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思潮與青年教育研究

第一節 改革進程中青年的思想軌跡（2）

　　四、“振興中華”與“從我做起”

　　青年思潮，宛如碧波湧動的海。它有躍浮於水麵的浪濤，更有深層的洋流。如果隻看到青年思潮中迷惘、衝蕩的一麵，看不到更廣大、更根本的振奮、向上的一麵，那就是把大海的泡沫當成了大海的形象。

　　共青團“十大”是這樣評價當代青年的：“我國這一代青年是大有希望，大有作為，完全可以信賴的。”“低估‘四人幫’對青年造成的創傷是錯誤的。但看不到青年的主流，看不到這一主流代表著我們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同樣是錯誤的。”（韓英：《為偉大的新長征貢獻青春》，共青團“十大”工作報告）這個評價是客觀的。對青年的看法，應看主流，不能被喧囂的支流所障目。對青年主流的看法，就是對我們時代的看法，對我們未來的看法。

　　我們分析眾多的各種青年思潮，是為了關注發展趨向，及時解決問題。我們分析青年主流思潮，是為了從大處著眼，抓住根本。

　　1.“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正當潘曉那封《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信剛剛發出，正當新時期最初的激進主義的震蕩剛剛平息，正當社會議論這一代青年是“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吃喝玩樂的一代”的時候，反映廣大青年和先進分子的心聲和改革主旋律的呼聲出現了：“幹社會主義，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係77屆二班同學們於1980年4月提出來的。這一響亮的口號，體現了時代特點，代表了絕大多數青年的主流傾向，在青年中立即引起了強烈共鳴。

　　清華77屆學生的這一口號，由《中國青年》雜誌於1980年5月公之於全國。（《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並發表《一代新人的崛起》的評論員文章。

　　有關“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蘊意，沒有專門文章闡明。但是從清華大學學生集體創作的歌詞《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內容中，便可了解得較為深刻和係統。為了便於了解和研究，我把這首歌詞實錄於下：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時代在召喚，不容我們猶豫。

　　莫將青春付東流，誓為四化爭朝夕。

　　年輕的朋友們，

　　快振作起來吧，快行動起來吧，

　　創造那現代化的新奇跡。

　　團結一致，努力奮鬥，勤奮學習，

　　建設祖國的明天，全靠我們自己。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祖國在召喚，不容我們歎息。

　　迎著風雨向前進，哪怕道路多崎嶇。

　　年輕的朋友們，

　　快振作起來吧，快行動起來吧，

　　唱起那新長征的進行曲。

　　團結一致，努力奮鬥，勤奮學習，

　　開辟美好的前程，全靠我們自己。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

　　未來在召喚，不容我們懷疑。

　　理想能增勁百倍，齊心能匯萬鉤力。

　　年輕的朋友們，

　　快振作起來吧，快行動起來吧，奔向那光輝燦爛的新世紀。

　　團結一致，努力奮鬥，勤奮學習，

　　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見《中國青年》1980年第6期封三）

　　這首歌詞由當時才華橫溢的作曲家施光南譜成了一曲堅定、豪邁、熱烈的進行曲。這也可能是新時期極少的青年進行曲之一了。然而，它並未唱開。雖則如此，這首歌詞作為一代青年精神風貌的記錄，還是有重要的價值。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出現，表明了新中國第三代青年人思考後的崛起。“四人幫”粉碎後，麵對十年動亂後的局麵，經濟怎樣振興？創傷如何醫治？青年如何邁開步伐？這些問題一度使不少青年人產生過苦悶、迷惘，也因而進行了進一步的深思和尋求。經過思考，他們得出了一個結論：光埋怨過去，指責別人，搖頭歎氣，無濟於事；而要維護安定團結，幹“四化”。在20世紀80年代剛到來之際，就要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裏充滿了再上征程的頑強奮鬥精神，不辭艱苦的實幹精神，嚴於律己的主動精神，顧全大局的時代精神，抓住機遇的緊迫感和團結精神。

　　青年的這一思潮，反映了這一代青年具有強烈的曆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興我興，國衰我窮。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青年不幹誰幹？現在不幹，更待何時？正是這種信念和使命感、責任感，使不同經曆和處境的青年，經過思考，從四麵八方走到一起，一起喊起了這句“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實際上，這是各界先進青年當時已經實踐了的口號。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青年英雄戰士們用自己的身軀和生命，保衛祖國“四化”，無怨無悔，視死如歸；青年售票員曹振賢，用自己的生命維護了社會治安；紡織姑娘葉慧英，在每日繁忙的勞動中，用辛勤的汗水實踐著這一口號；無數個在不同崗位上創造著“四化”業績的青年，都實踐了這一口號。

　　在“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口號的激發下，北京的中學生提出了“80年代，立誌成才”的口號，上海青年工人提出開展學雷鋒的“為您服務”活動。這些來自青年本身的口號，吸引了廣大青年，顯示了很強的生命力。

　　青年評論家葉永烈為這一口號寫了《從一做起》的專稿。他評價道：“這個口號好，好就好在麵對現實，采取積極而又踏實的行動，不觀望，不坐等，不怨天，不尤人。”（《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第10頁）

　　另一位專著作者分析了這一口號蘊含的豐富哲理：這叫做千裏之行，始於足下。欲達高遠的目標，有賴於腳踏實地的努力。“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非常恰當地表明了青年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正確態度。踏實的努力，必須“從我做起”。因為，“最大的危險在於每個人都袖手旁觀坐等他人行動”。（《愛因斯坦集》第3卷，第304頁）要使“從我做起”不停留於口號而付諸實現，又必須“從現在做起”。隻有“從現在做起”，從自己的足下邁出堅實步伐，才能實現宏偉理想和高遠目標。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立誌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正是一個好的開端。（陳新夏：《躍上新境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40頁）

　　2.“團結起來，振興中華”

　　青年對現實社會政策的評價，是看事實的。1980年以後，由於農村的改革成效日益顯現，其他改革措施日漸出台，他們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積極擁護的。他們的愛國熱情不斷高漲，希望國家安定團結，“四化”宏圖早日實現。這種形勢下，青年主流思潮孕育著新的動力。

　　1981年3月，我國男排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比賽中戰勝了韓國隊。男排獲勝的這一體育信息，標誌著我國人民有一股為了國家振興而默默向上拚搏的精神狀態。這正與大學生的積極支持改革、愛國主義的思潮相匯合。因此，在消息傳開的當天深夜，全國各地大學生不約而同地進行了各種形式的狂歡。他們在校內遊行中呼喊著抒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的口號，如“為民族騰飛，做合格的大學生！”“中華兒女要為祖國、社會、四化作貢獻”，等等。正是在這一情感爆發的時機，北京大學的學生呼喊出了青年的時代強音：“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一口號，很快成為湧動於全國各大學校園和各界青年中的口號。

