號，是運動參加者心聲的直接表達，由這些愛國主義的口號，足見當時五四運動參加者愛國救亡的政治動機。另外，五四時期湧現出來的社團，幾乎都以“救國”為宗旨；五四時期出現的刊物都以討論“救國”為主旨；有的幹脆以“救國”來命名，例如，“廣西梧州學生聯合救國團”，該團出版的刊物就叫《救國旬刊》。這都說明了，五四運動是以愛國主義為旗幟的。

　　從這場鬥爭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來看，五四運動的基本要求集中在“外爭主權”與“內懲國賊”兩個側麵。其直接的要求就是阻止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的條約上簽字，以此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這純粹是愛國主義的主張。而且，這種愛國主義是新型的、高級的愛國主義。說它是新型的，是由於當時人們已經懂得把中國放在世界格局中來觀察，眼界與以往不同；說它是高級的，是由於它帶有更加科學的成分，把愛國定位於民族的未來發展，把愛國與反對賣國政府相聯係，而不存在以往傳統愛國主義中的對本國統治者的愚忠或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從五四運動直接要求的內容來看，經過罷課、罷工、罷市等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運動取得了勝利。北洋軍閥政府的6月9日夜間的內閣會議，罷免了群眾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官僚的職務；6月28日，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7月22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所有的學潮停止。作為狹義的五四運動的主體事件，其始發與收兵，始終圍繞事關國家命運與前途的大事。可見其明確的宗旨。

　　從參加五四運動的先進人物的評論中，也可以看出，五四運動的旗幟就是愛國主義。1919年10月，李大釗在演說中說：“我們今天應該把國際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痛史，細數從頭，把五四運動的精神，牢牢記住，誓要恢複國家的主權，清洗民族的恥辱。”這種爭主權、雪國恥的五四精神，正是愛國主義精神。

　　五四愛國運動的特殊意義不僅在於提出了愛國主義的口號，製止了賣國政府的賣國行徑，而且還在於成功地解決了民族存亡的重大問題。它找到了救國圖存的有效途徑，這就是隻有走蘇俄社會主義的路，才能救中國；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這就是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工人階級在這次運動中登上政治鬥爭舞台，成為運動的主力和學生運動勝利的支撐，工人階級能夠團結各界反帝愛國的力量共同奮鬥；還找到了指導愛國主義繼續前進的科學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後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追求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主流，改換了以往曆史發展的方向，中國從此走上了振興的希望之路。

　　總而言之，五四運動的曆史事實充分證明五四運動的旗幟就是愛國主義。正是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學生運動才能動員廣泛的群眾，才能取得鬥爭的勝利，才能為中國的20世紀發展創造轉折點。80多年後，任何懷著自己目的而企圖扭曲和改變五四運動旗幟的做法，都是不能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的，也是不會有什麽積極意義的。

　　三、五四運動時期的愛國主義與思想啟蒙

　　近年來，有人指責五四運動中斷了原來意義的新文化運動，使“救亡壓倒了啟蒙”。這樣，就把愛國主義與思想啟蒙運動對立起來了。這既不符合實際，又走入了歧途。

　　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發端開始，思想啟蒙隨著“德、賽兩先生”而高揚。但是，在五四運動之前，所謂啟蒙是用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當時人們看到的“德先生”明明白白是法蘭西式的民主，在觀念上不外是資產階級民主和人權等。當時報刊上對法蘭西式的民主大加鼓吹，極力讚譽，便是證明。當時的“賽先生”，是以自然科學為主，在社會科學方麵，隻不過是美國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法國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英國羅素的新唯實主義等唯心主義的玩意。總之，是談不上有什麽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五四運動期間和五四運動之後，啟蒙運動並未止息，更沒有被“救亡”所壓倒，而是改換了麵貌，走向了科學，提高了層次。這時的啟蒙，不再是弘揚資產階級文化，而是弘揚更加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這時的啟蒙，從追求法蘭西式的民主提升到追求社會主義的民主；從啟蒙極少數人，提升到啟蒙大多數人；從簡單地追求自然科學提升到追求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應該說，這才是符合當時和今後中國國情的、有效的、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啟蒙。這種新的啟蒙內容和方式，與五四運動前的舊的啟蒙相比，其水平不知高出多少倍，其意義不知深遠多少倍，其實效不知大出幾千萬倍！一句話，新的啟蒙是舊的啟蒙無法相比的。

　　然而，兩個啟蒙的階段又是有聯係的，由舊啟蒙提升到新啟蒙，是有深厚的社會曆史背景的。人們之所以揚棄了舊啟蒙，開始了新啟蒙，是因為經曆了巨大的、千載難逢的事變。這些事變包括：

