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25章 走出監獄的周作人張高傑

　　寫得一手好文章的周作人，由於政治上的變節，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在一九四九年走出監獄後，長時期作為“專政對象”生活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九》一書介紹了有關情況，現摘錄如下一周作人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因漢奸罪被逮捕入獄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解放前夕，暫由李宗仁任代總統的國民黨政府決定疏散監獄在押人員，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擔保釋放。周作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重新獲得了自由。

　　一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橋監獄，到近地的友人馬良驥家住宿一夜，第二天，即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車去上海。那時北平已被解放，南京、上海仍控製在國民黨手中，兵荒馬亂，京滬之間不能通車，他一時無法回家。尤炳圻是錢稻孫的學生，對日本文學很有研究，或者說也是一位“日本通”。他曾留學日本，在抗戰期間，他與周作人和錢稻孫一樣，未能保持氣節。周作人“落水”後，他也附和當上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的秘書，成為周作人的部屬；一九四一年周作人率東亞文化協議會代表團訪問日本，尤炳圻亦是成員之一。僥幸的是，戰後的尤炳圻並未被當作為漢奸對待。周作人被關進老虎橋監獄後，尤炳圻曾經給他很多的接濟和幫助。這次尤氏父子找到周作人，是想把他接到上海自己的家中。

　　周作人與尤氏父子乘公共汽車到了下關，那時南京城內已經很亂。當日又有國民黨的兵從浦口退下來，所以下關一帶更是混亂。據周作人後來回憶，他們進了車站，看見有一列火車停在那裏，就擁了過去。車上早已擠滿了逃難的人，周作人是被尤氏父子從窗戶拉進去的。上車之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座位，安頓周作人坐下，尤氏父子隻能站著。已經六十五歲的周作人這一回真切地體驗到了“逃難”的痛苦滋味。

　　車大約是下午四五點鍾開行的，到第二天傍晚，才到達上海北站，短短三四百公裏的路，足足走了二十四個小時。車上沒有電燈，沒有水。到處站滿了人，空氣汙濁，擁擠不堪，沒有絲毫可以活動的空間，想上廁所都不可能。大家都不吃不喝，一動不動傻子似的坐著。周作人後來每念及此，就“深深感到奇異，所可異的不單是我個人，乃是全列車的人都全忘記飲食便利，毫無怨言地擔受著苦難”。

　　到了上海站之後，他們雇了兩輛三輪車，趕到北四川路橫濱橋的福德裏尤炳圻家，天已經快黑了。這時的周作人才緩過勁了，感到口渴和想要小便。尤家人都出來迎接，尤老太太一麵忙著張羅招待客人，一麵操心著祀神的事情。那天正是陰曆戊子年的除夕，劈劈啪啪的鞭炮聲陸續響起，又讓周作人想起了往昔家鄉祝福夜的盛況。在獄中隻能寫“新年拜歲換新裝，白襪花鞋樣樣齊。小辮朝天紅線紮，分明一隻小荸薺”之類的打油詩，如今又能重食人間煙火，他的內心不免充滿了喜悅。從這一天起，周作人成為尤家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同年八月十五日回到北平。

　　在上海待的這半年時間，周作人時常與友人飲酒聊天，為求字者寫詩題畫，過著比較悠閑的文人生活。以至於幾年之後，他還寫文章，津津樂道於戰亂中偷得一時之樂的時光。

　　周作人當時真實的心緒怎樣？他自己沒有明說。我們或許可以從他的詩作中窺知一二。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周作人為友人作題花鳥畫詩四首，分別是《月季花白頭翁》、《牡丹雞》、《野菊雞》、《木蘭芙蓉鳥》：

　　月季花白頭翁應是春常在，花開滿花欄。白頭相對坐，渾似霧中看。

　　牡丹雞花好在一時，寶貴那可恃。且聽荒雞鳴，撫劍中宵起。

　　野菊雞寒華正自榮，家禽相對語。似告三徑翁，如何不歸去。

　　木蘭芙蓉鳥木蘭發白華，黃鳥如團絮。相將送春歸，惆悵不得語。

　　雖是詠物，但是言為心聲。那種迷惘、惆悵、思歸和無奈的心境一目了然。

　　和上海其他市民一樣，周作人最憂慮的還是自己的錢袋不斷縮水。

　　從一九四九年四月起，周作人重新開始寫日記，這標誌著他恢複了正常生活狀態。為了能多掙點錢糊口，周作人陸續從事一些寫作和翻譯工作。《自由論壇報》的晚報副刊從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起到四月十日止的二十天內，陸續發表了他的不少隨筆。周作人還根據英國韋格耳著《勒斯波思的薩波，他的生活與其時代》一書，編譯《希臘女詩人薩波》。

