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17章 走出氣候變化的囚徒困境

　　英國學者吉登斯稱得上全球思想界的領軍人物。從歐洲聯盟到親密關係，從民族國家到自我認同，他像另一位“雜食動物”福山一樣，對現代社會的多個方麵都作出了精辟闡述。兩人也都致力於研究技術進步引起的社會問題。福山關心“後人類”（posthuman）的未來，吉登斯則擔憂老天爺的前景。

　　在新著《氣候變化的政治》中，吉登斯談天說地，試圖為全球變暖找出政治層麵的解決之道。他本人並非氣象學家，這並不妨礙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問題。技術決定社會走向，社會也影響技術應用。公共政策除了依賴技術方案，也應考慮社會治理。比如，在疫苗研製成功之前，防治艾滋病主要借助社會控製。類似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溫室氣體，或找出可替代的能量來源，氣候變化的政治議程就顯得日益緊迫。吉登斯在哥本哈根會議前推出此書，可謂代表社科界的重磅發言。

　　不過，熟悉吉登斯的讀者這回可能要失望了。他的論述並沒有體現出原有的洞察力，也不見得超出已有的討論。《氣候變化田方萌的政治》是一本“二手社會科學”著作，幾乎完全依賴他人的研究成果。吉登斯的參考書包括聯合國的考察報告，專家們的研究文集，也有坊間流行的《崩潰》和《更熱，更平，更擠》。我甚至發現他大段引述一本美國公共政策博士生使用的教科書。對於不了解氣候變化的人，此書自然屬於優秀的科普書籍，可我們對吉登斯的期待不止於此。

　　德國法學家施米特曾言，根本不存在什麽“全人類的政治”。如果存在，那麽全球變暖問題可能最接近這一概念。吉登斯較為全麵地介紹了有關氣候變化的科學爭議。盡管媒體喊得山響，目前隻有一份聯合國報告鐵口直斷地宣稱：“氣候係統的變暖是毫不含糊的。”不少學者認為氣溫變化實屬正常，或者覺得後果被嚴重誇大了。氣候變化甚至並非全是壞事，比如解凍後的北冰洋就能為歐亞兩大洲的貿易往來提供新的海上通道。不過，目前大多數科學證據表明，全球變暖很可能是人類引起的，它又很可能帶來極端氣候。更頻繁和劇烈的自然災害不僅使人類蒙受財產損失，在沒有達成政治合作之前，就可能把我們拉入政治衝突之中。

　　全球變暖問題的最大吊詭在於，誰都知道這樣牛活下去會發牛什麽，可誰都還是這麽生活下去。正如吉登斯所說：“全球變暖帶來的危險盡管看起來很可怕，但它們在日複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會袖手旁觀，不會對它們有任何實際的舉動。”這位大牌學者將這一矛盾稱為“吉登斯悖論”。據我所知，他既不是第一個說出這一悖論的人，也不是對它闡述最深刻的人。我們有理由感到奇怪：除了自己的大名，作者就不能想出更好的命名方式嗎？

　　如何走出這一有史以來最大的囚徒困境？吉登斯首先批評了極端自然主義者，認定退回前現代社會根本不可行。相反，窮國隻有通過經濟發展才能抵抗氣候變化的危害。其次，節能技術和新能源開發有望緩解溫室氣體排放，但前景尚不明朗，它們也有自身的代價和風險。風能供應不穩定，核能價格居高不下，氫燃料用途有限，生物燃料甚至弊大於利。吉登斯看好的對策，在於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斂合。舉例來說，很多北歐國家在減少排放方麵取得顯著成效，並非由於它們關注氣候變化，而是能源安全。再比如，很多城市存在交通擁堵問題，發展公交既減少私車數量，也降低了廢氣排放。如果減排政策有助於增強國家安全，降低生活成本，人們就更有動力支持這些政策。

　　吉登斯花費大量篇幅討論發達國家的對應措施，卻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著墨甚少。正如哥本哈根會議所展示的，這一問題的囚徒困境很大程度上在於南北國家不能達成合作協議。我的美國朋友約翰是個生活簡樸的環保主義者，騎自行車上下班，可他一天也得洗一回熱水澡。有一次我問他：“為了防止全球變暖，你能否像中國人那樣一周洗兩回澡？”約翰想了想，答道：“可以！”他也許真能換種生活方式，大多數美國人就不幹了。老布什總統曾在裏約熱內盧峰會上公然宣稱：“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容商量。”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每天洗一次澡，這澡堂的蒸氣該往哪排呢？

　　美國政論家紮卡瑞亞（Freed Zakaria）洞悉這一南北矛盾。在華府的一次新書發布會上，他明確表示解決氣候變化的唯一辦法就是向中國和印度轉移節能技術，“這兩個國家不降低排放速度，你開發多少節能車都沒用。”姑且不論技術限度，發達國家在政治上並不願意無償分享知識產權。盡管吉登斯承認窮國具有發展優先的權利，富國應該向窮國轉移技術，但正如他對政治家們的建議——關鍵不是做什麽，而是怎麽做。

　　有鑒於此，中國的氣候政策專家們應著力研究三大議題。第一，如何減少排放；第二，如何麵對國際社會的減排壓力；第三，倘若減排不成，老天爺真變臉了，如何在更暖和的環境裏生存下去。

　　（《氣候變化的政治》[英]吉登斯著，曹榮湘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