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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人才、文化、製度：新加坡經驗與中國之思
呂元禮 梅黎明
一、人才決定命運：新加坡經驗誘發的對中國人口素質的憂思
新加坡特別重視人才，奉行精英治國的理論。在新加坡政府看來，國與國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由於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賦決定的，所以，其所謂人才，天賦即基因在其中具有決定性作用。說人才決定命運，一定意義是說基因決定命運。李光耀指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素質，比教育和環境等因素的培養，更能決定他的能力表現。他相信遺傳學家的如下結論：人類的智力主要是由遺傳因素所決定。例如，通過觀察同卵雙生子的智商顯示，即使在不同教育和文化水準的家庭裏撫養的同卵雙生子，他們的智商也都有高度的一致性。有人曾經研究過同卵雙生的孿生子在出世時就分別送給屬於不同社會、經濟階級不同的家庭撫養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雖然環境不同，他們的表現卻非常接近。有關研究者曾到處尋找年齡20到40歲的同卵雙生的孿生子。他們在檢測這些孿生子的詞匯、習慣和對顏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惡愛憎之後所得的結論是：80%和天賦、遺傳有關，另外20%和不同的環境、教養有關。這就是說，決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後天環境，而是先天遺傳。
李光耀早就預言中國將崛起，其第一根據是中國人聰明。他說，新加坡早年的華人都是從中國內地廣東、福建去的那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而中國內地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等的後代，那些人在中國內地開枝散葉。所以，沒有什麽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而中國人之所以聰明，是中國傳統的生育狀況遵循著一種優勝劣汰的模式。在傳統中國，因為“文化和經濟決定生育的模式――越富有代表越成功，這種人可以娶越多的妻室，生越多的子女，問題就這樣解決了”。李光耀說，如果某人是成功者的兒子，他自己往往也會很成功，所以很早就結婚，而且娶更多妻子，生更多小孩。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金瓶梅》就曾描述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的情形。當時，成功的商人或朝廷命官，可以任意挑富商的女兒或最年輕貌美的村女，娶上六、七、八、九、十房的妻妾，子女成群。貧窮愚昧的勞工等於被閹割，像野生動物群落中居於弱勢而遭到放逐的雄獅或公鹿，沒有配偶，也沒有機會傳遞基因。這樣，就出現一個智力較高的人口群。中華傳統社會的一夫多妻製當然不適應當今的現實，但是，即使在一夫一妻製的範圍之內，在如何實現優生方麵也仍有很大的改進餘地韓福光等合著的《李光耀治國之鑰》，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版，第176頁。因此，當1969年新加坡墮胎法案在國會進行三讀時，李光耀敏銳地提出了如下觀點：評估新墮胎法和自願絕育法的成效，有一項關鍵性的準則，就是它們是否有助於提高或降低新加坡人口的總體素質。
由此引發對中國人口素質的憂思。中國目前的人口生長呈現出一種逆淘汰趨勢。許多優秀的人才不生育或少生。據有關報道顯示，近些年北京的人口是零增長，上海的人口是負增長。聽到這個消息，其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兩地的計劃生育搞得好，控製了人口的增長，憂的是上述兩地屬於人才集中的地方，新增人口少，一定意義也就是優秀的人才出生少，長此以往，將會出現人口素質降低的情況。這將在根本上影響中國的崛起和騰飛，影響中國自立於世界偉大民族之林。對此，不能不加以正視，引起憂思。
二、文化製約命運：新加坡經驗引發的對中國道德教育的深思
新加坡很強調繼承文化傳統。李光耀說：“所謂傳統，是指一個民族銘記和保存祖先經驗結晶的一種方法。”《總理籲國人新春勿玩火》，1988年2月6日《聯合早報》。傳統的由來“和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相似，也就是在一個反複試驗的過程中，適者生存”《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557頁。傳統之為傳統，是“因為它建立在一種久經磨煉和考驗的價值觀念製度的基礎上”《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20頁。