　　在北京大學的學生因男排而發出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傳開不久，中國男排的強將汪嘉偉來到了北大。學生們向他拋撒著繽紛的花瓣，蜂擁的人群把他抬在空中前進。他的講演激起了青年學生更高的愛國熱情。他說：“祖國人民需要我們去搏，走向世界需要我們去搏，哪怕還有一線希望，也要拚死拚活奪回勝利。這樣穩住陣腳，連扳三局，殺出中華豪氣！”（《中國青年》1981年第9期，第8頁）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反映了絕大多數青年的思想政治趨向、人生價值趨向已經與中國的改革事業一致起來，並且對中國的改革充滿了希望，充滿了信心。這個口號還直接反映了青年一代強韌的民族凝聚力，把民族視為自己融於其中的集體，並以自己的奮鬥將自己的民族推向振興發達的未來。

　　這一口號的出現，表明了經過實踐的觀察，經過人生意義的討論，青年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狹小天地中解脫出來，轉向以實際行動投身“四化”建設的一個轉折；同時，也是從“思考的一代”轉向“奮起的一代”的轉折。

　　這個時期流傳的青年歌曲，也反映了青年的這一心態。如《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張枚同詞，穀建芬曲）這首歌就流行很快，很廣。這首歌反映出的興奮和信心是顯而易見的。歌詞唱道：“再過20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麽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啊，親愛的朋友們，創造這奇跡要靠誰？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但願到那時，我們再相會，舉杯讚英雄，光榮屬於誰？為祖國，為‘四化’，流過多少汗？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親愛的朋友們，願我們自豪地舉起杯，挺胸膛，笑揚眉，光榮屬於80年代的新一輩！”（《中國青年》1981年第1期）

　　這期間在青年中流行的其他新歌也都帶有亢奮高揚的基調，反映了振興中華的精神。如《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假如你要認識我》、《美麗的心靈》、《珍惜黃金時代》、《祖國啊，我愛你》等。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也是在這個時期最為火爆。這與當時的青年思潮的主流直接相關。

　　在“振興中華”的旗幟下，大學生青年掀起了“讀書熱”。為“四化”而刻苦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風氣普及全國。

　　在“振興中華”的旗幟下，城鄉青年組織了大批的青年服務隊和學雷鋒小組，找回了協作精神。

　　在“振興中華”的旗幟下，青年突擊隊壯大了隊伍。1981年3月7日《中國青年報》介紹北京市六建公司隋世忠抹灰青年突擊隊事跡時，發表了社論：《我為祖國振興做了什麽？》，北京339支青年突擊隊積極開展了勞動競賽活動。（《首都青年突擊隊35年》1988年版，第8頁）

　　在“振興中華”的旗幟下，全國青年職工開展了“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由上海團市委等部門發起的這一活動，自1982年4月至1983年1月，共建立8000多個讀書小組，13萬青年職工投入這項活動，湧現7000多名讀書積極分子。1983年4月，上海經驗在全國推開，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

　　全國青年職工讀中國近代史、愛國主義教育讀物、青年思想修養讀物，召開專題講座會、報告會等活動，吸引了青年職工，提高了覺悟，倡導了新風。到1984年10月，全國有1.2億青年參加了這項活動。

　　“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是青年在一定的形勢下自發呼喊出的時代強音。它代表了一代青年80年代初的思潮主流，同時，也影響到整個80年代青年的成長。

　　對於“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個口號，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同誌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在共青團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性轉變之後，‘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曾喚起了一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共青團中央文件》1993年第23號）

　　3.張海迪、張華與“一山兩湖”領新風

　　良好的社會環境，振奮的青年風氣，必然出現時代所需要的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境界的英雄模範人物。他們是新時期代表先進青年思潮主流的光榮代表，是走在先進潮流前頭的人。

　　（1）身殘誌堅的張海迪成一代楷模

　　張海迪（1955—）是山東省莘縣廣播局的一名無線電修理工，共青團員。後調聊城文聯工作。她從小高位截癱，但身殘誌堅，總是以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對待困難與人生，以頑強的毅力自學外語，並發表譯著，被譽為80年代的保爾。

　　張海迪還攻讀醫學教材，學會了針灸醫療技術，為群眾義務治病1萬多人次。她立誌做一個對人民有益的人，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她的名言是：

　　“人生的意義在於貢獻，而不是索取。”“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這才是最幸福的。”

　　1983年3月7日，共青團中央授予張海迪“優秀共青團員”稱號，號召全國青年向張海迪學習。3月17日，中央電視台向全國播放了張海迪事跡報告會實況，有2億人收看了這個節目，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共青團中央和中共山東省委《關於進一步開展學習宣傳張海迪活動的報告》。5月12日，全國各大報刊都發表了中央領導人關於向張海迪學習的題詞。

　　6月初，張海迪開始在北京、山東等地進行巡回演講。6月18日，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張海迪事跡展覽》。學習張海迪活動在全國形成高潮。

　　張海迪身殘誌堅，精神高尚，是新時期“四有”新人的標兵，是一代青年先進的主流思潮的代表。

　　（2）富於理想、勇於獻身的優秀大學生張華

　　張華（1958—1982.2.11），黑龍江省虎林人。在中學學習期間，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學雷鋒標兵”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1973年加入共青團。1975年高中畢業後到饒河縣農機青年農場勞動，被評為縣勞動模範、優秀團幹部、先進知識青年。1977年入伍後在沈陽軍區空軍某場站保傘室當保傘員，多次受獎。1979年，張華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空軍醫學係。

　　張華有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崇高理想，自覺為祖國“四化”建設刻苦學習科學文化和專業知識。他處處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走到哪裏就把好事做到哪裏。

　　1982年7月11日星期天，在去西安市內的路上，聽到“淘糞老漢掉進糞池了”的呼救聲，他立即丟下裝有照相機等物的書包，飛速趕到現場。他一把拉住了正要下池救人的裁縫師傅，搶先下到糞池。當他把老漢撈出糞水時，自己被沼氣熏倒，同老漢一起掉進糞水中。終因嚴重中毒，搶救無效而犧牲。

　　第四軍醫大學黨委追認張華為革命烈士、優秀共產黨員，追記一等功。中央軍委授予他“富於理想勇於獻身的優秀大學生”光榮稱號。

　　張華是當代大學生最先進的代表之一。盡管不同覺悟層次的人對張華英雄事跡理解並不一致，但張華崇高的共產主義獻身精神卻震撼了一代青年的靈魂。這是羅盛教、歐陽海、王傑英雄人物的再生和延續。

