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研究

第一節 改革進程中青年的思想軌跡（3）

　　七、弘揚民族正氣的亞運精神

　　1.“愛我中華、為國爭光”的亞運精神

　　1990年9月22日，亞運會在中國北京召開。這次亞洲體育盛會開得安全、順利、精彩、圓滿。更為重要的是，這期間誕生了青年群眾的亞運精神。這是當代青年主流思潮的一次展示。

　　亞運會召開的時期，正值1989年政治風波剛過，群眾和青年中的思想混亂尚在清理，加上東歐形勢劇變，加重了青年的思想問題，形勢並不令人樂觀。

　　早在1989年4月19日，有關方麵曾對舉辦亞運會的前景進行了預測，結論是形勢不容樂觀。我國政府指出，亞運會是“一個不太輕鬆的問題”，“隻有克服困難，把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做好”。“中國有再大的困難，也要實現我們的諾言。”（《人民日報》1989年4月19日）

　　麵對重大的責任和不容樂觀的形勢，中國青年顯示了積極奮爭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懂得，當今最需要的是“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廣大青年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鍛造了亞運精神。亞運精神使青年精神麵貌煥然一新。

　　什麽是亞運精神？它的內涵被總結為：愛我中華、為國爭光，頑強拚搏、爭創一流，團結協作、無私奉獻，遵紀守法、講求效率，放眼世界、博采眾長。（《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0頁）其中最核心的是愛我中華和義務奉獻精神。這種強大的精神潮流，將幾年中蔓延於中國青年中的灰色、泄氣、多元思潮全淹沒了，青年思潮的主流強有力地向社會、向世界宣告了一個真理：中國青年是愛國的、有曆史責任感的、大有希望的。

　　伍紹祖作為亞運會組委會負責人，是這樣評價青年在亞運會期間的表現的：“他們朝氣蓬勃、熱情積極、不計報酬、不辭辛苦、勇挑重擔、義務奉獻的精神，正是列寧所讚揚過的共產主義精神在實踐中的體現，是愛國振奮、自強不息的民族靈魂在新一代炎黃子孫身上的體現。從這些年輕人身上，我們看到了國家民族光明的前途，更加堅信：中國的未來大有希望。”（《亞運先鋒》，第2頁）

　　青年的亞運精神集中表現為愛我中華的愛國主義精神。青年內心深處蘊藏了極大的愛國主義熱情。亞運會把中國推向世界，把青年推向與外國進行禮儀交往的前沿，使青年在參與中感受到民族的自尊、曆史的壓力，這就激發了青年的愛國激情。

　　亞運會的義務服務的青年亞運交通崗和衛生監督崗就生動說明了青年愛國熱情。9月6日至10月10日，曆時35天，一共有40萬青少年參加，在全市352個站台、103個路口、38條重點大街上出現的身穿黃色背心、頭戴小黃帽、手持指揮旗的“雙崗”誌願者，他們個個精神煥發，站立如軍崗，在共青團旗、少先隊旗、黑板報宣傳板的簇擁下，排列成罕見的活的漫長畫卷；他們個個儀表像標兵，指揮像交通，服務像雷鋒，以自己的愛國心燃起了更多人的愛國心。北京大學一位同學說：“我每次上街，看到滿城的氣氛，就常感激動，就感到一種力量。坐在看台上，就更加難以抑製自己的感情，除了振奮之夕卜，就是自豪，就是榮譽感。”（《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21頁）上億人的火炬傳遞接力，氣勢恢宏而富有中華民族文化魅力的開幕式，183枚金牌和341枚獎牌的獲得，運動比賽場上183次奏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341次升起五星紅旗，使青年的愛國熱情走向高潮。

　　開幕式轉播後，北京大學校園彌漫著這樣的讚歎“比許多奧運會的表演還棒！”這場麵確實振奮人心，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民族精神麵貌。“本人歎為觀止，我們的民族應該有這樣的氣派和風度。”連那些以前不願談論亞運會的學生也突然轉為極度關心，不少人冒雨四出買票看比賽。（《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17頁）閉幕式時，清華大學大禮堂裏自發看實況轉播的學生坐得滿滿當當，每當看到升國旗時，沒人組織，全場學生自動起立，跟著電視廣播高唱國歌（《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42頁）北方交通大學學生送給中國乒乓球隊的錦旗上，大書“重振華夏威”五個大字，並有2000學生的簽名。內蒙摔跤高手呼日嘎奪得冠軍，當他手持鮮花，胸佩金牌，注視著五星紅旗在國歌樂曲中冉冉升起時，竟禁不住熱淚縱橫，並高唱國歌，場內觀眾也一起眼含淚花忘情地高唱國歌，場內外國歌聲連成一片。亞運會組委會群工部準備的2萬麵五星紅旗，很快搶購一空。一位揮舞國旗的拉拉隊員說出了他們的共同感覺：“當我揮舞著五星紅旗的時候，我的嘴裏、心裏都在呼喊‘中國萬歲！’望著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聽著雄壯的國歌，我們的心情總是異常激動，我深刻地意識到，我們古老的中華民族必將越來越偉大，必將永遠屹立在世界東方，我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亞運先鋒》，第97頁）

　　在豐台體育中心壘球場，中國隊與台北隊對壘時，二七車輛廠拉拉隊與台北拉拉隊互為對方加油，配合呼喊，最後兩支拉拉隊索性坐到一起，一陣陣高呼“祖國統一！統一！統一！”北京工人體育場中中國女隊與台北隊決賽冠亞軍的現場，看台上出現的大標語橫幅是：“同根又同心，不分冠亞軍！”“同場競技，共展中華雄風！”香港《大公報》報道說：“全場上萬人震耳欲聾的歡呼：中國！中國！當你置身於這樣的旗海聲濤之中，你才能理解我們這個民族特有的心理情結。”（《亞運先鋒》，第93頁）

　　在愛國主義的鼓舞下，青年內心深處引起深刻反思：中國的前途不在動亂的街頭，更不在“換人種”或“解散中國”的鼓噪之中。中國的希望在於人民意誌的統一和青年的奮起。外國的有識之士也看到這一點。《歐洲時報》載文說：“民族的榮耀，國家的利益，是最能凝聚國民的一種黏合劑。如果說平日中國大陸的各階層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一旦國家利益當前，這些不滿和埋怨都煙消雲散了。亞運會期間，人們確實體會到這種氣氛。”（《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180頁）著名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也寫信給北京市市長說：“亞運盛會真是空前。……不看這場麵，真是不知中國河山壯麗和中國青年人的可愛。”（《亞運精神永駐神州》，第57頁）

　　青年的亞運精神還表現在團結協作、義務奉獻的精神。愛國主義熱忱必然轉化為無私奉獻的高尚行為和自覺的協作行為。人有遠慮，必無近憂。青年義務奉獻的風貌，留下了千古垂範的記錄。

　　在準備召開亞運會的日子裏，隨著青年的覺悟，形成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自覺奉獻，顧全大局的風氣。2億人的集資捐助，義演義賣義診，上百萬人的義務勞動，116支拉拉隊，2萬多青年的開幕式團體操，全靠義務奉獻。