根據李光耀的上述觀點，傳統的意義可以歸結為如下兩方麵：一方麵，傳統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前人的集體經驗的積澱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傳統的可靠性就要勝過少數天才的頭腦，甚至於也要勝過一兩代人的“革命性”創造。輕視傳統，也就是輕視曆史，輕視形成、綿延了這些傳統的民眾，甚至於也等於反民主。因為沒有什麽觀念意見比傳統所能代表的人數更為眾多，所反映的民意更為廣泛。輕率地拋棄傳統，隻能將自己歸於愚昧；徹底地砸爛傳統，隻能使社會倒退到沒有文化的荒蠻世界。另一方麵，傳統又是一次又一次的物競天擇的結果。它是經過了無數次試錯考驗之後適者生存的“戰利品”。因此，傳統不是人為而成，而是自然天成。從這一意義上說，傳統與自然具有相似性。實際上，傳統就是一種文化自然（相對於宇宙自然）。尊重自然，也就應該尊重文化傳統；尊重傳統，也就是在尊重文化的自然。曆史的教訓已經正告人們，片麵強調“戰天鬥地”、“人定勝天”，就難免幹出“圍湖造田”、“墾草造田”的蠢事，並最終遭到洪水泛濫、草原沙漠化等的大自然的無情報複；同樣，片麵強調“打碎”傳統、拋棄傳統，就難免演出“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的鬧劇乃至悲劇，並最終走到曆史虛無主義的精神荒漠。今天，在吸取了與自然“交手”的慘痛教訓之後，人們已經變片麵強調“戰天鬥地”、“人定勝天”為尊重自然，親和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以此類推，在吸取了與傳統對抗後的血的教訓之後，人們也應該變片麵強調“打碎”傳統、拋棄傳統為尊重傳統，理解傳統，從傳統走向未來。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成功的一個最強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價值觀。由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肯為家庭和社會犧牲。他們也有勤勞儉樸和履行義務的美德。這些文化價值觀幫助我們成功。我本身有了這種體驗，所以我很重視維護華族新加坡人的文化價值觀。”為了向年輕一代灌輸那些久經考驗的、有力的核心價值觀，李光耀十分重視家庭、節日、語言和民間傳說、民間故事等載體對於傳統的傳承作用。他強調：“身居迅速變化的時代，我們希望在探索走向未來的同時不割斷與過去的聯係。在告別過去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失去傳統會使我們一無所有。”法裏德・紮卡裏亞：《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轉引自劉軍寧：《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三聯書店1997年6月第1版，第201頁。
由此引發對中國道德教育的深思。目前，中國的道德教育必須從中華文化傳統中尋找養料，獲得生機。具體地說，從傳統中吸收道德教育的養料，就必須將教育內容上升為哲學，使人道符合天道，是為天道原則；就必須讓教育方式順應乎人心，強調推己及人，是為人道原則；就必須將教育載體落實到家庭，因為孝悌是仁之本，家齊而後國治，是為地道原則。總而言之，是為“王教”。王者，三畫而連其中者也。三畫者，天地與人也。
三、製度改變命運：新加坡經驗啟發的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反思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道德水準之所以比較高，原因之一是因為該黨早年存在著李光耀所指稱的親共派。他們與李光耀為首的非共派最終目標不一致，但其獻身精神和清廉作風卻給非共派留下深刻印象。為了能夠經得住對方的攻擊，非共派也必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同時，李光耀也承認，他從所謂的親共派那裏學到了如何發動、聯係群眾的方式方法。問題是，為什麽人民行動黨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其較高的道德水準，保持與群眾的親密聯係，關鍵原因是該黨麵對競爭壓力。如議員不好好幹，就會落選；政黨不好好幹，就要垮台。