　　（3）“一山兩湖”英雄群體

　　所謂“一山兩湖”英雄群體，是指集中發生在1983年5月至1984年2月間的三次可歌可泣的青年英雄事跡。它們是指：華山搶險、迎澤湖搶險、沉綠湖搶險的英雄事跡。

　　華山搶險是指1983年5月1日由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學員為主，並有許多群眾參加的搶救華山觀光遊客的事件。5月1日上午，假日遊覽華山的遊客在華山咽喉地帶“千尺幢”發生擁擠阻塞，十多名遊客騰空跌落下來，在陡峭的“千尺幢”山麓上，跌下去則是深澗。在場的第四軍醫大學的徐軍等80級學生奮力搶救。對於已經摔傷的遊客，學生們進行了救護。他們一個個以自己的身體奮力擋住向下滾落的遊客；有的不顧自己跌下山穀的危險全力抓住向下滾落的人；有的為救人鬆開手中的索鏈，雙手抱住了正在滾落的人。他們放棄遊覽，將傷員抬到幾十裏外的榮軍醫院，挽救了傷員的生命。下午，華山的“百尺峽”地段險情複生。掛在百尺峽懸崖邊緣鐵柱上的護欄鐵條被擠得向外拱起，宛如弓背。危急時刻，第四軍醫大學的學員又站出來，與當地民警、執勤人員一起，在懸崖邊緣拉起了一道50多米長的人牆，護衛群眾以免落險。他們堅持了6個小時，直到群眾安全疏散。（據1983年11月28日《陝西日報》載文《響徹西嶽的一曲精神文明讚歌》）華山搶險英雄群體用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和人生價值觀，譜寫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頌歌。社會主義自有高尚精神在！這對全國青年是一次極大的教育和鼓舞。1984年2月，共青團中央命名華山搶險英雄集體為“全國新長征突擊隊”稱號。

　　迎澤湖搶險是指1983年12月9日下午發生在太原市迎澤湖的群體救人的事件。太原市大營簽署小學的學生餘斌、王銳在迎澤湖冰麵上行走時墮下冰窟中，情況危急。太原市第十五中學女生池越忠聽到呼救聲後，奮不顧身跑向出事地點，但不慎仰麵摔倒，身下冰層破裂，也墮入冰窟中。迎澤湖公園管理處工人王誌勝聽到呼救也急急趕來救人。他先救起餘斌、王銳，又再次下水救出池越忠。這時，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搶救落水者。兩名小學生得救。池越忠因溺水時間過長，搶救無效而不幸犧牲。這次事件展示了社會主義社會應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高尚關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良好社會風尚。池越忠不愧為一代先進青年的榜樣。共青團太原市委和市教育局決定追認池越忠為“優秀共青團員”、“太原市三好學生”稱號。王誌勝同誌也受獎。12月14日，山西省1000餘人在雙塔寺烈士陵園為池越忠開了追悼會。

　　沉綠湖搶險是指1984年2月15日發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動物園中的沉綠湖上的英雄群體救人事件。當日下午，一男孩突然墮入離湖岸50米遠的冰窟中。聽到呼救，河北省國防工業建築工程公司的王德恒跑到冰麵上，並匍匐接近落水兒童。與此同時，沈陽機務段運轉車間團總支書記蒲昭楓也匍匐靠近落水兒童。在他們伸手拉住落水兒童時，冰層再次塌裂，幾人同時落入水中。此時，沈陽機務段黨委宣傳幹事李玉坤、團委書記於東偉、天津的農民高佩蘭、解放軍戰士張菊生等人都趕來救助，自發形成了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前後共十多人躍入水中，其他人在冰麵上組成“人鏈”，積極營救。經過半個小時的搏鬥，遇險兒童得救，而王德恒同誌卻因耗盡體力、嗆水過多、搶救無效不幸犧牲。參加搶險的人當場都不肯留下姓名，搶險時丟在岸上的東西無一丟失。沉綠湖搶險傳為美談。這是對某些地方社會不正之風的一次強有力的衝擊。

　　“一山兩湖”英雄群體為當代青少年樹立了一組閃耀著共產主義思想光輝的、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英雄群像。他們崇高的精神境界，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忘我的獻身精神，起到了扭轉社會風氣的巨大作用，在全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共青團中央聯合作出《關於向“一山兩湖”等英雄群體學習的決定》。共青團中央還為“一山兩湖”英雄群體召開表彰大會，並組織“一山兩湖”英雄集體事跡報告團在京、津、滬等地巡回報告。這使全國青少年受到教育和鼓舞，促進了社會風氣的好轉。

　　4.“代溝”與“理解萬歲”

　　“理解萬歲”這個口號反映了“文革”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人渴望平等代際交流的思潮。

　　這一代青年，沒有“文革”的自覺體驗，也未受過“文革”前的正規教育，而是在社會動蕩中度過童年，在社會變革中迎來青年期的全新的一代人。他們自稱“第四代人”，實際上是改革的特殊環境造就的特殊一代人。他們與老一輩在經曆、處境、思想、生活方式、接受信息、理解社會諸方麵均有明顯的差異。時代不同了，新一代青年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第四代人”感到與造就他們自身的老一輩人缺少了共同語言和共同的邏輯思維。老一輩對此則多半搖頭歎氣，慨歎世風日下，他們怎麽會這樣？

　　青年人的態度是要求得到理解，要求與老一輩有著平等的、真誠的、有效的、完全適應新的社會現實的對話和了解。因此，“理解萬歲”就成了他們的正麵旗幟，也反映了他們的“第一社會需要”。

　　關於代際交流與理解的迫切性，是1980年提上日程的，至1985年英模報告團在全國巡回演講，“理解萬歲”的口號是青年心中呼喊最多的口號。

　　這一潮流始於1980年《中國青年》第1期發表宋振庭（當時負責黨的宣傳工作和中央黨校工作的老領導）給一青年的書信，題目是《變兩代人之間的隔膜為友愛》。這封信反映了他對有“文革”經曆的青年的看法，談了自己對青年看法的轉變過程：開始，就整個形象說，“我一閉眼睛就想起了一部分瘋狂了似的抄家、打人的紅衛兵，想起了那些玩世不恭、信馬由韁，忽而哈哈狂笑，忽而兔起鶻落的做派，想起了那些言語粗鄙、頭腦空虛、文化教養低下的可憐可悲的形象”。後來，他的這種悲涼心情和對青年的上述看法經四五運動而有了“較大變化”：“四五運動以來的事實教訓了我，使我明白了這一代雖然受了傷，但並未垮下去；雖然受過騙，但終於覺醒了（並且比我們這輩人覺醒得還早）。把青年一代看得那樣消極，是錯的。事實證明，希望依然在青年身上。”從此，作者想了解青年，渴望與青年交朋友。但積習難改，總是訓導，“收回來的往往是冷漠和疏遠”。最後，作者采取平等態度，不僅要理解青年，也讓青年理解我們，終於收到了效果，由於這樣，某種共同的感情在我們之間激蕩起來。他的結論是：“要消除兩代人之間這種讓人不舒服的隔膜，我以為平等地彼此對待最重要。這種變隔膜為友愛的主要責任應在老、壯年這一邊。要認識到，在過去的若幹年，青年人受到的災害並不比我們蹲牛棚、坐班房好多少。論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敏銳、更快些；論搞四個現代化，真正的生力軍是他們。”“由此受到啟發，我很少再發那種倚老賣老的教訓人的議論了，而且通過平等的交談、交心去研究他們思想成長、形成的曆史，談論對人生的態度、生活的趣味、理想、抱負等題目，從中發現，這些青年人對人生、社會也在努力觀察、思考，甚至還有許多新穎的見解，從此發現，過去在他們麵前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諸葛亮的地位，實在是有些欠聰明的了。”他大呼：“青年朋友們，我愛你們！”