　　捐獻本身就是一種無私奉獻，它極大調動了青年的熱情。青少年們跟蹤捐款支援亞運會。很多學生捐的都是硬幣，裝了很多大麻袋。山東青年農民李貴興，由於家中不富裕，他步行1000多裏來到北京，捐給亞運會200元錢。河南殘疾青年靳俊才，自己搖著輪椅走了850裏，來到北京亞運會籌備會集資部捐款。在2.7億元的捐款裏，大多是具有像李貴興、靳俊才這種精神的年輕人。

　　“為祖國爭光，為亞運奉獻”的民族正氣滌蕩了一切向錢看的風氣。自1989年冬天，奉獻在亞運工地的義務勞動大軍10萬人就點燃了奉獻的內心之火。垃圾消納場青年工人劉啟光為指揮車輛顧不上病倒在床的親屬，隻是每天下班後趕20裏路去醫院陪床。首鋼青年工人劉貴成，用自己承包的鏟車平整場地，連補助費也不收。北京16萬大學生中，有12萬人直接參加了亞運會義務服務工作。清華大學隻分到組織1200名義務服務隊的任務，結果報名的卻有4500人。北京市建材總公司義務服務支隊名額原規定為2500名，最後因報名太多，反複壓縮還是剩下2571名，實在減不下去了，故稱“2571部隊”。很多大學生對共青團員占了義務勞動的機會不滿意，千方百計取得義務勞動的機會。許多中學生到組委會“軟磨硬泡”，一定要爭到參加義務勞動的機會。湖南、浙江、安徽等地青年都寫信願意為亞運會義務服務。新華社還報道了1989年11月24日，亞運村工地出現了270多名北京宗教界青年，他們來自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各團體、寺院，這些人也願為亞運村建設盡義務。

　　無論是屹立於大街上的50萬“小黃帽”雙崗服務員，無論是116支拉拉隊的成員，無論是5萬多固定觀眾，無論是6000多人的場地清掃者，無論是10萬義務勞動者，他們全是義務奉獻，大部分連夥食補助費也不要。這就是中國青年由愛國主義導引出的無私奉獻精神。

　　在亞運會期間，輸電進京的北京至山西、河北的每條高壓輸電線的鐵架塔基下，都有當地青年日夜守護，吃住不離，確保亞運會用電安全。這是一般人很難想象得到的。在全國各地，像這樣以各種形式為亞運作貢獻的何止千千萬萬？

　　青年的奉獻精神是廣泛的，自覺的。亞運會期間，有位日本記者半夜12點從“梅地亞”新聞中心出來，要回亞運村，但已沒有車了。正巧趕上一位下夜班的青年工人騎自行車路過。日本記者向這位工人說明情況，這位工人果斷地說：“如果你不嫌棄，就坐我這‘二等’，我給你送回去。”這位日本記者果然這樣坐自行車回到亞運村。在東四附近的一個小書攤前，一位長者拿起一本通常賣高價的書問道：“這書是否按定價賣？”攤主竟急了：“現在都在迎亞運，別小看我們，不會賣高價的！”聽著十分動情。這些奉獻不是有所圖，而是無私的，自覺的。

　　這種奉獻精神，使人們感到了雷鋒又以不可抹煞的價值回到青年之中。這種奉獻的精神，大大改善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在高尚的精神狀況之中，人們又普遍看到了民族振興的希望。

　　事實證明，民心是可喚的，青年是可以信賴的。青年潛在的愛國、奉獻的極大熱情是可以調動的。先進青年的帶頭作用，使一般的大學生青年也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由觀望到讚譽，二是由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舉辦亞運會，是青年滿意、高興的事，是容易使青年產生曆史和現實責任感相結合的事，同時也為青年提供了一次參與偉大事業實踐的具體的機會，這就使青年的激情與理性達到了較好的結合，而青年通過舉起愛國和奉獻兩麵高尚旗幟的行動，不但理順了一般青年的內心平衡，而且疏通了青年與社會的關係，融洽了學生與政府的關係。反轉過來，青年的行為功績又扭轉了社會對青年本質主流的認識。

　　青年所表現的亞運精神，使很多人為之一驚。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講了有10個“沒想到”，總之沒想到青年幹得這麽好。北京團市委副書記周英也說有5個“沒想到”：“沒想到青年自覺地做到祖國利益高於一切；沒想到亞運交通崗的青年得到社會如此信任……誰要是再說我們的青年素質不高，請他到亞運交通崗看一看。”（《亞運先鋒》，第158頁）從社會角度看，過去對青年觀察的著眼點有偏頗：對青年主體部分看少了，對問題部分看多了；對廣大青年潛在的主導思潮看輕了，對喧囂於潮流表麵的浮沫看重了。亞運精神的出現，使全社會看清了中國青年的本質和主流。

　　2.正本清源的反思

　　由於思想教育的一度失誤，社會輿論導向的一度混亂，青年中交織了各色複雜的思想影響。1989年東歐劇變，又給中國青年的思想帶來一些更為複雜的問題。鑒於這種現實，全國自1989年冬季開展了關於社會主義若幹問題的學習、教育活動。與此相配合，農村普遍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青年職工開展了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國情教育的“雙基培訓”。這就是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下半年的空前廣泛的青年思想教育活動。

　　為了與全國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相配合，黨的組織在基層單位的作用增強了，共青團、政治思想工作機構也增強了，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有了新的發展。為了與全國的社會主義教育相配合，新聞傳播媒介堅持正確的導向，總之，在環境上糾正了教育失誤。青年也進行著正本清源的反思。這種反思在理智的環境中進行，效果良好。青年的反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能夠發展中國。

　　反映青年這個思考的成果的，是一位留美的青年學生聞迪的一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這篇文章指出：“中國需要建設性的、理性的、沉穩現實的、精明全麵的思想和行動，我們亟須減少破壞性的、膚淺的、浮躁浪漫的、輕率片麵的臆斷和盲動。中國經曆的大動亂已經太多，中國不需要一場新的大動亂。這應當是每一個愛國者從當前的反思中所達到一個最重要的共識。”作者指出了“中國人在過去的40年中走完了英國人花了100年稍多的時間走過的路。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人口上億的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發展速度是最快的”。作者還指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朝一夕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也是一個過程”。“毫無疑問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它已經給中國帶來了獨立、統一、穩定和初步繁榮。它完全有可能使中國在今後的三四十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幾個國家之一。”（《人民日報》1990年1月15日、16日、18日、19日）這位學生用清新的筆觸，有理有據地論述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性。這在當時，無疑是代表有責任感的青年的時代強音。

　　在青年職工的“雙基教育”中，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學到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現實的能力，熱情投入社會主義問題的學習和研討之中，信念更為堅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青春年華”節目，播出的某部研究所青年知識分子和青年科研人員積極參與“雙基教育”的情況十分感人。一位研究生畢業的青年科研人員說：“這次教育活動學會了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現實社會現象，科學、發展、曆史地看問題。資本主義製度產生之初其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製度的完善程度不如封建主義製度，這不能說資本主義不如封建主義。也應用同樣的觀點認識社會主義。農民在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中確實富了、發展了。隻聽說農民罵基層不稱職的幹部，沒聽說過農民罵社會主義、罵共產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青春年華”節目，1992年6月19日播出）一位研究生畢業的年輕的科研人員描述了他們參加的“雙基教育”班的聽專題報告的情景：“一位老師講‘中國告別貧困的曆程’，連續講了3個小時，沒有一個人離場，大家都認真記筆記，大都密密麻麻記了十幾頁。聽著這生動的報告，大家一會捧腹大笑，一會點頭稱讚，真是口服心服。有一期學員們沒有請到這位老師，隻好看他的講話錄像，效果一點也不差，還是沒有人離場，認真記筆記，聽得津津有味。大家在總結時，都提到了這個報告。看來我們並不是不要正麵教育，而是能接受正麵教育，關鍵要看怎麽搞。”（同上出處，根據電台錄音整理）由此可見，青年們在“雙基教育”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教育。他們是有很深的感情投入的，對問題的理解也比以往深刻多了。