　　而讓他更為動情的是，在當時的情勢下，此書能出版有賴鄭振鐸的大力支持：老朋友沒有因為他是漢奸而疏遠他，拋棄他，使他感到了友情的珍貴。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周作人給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長信。周作人在信中，一開始談的是自己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共產主義的認識和支持，實際上是在表明他擁護黨、擁護共產主義的態度。接下來，周作人則談到了問題的重點，即自己那個怎麽繞也繞不過去的“過去”。他介紹了自己那段就任偽職的不光彩的經曆，並辯解是迫不得已才擔任偽職的，他擔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是為了抵製破壞性更大的王揖唐等人。而且，他對於日本方麵，也並非真心實意的附逆，而是敷衍塞責，等等。不管周作人這封信是否達到了他所預期的效果，但毋庸置疑的是，周作人藉此及時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傾向。這其中雖然不乏投機的成分，但其意圖顯然是為了求得共產黨高層的諒解，為自己的未來謀一條生路，或者說是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境遇，以圖安度自己的晚年。

　　共產黨人會“諒解”他嗎？至少周作人是抱著幾分幻想，否則他不會寫這封“思想匯報”式的信。這幻想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他心存僥幸的是，眼下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五四”時期曾到八道灣十一號拜訪過他，求教“新村主義”。那時周作人是北大的教授，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而毛澤東則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臨時工。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的《周作人日記》記有：“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一九四〇年，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要去延安，臨行前周作人曾對她說：“延安我不認識什麽人，隻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此時他肯定想著自己與毛澤東畢竟有過一麵之交，共產黨也許會對他給予禮遇。那封給周恩來的信，其實他是想寫給毛澤東的，隻是“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請先生代表了”。

　　周作人委托自己的學生把這封信送給董必武，請他轉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給了鄭振鐸。據有關人士回憶，毛澤東曾看過這封信，看完之後他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周作人後來的命運似乎就由毛澤東的這番話決定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周作人終於結束了他寄居上海的生活，歸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八月十四日，周作人一行抵達北平。因為不了解八道灣的情況，不敢貿然回家，所以他暫時住在太仆寺街尤宅。得知周作人回來的消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和兒子周豐一等家人馬上過來看望，為他送來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

　　尤炳圻為周回北平的事，專門去拜訪了鄭振鐸，但似乎沒有什麽結果。孫伏園也為這件事情到處奔走。據說後來孫還找到了剛剛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沈鈞儒說情，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兩個月後的十月十八日，周作人在兒子周豐一陪同下，回到他闊別三年多的八道灣家中。經曆了抗戰勝利後的被捕、坐牢、逃難之後的周作人，終於又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家中了。

　　回到熟悉的環境，周作人又恢複了往常的生活方式。開始重新翻譯英國作家勞斯的《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此書在老虎橋監獄時早已譯出，後交正中書局印行。沒想到書還沒有印，譯稿卻毀於一場大火中，十月二十七日，《希臘的神與英雄與人》再次翻譯完成，改名為《希臘的神與英雄》。

　　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開始，周作人應友人之邀，為上海《亦報》寫稿。文章的大部分，或有些知識性，或有些史料性，或議及某些具體的問題，有些可取之處；但從總體上看，它們與時代精神相距較遠，在思想上、藝術上的價值不高，在文學上、社會上的影響不大。

　　其中最有意思的文章是回憶魯迅的。建國初期的周作人，是靠著寫關於魯迅的文章，更形象地說是“吃魯迅飯”而活下來的。大哥照顧了他一生，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

　　從一九四九年起，周作人作為“專政對象”的身份從來沒有改變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灣的一個月後，北京市最高法院便傳他問話。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來人調查房產。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上書毛主席，希望能重新處理自己在北平淪陷期間出任偽職一事，結果還是未能如願。他仍舊不準用周作人這個名字發文出書。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法院決定，自即日起褫奪他的政治權利。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請書，要求恢複選舉權，最終被駁回。派出所還不斷要他寫自傳，寫材料，寫改造計劃，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周作人的政治待遇沒有改變，但經濟上的要求卻得到了很大滿足。在周揚、馮雪峰等人安排下，人民文學出版社請他譯書，買下他的稿子，每個月給他預支二百元的稿費。一九六〇年困難時期，他又給康生寫信求助。康生作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他的稿費增加到了四百元（一九六六年六月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停發）。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高的待遇，超過了大學裏一級教授的工資水平。

　　從一九五五年一月起，為了養家糊口，周作人不得不勤奮譯書。在其後的十年時間裏，他共交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稿十一部。一九六五年在翻譯完了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集》以後，他感覺自己的心願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盡。於是四月二十六日，他重立遺囑：

　　餘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了。在掃蕩一切牛鬼蛇神的風暴中，周作人立即被“橫掃”而揪出。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小將衝進了八道灣，砸爛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親的牌位。八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寫下了他此生最後一篇日記：“晴，廿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八月二十四日，八十二歲的周作人被紅衛兵拉到院中大榆樹下用皮鞭、棍子抽打，進行批鬥，家也被查封。後經兒媳張菼芳向紅衛兵求情，總算在廚房裏給周作人搭了個床鋪，讓渾身是傷的他躺臥在那裏。“壽則多辱”，周作人兩次向派出所遞交“呈文”，懇請恩準他服用安眠藥，進行“安樂死”，早點結束對他來說是痛苦不堪的生命。當然無人會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他拖著老病之軀，居然熬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周作人走到了生命的終點。那天中午，老保姆為他端來熬好的玉米粥，他照例吃得幹幹淨淨。下午兩點多鍾，鄰居隔窗發現他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極不自然。家人被叫回來後，發現周作人已經渾身冰涼，沒有了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