　　宋振庭同誌看到青年的主流之後，首先作出了拋棄偏見，消除僵化，平等客觀看待青年的榜樣。他收到了青年的回音。一位青年致信宋振庭說：“我覺得，您是了解我們的，或者開始了解我們了。”希望他多寫點這種文章，教育父母怎樣對待孩子，“尤其是身為領導幹部的父母，既要他們克服特權思想，又要他們克服封建家長作風”。“我多麽衷心地希望你們——老一代革命者，用新的語言、新的方式去講解這新的生活，新的社會嗬！希望你們站在我們的前列，指引我們向新的目標邁進！”

　　由此開始的這一對話在全國逐漸開展。青年工人也在討論師傅與徒弟之間的隔膜問題，尋求共同語言和互相理解。（《中國青年》1980年第2期，第23～24頁）後來，又有山西太原金傳奇的《需要兩代人的真心》、湖北宜昌覃明直的《要理解老年人的心情》、北京繼兵和延輝的《談“縱比”與“橫比”》、四川眉山毛文光的《言傳身教，以身作則》等討論文章發表。（《中國青年》1980年第3期）這些文章提出了多角度地變兩代人之間隔膜為友愛的建議，大多是青年自律、正確對待老一輩的觀點。

　　關於青年與老一輩互相理解的第一個回合有了一個融洽的結局。這不奇怪，因為老一輩這時麵對的青年思潮，來自當時的大青年，即所謂“第三代人”。“第三代人”有“文革”經曆，也受過正統的教育，有一定的曆史方法和社會責任感的基礎。他們與老一輩的代際差異是比較好彌合的。

　　但是，當“第四代人”成為大學裏和社會上新角色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隨著77屆、78屆大學生之後，自79屆、80屆以後進大學的學生大都是“第四代人”了。他們以及同情、讚同他們的“第三代人”結合在一起以全新的姿態，向老一輩提出了直率的批評和要求，並且對“第三代人”的承前啟後的姿態不屑一顧。這樣，就可能產生新一輪的關於幾代人互相理解的問題。

　　1980年年末，上海華東師大兩位學生發表於《青年報》的文章引起了社會的轟動和老一輩的注意，《中國青年》雜誌轉載了這兩篇文章。文章鋒芒畢露、氣勢逼人、不無偏激，但其內心深處還是渴望得到交流和互相理解的“第一社會需求”。隻不過上一輪對話是首先由老一輩發起，這一輪由青年發起了。

　　第一篇文章是《“信任危機”與青年》，作者是華東師大的一位學生。文章開篇就說：“做兒女的沒有比遭到父輩的無端指責更痛心了。在某些長者眼中，我們這一代簡直像一個謎，一個無法理解、充滿‘危機’的怪胎。”“某些同誌為什麽更將‘信任危機’帽子扣在青年頭上？”

　　文章提出了幾個重要觀點，摘錄如下：

　　“一些幹部說話不靈了，沒人聽。有些同誌把這種狀況說成是‘信任危機’。似乎黨的威信在‘四人幫’倒台後沒有直線回升的責任全在青年，是由於青年的政治動搖而產生的惡果。其實，青年對各級領導持一種不輕信不盲從的態度，也不過是測定黨的威信的民意晴雨表上的一個明顯刻度而已。從人民的立場上看，這不僅不是‘危機’，而是當代中國青年日趨成熟的標誌，表明他們已從現代迷信的蒙昧狀態中覺醒，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眼光關注著中國的政治，對黨、國家與人民的命運表現出一種異常嚴肅的責任感。這是大好事。”

　　“他們以一種固定的模式來衡量當今的青年。在他們的印象中，50年代、60年代初的中國青年是最稱心的：熱情、質樸，‘黨叫幹啥就幹啥’。80年代的青年雖然對黨也有感情，但雷鋒式的單純卻不見了；他們不甘做‘螺絲釘’，想發揮自己更大的才智和潛力，因而他們那個‘自我’更內向、更執著，富於哲學沉思色彩；不安於現狀，不承認任何未經實踐證實的信條；他們尊重父輩，很想從那兒獲得教益，但總想被說服與誠服，而恥於‘馴服’；他們是用兩個眼睛看事物的，一邊是光明，一邊是黑暗。”

　　“‘四化’遠景與現行幹部體製之間有著深刻的矛盾。經濟上的冒進與瞎指揮，使一些動人的口號、華美的諾言成為泡影。這怎麽不使熱血青年憂心忡忡呢？”

　　“要重新贏得青年的心，再不能單靠老套套了。美麗的諾言，可歌可泣的曆史，空洞的宣傳，對他們作用不大了。他們有了‘抗藥性’。他們隻相信行動。一步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

　　這是一代青年典型的內心獨白。道出了自己的追求、社會責任感、嚴肅的求實精神。這對代際交流和互相理解，提出了更高標準。

　　第二篇文章是《寫給我們的父輩》，作者也是華東師大的學生。文章中既有對父輩的尖銳的批評，也表達了對父輩抱有的希望。請看：

　　“我寫給我的父親，寫給我們的父親，寫給造就了我們的父輩。”

　　“說實話，說了痛快，父親，我怨你，恨你，為你暗暗痛心。”

　　“你精通《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則，卻把一個和你我平等的公民，高懸在我的頭上。你說，那是太陽，我們是萬物，萬物生長靠太陽！”

　　“你糊塗啊，父親，你當年也曾喊過‘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你今天卻說‘天不生仲尼，萬世秉燭遊’。何以又鬧出了這樣的笑話！”

　　“我百思不解：父親，你本像樹木一樣樸實，什麽時候學會了粉飾，用如此單調乏味的色彩為我們描繪現實。”

　　“說真話吧，父親，一個瘦骨嶙峋的弱女遠比塗脂抹粉的妖婦令人愛憐。別以為在春天的陰影裏我們的心靈會褪色，恰恰相反，在沒有水分的光明中，我們的血會幹枯。”

　　“想想吧，父親，你們是怎麽走過來的。……你們不是也走過許多彎路嗎？你們有什麽理由懷疑我們，憑什麽哀歎我們出現了‘信仰危機’？難道我們不是黃帝的子孫？難道我們不是熱血的青年？”

　　“父親，你忘了，忘了你們的青年時代。你也沒有了解我們這一代——你那熱情如沸而又默默無言的兒子們。他們表麵上那樣平靜，內心卻那樣騷動。你難道聽不見他們胸中響著生命的怒潮！”

　　“父親，記住吧，今日的浪潮，是昨日的浪潮，你們的浪潮推動起來，而今日的浪潮得替明日的浪潮開路。”