　　第二，愛國主義的凝聚力更大了。

　　在1989年風波之後，隨著西方敵對勢力製裁中國，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文化壓力，中國青年更加自覺地張揚起愛國主義的旗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堅定。輿論界也充分報道了廣大青年群眾的愛國情緒，青年的愛國主義熱情更高了。

　　不少青年唾棄《河殤》宣揚的民族虛無主義，在報刊上撰文批評其謬誤。

　　更多的人卻立足本職，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北京理工大學一位由中德聯合培養的博士生謝絕了德方給予的優厚待遇，1989年如期回國。他說：“我為什麽看不起自己國家的學位呢？作為中國人，走出國門才更深地體驗到國家的強盛是多麽重要。”“我們中國的事還是要中國人自己幹。”（《北京日報》1990年1月4日）該校最具出國進修資格的一位青年副教授馮順山，放棄了幾次來到眼前的出國機會，別人問他為什麽不出國而在國內建立世界銀行貸款的A級實驗室，他回答說：“你看我走得開嗎？”“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已經可以主持一方麵的工作了，就應該全力以赴。”（《北京日報》1990年1月4日）愛國心、事業心、責任心全包含在這樸實的話語中。從德國回國的匡鏡明也說了類似的話：“我走不開。現在得全力以赴地幹。”“我當副主任這兩個月，科研、備課全是在晚上幹，白天全搞管理工作，可我不能推辭，不能全為自己，得做些奉獻。學校裏這樣做奉獻的人不少，從校長到最年輕的副教授，沒有這些人，事業沒法搞。”（《北京日報》1990年1月4日）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的馮長根的話更是字字千鈞，令人深思：“我是從國家投資辦學中取得了成才優勢的。對我來說，用知識報效祖國是天經地義的。”北京理工大學這幾位青年高級人才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為了我國盡快地富強起來，自覺地作出了許多奉獻和犧牲。他們代表了當代青年愛國主義的主流。

　　社會科學界和文化藝術界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也出現了愛國主義的複歸趨勢。

　　在風波剛剛過後，學者何新出版了他醞釀了15年的一部巨著：《東方的複興——中國現代化命題與前途》（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部書的主旨用一句話來概括，包含在作者的書前題詞裏：“我一切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就是為我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作者希望“重新高度團結和凝聚起來，高揚中華民族的精神，發憤圖強，一一克服麵臨的一切危機和困難，致力於在本世紀末到下世紀前期全麵實現國家現代化，從而作為一種主導力量參與東方文明群體的複興。”（《東方的複興》，第28頁）想不到何新這種愛國主義傾向竟然招來了莫須有的罪名。對於某些人來說，宣傳和伸張愛國主義，似乎也帶有不可饒恕的“刺激”，似乎隻有自暴自棄的敗家情緒才是最順口味的。但這畢竟是被絕大多數民眾看出真麵目的、日趨沒落的東西了。這種萎縮中的虛無情緒，為更多的人所不齒。青年評論家石中，公開聲明自己為何新辯護的文章其宗旨與何新一樣：“為我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人民日報》1990年12月2日）他申明“我讚同愛國主義者，不讚同那些民族取消主義者。”“不少人對於某些人的偏頗可以理解，從字縫裏看出他的‘愛國主義’來，對何新卻不行。……這已遠遠超出意識形態之爭了。長此以往，我們的下一代大概又要鬧救亡了。”（《人民日報》1990年12月2日）這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經曆一場動亂之後的肺腑之言。《人民日報》能夠大篇幅地刊登這類文章，這是巨大代價換來的愛國主義的回歸。

　　在文化藝術界也是如此。著名的演員薑文應美國國務院有關部門邀請訪美，與美國社會深入接觸之後，不但沒有崇美，反而揮發了一通愛國主義情緒。他訪美後指出：“中國對世界的偏見越來越小，而世界對中國的偏見仍然很大。”“現在國內不少影視刊物彌漫著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並且完全處於無知狀態。一些外國影壇毫無地位的所謂‘明星’們的照片，不斷湧現在中國的影視雜誌上。……國內這些掌握輿論陣地的人實際上是以自己的無知來加重觀眾的無知。”（《文匯電影時報》1992年9月12日）灑脫不羈的演員，也不乏民族骨氣。

　　3.青年尋找毛澤東

　　在80年代末，中國青年中出現了尋找毛澤東現象。默默瞻仰毛澤東主席遺容的人群激增，1988年12月已達5200萬人次。1980年，韶山衝毛澤東主席紀念館接待的人數僅為21萬人次，而1988年則達61萬人次。（《中國毛澤東熱》，北嶽文藝出版社，第26頁、481頁）這與少數所謂“精英”式人物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思潮形成了鮮明的對立。

　　1989年下半年以後，尋找毛澤東的現象升溫。30多部記敘毛澤東豐功偉績和偉大人格的紀實作品相繼問世，吸引了眾多的讀者。這些書籍發行量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最多的一本達340萬冊。（《中國毛澤東熱》，北嶽文藝出版社，第5頁）許多青年在這類書中第一次了解到了真實的毛澤東，並深受感染。青年們從讀毛澤東的介紹性的作品，逐漸轉向讀毛澤東本人的著作，探究他的思想體係。據報載，王府井新華書店，自1989年6月至1990年2月僅僅九個月的時間，積存書庫的250套《毛澤東選集》全部售完。市內其他三個書店在這期間售出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計2000多套。1989年12月I2日，《大學生》雜誌編輯部召開了“大學生尋找毛澤東熱座談會”，九所高校師生參加了座談會。該雜誌和《文摘報》以醒目標題報道了這次座談會。中國人民大學於1990年3月20日召開“毛澤東思想研討會”，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參加者不少。《北京青年報》以“尋找毛澤東什麽？”為題作了報道。據報道，北京市第一屆大學生藝術節開幕式上（1989年11月）當大型舞蹈《黃河》中出現“東方紅”的旋律時，全場掌聲雷動。（《中國毛澤東熱》，北嶽文藝出版社，第104頁）北京東四青少年書店還舉辦了“尋找毛澤東”圖書展賣周，頗有轟動效應。（《中國青年報》1990年4月4日）這時期，“老歌新唱”成風，《東方紅》、《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成為炙手可熱、大受青年歡迎的歌曲。（《中國毛澤東熱》，第50頁）

　　1992年春節前後，尋找毛澤東現象在全國範圍達到高潮。在原有“尋找毛澤東”熱的基礎上，加上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臨近，“毛澤東熱”達到高峰是不奇怪的。這期間，由南而北，由東而西，在全國大地上出現懷念和紀念毛澤東的熱潮。城市的汽車駕駛室裏，普遍出現了懸掛“過塑”毛主席彩色畫像的現象。大街小巷，到處響起了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一盒《紅太陽毛澤東頌歌新節奏聯唱》磁帶，由上海中國唱片分公司出版後，竟發行400萬份。

