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15章 語讖雖真終是夢——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漫筆

　　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提倡小說革命，自己也創作了仿日本明治時期流行的政治理想小說體例的《新中國未來記》，刊於《新小說》雜誌。這部書，作者自以為“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但草草五回，便無下文。作者又雲“編中寓言，頗費覃思”，正文之中並不挑明，在小注裏卻透露天機，使人不猜中也難。此書文體、思想的“絕對價值”未必能彪炳千秋，但《新中國未來記》作為小說，是梁任公於一九〇二劉溫克年所著之小說，則不可等閑對待。取此書與世事流變合勘，則不僅饒富趣味，且使人感慨係之。

　　《新中國未來記》的情節隻能算一個開頭而已。開場是一九六二年，“我國維新五十年大祝典”，“萬國太平會議新成”，而孔子旁支裔孫、教育會長孔弘道覺民先生在上海博覽會上演講“我們最喜歡聽的”，“中國近六十年史”。於是以六十年後的視角，“追述”想象中的前代事，亦即作者理想中的當代事。“未來”附體於“曆史”，其中寄托，不可謂不深。這“曆史”大致上是說，有一黃克強毅伯先生創立立憲黨，曆經十年，終於立憲成功；再經五十年，則中國已雄飛於世界。一切的肇端，在於黃克強與同鄉好友李去病留學歐陸，數載歸來，一夕聯床夜談，將“革命與改良”的道理，辯駁盡興。這“彼此往複到四十四次”的駁論，以白話講說當時動蕩人心的學理，確如書中“平等閣主人”批語所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極”。而最末一章記黃李二人遊蹤，對革命黨多有譏刺，好像是譴責小說的筆調，情節很瑣屑。“太初有言”之後，究竟開篇孔弘道先生的時代如何到來，卻付闕如。如果把此書翻為當代白話文，發布於今日的網絡，則“YY小說”之名，絕對在劫難逃。

　　這部一百多年前的YY小說，以章回體寫成，行文風格仍然如傳統小說，甚至每回末尾都是在緊要處“且聽下回分解”。不過，作者著書的目的既然是“專為發表區區政見”，在今天或許會被稱作販私貨？）為了“載道”的便利，在小說語言之外，還雜有章程、演說、名單等，此種體裁，在當時應屬新奇甚至怪異，但作者在緒言中自嘲“連篇累牘，毫無趣味”，已先塞人之口。在今天看來，這般寫法倒很有點現代味道。當然，讀到憂國誌士辯駁救國途徑，說著法國的革命，意大利的獨立，起頭的卻是“兄弟，你的性子又來了”，“哥哥，不是恁般說”，也給今人不少時空錯亂的荒謬感。說到底，梁任公著小說，絕非為小說而小說，隻是取其通俗易懂，傳播廣泛，用以作為改造“國民性”，激揚“民氣”的手段而已，文學價值本身並非作者最用力處，何況此書根本就未能寫成？

　　於是《新中國未來記》作為上承晚清小說，下開五四風潮的過渡產物，雖然在文學史中占據一個位置，但文學滋味卻並不濃厚，倒是作為思想史的材料顯得十分鮮活。任公好新奇之說，一生學凡數變，然而當他傾心相信一種學說之時，必以常帶感情之筆鋒竭力為之鼓噪。《新中國未來記》發表的一九〇二年，是梁啟超作為言論領袖的黃金時期，也是他政治態度最激進、對於西方或者說他所認為的西方）的理念價值推崇最力的時期。他在這時期內宣揚的觀念，無論在學理上是否準確，很多都已經砌進了中國現代思想的地基，成為後來人心目中的“常識”。自然，在此地基上樹立起的建築物，很大程度上非梁啟超當年所希望的那樣，這也是曆史的無奈。此書第三回中黃克強與李去病的一長篇相互辯駁，爭論的要點在於“改良還是革命”，旁及對近現代世界史，整體的中國史，以及對中國的前途的看法。此時梁本人於戊戌慘痛之後，正頗傾向於暴力革命，內心的猶豫在所不免。故在這場辯論中，令雙方都光明正大而旗鼓相當。黃克強主改良，並不是不認同民主共和的理想，而是顧慮理想遽然間難以實現，才要先“把我中國曆史上傳來的特質，細細研究，看真我們的國體怎麽樣，才能夠應病發藥”。同時又深懼法國大革命的流血恐怖，以及動蕩時局下的瓜分危險，才“愛那平和的自由，愛那秩序的平等”。而李去病之主張革命，則是認定中國當時的局勢以和平手段已經難以挽救，當道者已經不可倚仗，隻有仿效法國、波蘭、意大利的革命，進行徹底的破壞而後建設，庶幾能“死馬當作活馬醫”。在論辯的最後，李去病不得不讚同“中國人連可以談革命的資本都沒有”，但仍然堅持“總是拿十年、二十年工夫，自己去實驗過一回，才了得我的心願”。而黃克強也不得不承認，“至於預備工夫，那裏還有第二條路不成？”隻不過“但非萬不得已，總不輕易向那破壞一條路走罷了”。此書既未寫完，最終讀者也不得而知，李去病到底是否實驗過那一回，黃克強的理想究竟如何實現。於是這爭論，如同山水迢迢地繞了一圈回到“預備功夫”的原地，看起來兩人達成了共識，實際上卻有點不了了之的意味了。