　　作者以曆史的辯證法引導“父輩”認識自己的過錯和責任，以熾烈的熱情、高度的自尊和自信，提出了“了解我們這一代”的呼聲。

　　對於以這種方式出現的追求理解的現象，社會反響也理所當然是激烈的。有人認為，這是對社會陰暗麵、對現行政治和經濟體製弊端、對少數幹部不正之風“看得過分嚴重”、“對社會、對黨的認識也有很大的片麵性”的表現。（《青年研究》1981年4月30日第2期，第8～9頁）“由於兩方麵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認識不同，又各有其片麵性，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兩代人之間的某種隔閡。產生這種隔閡當然有特定的社會曆史原因，這種隔閡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奮發圖強，建設四化，則是十分明顯的。”（引書同上）

　　發起第二輪代際理解的兩位青年學生，不久投入更深層次的對青年的理論研究，發表了《試論青年的“三極分化”與青年工作》這樣的鴻篇大論。他們已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情緒化的表現階段。（《青年研究》1981年第8期）他們從探討一條新的、明確的、符合實際的青年工作路線出發，把青年劃分為：先進的“沉思群”，屬於一般群眾的“實惠群”和極少數落後甚至違法的“失足群”，提出了黨應在關心青年切身利益，幫助實現青年追求目標的原則下，把青年吸引到自己周圍，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代表先進青年的沉思群（主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熱誠追隨者和捍衛者，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接近、感召、培養他們。黨的青年工作的路線應是：“依靠沉思群（主流），團結實惠群，挽救失足群；舍此將無法贏得這一代。”（引書同上，第5～7頁）

　　此後，消除代際差異的代際理解，都轉入深入的理論研究。1981年5月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張勁夫發表《兩代人相互了解，來個“接力賽”》的長篇論文。這是他在中國科技大學郭沫若獎金及“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授獎大會上的講話。他分析了“代溝”這一概念，主張研究點心理學，把老一輩和當代青年各自的優缺點講清，以便相互理解。他提出：“我們之間，年老的幫助教育年輕的，年輕的也要幫助年老的。我們有些老同誌思想解放不夠，不敏銳，有缺點也需要青年人的幫助。但青年人要尊重老年人，敬老尊賢是我們民族的好傳統，不能丟掉。讓我們共同努力來填這個‘溝’，我們之間是為社會主義事業共同奮鬥的同誌關係，師生關係，來個接力賽，把革命火炬傳給你們，一直傳下去。”（《中國青年》1981年5月第10期，第4頁）

　　研究代際理解後來成為青年研究領域中一個常設課題。江西洪都機械廠82車間團支部書記熊敏的論文《試論企業中兩代人的差異》，對代際差異進行了基於調查研究的量化分析。他找出了兩代人之間形成差異的十大根源：經曆、精神需求、個性特征、經濟條件、生活待遇、技術要求、文化修養、物質要求、社會環境影響、興趣愛好。這就使代際理解更深入科學地得到剖析。

　　1984年國慶遊行，青年學生在天安門前突然展示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這使得代際理解有了較大的進展。青年作為改革的擁護者和先進隊伍的形象在民眾中建立起來。有許多思想工作者為青年人驚喜、振奮。

　　1985年，隨著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英雄模範們以自己的獻身精神和飽滿熱情巡回演講的強音，直接喊出了“理解萬歲！”的口號。他們以忠心和生命為代價，捍衛祖國“四化”、忠誠於社會主義事業，有誰還持懷疑態度呢？他們就是當代青年的代表。

　　“理解萬歲！”由英模們喊出，卻像核聚變一樣在全國青年中迅速擴散，成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

　　“理解萬歲”的普及，象征著代際關係的協調、理解已達到較好的狀態。改革的老一代和新生代交接基本完成了。各股改革的力量匯合了。

　　五、青年與中西思潮的交匯衝蕩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的青年思潮，是這個時期社會變革的現實反映，同時又是帶有西方思潮衝擊的影響。開放政策實行以來，西方吹來了幾股思潮之風，引發青年思潮一陣陣熱浪。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思潮已成為滲人當代中國青年思潮的一個重要成分。研究青年思潮必須研究西方思潮對中國青年的影響，這恰是新時期青年工作的一大特點。

　　西方思潮對中國青年發生影響有兩個方麵原因，一是中國青年在變革的社會環境中遇到了許多新問題，甚至是困惑和苦惱，從思想上有到處求索答案的要求；二是西方思潮從80年代初也有主動在中國登陸、影響中國青年的戰略。這兩個方麵結合起來，西方思潮在中國的流行就事出有因了。

　　對中國當代青年思潮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潮，舉其要者，有以下諸端。

　　1.《第三次浪潮》引發的震蕩

　　最早在中國青年中引起轟動效應的外國思潮是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為代表的未來學思潮。與之相伴的還有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著的《大趨勢》、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著的《後工業社會的到來》、美國學者赫爾曼·卡恩著的《論核戰爭》、意大利學者佩切伊的《80年代的挑戰》，以及羅馬倶樂部學者米都斯起草的《增長的極限》等未來學著作和思潮。但影響最大、起主導作用的，還要推《第三次浪潮》。

　　托夫勒寫的《第三次浪潮》是1980年在美國出版的。1981年我國的《讀書》雜誌便對它作摘要介紹，引起國內知識界的注意。1983年初，由朱誌礙等翻譯的中文本《第三次浪潮》由三聯出版社出版，1984年大量發行。1984年作為《第三次浪潮》姊妹篇的《預測與前提》又在國內大量發行。《第三次浪潮》一本書在中國的發行量，借助於當時官方的讚許和推薦，達到驚人數字。1984年，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也以“新技術革命研究參考叢書”的名義，出版了《托夫勒著作選》，選人了《第三次浪潮》簡編本、《預測與前提》和《關於經濟痙攣症的報告》的有關內容。這時，托夫勒花了200萬美元，跑了60多個國家，按照《第三次浪潮》這本書拍攝的《第三波》的錄像帶，也在中國大量發行、放映，成為當時政治學習的必看片子。

　　正當中國大量發行《第三次浪潮》，迅速興起新科技革命的研究熱的時候，托夫勒夫婦二人於1983年1月初來華訪問，並於1月4日在北京“中國未來研究會”舉辦的報告會上，作了《第三次浪潮衝擊著整個世界》的學術報告；1月10日又趕到上海，在上海科學會堂作了《關於未來社會發展的報告》；這期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接見了他。1993年1月他第三次來華訪問。

　　中國人對開放了解外部世界環境的新鮮感和好奇心，對新科技革命的求知欲，對中國改革開放和世界前途的關心，一下子全集中到了《第三次浪潮》這本書上。一時間，中國知識青年、知識分子幾乎無人不知《第三次浪潮》。人們爭相購買此書，以期了解新潮流。據《博覽群書》雜誌1985年第11期載文披露，僅長沙市，當年上半年就售出《第三次浪潮》13000冊，是賣得最多的兩本書之一。

　　《第三次浪潮》立即在中國產生了影響。它使得未來學、新科技革命這兩個概念迅速傳播開來，並激起社會震動。

　　在出版界，西方一大批未來學專著被翻譯出版，包括托夫勒早些年出版的《未來的衝擊》一書。中國國內也辦起了相應的刊物，如《未來與發展》、《未來世界》、《未來研究》、《走向未來》等。四川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係列“走向未來叢書”。介紹新科技革命的書籍更是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1986年，還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專門研究《第三次浪潮》的學術專著《評“第三次浪潮”》。《博覽群書》雜誌，連續刊載介紹和討論《第三次浪潮》的文章和相關評論。