　　為此，電視台還播放了記者采訪盒帶製作者的節目。

　　青年尋找毛澤東現象，有許多直接導因，也有許多深層次原因。綜合來分析，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國情，求助於毛澤東和他的著作。經過反思，青年學生產生了重新審視西方文化和中國國情的趨向。他們普遍感到，毛澤東能夠在懂得國情的基礎上，將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當代青年的楷模。青年們認為，“大學生中已經出現了從空洞地追求民主和自由，走向曆史和現實的可喜變化”。“中國的國情究竟是什麽？尋找毛澤東對這種疑問有幫助。”（《中國毛澤東熱》，第60頁、58頁）一位大學生讀過幾本毛澤東著作後說：“毛澤東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了解中國曆史和國情的人。”（《中國毛澤東熱》，第70頁）一位大學生說，去年6月以後，他們在反思這一切時，發現需要學習、了解和熟悉毛澤東的思想方法，才能更好地從中國國情出發，把握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規律和條件，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東西，更不能搞全盤西化。

　　（《新世紀》周刊1990年第13期）北大一研究生說得更為直接，“毛澤東是一本難得的教科書。閱讀他，可以確定自己在現實中的位置，找到個人與社會的結合點”。（《中國毛澤東熱》，第113頁）可見，尋找毛澤東的原因之一，是青年想從毛澤東思想中尋找了解中國國情的指南，以便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和穩健。這是一股積極向上的力量。

　　第二，敬仰毛澤東廉潔奉公的高尚品格，表達了對改善社會風氣的強烈願望。

　　社會上的不正之風，黨和政府中少數人的腐敗現象，嚴重汙染了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扭曲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形象，衝淡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青年對此深惡痛絕，這是與黨的宗旨和想法一致的。然而，根除腐敗，標本兼治，是一個係統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們迫切要求改善社會風氣的強烈願望必然轉而對已故領袖毛澤東廉潔奉公品格的敬仰。同時，也反映了青年希望今日幹部能像毛澤東那樣嚴於律己，潔身自好。

　　1989年9月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文章《向毛主席學習廉潔》。文章指出，為什麽《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本書受到青年的青睞？最主要的是毛澤東那種嚴於律己的精神，公而忘私的品格，樸實無華的生活作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的孩子與普通百姓的孩子一樣吃不飽，毛澤東在困難時期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這本書喚起青年對毛澤東的敬愛之情。（《中國青年報》1989年9月6日）一位青年學者作了較準確的揭示：“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裏，我們一些領導幹部忘記了我們是在一個貧窮的大國裏進行改革，忘記了改革就是艱苦創業，丟掉了黨的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這些人奢侈腐化，他們敗壞了黨風，帶壞了民風，導致社會世風日下。他們慷國家之慨的大吃大喝，使國家經濟每年損失上百個億！近年來群眾強烈的反腐敗反貪汙的呼聲值得每一個領導幹部注意。如果我們領導幹部都能以毛澤東主席為榜樣嚴於律己，身先士卒地過緊日子，寅吃卯糧的超前消費風何愁不止？腐敗現象何愁不絕？強國富民的宏偉目標何愁不能實現？”（《中國毛澤東熱》，第323頁）可以說，這段論述，代表了中國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共同呼聲和心願。

　　影視界推出的《開國大典》、《三大戰役》、《毛澤東和他的兒子》、《毛澤東和他的鄉親》等受到青年人歡迎。許多青年看到毛澤東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的廉政言行，激動和落淚，對毛澤東更加佩服、崇敬。

　　由此可見，青年人在尋找毛澤東的廉潔奉公的品格，希望這種品格能夠在今日黨和政府領導幹部身上得到發揚和光大，以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第三，尋找毛澤東密切聯係群眾、關心人民群眾疾苦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密切聯係群眾，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解決群眾的困難，貫穿於毛澤東一生的工作和思想中。他是共產黨人密切聯係群眾的楷模。而青年人在社會上看到某些幹部脫離群眾，與群眾的關係緊張，對群眾疾苦麻木不仁，甚至擺出“高人一等”的架勢，感到不能接受，因而追尋毛澤東密切聯係群眾的好傳統。一位大學生說：“毛澤東在艱苦樸素，聯係人民群眾上堪稱楷模，大家自然會懷念他。”（《中國毛澤東熱》，第59頁）大量出版發行的歌頌毛澤東的歌曲盒帶，集中扣準了毛澤東與群眾的血肉聯係這個主題。十幾盒歌曲磁帶的選題中，都不約而同地選人了《毛主席是咱社裏人》、《毛主席來到咱農莊》、《毛主席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等歌曲。這些歌曲都突出了毛澤東聯係人民群眾的主題。

　　關於毛澤東的紀實作品，例如《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均為權延赤所撰著，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之所以打動人心，吸引青年，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這些書中大量掲示了毛澤東與人民群眾和青年人密切聯係的事實。青年們津津樂道，中國曆史上，毛澤東第一次喊出“人民萬歲”的口號。戰爭年代，在遇到危險而撤離時，毛澤東總是說：“同誌們先走。”這就是毛澤東的真誠、感人之處。

　　今日，廣大青年對毛澤東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作風的追求，是對脫離群眾、官僚主義的一種無聲的批評，也是召喚社會關心青年的一種間接的呼聲。

　　青年尋找毛澤東，還有多方麵的原因。例如，懷念和追尋毛澤東以嚴謹的理論來指導工作的傳統，要求心中要有一個大體的理論框架和體係，以便在迅速變革的社會環境中不迷失方向，心中有底。青年們還追尋毛澤東一生的壯麗事業，在百般艱難、萬般困頓中，引導了中國的獨立自主和初步繁榮昌盛，使中國人不再做奴隸，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其功績百代生輝，令青年敬佩。青年們還尋找毛澤東人格的巨大魅力，尋找他那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書法家、詩人的完整結合，毛澤東這一特點肯定成為青年們崇敬和學習的榜樣。青年們還尋找毛澤東身上鐵骨錚錚的民族氣節，在國際風雲變幻中，青年們感受到國際上經濟製裁和政治壓力的味道，更加向往毛澤東這位民族英雄的形象。

　　青年尋找毛澤東熱，反映了青年一代對於黨的傳統教育內容的回歸，對於建國以來新中國曆史的一種有益的溫習，對於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追求。

　　尋找毛澤東現象中也夾雜有一些不和諧的消極因素，例如某種程度的懷舊心理，對改革開放現實變革的不適感，但這不是主流。對這些非主流的因素，隻要注意引導，調動主流的積極導向作用，是可以解決的。

　　八、求知熱的潮起潮落

　　“讀書無用論”本是“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後期流行的一種青年思潮。它與那個時期“左”的政策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社會利害導向的結果。“文革”結束，青年中迅速出現了求知成才的熱潮。改革開放一開始，一股又一股的讀書熱、自學熱遍及全國城鄉青年。但到1988年以後又出現了“讀書無用論”。深入探究，可以發現，新的“讀書無用論”的出現是經過了幾次變換的。從總的情況看，它是在急劇變革的社會背景下，一種無所適從的盲動和浮躁情緒的表現。然而，就其實質來說，它仍然是一種利益導向的產物。思潮背後，支撐著的是個人的實際利益。求知熱的潮起潮落，反映了當代青年對自身價值判斷的搖擺。

