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24章 解放初的周揚徐慶全

　　周揚曾是文藝界的最高領導，被稱為“文藝界的沙皇”。可是，一九四九年，他開始領導文化工作時處境並非如外界想象那樣。從徐慶全發表在《曆史學家茶座》上的《毛澤東對周揚的兩次批評》一文，可以看到中共中央高層抓意識形態和文藝工作的種種情況，現摘錄如下一自一九三七年十月周揚與毛澤東有了接觸後，他對毛澤東的情感逐漸由服膺到崇拜。如在延安時，他就曾對周立波說過“我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這樣的話。一九四六年，周揚在他編的《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一書的“序言”中更加明確地說：自己願意做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者、解說者、應用者”。此後，直到“文革”前夕，周揚一直是這樣做的，也被文藝界稱之為“毛澤東文藝思想最權威的解釋者”。

　　按常理來說，周揚這樣服膺、崇拜毛澤東，毛對他的工作應該很滿意。但實際情況卻是，毛澤東對周揚在文藝界的工作有諸多不滿，對他曾有多次批評。

　　一九四九年後，周揚擔任了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並兼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稍後，又任中宣部副部長。在新中國成立最初的幾年裏，雖然名義上說是周揚掛帥文藝界，但周揚在文藝界的地位，顯然並沒有像後來那樣穩固。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任毛澤東秘書並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對文藝工作抓得很緊。文藝界的很多工作，事實上大都在胡喬木主持下進行。

　　胡喬木當時除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外，還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從後人的回憶來看，在當時，“中央宣傳部在組織上有一個人們難以相信的現象：陸定一名義上還是正部長，但是黨中央派胡喬木以副部長兼秘書長的名義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長陸定一每次都出席胡喬木主持的‘部長辦公會議’，陸定一在部內的工作由胡喬木分配”。可見，胡喬木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至於當時的文藝工作，情況也大致相似。胡喬木在前台，而周揚隻專注於文化部的工作。當時在作協工作的張僖，就有這樣的感受：

　　那時，周揚雖然是文化部的黨組書記，但不大過問作協的事情，胡喬木管作協。馮雪峰是作協黨組書記，嚴文井任秘書長，還有邵荃麟。周揚當時擔任文化部的副部長，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當時我跟周揚接觸不多。（1999年2月25日采訪張僖記錄）

　　胡喬木與丁玲的關係一直很好，無論在延安還是在河北。對此，丁玲對胡一直是有好感的。一九四八年前後，丁玲在河北時，周揚願意與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征求胡喬木的意見時，胡卻明確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還是創作。”而在胡喬木主抓文藝界工作時，丁玲擔任中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並擔任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五一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揚的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丁玲放棄了創作，與胡喬木配合很好。當年文藝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文藝整風是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聲浪中拉開序幕的。文藝整風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訓傳》之東風，借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三反”運動之聲勢，用群眾批判和自我檢討的方式，進一步淨化文藝思想，樹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

　　在整風開始之前，從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始，中宣部召開了八次文藝幹部座談會，對文藝工作狀況作了估計。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報告認為，“文藝工作的領導，在進入城市後的主要錯誤是對毛主席文藝方針發生動搖，在某些方麵甚至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篡奪了領導”。它的首要表現是“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放棄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對思想工作的嚴肅性”。“在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藝家的合作當中，表現無原則的團結，對他們的各種錯誤思想沒有認真地加以批評，認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務。不少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拒絕改造思想，拒絕以文藝為政治服務，要求文藝更多地表現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和趣味。他們認為今天文藝例如電影）的主要群眾是小市民，應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們反對以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將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黨的文藝幹部在這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包圍下，有許多人隨波逐流，表現自己的立場是與他們一致的或接近的……因為這樣，就降低了黨對文藝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藝作品中的錯誤傾向和粗製濫造現象，而沒有把認真地審查電影劇本及影片，審查文藝出版物和戲劇音樂節目，當做重大的政治責任。因為這樣，就產生了電影《武訓傳》的攝製、放映和宣傳，就產生了對於《武訓傳》的反動宣傳的喪失感覺，就產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訓傳》的反動性以後對批判《武訓傳》的怠工。”文藝工作者中則普遍存在著脫離政治、脫離群眾和嚴重的自由主義風氣。報告還明確地說：“周揚同誌應對以上現象負主要責任（周揚同誌作了詳細的自我批評）。”其實，文藝界人士都知道，文藝界的事情是胡喬木在前台指揮、丁玲緊密配合的。現在喬木無事而周揚則必須承擔責任。