　　在學術研究領域，國內出現了上海、天津、河南、遼寧等12個省市的未來學會。這些學會於1983年曾召開了“2000年中國”討論會、1984年召開“新技術革命和社會發展對策”討論會。1985年，由“現代人叢書”編委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係聯合舉辦“評《第三次浪潮》學術討論會”。國內知名學者雷潔瓊、愛潑斯坦、馬海德、趙範、董純才都與會並作了發言。

　　在高校教學領域，有不少高校開辦未來學課程和講座。西北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大等10所院校開設未來學課程或講座。大學生也開始建立興趣小組研究未來學和《第三次浪潮》。廈門大學、武漢工學院都有這種興趣小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係博士生導師高放教授把研究《第三次浪潮》作為博士生的必修課程，並進行了正規的考試。

　　中國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思想上受到了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傳播的許多觀點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成分，又有消極的成分。

　　從積極的方麵來看，《第三次浪潮》對青年的影響有三個方麵。

　　積極影響之一：它帶來了新科技革命的信息，對於青年了解世界科技發展的新水平，迎接挑戰有激勵的作用。而且，今天的青年和中、老年人不離口的“信息”這個概念，也要首先感謝托夫勒。

　　例如，中國人對電子計算機的認識，是從“第三次浪潮”的衝擊開始的。對電子計算機的用途托夫勒很細致地描寫了他的最初感受：“我買了一台簡單的計算機當作文字處理機，這本書的後半部分就是用它來寫的。……我一直對它的速度和功效大加讚賞。今天，代替我將一個章節的草稿打在紙上的做法是，先將內容直接打在鍵盤上，它以電子形式儲存在一種稱為‘軟塑料磁盤’的器械上，我就可以看到我寫的字在類似電視屏幕上出現。……我隻需一按電鈕，我身邊的印刷機就能以一眨眼的工夫，打印出一份字跡工整的定稿。”（《第三次浪潮》，第296頁）他還介紹了電腦用於電訊、人造衛星、銀行、工業、商業、教育等領域的情況。這些情況，在90年代初看來，已成了常識。但在80年代初期，是多麽新鮮，多麽誘人，真如夢幻般神奇。

　　他向我們介紹了現代高級科學技術的新領域，空間工程、生物工程、海洋工程、信息工程、新材料工程、新能源工程，借托夫勒的書普及開來了。他生動地描述道：衛星用紅外線拍攝的停落在地麵上的飛機，不僅能看清機翼上的線條和標誌，而且能看見飛機機身上的每一顆鉚釘！將來，衛星可使傳統的平麵地圖被淘汰，人們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活動著的地球，這就是立體的、活的地圖！

　　托夫勒從發達的國家的科技發展苗頭出發，帶來了極大含量的信息。這些科技發展信息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青年加快發展的緊迫感和壓力。這與中國對青年的要求是合拍的。

　　積極影響之二：它從發達的工業社會預測未來，既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現狀中的矛盾，又為我們在發展中避免重犯一些錯誤而提供了借鑒。他的預測，在某些方麵，也是我們預測未來發展所必需的。

　　托夫勒毫不掩飾地揭示了美國這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弊病：社會混亂，醜惡現象增多，精神頹廢等。他揭示了現代工業社會的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權化，造成了生產與消費的斷裂，導致了官僚主義，思想僵化，人浮於事，缺少活力。

　　他預測到電子家庭的出現，勞動的多樣化，教育的分散化，人際關係熱點從工作單位重新回到鄰裏和家庭。這些觀點從社會學和未來學角度，都有借鑒和研究的價值。這有助於青年增強未來發展的預見性。

　　積極影響之三：托夫勒認為中國可以找到超越第二次浪潮，根據本國實際走向第三次浪潮的道路。這種結論經他分析，對中國青年有啟迪作用。

　　但是，《第三次浪潮》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消極影響之一：用浪潮劃分社會發展階段、用技術決定論代替了曆史唯物主義，在青年中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亂。

　　他所說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這三次浪潮的劃分方法，以生產力為標準劃分社會形態，割裂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在社會動因上，誇大了科學技術的影響；在社會發展動因上，宣揚了宿命論。他把普裏高津的“耗散結構論”應用於社會發展，認為社會發展無定向，就像白蟻築穴一樣，說不定未來會弄成一個什麽樣子。

　　這進一步衝淡了中國青年的政治觀念，抹煞了兩種製度的區別。

　　消極影響之二：宣揚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製度的趨同論，衝擊了中國青年的理想信念。

　　托夫勒在該書中，既譴責資本主義，又譴責社會主義，認為二者都是第二次浪潮的產物，隨著“第三次浪潮”的發展，二者都將消除自己的弊病，走向未來一種叫做“實托邦”的信息社會。他在《預測與前提》一書中說：“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非都是時代的錯誤。”（《預測與前提》，第108頁）“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已經不再片麵強調所有製關係了”，“新發展和第三次浪潮的興起使意識形態的大雜燴跳出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舊經濟理論範疇”。（《預測與前提》，第108頁）他認為一個叫做“實托邦”的東西“正在取而代之開始出現”，“今日之種種變革正在大匯合中集中於一處，由此直奔一種切實可行的新文明，它將是取代日益腐朽且無法前進的工業體係的唯一抉擇。一言以蔽之，今日之變革，正指向實托邦。”（《評“第三次浪潮”》，第266頁）

　　“實托邦”是托夫勒自己製造的一個新詞。他認為“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而他設想的未來社會模式是“切實可行”的，所以把“實踐”（Practice）和“烏托邦”（Utopia）中的“實”和“托邦”組合在一起，成為“實托邦”（Practopia）0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宣揚的這一“趨同論”對中國青年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趨同論”一度盛行於青年理論界，與此有直接關係。

　　愛潑斯坦（《中國建設》雜誌總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在這本書（指《第三次浪潮》——引者）出版的時候，正是中國青年思想上有些混亂、思想意識不太清楚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認為資本主義是應該摒棄的東西，有些青年卻認為資本主義是未來。在我們的時代，資本主義在生產方麵比社會主義要先進一些，而未來則將是另一幅圖景，所以我們必須讓年輕人看到真正的未來在哪裏，看清未來的方向。”（轉引自《評“第三次浪潮”》，第217頁）

　　在一份大學生思想調查中，有些青年大學生持“趨同論”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最終走到一條道上來了”。（見《青年研究》，1990年第7期，第6～7頁）還有受趨同論影響而陷入矛盾的青年，表現出“情感上趨向社會主義，認識上趨向資本主義”的態度，這種人常以“幽默”調侃社會，散發負麵情緒。（見《衝擊·變奏·超越》，第326頁）