　　1.由“讀書熱”到“文憑熱”

　　1977—1979年，可以說是求知讀書熱的上升時期。1977年高考製度的恢複和國家安定局麵的展示，青年們一掃“文革”時期“讀書無用論”的煙雲，以壓抑了10年的本能衝動掀起了求知讀書熱的高潮。

　　在當時這是廣大知青和社會青年，在高考這種公平競爭機會中斷10年之後突然來到眼前的改變命運的機遇。高考就是一根有力的指揮棒，它不僅解決了青年考大學的問題，而且使中、小學學生也調整了進軍方向。社會輿論導向，否定了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否定了所謂“臭老九”“接受再教育”的現實，教師光榮，知識分子光榮，知識就是力量，重新對青年產生吸引力。

　　這個時期，不僅高校正式招生考試成為青年們讀書的動力，而且許多“文革”中畢業的“老五屆”大學生，由於悔恨自己沒有學完大學本科的課程，還紛紛回母校辦理“回爐”學習的手續。有些“文革”中被免試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們”，也不願停留在動蕩時期沒學到係統知識的狀態，紛紛要求參加國家為他們準備的合格達標考試。這是一個大學生和研究生最受社會羨慕、最得民眾青睞的時期。

　　這個時期求學的青年們可以說以成才為主調。他們無暇顧及武俠小說、言情書刊，而是在業務領域競技拚搏。

　　然而這股學習熱，讀書熱，於1980年變形為“文憑熱”。

　　1980—1985年期間的“文憑熱”與此前的讀書熱有一定的聯係。但是越來越顯現出形式主義的“成才”思潮，即隻為弄張文憑，以作他用。小學、中學的教育全瞄準了高考這條羊腸小道，全社會的青年為抓到一紙文憑如狂如癡。各種“刊大”、“函大”、“夜大”應運而生。

　　在1980—1985年期間，我國成人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16倍，創造了世界奇跡。1980年全國成人高等院校不超過207所，至1985年教育部備案的成人高校竟達1216所，成人大學在校生達1725萬人。這與1976年成人大學在校生262.9萬人相比，足見其擴張勢頭。（《五次浪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

　　求知讀書熱走向“文憑熱”，是因為主體的價值指向偏移，它的指向已不是真才實學，而是“文憑”本身。有人這樣評論大學生和同齡青年：“仿佛誰都明白，中國的高等學府就像一隻優異的保險箱，誰能進去，誰的前程就有了八成的把握，至少找到一份比普通人優越的工作不成問題。”（《中國青年》雜誌1988年第4期）一位大學生稱：“學習不緊，分配不愁，上大學就像踏上一條既安全又保險的傳送帶一樣。隻要你不出什麽大錯，它就會按部就班地讓你學完4年，給你一張文憑，再送你一個鐵飯碗。這是十分滋潤的。”（《五次浪潮》，第109頁）大學校園中一時曾流行一個“看破紅塵”的口號：“60分萬歲！”一位大學生自我描述著“文憑熱”的心理狀態：“複習高考時，就像逆水行舟；高考考場上，就像最後衝刺；一進大學門，就可以順流而下，不用舉槳，悠哉悠哉地漂流。”（《五次浪潮》，第110頁）這種心理表明，學知識、練本領的積極的學習熱過去了，一種混文憑的實用思潮開始蔓延。

　　成人中的“文憑熱”令人驚異。遼寧省開辦的黨政幹部專修科函授大學，僅1985年就有26萬學員之眾，人學者大都為各政府機關、企業部門各崗位的青年骨幹，有的是培養提拔的“苗子”。1984年冬季一次課程複習輔導，近2萬來自全省各地的學員代表齊聚遼寧體育館，熱情之高，氣氛之熱烈，真是空前。一位女工的話可反映出這股熱潮的熱度：“是個人就想混一個文憑，單位不給假夜大也得上！”（《五次浪潮》，第106頁）上大學拿文憑，對於社會青年何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並不難找。

　　這裏首先應注意到，從1980年起，黨中央開始強調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政策。在實際中，幹部的提拔任用開始講究文憑。鄧小平同誌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無論在什麽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沒有的要學，有的要繼續學，實在不能學、不願學的要調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第150頁）同年6月26日，宋任窮同誌在《關於今後脫產幹部來源的幾個問題》中，明確指出：“從現在起，補充脫產幹部必須十分強調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今後吸收脫產幹部，主要從大中專畢業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擇優選拔。”（《五次浪潮》，第40頁）直到黨的十二大，正式把“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寫入新黨章。這就產生了一種強大的驅動力：今後想當幹部，當了幹部的想繼續提拔到更高一級的領導崗位，沒有文憑是不行了。

　　正是這時，“文革”中畢業的“老五屆”大學生中沒有政治“瑕疵”的一批人被選進各級領導班子，身居要職。77級和78級大學生畢業時正值大批任用有文憑的人當幹部的好時機，一大批人分配到黨政機關工作，其中有220萬人擔任了縣、處以上級別的幹部。（《五次浪潮》，第43頁）

　　以上信息反饋到高等學校，激起了大學生的一股長達幾年的“從政熱”。

　　到機關去，做黨政幹部去，成為一時大學畢業生的追求目標。這個信息反饋到社會幹部隊伍，就產生了無文憑的青年幹部的“文憑熱”。筆者當年作為某大學教師，直接接觸過不少這類青年幹部朋友。他們的心思是：要提幹，先去上大學，弄個文憑。他們不管什麽專業，不管與自己工作是否對號，方便擠進哪個夜大、函大就極力擠人。對於其中一部分人來說，聽課與否關係不大，到臨考前動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和方便條件，不怕從有關大學的“知情的”教師手裏挖不到考題。抓到題目，找人作出標準答案，死背一番，悠然過關。兩三年下來，大專文憑拿到手了。還有得到其他方便的“進修”條件的，就更是洋洋自得了。這種傾向越是發展，文憑形式主義就越嚴重。人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文憑熱”。而隨著“文憑熱”的“秘密”路人皆知，文憑也越來越不被社會所認可。

　　文憑熱使處於中學的孩子拚全力去擠高考這一條路。《中國青年》雜誌載文呼籲：“何必讓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文章開頭便說：“片麵追求升學率確實是把中學生的路搞得越來越窄。正如有的同誌所說，‘這樣下去，簡直是驅趕著千軍萬馬去過獨木橋’。”（《中國青年》1981年第2524期，第10頁）

　　大學中正統觀念較重、較認真的教授們，對教學、考試不嚴格的形式主義混文憑的熱潮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批評：“是誰把大學文憑貶值了？是我們大學自己！我們以不嚴格的做法，不負責任地向社會青年幹部大發文憑，等於貶低了自己！這些幹部拿到文憑，反過來更瞧不起高等教育，甚至視教育為兒戲！”這類話從不少大學教師中脫口而出，雖然不無偏激，但也並非無道理。

　　從學習熱到文憑熱，貌似相同，實則大變。如果從文憑持有者實際得到的知識水平來看，一般來說會令人不寒而栗，不敢恭維。這一熱潮反映了青年特別是社會青年急於成才、從政而不甚講求實際的浮躁心態。