　　（1）人們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驚人的災難，使很多醉心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喪失了希望，談論革命和社會主義成為人們的新追求。一向主張溫和改良的梁啟超考察了大戰剛剛過後的歐洲，寫下“西方文明已經破產”這句話，斷言：“社會革命恐怕是20世紀惟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1919年12月1日陳獨秀起草的《新青年》宣言說：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罪惡，現在應該是拋棄的時候了。”他還在1920年9月著文指出了某些大叫德謨克拉西而攻擊人民專政的人：“他們隻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的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卻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麵的資產階級的特權是怎樣。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製，德謨克拉西倒成了資產階級的護身符了。”帝國主義的大戰從反麵教育了人民，使他們拋棄了對資產階級民主模式的追求。

　　（2）人們看到了發生在鄰國蘇俄的革命。吳玉章回憶當時的思想情況說：

　　“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李達在1919年6月談到，法蘭西雖然推倒了皇帝，結果弄到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社會上受到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會生出近世的社會主義來了”。這說明法蘭西式的民主不是先進青年的追求了。蔡和森與毛澤東1920年8月的通信也說明了這一點。蔡和森信中說：“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而毛澤東的回信中的話則更為深邃：“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都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真是太大了。

　　（3）人們看到了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和無能，丟掉了幻想，激起了責任。

　　他們親眼目睹了，靠封建軍閥實現民主建設，等於緣木求魚。

　　（4）中國人民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精神為之一新。李大釗1919年8月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已經較全麵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從李大釗、陳獨秀的著述內容來看，當時他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若幹知識，如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倍倍爾之後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方向，也有較多的了解。先進入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和了解，必然使原來的政治追求升華。

　　從“德賽兩先生”的資產階級思想啟蒙，提升到追求蘇俄式的社會理想，就使當時的愛國主義具有嶄新的內涵，因而也具有動員和團結各界的凝聚力，特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參加，使愛國主義運動最終取得了勝利。這與原來虛無縹渺的抽象啟蒙相比，更加有推動社會進步的實效。

　　有人為舊式的思想啟蒙的變化而“遺憾”，遺憾那次新文化運動變了味，使自己想象的抽象的德謨克拉西變成了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似乎隻有為了啟蒙而啟蒙，不與國家的興亡和社會進步連在一起，才符合今日“遺憾”者的心意。

　　其實，世界上從來沒有為了啟蒙而啟蒙的事實。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從孟德斯鳩、伏爾泰、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達蘭貝爾，到宣揚人民主權說的盧梭，他們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論述到極致。但是他們也並非宣揚抽象啟蒙學說的單純學者。在他們的頭腦裏，分別裝著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的共和國、人民主權的共和國等不同的政治理想。當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經過血與火的三個發展階段，正是幾派啟蒙思想家學說的實現。1793年的雅各賓專政階段，就是盧梭最民主的學說的兌現。可見，啟蒙思想家的目的是實現其政治理想，這就是反對封建主義，求得資本主義的發展。

　　法國啟蒙思想家處於一個主權沒有受到外國侵犯的國家；時間處於資本主義正在興起和要求革命的時候。中國的五四運動的啟蒙思想家就不同了。他們所處的國家，是一個被西方諸列強嚴密控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國家搞起了互相殺戮的世界大戰；同時，馬克思主義已經問世半個多世紀，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成功。這個新的社會背景，不論啟蒙思想家原初的個人想法如何，他們麵對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列強，是封建主義統治者；他們麵對的思想既有老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又有新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他們麵對的現實政治製度，既有資本主義的法蘭西模式，又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在這個新的環境裏的啟蒙，假如置這一切變化於不顧，仍然照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樣子去做（且不說那時的啟蒙思想家也並非一致），並不顧一切地貫徹到底，那就無異於刻舟求劍。這樣啟蒙的結果必然導致“告別革命”，導致中國人民走更大的彎路。這樣的啟蒙思想家也必然會成為不齒於人的曆史垃圾。

　　當然，曆史上並沒有出現今日“遺憾派”所理想的代表人物，今日就更不可能。如果今天在我們國家——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和國度裏，再來一個完全的18世紀法國的思想啟蒙過程，那結果隻能是回到舊式資本主義的軌道。誰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韙，充當國家和曆史的罪人？

　　所以，不是救亡壓過了啟蒙，而是新的啟蒙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沒有一個真正愛國的思想家不考慮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真正的愛國知識分子必然理論聯係實際，在救亡與愛國的過程中體現新的思想啟蒙，作出新的選擇與追求。

　　四、五四時期的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及其他

　　五、四運動的旗幟是愛國主義，五四運動的主流和傳統也是愛國主義。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近年來頗有爭議。