由此啟發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反思。中國共產黨是革命中誕生的黨，其意識形態和組織機製最適宜於危機和壓力，在競爭中其實最具戰鬥力。所以，麵對汶川地震、奧運會這種壓力，其應對能力誰也比不過共產黨。問題是，當地震過去，當奧運會過去，進入凡人小事、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們的一些黨員、組織就容易鬆懈，容易腐化。所以，一黨長期執政有沒有前途，取決於能否從包括兩黨輪流執政在內的人類一切模式中吸收合理因素。就像社會主義有沒有前途，取決於能否從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人類一切文明中吸收合理因素。《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中開頭兩卦是乾和坤。這裏，乾卦是六條連線，每條連線都代表陽，所以，乾卦意味著純陽；坤卦是六條斷線，每條斷線都代表陰，所以，坤卦意味著純陰。它表明，過程從簡單的陰陽對立、奇偶對立開始。中間經過六十四卦的反複變化，或者說，經曆了所有可能形式的矛盾，最後以既濟和未濟結束了整個行程。這結尾的兩卦，從圖象看，正好是開頭兩卦的交合錯綜，調和整合；或者說，是乾坤兩卦各以己之所有，濟彼之所無，各以己之所過，濟彼之不及，從對立走向統一。北宋張載指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說，有事物就會有對立，如民主與集中、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等，對立必然會導致相反的行為。有相反必然會產生仇恨，但仇恨必然通過互相融合、調和得到解決。最後結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加坡的非選區議員製度，將人民行動黨後座議員扮演反對黨角色的做法，就是一種吸收兩黨輪流執政模式的合理因素的較為初步的嚐試。中國共產黨是在革命年代成立的，其組織體製和意識形態最能應對壓力和競爭。目前，之所以少數黨員和組織有所鬆懈，原因之一是因為缺乏壓力和競爭。如果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引進壓力、競爭（如差額選舉，等等）機製，可以煥發黨的活力，保持黨的廉潔。毛澤東的思維是“社會主義就是好”，鄧小平的思維是“好的就是社會主義”。例如，市場經濟是好的，就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其實是將社會主義看成一個開放的體係，可以吸納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同樣，將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做主統一起來的出路是，不僅要強調“黨的領導就是好”，從而堅持黨的領導；而且要強調“好的就是黨的領導”，從而改進黨的領導。這樣，“黨的領導”才會是開放的模式，才有前途、出路。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
一、人才決定命運：新加坡經驗誘發的對中國人口素質的憂思
新加坡特別重視人才，奉行精英治國的理論。在新加坡政府看來，國與國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由於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賦決定的，所以，其所謂人才，天賦即基因在其中具有決定性作用。說人才決定命運，一定意義是說基因決定命運。李光耀指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天賦素質，比教育和環境等因素的培養，更能決定他的能力表現。他相信遺傳學家的如下結論：人類的智力主要是由遺傳因素所決定。例如，通過觀察同卵雙生子的智商顯示，即使在不同教育和文化水準的家庭裏撫養的同卵雙生子，他們的智商也都有高度的一致性。有人曾經研究過同卵雙生的孿生子在出世時就分別送給屬於不同社會、經濟階級不同的家庭撫養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雖然環境不同，他們的表現卻非常接近。有關研究者曾到處尋找年齡20到40歲的同卵雙生的孿生子。他們在檢測這些孿生子的詞匯、習慣和對顏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惡愛憎之後所得的結論是：80%和天賦、遺傳有關，另外20%和不同的環境、教養有關。這就是說，決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後天環境，而是先天遺傳。