　　2.新“讀書無用論”的出現

　　物極必反。“文憑熱”造成的異常熱鬧的癲狂現象至1986年開始降溫；至1988年，社會上出現了新的“讀書無用論”；1989年春，《人民日報》為此開始了“我看‘新的讀書無用論’”的討論。新的“讀書無用論”作為一種青年思潮，其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1985—1989年，新的“讀書無用論”漸成氣候，其原因值得注意。

　　原因之一：自從1984年大幅度調整物價，調整工資，放開各種經濟成分的發展，知識分子工資收入低的矛盾日益尖銳。作為知識分子後備軍的大學生看到前景暗淡，滋長讀書無用的思潮。其實是“讀書無錢”，引出“讀書無用”。

　　1984年國家調整物價，放開經營後，知識界大嘩，明顯感到自己收入的羞澀。當時流行的民諺有一則，曰：“老大（工人）打了蔫，老二（農民）發了尖，老九（知識分子）光著P股上了天。”（《五次浪潮》，第116頁）《光明日報》1987年3月至4月登出45名高級知識分子的訃告，中年人占其中1/3.這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雜文家舒展在《中年與中年知識分子》一文中寫道：“賣冰棍的收入超過大學教授，真是中外古今的超級天方夜譚。”（《五次浪潮》，第68頁）溫州一位中學生輟學去市場看自行車，月收入400-500元，而某班主任月收入總額僅100元。（《五次浪潮》，第69頁）

　　1985年全國工資改革調整，當時稱“理順工資”。這對社會整體工資的“理順”，卻衝擊了當時大批在學的博士生、碩士生。他們頂著學生的帽子，拉著老婆、孩子和老人的撫養之車，卻被當成了不許調資的“學生”。部分這種處境的研究生在高漲的物價麵前隻拿70～80元的原工資，令社會不解，同時也引起了一定的不安定情緒。

　　1986—1988年，物價逐步放開，社會腦體倒掛，分配不公成為十分突出的矛盾，更加劇了收入低的知識分子的尖銳矛盾，激起了公開的讀書無用論。中國社科院一研究人員指出：“由於新舊體製並存齊行，尤其是國家的和非國家的兩種工資報酬製度的並行，以及物價、工資改革不配套，在分配領域出現了從事了幾十年腦力勞動的人，其收入趕不上一個剛畢業不久的中學生的收入多的現象，甚至有的倒差幾倍。這種情況容易使許多人感到讀書人的經濟收入不如不讀書的人或少讀書的人，產生‘讀書無用論’。”（《人民日報》1989年3月22日）

　　大學生自身的感覺反響更大。中國人民大學一研究生對記者說：“如今書漲價，紙漲價，菜漲價……哪裏不用錢呢？現在都怨大學生不好好讀書，經商，打工。這種現象沒什麽奇怪的。我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做，我同情他們。知識分子也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考慮從事科學文化事業。”（《人民日報》1989年3月8日）該校另一研究生認為：“畢業後的工資勉強維持日常生活，可一談到成家立業就‘慘不可言’了。看看以往畢業生的景況，讓人心境難平，與其坐以守窮，不如出去闖闖。”（《人民日報》1989年3月8日）另一女研究生則認為：“我們讀書所花費的時間，付出的代價與以後的待遇不等價，心理上不平衡。在此情況下，這書讀下去不值得，不讀了又可惜，研究生正好處於選擇的當中，騎虎難下。”（《人民日報》1989年3月8日）她說出了大多數大學生、研究生的矛盾心理。

　　《人民日報》曾發表一評論，透露一則耐人尋味的事情：“據報載：浙江一位品學兼優的大學生刊登征婚廣告後，收到一位姑娘的來信：‘讀書苦，讀書忙，讀書有啥用場？像你握著筆杆的，不如討飯，像你這種全世界頂背時的背時鬼，純粹給大學生鬧笑話。文化當不了飯吃，理想當不了錢花。現在的姑娘都吃人民幣，像你這樣有筆杆，沒有人民幣的，隻有娶個50歲的老太婆。如果你今後娶上老婆，勸你的兒女不要上大學，讀到小學五年級夠了，現在都有計算機，勸他賣甲魚，那時他就成億萬元戶了’。”（《人民日報》1989年3月1日）這典型反映了“讀書無用”的心態。如今，書中不僅沒有“顏如玉”，“顏如玉”反而出來奚落和羞辱書生。讀書人無起碼的經濟條件，讀書也就顯得無用了。

　　原因之二：大學生熱衷的“從政”渠道阻塞，傳統的“官本位”觀念與文憑熱的結合破裂，這使大學生產生了暫時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導致了對“讀書”真義的懷疑。

　　從政熱與文憑熱結伴而行，自1980年開始，到1983—1984年達到高潮，之後一直延續到1987年。這期間大學生的分配和出路是既廣又順的。1982年，“文革”後第一批入學的大學畢業生14萬人，很快被社會預訂一空。在從政熱高潮的幾年中，每年有百萬以上的大專畢業生進入政界。從全國來看，1981年前，全國各級黨政機關幹部每年遞增11萬人；1981—1985年期間，平均每年遞增32萬人；1986年，在宏觀加以控製的情況下，仍遞增30萬人；連從政熱落潮的1987年，仍有90萬大學生進入機關。這樣，截止1986年，縣級以上機關人員共超編49萬人。（《五次浪潮》，第72頁）

　　1985年出現了逆向運轉。由於受編製所限，機關爆滿，中央機關1985年決定，今後不再接受應屆大學畢業生。1987年，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率先進行精簡機構的工作，機關的門對大學生不再大敞四開了。1982—1985年畢業的大學生60%進了黨政機關，1986—1987年畢業的大學生卻隻有30%進黨政機關，以後就越來越難了。

　　令大學生更加震驚的是，1987年全國應屆大學畢業生竟有3000名被用人單位退了回來。這些畢業生在全國38萬應屆畢業生僅占0.8%，但這破天荒的事實產生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北京有650名大學畢業生被退回，沒有著落，上海有250名。別說進國家機關，連工作單位也難落實了。這無疑是一個衝擊。

　　北京市高教局的一位同誌分析了這種情況。他說，別看77級、78級、79級學生被一搶而空，其實這裏有許多虛假現象。這些年普遍存在的“企業拔高”、“機關升格”，無形中增加了一大批編製。三四年的工夫好位子就讓大學生占了。近一兩年，國家機關在進行機構改革，不少單位的行政編製一下子壓縮了30%～40%，一些較好的工礦企業由於實行承包，也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大學畢業生都往這條路上擠，哪能不過剩？

　　原因之三：自1985年以後逐步實行的大學生分配體製改革，國家不再包分配，由學校與社會掛鉤，供需見麵，雙向選擇。由於用人單位人事製度等配套措施沒有出台，正常、公平競爭的渠道並不具備，加之不正之風的衝擊，明是雙向選擇，暗是“關係”大戰，這就加重了“讀書無用論”的心態。

　　打破包分配製度，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似乎是一種解放，有的甚至高呼萬歲！但是，當他們走向社會謀職時，卻遠不是主觀想象的那麽浪漫。某大學一個班1/3的學生搞自主擇業試點，這些人跑遍了街，敲遍了門，結果沒有遇到一位欣賞他們的“伯樂”。12個人中，最後隻有2人通過社會渠道找了民辦企業，其他全是靠親友關係解決的。該校一位87屆的畢業生說：“不包分配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種解放，但這種解放來得太突然，太缺乏基礎了。”該校88屆畢業生在回答校方發放的問卷時，對於不包分配一項其中有80%的人選擇了“不讚成”的答案。（《五次浪潮》，第126頁）