　　黃李二人的論辯激烈則已，仍然還是梁啟超本人思想的一場左右互搏，因而若仔細辨析黃李二人的共同假設，則可知梁氏當時的思想底線。不僅如此，梁任公的思想底線，亦即他認為無需辯駁便可直接宣傳鼓吹者，大概也便是當時中國新興知識分子階層的共同思想，至此現代思想的“地基”便隱然可見。例如，在這四十四道辯駁中，黃李二人都“信得過”“現在皇上的仁慈英明”，這便是梁氏政治與情感上的立足點所在，至為明顯。而思想觀念方麵，則黃李二人無論主張革命或改良，都痛感中國自古缺乏自治習慣與國家觀念，急需改造民性與民德，不然永無希望可言。二人也都將“國家”視為最高的存在，深信唯有國家將公民通過強有力的組織凝結為一個整體，方能自存。梁啟超令李去病特意用力於軍事，而“立憲期成同盟黨”之“治事條略”中亦明文寫道“處今日帝國主義盛行之世，非取軍國民主義不足以自立”，要求其黨員無論辦學校或工廠，都要傳授軍事思想，進行軍事訓練，以“養成義勇”。二人也都相信曆史是一不斷進化與進步的直線過程，無論個人或國家，都須順應“天演的風潮”。在論辯之中，二人都將中國的現狀映射到歐洲曆史的坐標軸上，並據此開出不同的藥方。黃克強服膺德國的國家主義，欲將清政權改良為君主製的幹涉主義國家，李去病則認為國家主義乃是人民主義進化而來，不經過提倡自由平等的革命時代就進入國家主義，乃是“躐等而進”。黃克強對此的反駁則是，在人民主義之前，民智未開之時，各國都有過一個奉行幹涉政策的時代，中國的狀況連此一境界也還未到，說什麽自由平等民權，才是真正的“躐等而進”。二人都認為，在歐洲盧梭、邊沁的時代已經過去，自由平等已經是過去陳言，無需再說，倒是民族主義風潮正盛；而中國踵乎其後，還有許多路要走。

　　最終，梁啟超也未能描繪出中國的這條騰飛之路。理想固然不受現實的拘牽，但懷有理想的人卻始終離開不了現實的地麵。梁啟超輾轉學界與政界，對於建造一個強大的現代中國的理想與實際都有體會，也都有建樹，但恐怕他在落筆為文之際，甚至是終其一生，都不知道如何能使現實向著他理想的方向發展。大概雖宏願在胸，現實中無從著手推行，紙麵上便也無從下筆描畫。紙上談兵，竟也一難如是！於是這部本意在於引導激勵國民的學者小說，便從航海手冊變為蓬萊畫圖，懸置美好的未來於前，卻沒有給出通達之路。不過梁啟超在這部小說中注入的熱望與敏識還是得到了一點巧合的報償。在他所設想的“維新成功”的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確已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共和國。而締造共和的元勳之一黃興，其表字正是“克強”。在梁啟超對新生的中華民國滿懷欣喜與期待的那一段時間裏，他在談到《新中國未來記》的時候曾說“今事實竟多相應，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然而此後的五十年，畢竟還是沒能為孔弘道老先生搭好講台。

　　今天距梁啟超寫作此書時，已經一百餘年，而孔先生那場演講，也已經“過去”近五十年了。梁啟超的預言又有些部分或已實現，但就其大端而言，這個“太平夢”尚遠未成真。當日梁啟超所關心的問題依舊存在，且今人仍感到類似梁氏當年的那種熱切與不自信：今人仍然在試著做各種格調的太平夢。“回憶未來”在這樣一個語境下絕不僅僅是一個有趣的思想遊戲，還是一份沉痛的自我安慰。今人在努力靠近那個夢的過程中，恐怕仍然需要回到梁啟超曾經站過的地方，替他找到那條通往“新中國”的道路。

　　（《新中國未來記》[清]梁啟超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