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七卷）

第11章 讀書人的故事

　　說起現在的有些學者教授，也就是傳統所謂的讀書人，不少人常常形容為“世風日下”。可是，沒有“日下”以前的“世風”是什麽樣子，也許多數人並不清楚。

　　如果以讀書多少來論讀書人，那就不能不說到馬一浮。弘一法師說：“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書也不及馬先生多。”也許，弘一法師這裏指的是中國舊籍。作為“一代儒宗”，馬先生精通中國舊籍的同時，也精通英、法、德、日、拉丁等多種文字，把馬克思的《資本論》最早介紹到中國來，就是馬先生。

　　人們敬佩馬先生，不僅是他讀書多，學問大，還有他不涉名利，不畏權貴，挺挺一身傲骨。坊間流傳著兩個這樣的故事：一九二五年十月，孫傳芳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駐紮杭州。孫大帥籠絡耆紳，遍訪名流，附庸風雅。當他趨陋巷拜訪馬先生時，卻碰了釘子。當時家人向馬先生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您不在家？”馬先生毫不轉圜地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一九三九年夏，日軍對四川樂山的轟炸剛剛結束，馬先生就在樂山烏龍寺開辦起“複性書院”，為往聖繼絕學，傳播讀書種子。書院開辦資金，是由財政部長孔祥熙親自下令撥款。也許仗著這點關係，孔母去世，孔祥熙就想請馬先生寫一篇墓誌銘，酬勞為一千兩黃金。未曾想，馬先生既不為“撥款”而屈膝，也不受可觀的“酬勞”所誘惑，告訴來人：“我從不為五鬥米折腰，請回！”

　　曾兩度留美，獲哈佛博士的胡先騙，他不僅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立下過汗馬功勞，同時也是一位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文化名人，連毛澤東都承認他為“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一九五七年卻被打成右派。

　　胡先騙的職業活動與學術成就，多完成於解放前。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熊式輝在江西創辦中正大學，推薦他為第一任校長。兵慌馬亂，經費不敷，他白手起家竟把一所大學辦得有聲有色，辦學才能令人佩服。後來，蔣經國想擴大他治理贛南的政治資本，想把大學遷到贛州去，遭到胡的拒絕。於是小蔣向老蔣進讒言，說學校辦得極壞，老蔣不做調查，就向熊式輝下手諭，逼迫胡先騙辭職下台。此前，蔣介石與胡先騙之間的關係頗不尋常，蔣視胡為諍友，欣賞胡的人品與才學；胡為蔣唱讚歌，但也敢當麵批評蔣，反駁蔣，敢於不按蔣的指示辦。此事過後，胡就再也不願與蔣家人有任何來往了。有兩件事，很可以看出胡的性情：一次乘飛機從重慶飛往江西，他發現和自己同機的還有蔣經國，就提前在桂林下了飛機。另一次是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廬山，聽說胡先騙也在山上，就主動約見，胡得知消息後就提前下了山。但是，胡先騙遵循“交絕不出惡聲”的古訓，在解放後的思想改造中，別人批判他，提到他與蔣的關係，都以“蔣匪”稱呼蔣介石，但他決不以此稱呼蔣。他私下對人說，這稱呼他說不出口。

　　陳子展，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早年間以雜文與幾部文學史名世，晚年以《詩經》、《楚辭》研究著稱。陳先生不僅學術上值得驕人，政治上更值得驕人。他一九二二年進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先後與李維漢、李達、何叔衡、謝覺哉等早期共產黨人共過事，打過交道，與毛澤東的關係也不生疏。一九二七年秋，就在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很多人紛紛退黨，一片白色恐怖籠罩時，他加入了共產黨，國民黨曾以要犯通緝他。