　　北京市高教局一位同誌說得深刻而實在：“國家對大學生不包分配必然帶來兩條路，一條路是憑本事，一條路是憑關係。有本事的人走不通的沒本事的人卻能走通。這就是現實。”他說得對。一個人在社會上謀得職位和工作崗位的好壞，一旦與學習成績和實際業務水平無關，而是靠“關係”，學習的動力顯然失去大半。

　　新華社1989年3月15日發表了記者報道，題為：《大學生求職送禮成風》，副題為：《為找好工作，不得不破費；送者自有苦衷，收者豈不虧心？》。

　　記者得知數十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在求職中都送了禮，而且“今年大學生分配中出現的送禮‘規格’之高，涉及麵之大令人擔憂”。記者分析了“送禮”的三條原因，一是社會風氣不正迫使他們在求職時不得不隨波逐流；二是求職分配過程中還缺乏公平的競爭機製；三是缺乏透明度，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機製。有的大學生對此氣憤地說：“什麽能力、專業，還是錢和關係管用！”（《人民日報》1989年3月15日）

　　1989年3月24日，北京市統計局的同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父母為子女走後門明顯增多——大學生畢業不包分配引出的社會現象》。文章說：“不包分配，雙向選擇，道理上是很好的。但眼下社會風氣不好，又沒有監督機製，隻要兩廂情願，誰也無可奈何，因此使分配走後門合法化。既然分配工作是靠後台、關係解決的，學生真才實學也就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看學生父母的本事如何。”還有的用人單位、企業家素質低下，不是以才取人，也很難做到合理、公道。一位用人單位的人在否定了幾位女大學生的求職之後，竟對別人說：“我喜歡穿裙子的求職大學生，這幾個穿牛仔褲的，我們全不要！”真是笑話！其素質之低劣，令人吃驚。（《人民日報》1989年3月24日）大學生不包分配，是要為大學生提供以真才實學自主擇業的機會，促進其在校努力學習。而這一“理論上”很好的主張在現實社會中的出現，卻導致了新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公道。它應與其他措施、條件配合進行。

　　在這種情況下，一到畢業分配時期，學生家長便忙起來。有權有勢的家長，有的甚至開著豪華轎車，送禮、拉關係，以把孩子分到好單位；有的通過組織渠道，居高臨下，向大學校長和幹部施加壓力，迫其破格安排自己的親屬和子女；有的千方百計挖到關係，為自己的子女說上話；還有的學生，四處活動，金錢鋪路，先行找到得力單位，對學校進行脅迫。這些不正之風，引起了大學生主體的不滿。同時，它也極大地衝淡了學生的學習動力。

　　原因之四：“經商熱”的衝擊，把新的“讀書無用論”推向高潮。

　　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使人更加關注自己的經濟利益變化。1984年國家加大改革力度，各類文職人員轉而經商者日漸增多，終於掀起了1986—1989年的經商熱。“賺錢”、“發財”的口號又回到人們口頭。

　　棄政經商、棄農經商、棄工經商、棄學經商成為人們熟悉的社會現象。

　　1989年初，上海大學團委書記辭職申辦個體戶營業執照。哈爾濱市兩名分配給市領導當秘書的青年辭職，當了公司經營者和企業承包人。自1984年以來，大中城市原來平靜的街道上，似乎一夜間冒出了數不清的公司、商店、飯店、小吃店，弄得世人心中惶惶，不解其謎。1986年6月經過整頓清理後，全國還有17萬家公司。1986—1988年，全國公司數由17萬家擴張為40萬家，平均每天誕生329家、每小時13.7家。全國的個體戶1986年為1208.7萬戶，1987年達到1372.5萬戶，平均每天增加4488戶，每小時增加187戶。這是活躍在人們眼前的最顯眼的經商大軍。（《五次浪潮》，第193頁）這可以稱為改革15年中的第一次“經商熱”。它持續了4年之久，對社會各領域的衝擊和影響不可等閑視之。社會上流行的一句話：“辛辛苦苦幾年，不如暴發戶一天”，“擺個小攤，頂個縣官；辦個小廠，頂個省長”，就是工資分配製度與社會商品發展不協調的畸形現象的寫照。

　　這種經商熱衝擊了青年，衝擊了高校。北京高校師生經商一時成風。雖然仍屬“侃”的多，真幹的少，但是校園內林林總總的咖啡廳、冷飲店、彩擴點、書攤、售貨攤，終於使讀書人坐不穩板凳了。1988年2月上海高校共有各類公司218個。有的中學班主任，在課堂上竟然也兜售起商品來了。

　　在經商熱中，厭學、棄學之風刮起，引起人們的困惑和不安。1989年3月24日《人民日報》“青年熱門話題”欄目載發了《棄學辦實業，希望？憂慮？》一文。文中說，作者之弟寒假突然中斷大學學習，經商辦實業，家庭多方勸阻無效。作者不解：“對弟弟的這一抉擇，我很難簡單地用錯和對來判斷。改革的大潮給昔日寧靜的校園裏掀起的這種躁動和不平靜，究竟是我們民族的一種希望？還是一種憂慮？”（《人民日報》1989年3月24日第5版）該報4月12日又在《找尋“讀書無用論”之根係》一文中分析道：“一哄而起的經商熱席卷了黨政軍民學。當國人明白，肚子裏的墨水與兜裏的票子並不成正比時，對知識的功用又產生了第二次失落的心態。”（作者認為第一次失落的心態是在“文革”中。見《人民日報》1989年4月12日第5版）新華社記者對上海的情況作了反映，題為：《“厭學風”刮起，“自學潮”消退，上海成人高考冷落了》。記者寫道：“上海成人自學考試辦公室最近透露：1986年以來，上海市報考成人高校的學生人數逐年下降50%，預計今年還要下跌。商品經濟衝擊下的高校‘厭學風’，使不少校外莘莘學子心旌動搖，有的甚至甘願半途而廢。”（《人民日報》1989年4月16日第2版）

　　不難看出，社會流行的“經商熱”是刺激“讀書無用論”的一個明顯的因素。

　　當然，新的“讀書無用論”的出現，還有其他眾多原因。一種思潮產生的原因總是複雜的，全方位的。例如，教育結構、知識內容與迅速發展的形勢不相適應，政策導向有偏頗，群眾承受改革衝擊的心理素質還不甚強……都是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但是直接的、主要的還是以上四個方麵。

　　3.新“讀書無用論”的衝擊

　　1986—1989年，在各種社會因素的激蕩下，新的“讀書無用論”開始衝擊校園和社會。

　　表現之一：大學生厭學、棄學、退學成風。

　　全國政協副主席、複旦大學名譽校長蘇步青教授指出：“一個時期來，有關學生厭學、教師棄教的消息時有所聞，總感到不是個滋味。……許多青年學生競相棄學經商，棄學出國，即使像複旦大學這樣的重點大學，也有近百名學生自願退學。”（《五次浪潮》，第119頁）