　　有人認為，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社會中，我們應該更換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啟動“自由主義”這種據說不知是什麽階級的意識形態。他們喊：

　　“既然通向市場經濟的大門已經打開，通向自由主義的大門就再也關不上了。”既然今天有人想搞自由主義，就有人說“自由主義越來越成為全球性的價值”。既然把自由主義吹捧成“全球價值”的東西，就有人把曆史事實當作可以捏弄的膠泥，企圖把五四運動以來先進的人們追求的東西說成是自由主義。有人說：“在已經到20世紀末的今天，反觀世紀初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仁人誌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終是自由主義，雖然它在一定時期為激進主義所掩蓋。”

　　五四運動以來的愛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思想就這樣被偷換為自由主義了。

　　其實，自由主義在五四運動時期，隻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裏接受的眾多思潮的一種。當時的自由主義是針對封建特權觀念而提出的民主、人權、言論自由、個性發展等概念。自由主義在當時也沒有什麽思想體係。隨著思想啟蒙運動的升華，這些民主、自由的觀念也具有更加明確的內涵。自由主義並沒有多大的影響，更談不上是什麽仁人誌士追求的“主流思想”。正像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無法發動一場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樣，自由主義也從來不可能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思想。連企圖祭起自由主義亡靈的人也承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可憐的曆史命運：“經過幾十年學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義在幾億人口的中國社會，也隻是浸潤到了薄薄的一層。它的根紮得太淺，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曆史的狂風暴雨中，它曾瀕臨滅絕的境地。”這種處境的自由主義，說是五四運動以來先進的知識分子追求的主流，真是癡人說夢。

　　五四時期的青年確實提倡過個性解放。但是，這種個性解放並不是與國家的前途命運對立的東西，而是投身革命潮流的前提條件。“我行我素”的個人主義隻是極少數人的信條，他們不但無所作為，並且往往被曆史的主流拋到遠離社會中心的地方。

　　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之所以被人企圖曲解為自由主義，主要是因為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就唾棄了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走上了追求和建立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沒有按某些人的意願，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他們指責新中國的最初30年裏的建設，是企圖“建立一個與西方製度文明完全對立的東方大國”，搞現代化隻是學西方的物質文明建設，而“不包括學習和建立西方那樣的製度文明”。難道今天提倡自由主義是全球性的價值觀念的人，是以改變現實社會主義製度，回到“建立西方那樣的製度文明”為綱領的嗎？那就有悖於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道德準則。

　　還有人把愛國主義斥之為“激進主義”，而“激進主義”又掩蓋了自由主義，罪莫大焉！這樣一來，他們徹底否定了自五四運動以來的青年愛國主義的行動。在企圖“告別革命”的人那裏，把一切愛國主義和革命行為都說成“過激”，是可以理解的。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就有人指責愛國和革命為“過激”或“激進主義”。1919年5月，魯迅就在《隨感錄五十六“來了”》中，揭露了反動分子汙蔑列寧及其領導的十月革命是“過激主義”，同時描寫了在“過激主義”麵前如臨大敵的醜態。同年8月，李大釗在《問題與主義》一文中也提到反動勢力把“布爾什維主義”說成“過激主義”的情況。“布爾什維主義”被“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譯做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的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種“過激主義”的帽子頗有點像今日自由主義鼓吹者們隨意給人扣上的“左”的帽子。真想不到，這種所謂“放棄激進話語”的轉變，竟使有些人倒退到五四以前的思想水平或北洋軍閥時期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人們的思想水平。

　　還有人把愛國主義斥之為“狂熱的民族主義”，從而大加批判。據某位批評者說，“狂熱的民族主義，借愛國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來頻頻發作，至今沒有得到清理”。他把北大學生向克林頓發問、青年人寫了《中國可以說不》、青年人抗議北約轟炸南聯盟，都說成是“裝腔作勢”、“拙劣姿態”，並把這些表現與義和團“扶清滅洋”、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相提並論。很難想象一個稱作中國人的人會說出這等言辭。按照這位批評者的邏輯，中國青年人隻有像他們說的那樣，老老實實地奉行為外國人當兒子、孫子的“孫子戰略”，才算清理了“狂熱的民族主義”，才能適應“全球化的價值”嗎？這算不算“媚”了什麽東西呢？單單因為國家內部還有這麽一類人，愛國主義就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不必諱言，否定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殖民文化心理，是殖民地時期養成的奴才主義的延續和發展。

　　五四運動離開我們已經80多年了。但它所高舉的愛國主義旗幟至今仍然凝聚著中華兒女的心靈，啟迪著中華兒女的才智。我們不能忘記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旗幟，因為忘記就意味著背叛。

　　（原作發表於《五四運動與20世紀中國的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