　　像陳子展這樣的革命資曆，身兼學界名人，新中國成立後，政治上前景看好，那是不用說的，可陳先生誌不在此。當複旦大學的軍代表——即後來的黨委書記，親自登門拜訪，請他出山時，他的回答大出意料。他說：共產黨困難時，我應該幫忙：現在共產黨勝利了，我就不必再湊這個熱鬧了。好像他當年冒著殺頭危險加入共產黨，那完全是出於江湖義氣，給朋友幫忙，並不是為了今天摘果子。此後，他還是教他的書，做他的學問，其他一切無興趣。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他沒有響應號召給黨整風提意見，依然安靜地待在家裏做他的《詩經》、《楚辭》研究。一天，一個民主黨派的頭麵人物突然找上門來，要他參加會議，居然還聲稱是“代表黨”，這一下把他惹火了，隨口頂了對方一句：“你代表什麽狐群狗黨。”沒想到，這句話匯報上去卻變成了罵共產黨的話，叫他有口莫辯，遂被打成極右分子。按理說，陳先生高層熟人那麽多，不管找到哪個打聲招呼，問題也就煙消雲散了，但這種求人的事他不會做。後來，不知上麵通過什麽渠道，知道了這件事，才由中央統戰部出麵，為他摘去了右派帽子。

　　對於中山大學的容庚教授，以往我隻知道他是古文字學、考古學、書法篆刻方麵的大家。二十多歲時，就以《金文編》初稿受到羅振玉賞識，被馬衡破格錄取為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生，為王國維門下高足，後為燕京大學名師。但從袁偉時的一篇文章中，又讓我知道了容庚的另一麵：他的耿直，他的不懼權勢，無論是多麽嚇人的政治運動，都無法堵住他說真話的嘴。在讀書人中，他真不愧是千人諾諾中的諤諤一士。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適唯心主義運動，大家響應號召，慷慨激昂者有之，保持沉默者有之，隨大流而言不由衷者有之，少有如容庚者逆風而動，公然在校刊上寫文章為胡適辯解，說胡適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還是對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文係教師中搞出個反黨小集團，在別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容庚卻公開說，這幾個人不是什麽反黨小集團，並親自找係領導為其說情，要求改正錯誤決定，得到的結果是：“你自身都難保了，還管別人！”後在一個大會上，校黨委領導當眾警告他：“容庚，你已經到右派邊緣了！”坐在台下的容庚沒有選擇沉默，他大聲回應：“我退休！”領導說：“劃了右派才讓你退！”……台上台下，瓦不相讓，讓人很自然地想到梁毛那場麵折廷爭。一九七一年，傳達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然後每人發言表態——人們都知道，在這種事情上是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容庚卻把心裏話和盤托出：“這是你們階級鬥爭鬥出來的！我沒有槍，要是我有槍，我也會造反的。”“文革”結束後，開始重視知識了，媒體要宣傳他的學術成就，他一句話給頂了回去：“有什麽好報道的？我的主要成績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做出來的！”其實，他一九四九年以後並非就沒有學術成績，甚至可以說成績可觀。但他的傳世之作也的確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完成的。當著媒體的麵，如此毫不遮掩地否定“十七年”，說出心裏話，也隻有他容庚有膽量。

　　關於賈植芳先生，不少人都知道他是“坐牢專業戶”，他的名言是：“要把一個‘人’字寫好！”也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工資之少，以及工資之少的原因。

　　彭小蓮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二〇〇二年春天，她去看望父執王元化先生，從王那裏聽說，賈植芳每月的退休工資隻有一千多一點點，還不如一個技術工人。她感到忿忿不平，也有些不太相信。隨後她就來到賈植芳家，經詢問證實，賈先生的退休工資果真就是這麽多。她不明白像賈先生這樣的大學者、名教授、老革命，工資為什麽隻有這麽一點點。賈先生為她道出了原由：“因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齡不夠，隻能算一般教師退休，所以就是這點錢……”他身邊的學生解釋說：“因為賈先生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解放前一直幫助共產黨，坐過日本人監獄，還坐過國民黨監獄，學校要給他作離休幹部辦理，那待遇就完全不一樣了，但賈先生他不要。”彭小蓮一時情緒激動，大聲質問她的賈叔叔：“為什麽不要，你跟錢有什麽好過不去的？”賈先生有些不耐煩，也真的有些不高興了，他回答：“我不是幹部！我從來沒有當過官，我是讀書人！”

　　賈先生的話真是落地可作金石聲。在經過一次又一次重大磨難以後，依然不忘自己的真正身份——“我是讀書人”。並以此為理由，拒絕以“幹部身份”去享受較高的工資待遇。也許，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風骨。一個真正讀書人，自然書讀得要好，但也少不得這種做人的風骨。因而，“我是讀書人”這句話，也並不是可以隨便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