　　馬來西亞《南洋日報》載：“上海很多大學的情況是，教師到課堂授課，1/3學生缺席已司空見慣，有時一節課隻有十幾人乃至幾個人來聽講，幾乎每個教室的前兩排都是虛位以待。”“時下新的讀書無用論已侵蝕到高等學府的各個方麵，各個角落。”（《五次浪潮》，第112頁）1989年上半年上海35所高校退學人數達386名。華東師大校園裏，有人貼出《告同學書》：“讀書不如退學，退學有出路，當教師沒出息。同學們，快去退學吧！退學才是上策，有識之士們退學吧！”（《五次浪潮》，第113頁）

　　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對碩士生實行中期篩選製度時，出現一種怪現象：在86級碩士生中，經考核隻有2～3名不適合繼續學習將被篩掉。但是，卻有近30人以各種理由要求被篩掉。他們寧肯放棄3年攻讀獲得碩士學位的機會，隻要一張2年製研究生班畢業證書，降格出校門。該校87級碩士生還未搞中期篩選，就有一批人提出申請，要求被篩掉，按研究生班畢業。人學不久的88級碩士生也到研究生院詢問能否提出被篩掉。中山大學有兩名研究生在篩選考核中故意使兩門考試不及格，以達到自我淘汰、早日降格結束學業的目的。（《光明日報》1988年11月12日）

　　表現之二：報考研究生的人逐年遞減。

　　報考研究生的大學畢業生1987年比1986年減少19.7%，1988年比1987年又減少14.8%。全國高校招生數與報考生之比，1984年為1：3.4，1985年為1：2.33，1986年為1：1.36，1987年為1：1.29，出現了滑坡現象。

　　表現之三：中小學生流失嚴重。

　　厭學、退學不僅在大學成風，也彌漫到中小學。全國中小學生流失僅1987年就達300萬人。1988年，僅中學生就流失150萬人，占全國中學生總數的3%。（《青年潮》1989年第2期，第15～16頁）

　　《中國青年》雜誌曾公布過“一串令人憂慮的數字”：

　　河南某小學1986年招收50名新生，不到兩年隻剩下19人；某鎮中學1987年招收100名新生，半年過後就有42名退學。

　　長沙市1987年至1988年，中學生退學人數達3056人，小學達746人。1988年中學生退學率城市為5%，城郊為7%。

　　廣西博白縣編織帶廠，全廠40多名工人全是童工。1988年2月，廣州、深圳到廣西招工，僅玉林地區就有1024名中小學生被招工，年齡最小的僅10歲。北流縣中學生流失2345人，其中200人赴東莞打工。（以上3組數字見《中國青年》1989年第1期，第44～45頁）

　　當1988年底中國新聞界關於“1989年亟待解決的十大問題”的征詢答卷揭曉時，“教育危機問題”成為公認的一大社會問題。觀察家普遍認為，由於近幾年的“經濟過熱”，結果“冷了教育”，教者厭教，學者厭學，中小學生大量流失，就是這一危機的重要表現。正是這個時候，鄧小平同誌1989年3月提出了“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在教育”這一結論。（《人民日報》1989年3月24日）

　　4.求知熱又一次降溫與升溫

　　自從1989年國家整治經濟過熱現象以後，經濟秩序的好轉推進了社會秩序的穩定發展，新的“讀書無用論”明顯地在治理整頓的過程中退出了曆史舞台。大學、中小學的學習之風又趨穩定。教育失誤的教訓在1989—1991年間得到了一定的糾正。但是，人們對於教育在迅速變革的社會中的位置仍缺乏足夠的自覺性。因此，在全國貫徹鄧小平南方談話，加快發展、加大改革力度的新形勢下，再一次出現了忽視教育的現象，造成了對教育和青少年學習熱情的又一次衝擊。

　　這一次新的對於讀書衝擊的浪潮有下列表現：

　　第一，狂熱的“下海”經商潮衝擊師生的正常工作和學習。

　　1992年夏季開始，文人“下海”經商已成社會熱門話題。《文匯報》上有一短論，曰：“雅了也罷！俗了也罷！深沉了也罷！商業了也罷！反正，就這麽回事。”“君子為什麽偏要固窮？”“……還挺個什麽勁啊？何況咱也堅持得夠長了，銅臭就銅臭了吧。”（《文匯報》1992年8月31日）各大報紙一時湧現出眾多知識分子教師“下海”的事跡報道和觀念“更新”的討論。

　　1993年春節，某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貼出這樣一副對聯：“大膽撈錢沒商量，死心讀書有何用”。（《北京青年工作研究》1993年第3期，第7頁）這就透出了大學生厭學從商的一種思潮。

　　筆者針對這一思潮曾於當時撰寫了《大學校園的經商潮簡析》一文。文中指出：“在全社會形成第三次商潮，文化人和機關幹部紛紛下海的衝擊下，大學校園中的莘莘學子也按捺不住躁動的心靈，掀起了大學校園的經商下海的浪潮。”（《北京青年工作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頁）大學生經商，主要類型有：校外兼職，做經紀人或中間商，倒賣商品或做小生意，搞文化娛樂活動，炒股票，辦培訓班。清華大學某係87級學生中有半數以上在貿易中心任職。據一教師估計，該校學生存款10萬元以上者不低於20人。中國人民大學一負責人認定，學生通過經商搞到幾十萬元的有38人，北京大學一學生自二年級起經商倒服裝，如今已有10萬元存款。某大學，一教師正講課，一學生身上帶的傳呼機“嘀嘀作響”。教師驚問何事，學生起而出門，並向教師打手勢說：“有人呼我，有生意了。”一席話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據某學院有關人員估計，涉足經商的學生占學生總數的20%。從總體上說，大學生經商還是說得多，做得少。但這種經商的浮躁情緒卻使許多學生把課堂學習看得輕如鴻毛。

　　大學中教師的經商熱更加劇了這種“讀書無用”的氛圍。某些高校紛紛辦公司，抓錢，校園出現奇觀。某大學新建的大樓正麵牆上，掛滿了教師們辦的“實業公司”的各色牌子，密密麻麻，如要找到某一公司的牌子，要在這麵牆上找15分鍾才能發現目標。一些大學教師兼職經商成風。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10所高校中35歲以下的教師，有40%從事第二職業。（《大地雜誌》1992年第10期）北京的某所重點大學僅1992年第一季度，就有150位教師離校經商或出國。許多大學為數不少的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賺錢上，削弱了教學力量。還有不少學校，賣地皮、出租辦公樓、教學樓，辦各色企業，力圖自救。但愈是這樣，“讀書無用論”愈是在青年學生深層思想上留下巨大的影響。

　　第二，中小學生輟學率急劇上升。

　　國家教委指出，據統計，1992年初中在校生輟學率為5.7%，比1991年上升了0.32個百分點。（《中國青年報》1993年2月23日）

　　上海《青年報》刊登了《中學生棄學賺錢不應當》的文章，指出：“一些中學生由於整天想著賺錢，無心學習，逃學現象時有發生；有的學生炒股票賺了大錢後，索性不想上學了。”（《青年報》1992年3月21日）

　　第三，大學生厭學棄學趨勢堪憂。

　　大學生深造進修積極性受挫。中國社科院原計劃1993年有42個專業招收80名研究生。但結果有11個專業無人報名，2個專業有人報名但無人考試，7個專業未錄取1名合格研究生，最後有20個專業空缺。（《北京青年報》1993年6月29日）

　　高校學生也開始厭學、流失。據《組織人事報》報道，上海每年高校流失的學生，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