　　消極影響之三：散布“馬克思主義過時”論，衝擊了青年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定信念，助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以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過來人”的現身說法，說明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對我國青年影響尤為消極。他在序言中就說，自己20來歲時也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後來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答案”是“不完全的，是片麵和絕對的”。（《第三次浪潮》，第51頁）他還說，由於閱曆多了，變革加快，“這時候我才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已不能解釋有些新情況了”。（《預測與前提》，第199頁）

　　更為根本的是，他在《第三次浪潮》全書中貫穿著這樣的思想：在第三次浪潮到來之時，已經沒有按經濟地位劃分的階級了，“資本”已被“信息”取代了；掌管財富的人已不如職員、工人有決策權了；勞動價值論不行了，必須換成信息價值論了；資本是有限的，信息卻是生生不息的，無形的；階級鬥爭是第二次浪潮的舊觀念了，新的觀念是“超級鬥爭”。這些馬克思主義立足的根據變了，馬克思主義也就過時了。托夫勒口口聲聲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第二次浪潮”的產物。第二次浪潮過時，馬克思主義也過時了。

　　這種“過時論”對青年影響更深。錢學森同誌在評論《第三次浪潮》時指出：“第三次浪潮等，還隱藏著一個我們不能讚成的思想，即馬克思理論、馬克思主義是根據第一次產業革命的結果分析得出的，而你們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是以此為根據的，現在出現了新的產業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當然都沒有見過這一次新的產業革命，因此他們的學說和理論不靈了。……這種說法，當然是把水攪渾，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必須嚴肅地加以分析和駁斥。”錢學森同誌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員在接觸青年同誌時，發現許多研究生受了托夫勒這本書的影響，竟然也不相信人類的未來是共產主義。有些青年甚至對召開學術會，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客觀評價一下《第三次浪潮》都表示反感。中國人民大學的某些博士生在討論這本書的觀點時，盡管有分析，很客觀，但還是有少數青年研究生斥之為“左”。

　　國務院總幹事馬洪同誌曾在王府井書店的書架旁做過調查，一位研究生青年，在回答馬洪同誌問話時談道：他看過《第三次浪潮》這本書了，這本書已經超過了馬克思。馬克思主義過時了，隻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思想才是最正確的思想。（參見《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馬洪同誌的文章《立足四化建設，改進社會科學研究》）

　　在後來的年月中，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根本就沒讀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卻浮躁地宣布馬克思主義那一套已經沒用了。還有些人對於堅持馬克思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毫無興趣，卻大喊大叫要“發展馬克思主義”。這都是受了“過時論”影響的消極後果。

　　2.存在主義思潮在知識青年中的流傳

　　隨著開放環境的形成，湧入中國並對80年代的知識青年有影響的哲學思潮，當屬薩特的存在主義。80年代初，青年學生中出現了“薩特熱”。薩特的存在主義，直接涉及青年的人生價值觀，所以流傳較廣，滲透也較深。

　　薩特的存在主義是怎樣來到中國並對青年發生影響的呢？

　　讓保爾·薩特（1905—1980）存在主義思潮，20世紀40年代在法國形成時，正值社會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人們充滿屈辱、失望、抗爭的情緒。50—60年代存在主義在美國和日本流行時，都是因為社會中充滿悲觀、失望、苦悶、抗爭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存在主義鼓勵了人們對自身價值的認識和抗爭的精神，同時也導致了利己主義、非理性主義、道德失範傾向以及無政府主義。但是，在西方薩特的存在主義大為流行的時候，在中國卻並未引起類似的反映。

　　早在50—60年代，我國就把薩特存在主義作為西方哲學的一派加以研究和介紹。1955年9月，薩特偕夫人波英娃還來中國訪問，參觀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國慶閱兵遊行儀式。回國後為中國的《人民日報》寫了《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一文，真誠而熱情地讚揚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這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嚴峻形勢下，薩特訪華帶有向西方帝國主義封鎖中國的行為挑戰的意義。60年代末和70年代，在法國左派開始分化時，薩特是屬於繼續堅持用他們一派人理解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暴力革命的“毛派”。為了支持法國“繼續革命”的“毛派”，他出資創辦兩份報紙，並任社長。他還同夫人上街叫賣《人民事業報》，遭警方短期拘留。他還學習中國知識分子當時的做法，同“毛派”分子一起下廠下鄉，到工農中落戶。1974年，薩特借用毛澤東名言，出版了一本叫《造反有理》的著作。然而，這個時期是薩特受中國人影響的階段，他對中國人還未發生多少特殊的影響。當時中國根本不具備其思想流行的社會心理條件。

　　在結束十年動亂之後，解放思想的潮流中，一方麵學術界開始重新評價存在主義，另一方麵中國在大的震蕩之後，具備了接受或流行薩特存在主義的條件。它的流行是不足為怪的了。

　　校園內的“薩特熱”開始升溫。1979年《外國文學研究》第1、2期載文，對薩特“存在先於本質”、“自由選擇”的觀點作了相當肯定的評價。1980年該刊第1期又發表不同意前文的意見，從此，學術界出現了對薩特存在主義的討論。正當中國薩特存在主義升溫之時，薩特於1980年4月在法國逝世，成千上萬的人自發湧上街頭為這位哲學家、文學家左派領袖送葬。我國的《人民日報》也於1980年5月5日發表《薩特——進步人類的朋友》一文，肯定了薩特反帝、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一生，而且也肯定了薩特思想中的某些部分。1980年，《讀書》雜誌等刊物載文，評價薩特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立即有人著文反駁，認為薩特屬於小資產階級。需要是傳播的動力，爭論更是傳播的催化劑。1981年薩特的作品大量翻譯成中文出版，其中有《存在與虛無》、《辯證理性批判》、《禁閉》、《嘔吐》等名作。薩特的劇本改編的影片、劇作也在北京、上海搬上舞台和銀幕，介紹薩特的出版物和文章多起來了。學術界、出版界的薩特熱，很快傳導到中國青年這個最敏感的人群層次，於是1982年中國青年中出現了“薩特熱”，綿延十多年。

　　1982年，青年學生搶購上演薩特影片的門票，並因此發生衝擊影劇院的事情。一些介紹薩特作品的雜誌被青年人爭相購買、傳看。薩特生平和作品中的人物、觀點成為青年知識分子的日常話題。大學裏介紹薩特思想和作品的講座不斷舉行，門庭若市。薩特的自我觀、存在觀、自由觀受到許多青年的推崇，出現了中國化的薩特存在主義的口號：自我設計，自我選擇，自我實現。這就更加廣泛地擴大了薩特在青年中的影響。

　　在青年的“薩特熱”中，真正讀過薩特作品的並不多，一般多是通過介紹和人際社會傳播。複旦大學的調查表明，隻有40%的學生閱讀過薩特的作品。北京市高教局的調查也表明，大多數青年是從報紙、雜誌和個人交往、“侃大山”等渠道了解到薩特的存在主義的。