李光耀早就預言中國將崛起，其第一根據是中國人聰明。他說，新加坡早年的華人都是從中國內地廣東、福建去的那些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而中國內地有的都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等的後代，那些人在中國內地開枝散葉。所以，沒有什麽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國做不到或者說不能做得更好。而中國人之所以聰明，是中國傳統的生育狀況遵循著一種優勝劣汰的模式。在傳統中國，因為“文化和經濟決定生育的模式――越富有代表越成功，這種人可以娶越多的妻室，生越多的子女，問題就這樣解決了”。李光耀說，如果某人是成功者的兒子，他自己往往也會很成功，所以很早就結婚，而且娶更多妻子，生更多小孩。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金瓶梅》就曾描述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的情形。當時，成功的商人或朝廷命官，可以任意挑富商的女兒或最年輕貌美的村女，娶上六、七、八、九、十房的妻妾，子女成群。貧窮愚昧的勞工等於被閹割，像野生動物群落中居於弱勢而遭到放逐的雄獅或公鹿，沒有配偶，也沒有機會傳遞基因。這樣，就出現一個智力較高的人口群。中華傳統社會的一夫多妻製當然不適應當今的現實，但是，即使在一夫一妻製的範圍之內，在如何實現優生方麵也仍有很大的改進餘地韓福光等合著的《李光耀治國之鑰》，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版，第176頁。因此，當1969年新加坡墮胎法案在國會進行三讀時，李光耀敏銳地提出了如下觀點：評估新墮胎法和自願絕育法的成效，有一項關鍵性的準則，就是它們是否有助於提高或降低新加坡人口的總體素質。
由此引發對中國人口素質的憂思。中國目前的人口生長呈現出一種逆淘汰趨勢。許多優秀的人才不生育或少生。據有關報道顯示，近些年北京的人口是零增長，上海的人口是負增長。聽到這個消息，其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兩地的計劃生育搞得好，控製了人口的增長，憂的是上述兩地屬於人才集中的地方，新增人口少，一定意義也就是優秀的人才出生少，長此以往，將會出現人口素質降低的情況。這將在根本上影響中國的崛起和騰飛，影響中國自立於世界偉大民族之林。對此，不能不加以正視，引起憂思。
二、文化製約命運：新加坡經驗引發的對中國道德教育的深思
新加坡很強調繼承文化傳統。李光耀說：“所謂傳統，是指一個民族銘記和保存祖先經驗結晶的一種方法。”《總理籲國人新春勿玩火》，1988年2月6日《聯合早報》。傳統的由來“和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相似，也就是在一個反複試驗的過程中，適者生存”《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557頁。傳統之為傳統，是“因為它建立在一種久經磨煉和考驗的價值觀念製度的基礎上”《李光耀40年政論選》，現代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420頁。
根據李光耀的上述觀點，傳統的意義可以歸結為如下兩方麵：一方麵，傳統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前人的集體經驗的積澱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傳統的可靠性就要勝過少數天才的頭腦，甚至於也要勝過一兩代人的“革命性”創造。輕視傳統，也就是輕視曆史，輕視形成、綿延了這些傳統的民眾，甚至於也等於反民主。因為沒有什麽觀念意見比傳統所能代表的人數更為眾多，所反映的民意更為廣泛。輕率地拋棄傳統，隻能將自己歸於愚昧；徹底地砸爛傳統，隻能使社會倒退到沒有文化的荒蠻世界。另一方麵，傳統又是一次又一次的物競天擇的結果。它是經過了無數次試錯考驗之後適者生存的“戰利品”。因此，傳統不是人為而成，而是自然天成。從這一意義上說，傳統與自然具有相似性。實際上，傳統就是一種文化自然（相對於宇宙自然）。尊重自然，也就應該尊重文化傳統；尊重傳統，也就是在尊重文化的自然。曆史的教訓已經正告人們，片麵強調“戰天鬥地”、“人定勝天”，就難免幹出“圍湖造田”、“墾草造田”的蠢事，並最終遭到洪水泛濫、草原沙漠化等的大自然的無情報複；同樣，片麵強調“打碎”傳統、拋棄傳統，就難免演出“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的鬧劇乃至悲劇，並最終走到曆史虛無主義的精神荒漠。今天，在吸取了與自然“交手”的慘痛教訓之後，人們已經變片麵強調“戰天鬥地”、“人定勝天”為尊重自然，親和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以此類推，在吸取了與傳統對抗後的血的教訓之後，人們也應該變片麵強調“打碎”傳統、拋棄傳統為尊重傳統，理解傳統，從傳統走向未來。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成功的一個最強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價值觀。由於他們的成長背景，他們肯為家庭和社會犧牲。他們也有勤勞儉樸和履行義務的美德。這些文化價值觀幫助我們成功。我本身有了這種體驗，所以我很重視維護華族新加坡人的文化價值觀。”為了向年輕一代灌輸那些久經考驗的、有力的核心價值觀，李光耀十分重視家庭、節日、語言和民間傳說、民間故事等載體對於傳統的傳承作用。他強調：“身居迅速變化的時代，我們希望在探索走向未來的同時不割斷與過去的聯係。在告別過去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失去傳統會使我們一無所有。”法裏德・紮卡裏亞：《文化決定命運――李光耀訪談錄》，轉引自劉軍寧：《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三聯書店1997年6月第1版，第201頁。
