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16章 見之於紙牘——《清末民初人物叢談》小議

　　在這個曆史寫作幾乎成為全民寫作，各種正說、細說或戲說充斥坊間的當下，範福潮先生的這本曆史讀物，卻注定是一本寂寞的書。

　　這不是因為他談論的曆史太冷門，晚清史乃至辛亥革命前後的近代史，可以說張定浩是這幾十年來的顯學，當代中國幾乎所有問題的症結，似乎都可以在那裏找到源頭；也不是因為他講述的內容太陳腐，且不論其中對諸如王照、焦達峰以及光複會的精彩挖掘，即便如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熟麵孔，這本書裏披露的故事，至少對我而言，也是先前完全不知道的。我說的寂寞，更多地是指向這本書的寫作風格。

　　一九二八年，陳寅恪曾對弟子陳守實講過一段話，成為後來治史者時常引用的名言：“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馬或班，皆不必計也。”聯想起傅斯年提出並流行於民初的“史學即史料學”的觀點，我們不能孤立地評判他們這種治史方法的對與錯，而要看到，當外族入關的清王朝出於恐懼而對曆史真相層層抹殺和偽造，當來自西方的以論帶史和疑史的研究風氣蔚為大觀，當這兩方麵結合在一起，曆史竟已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在民初一代諸如陳寅恪和傅斯年這樣的曆史研究者看來，有多少獨特觀點，或者文章好看與否，眼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在於能夠準確地接近真實，而最真實的曆史，存在於準確的史料本身。

　　因此，他們的文章，往往不避冗遝，不求剪裁，少疏通推論，多直引大段材料，這樣的文章，一定不會好看，但在認真的讀者看來，卻更有力量。而本書作者心儀的，似乎也正是此類曆史寫作。“史是真，治史即為求真。”“民國無信史，辛亥以來，事無巨細，人無貴賤，記言敘事，黨見甚深，幾無公正可言，稍有新意，即便不陷文字獄，也難免招惹是非，足令史家，思而卻步。”這兩段本書序言中的話，幾可視為作者的文心所在。在書中“辛亥革命時期的蔣介石”一節，作者亦開章明義地指出：“對史家來說，人物事跡的真實性價值高於對其行為的道德判斷。‘文革’前編纂的關於辛亥革命的史書，對‘反動’、‘反麵’人物，凡是引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舊文，極盡刪削；而親曆者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發表的回憶錄，亦諱莫如深，以至某些特殊人物在辛亥革命中的事跡在史書中被蒸發了，蔣介石就是一例。”

　　關於為什麽要寫《春秋》，孔子的回答是：“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然而，當“行事”也可以眼睜睜地被大量蒸發或刪改，它本身具有的搏深切明，自然就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然而曆史已經消失，剩下的永遠隻是關於曆史的記錄，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嚴肅的曆史寫作者，在“見之於行事”之外，隻好“見之於紙牘”了。這本書選擇引用的大量材料，全都來自近五十年來國內外的公開出版物，倘若本書的讀者有心，那麽這本書會是一個很好的窗口，從這裏我們可以眺望到一段相對準確和真實的近代曆史。

　　（《民末清初人物叢談》，範福潮著，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