　　作為攜帶全麵西方文化價值觀核心內容的薩特存在主義，在深層上、根本問題上衝擊了中國青年。這使得青年在尚未弄懂薩特晦澀作品的情況下，在尚未把握住薩特那潛存的思辨走向的情況下，首先對薩特存在主義熱情地崇尚起來。這種情況就使薩特的影響複雜化了。而且從客觀效果來看，在青年中的消極作用遠遠超過了積極作用。

　　因此，薩特在青年思想上的影響應作具體分析。

　　從積極的方麵來看，薩特存在主義在以下方麵對青年有積極影響。

　　積極影響之一：薩特人道主義的個體本位思想對青年形成自我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

　　薩特認為，存在先於本質，人的存在不受上帝是否存在的製約。（《存在主義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36頁）“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則”。（同上書，第337頁）薩特這一思想及其著作對青年影響很大。

　　中國青年在經曆了十年“文革”之後，意識到以往對個人價值、個人利益、個人才能、個人積極性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有一種要求出現，即要求尊重個人的價值和人格，要求正當的權益，發揮個人的潛能。他們從薩特“個體存在”的觀點出發，強調了個人不能依賴社會和他人救助，而要從現在的自我做起，自主決定自己的行為，自己對自己負責，自己造就自己，樹立自我奮鬥的思想。這就推動了青年自我意識的形成，使青年擺脫依賴性、盲目性，建立自主性、自立性。這與當時進行的改革要求，是合拍的。

　　積極影響之二：薩特提出的“自由選擇”、“自我設計”的自我觀，推動了部分青年增強主觀能動性和獨立思考的意識，對於青年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不少青年人從薩特的自我觀那裏，概括出了自我設計，自我奮鬥的口號。他們提出了：“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自己的人生要由自己來走”；“不自我選擇、自我設計、自我奮鬥就什麽也幹不成，更談不上為社會作貢獻”。在青年社會行為中，出於社會現實和這一思想的影響，出現了立誌成才，工作職業上的“跳槽”，學習科技、文化知識的現象。這也是有積極作用的。

　　積極影響之三：薩特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是麵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醜惡現實的反思產物，這為中國青年更加深刻和全麵認識資本主義的現實，提供了一份參考。

　　薩特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險惡關係，資本主義社會摧殘人、壓迫人、異化人的“令人嘔吐的現實”，都是使青年透過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現象認識其社會深處的本質的一些參考。加之，薩特力圖把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結合起來，同情法國共產黨，同情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對新中國持友好態度，這種反映在其作品中的政治上的基本傾向也使青年受到感染。

　　然而，薩特存在主義在中國青年思想最混亂的時期在中國“熱”起來，也就必然會導致更深層次的思想混亂。這消極麵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的。

　　消極影響之一：薩特個人本位的思想助長了本來就傾斜的自我觀，導致部分青年陷入極端個人主義的泥坑。

　　一些青年從薩特存在主義的思想中，抽出了個人價值至上的觀點，把薩特顛倒了的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當成了真理。他們往往從自己奮鬥的一個短短的實踐曆程出發，推崇個人至上，過高估計自我的能力和作用，誇大自我的利益和價值，把自我淩駕於他人和社會之上，以個人的需要、願望、利益為認識和處理問題的標準，這就深深陷入極端個人主義。

　　部分青年中的極端個人主義借薩特的“自我觀”的大旗，更加膨脹不已。他們公開提出“人活著都是為了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為名為利”，“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一時間，在某些青年的輿論中，似乎“為公”、“為他人”都是妄談，而隻有“為私”、“為自己”才是實在的真話。甚至連張華舍身救人，也認為這是“劃不來”的行為。貶低、詆毀、否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德風尚，一度曾披著合理的外衣，成為部分偏激青年的時髦。

　　消極影響之二：薩特自由主義的人生觀助長了中國青年中存在著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否定一切規範的逆反心理及反社會行為。

　　薩特建立在主觀唯心主義之上的個人至上的人生價值觀，帶有否定社會規範的傾向。一些青年不顧客觀條件和自我素質的情況，片麵地從主觀願望出發，搞自我選擇、自我設計，把實現個人價值作為人生終極目標。把社會、他人、理想全丟開了。一些青年在這種人生價值觀的影響下，社會責任感、曆史使命感淡薄，個人利欲熏心。其中極少數還由此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披露於報端的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劉勇，曾把“自我萬歲”寫在日記本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以薩特的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為指南，為達到自我的欲望，不惜殺害他人，最終自我毀滅。中國人民大學的某研究生，為了實現自己與另外女生的婚戀願望，竟然回到農村砍死自己的未婚妻，最後被槍決。

　　還有一些青年人把個人絕對自由當作信條，盲目否定一切社會規範，追求我行我素。他們往往以超然態度指責中國現實中老百姓沒有嚴格的法製傳統，另一麵卻自相矛盾地不願受任何一點法製的約束。他們身上出現了道德失範和反社會行為。有的青年在一對新婚夫婦中插足，竟指責女方的丈夫是“第三者插足”。有的男青年大談性解放，鼓吹追求到別人妻子做情人是一種“本事”，但他卻對自己的妻子行使封建式的絕對的“占有”權利。有的青年大肆貶斥“雷鋒精神”，但他卻希望其他人對他發揚雷鋒的“助人為樂”精神。在不少高等學府，侃侃而談的學子們，在食堂買飯連隊都排不起來，並常常為此大打出手。筆者曾多次遇到這樣的情景：騎自行車，常遇青年人騎逆行道直衝自己而來，由於躲避不及發生撞車，倒聽到騎逆行道的人責罵“沒長眼睛！”

　　人如果絕對地“個人至上”，即使世界上隻有兩個人也難以構成社會。絕對自我主義者在世界上是孤獨的，最自私的人也不希望別人對他本人表現自私。

　　還有少數人信奉薩特“現實令人作嘔”的名言，把它轉用到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宣泄對現實的懷疑、不滿、鬱悶和迷惘的情緒。

　　消極影響之三：薩特存在主義的消極悲觀的曆史觀，導致部分青年悲觀厭世、精神頹廢，產生虛無主義人生取向。

　　薩特的存在主義本身反映了中小資產階級在危機時代的一種危機心理，具有濃重的悲觀厭世傾向。薩特說：“人是被判了自由這樣一種徒刑”，“自由正是人的意識中造成的虛無”。（《存在與虛無》1987年版，第439～440頁）

　　“他人是地獄”。限製自由的就是他人。薩特在《禁閉》這一劇本中描寫了這樣一個情節：三個生前作惡多端的鬼被關到地獄的同一個房間裏。這三個鬼互相糾纏、製約，誰也擺脫不了別人的牽扯而獲得自由。最後，一個鬼感慨萬分地說：“地獄原來就是這樣……何必用拷架呢，他人就是地獄。”這種邏輯在生活中導致與他人為敵，與社會格格不入，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悲觀絕望。這種情緒深深影響了青年，使他們認為人都是自私的，人生和世界都是虛無的、荒謬的、不可捉摸的。還有人認為人生充滿恐懼、焦慮、絕望，沒什麽實在的價值可言。走上這條思想道路的青年，從空虛、恐懼、焦慮、絕望走上了自殺的路。當然，從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