由此引發對中國道德教育的深思。目前，中國的道德教育必須從中華文化傳統中尋找養料，獲得生機。具體地說，從傳統中吸收道德教育的養料，就必須將教育內容上升為哲學，使人道符合天道，是為天道原則；就必須讓教育方式順應乎人心，強調推己及人，是為人道原則；就必須將教育載體落實到家庭，因為孝悌是仁之本，家齊而後國治，是為地道原則。總而言之，是為“王教”。王者，三畫而連其中者也。三畫者，天地與人也。
三、製度改變命運：新加坡經驗啟發的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反思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道德水準之所以比較高，原因之一是因為該黨早年存在著李光耀所指稱的親共派。他們與李光耀為首的非共派最終目標不一致，但其獻身精神和清廉作風卻給非共派留下深刻印象。為了能夠經得住對方的攻擊，非共派也必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同時，李光耀也承認，他從所謂的親共派那裏學到了如何發動、聯係群眾的方式方法。問題是，為什麽人民行動黨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其較高的道德水準，保持與群眾的親密聯係，關鍵原因是該黨麵對競爭壓力。如議員不好好幹，就會落選；政黨不好好幹，就要垮台。
由此啟發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反思。中國共產黨是革命中誕生的黨，其意識形態和組織機製最適宜於危機和壓力，在競爭中其實最具戰鬥力。所以，麵對汶川地震、奧運會這種壓力，其應對能力誰也比不過共產黨。問題是，當地震過去，當奧運會過去，進入凡人小事、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們的一些黨員、組織就容易鬆懈，容易腐化。所以，一黨長期執政有沒有前途，取決於能否從包括兩黨輪流執政在內的人類一切模式中吸收合理因素。就像社會主義有沒有前途，取決於能否從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人類一切文明中吸收合理因素。《周易》中的六十四卦中開頭兩卦是乾和坤。這裏，乾卦是六條連線，每條連線都代表陽，所以，乾卦意味著純陽；坤卦是六條斷線，每條斷線都代表陰，所以，坤卦意味著純陰。它表明，過程從簡單的陰陽對立、奇偶對立開始。中間經過六十四卦的反複變化，或者說，經曆了所有可能形式的矛盾，最後以既濟和未濟結束了整個行程。這結尾的兩卦，從圖象看，正好是開頭兩卦的交合錯綜，調和整合；或者說，是乾坤兩卦各以己之所有，濟彼之所無，各以己之所過，濟彼之不及，從對立走向統一。北宋張載指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說，有事物就會有對立，如民主與集中、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等，對立必然會導致相反的行為。有相反必然會產生仇恨，但仇恨必然通過互相融合、調和得到解決。最後結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加坡的非選區議員製度，將人民行動黨後座議員扮演反對黨角色的做法，就是一種吸收兩黨輪流執政模式的合理因素的較為初步的嚐試。中國共產黨是在革命年代成立的，其組織體製和意識形態最能應對壓力和競爭。目前，之所以少數黨員和組織有所鬆懈，原因之一是因為缺乏壓力和競爭。如果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引進壓力、競爭（如差額選舉，等等）機製，可以煥發黨的活力，保持黨的廉潔。毛澤東的思維是“社會主義就是好”，鄧小平的思維是“好的就是社會主義”。例如，市場經濟是好的，就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其實是將社會主義看成一個開放的體係，可以吸納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同樣，將黨的領導、依法治國和人民做主統一起來的出路是，不僅要強調“黨的領導就是好”，從而堅持黨的領導；而且要強調“好的就是黨的領導”，從而改進黨的領導。這樣，“黨的領導”才會是開放的模式，才有前途、出路。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