　　文藝界整風由胡喬木、周揚和丁玲領導進行，而丁玲則擔任了“北京文藝界學習委員會”的主任。整風還未開始，周揚已經要“自我批評”了，整風開始後，周揚還怎麽領導別人？據張光年回憶：“在文藝整風期間，喬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藝界整風，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麵。”

　　張光年回憶中的另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當時周揚的處境。文藝整風時，張光年受到了批評，並被要求寫出檢討，他去找周揚，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會檢討之前，先是在東總布胡同的文聯黨組擴大會批評我，批得很厲害，我就想到周揚那裏去訴苦。他卻對我講：“你知道丁玲怎麽批評我嗎？批評我重才不重德。”這裏“德”指的無產階級立場。我問他怎麽看。他回答說：“我看還有些道理。”我一聽，十分生氣，起身扭頭就走。

　　周揚對張光年的“訴苦”無動於衷，並將丁玲對自己的批評坦言相告，實際上是以隱晦的口氣，表達了自己“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麵”。而周揚要挨毛澤東的批評，也順理成章了。

　　既然無所作為，周揚就不得不離開文藝整風的領導地位。那時，正好全國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土改，中央組織一些幹部下去了解土改情況，周揚決定到湖南常德參加土改。十月九日，周揚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毛澤東為滁州專區文工團題字。信的結尾，周揚寫道：

　　我俟文藝幹部整風學習告一段落後，即去中南區參加土改……我爭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許多話想和您談，您什麽時候有空，請電話叫我。

　　毛澤東同意周揚的請求，要他在“動身參加土改的時候，可找一時間一談”。想來，周揚的“許多話”中，向毛澤東檢討肯定是內容之一。所以張光年才有這樣的回憶：

　　毛主席批評他很厲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來後情緒惡劣。我問他，他多的沒說，隻是感慨地對我說：“批評我政治上不開展。”我很不理解。

　　周揚挨了批評後，大約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便到湖南常德參加土改。第二年年初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開始的工作就由胡喬木來主持。

　　在文藝界處於無所作為境地的周揚，命運很快就出現了轉機。就在周揚到湖南後不久，便被毛澤東的電報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一九五二年初，胡喬木主持籌備第二次文代會，同以往一樣，毛澤東對這次會議很重視，但是，胡喬木的一個做法則引起了毛的不滿。張光年回憶說：

　　喬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談大會的報告，談了兩三次。要求文字講究，簡練，批評尖銳（實際上他自己已經起草了）。他主張取消文聯，按蘇聯的文藝製度改，將當時的文學工作者協會、戲劇工作者協會……改成各行各業的專門家協會，他主張作家協會會員要重新登記，長期不寫東西掛名者不予登記。我們都很讚成。快開會時，喬木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對其他沒說什麽，但對取消文聯發火了。他狠狠批評了喬木一頓。說：“有一個文聯，一年一度讓那些年紀大有貢獻的文藝家們坐在豐席台上，享受一點榮譽，礙你什麽事了？文聯虛就虛嘛！”就因為這件事觸怒了，大會報告也氣得不看了。他認為取消文聯，不利於團結老一輩文藝家。這樣一來，就不讓喬木管，趕快打電報要周揚回來重新籌備二次文代會。

　　這次突然的變故，改變了周揚在文藝界無所作為的局麵。此後，胡喬木對文藝界過問得越來越少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周揚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長，直接走到了文藝界領導的前台。試想，挨了毛澤東批評的周揚，如果沒有這次意外的變故，他以後或許就不會成為“文藝界的沙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