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24章 從未叫過他一聲“父親”——我與蕭軍的父女情

　　鮑旭東

　　鮑旭東又名張蕭鷹，是蕭軍的親生女兒。可是，她從未叫過蕭軍一聲“父親”。她一直生活在父母親聯手製造的影子後麵，以下是刊登在《看曆史》中的，鮑旭東介紹自己經曆的文章，現摘錄如下——

　　我的父親雖然是蕭軍，但是我的生母卻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在耋耄之年的知識女性。

　　我原來的名字叫張蕭鷹，是蕭軍的親生女兒，一九五三年出生在北京。我從來沒有與自己的父親在一個屋簷下生活過一天。

　　在蕭軍子女的名單中找不到我，甚至不為父母雙方親朋好友所知。對我因此而受到的傷害，父親蕭軍很內疚，當年他曾不無傷感地對我說：“他們（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邊，隻是苦了你一個人在外麵……”他生前多次對我說：“你對誰、在任何場合都可以說，你是我的女兒……”可見他並不想隱瞞事實。

　　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在西城區鴉兒胡同四十八號，母親遠走他鄉之前生活在這裏。後來由於蕭軍長期租住在這裏，也經常被人稱作“蕭軍故居”和“海北樓”。

　　我的外公張公度，人稱張公，民國期間畢業於中國陸軍大學，先後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軍令部、軍政部任職，少將軍銜。外公是程潛的部下，解放後由人民政府安排，攜妻女回到北京。我母親是他們唯一的女兒，是個名副其實的“乖乖女”，孝順之極。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認真。他一生從不損公肥私、見利忘義，有時簡直正派得近乎無情。我外公在職期間，雖然公務繁忙，但是對孩子的教育卻非常重視，要求嚴格，幾近苛刻。

　　我的生母張大學，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二十五歲。母親是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對共產黨、對新中國懷著虔誠的忠誠和熱愛。為了擺脫出身和家庭帶給自己的“資產階級影響”，她努力學習，積極參加學校的進步活動，立誌要做新中國的科學家，可以說是品學兼優。當時，由於她的良好表現和優異成績，學校已經考慮等她畢業時將她留在北京，留在部裏工作。在政治掛帥、政治條件重於一切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對於一個國民黨將軍的女兒，這是多麽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經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讓她的人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

　　張家是典型的嚴父慈母，家裏一切我外公說了算。

　　當時，張大學正與一位大學同班同學戀愛。那是她的初戀，她很投入，也很快樂。對方性格開朗、高大英俊，對張大學很好。但這樁戀情遭到張公反對。

　　為了擺脫家庭，張大學曾幾次報名參軍，結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麵，以女兒是獨生為由，給截了回來。一心要求進步的張大學覺得非常丟人，終日處在內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這樣的境遇中，她與蕭軍不期而遇了。

　　那是一九五一年，蕭軍四十四歲。雖然已經是中國很有名氣的作家，甚至是東北作家群中的領軍人物，但那時，他卻正處於人生最艱難困苦的階段。從一九四八年開始，蕭軍就受到東北局錯誤的批判和處理：被扣上“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剝奪寫作、工作的權利，被排擠出文壇。為了爭取生存空間、保存寫作權利，一九五一年初，蕭軍以養病為名，與家人先後來到了北京。

　　為了有個好的寫作環境，蕭軍看上了外公的小樓，租住了外公的房子，蕭軍一住就是幾十年。直至去世，他始終是張公的房客。

　　父親就這樣走進了母親的生活。當年蕭軍人雖到了北京，他沒有固定工作，也沒有穩定收入。我的父母告訴我，他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相識、相惜、相愛的……正是母親與蕭軍那一場真誠、熱烈而又艱難、痛苦的戀愛，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方向。

　　對於作家蕭軍的名字，張大學並不陌生。她讀過蕭軍的成名作《八月的鄉村》，聽說過蕭的經曆，也和當時許多人一樣，把蕭軍看作傳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當這位久聞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麵前時，張大學第一印象卻是覺得與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話說是“看上去粗獷有餘、文靜不足”。

　　而張大學留給蕭軍的第一印象卻很好、很深刻：“你媽當年很像蕭紅！但是又比蕭紅文靜、漂亮！”——這是多年後，父親親口對我說的。我想，這也是吸引他初次見麵就開始關注我母親的最初原因吧！

　　隨著接觸的機會增多，他們談話的內容也多了：談文學、談革命、談延安、談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緣。

　　一個周末，張大學回到家裏，傍晚時間在屋裏寫東西，蕭軍從外麵經過，看到燈光較暗，就說，“換個大些燈泡吧，別把眼睛看壞了！”這簡短的話語，從看似粗線條的蕭軍口中說出，似乎顯得格外關切和溫暖。

　　那時的張大學正處於失戀的陰影中，與家人關係非常緊張，幾乎不與父親說話，情緒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動了。

　　蕭軍以自己的傳奇般的經曆、長者般的閱曆以及對於青年人的理解和關心，時時開導著不諳世事的張大學，客觀上支持了她對家庭的“反抗”，使張大學覺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師長似的知音，漸漸走出了失戀的陰影。

　　張大學的字寫得很漂亮，蕭軍那部命運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礦山》的書稿抄寫，便出自她的手筆。她還曾幫助蕭軍把通過周總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審閱的書稿送了出去。

　　這種患難之交的感覺，迅速拉近了他倆的距離，促進了感情的升溫和升華。

　　我想，他們彼此走進對方的生活，是特定環境下的特殊事件。當然，事情的後果是嚴酷的，它不但直接改變了張大學的人生軌跡，還影響到了無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從小就一直稱蕭軍為“大爺”，稱他的夫人王德芬為“大娘”），而其中最無辜卻受傷害最重的莫過於“愛情結晶”——我。

　　幾十年歲月一晃而過，而我卻永遠沒有了父親身邊成長的機會：雖然，我有著雙份的父母，卻從沒有過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家：我有著若幹血緣上的血親，但最後卻是被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人撫養長大……

　　一九五二年夏天，張大學發現自己懷孕了。

　　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這絕不是小事。特別是對於蕭軍，已經背負沉重政治、經濟雙重負擔，再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遭遇滅頂之災。他決定離婚，給張大學一個婚姻、給未出生的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庭。

　　張公度老夫婦被這晴天霹靂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嚴格教育的孝順女兒會做出如此辱沒門風之事。

　　張公強迫女兒說出真相後，急氣交加，讓女兒立即去打胎，並且執意要把蕭軍告上法庭。女兒為了愛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狀。張公愛女心切，無奈之下，隻好嚴辭相“逼”，自己出麵去告蕭軍，張大學則是誓死不依。左右為難、盛怒之下的張老先生氣昏了頭，決定與女兒斷絕關係，將她拒之門外。這一拒，斷了女兒的後路、最終使女兒遠走他鄉：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歲時，外公才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外孫女。

　　張大學的預產期日益臨近，總不能在宿舍裏撫養孩子啊！最後是張大學原來的奶媽——付媽，幫她找到了可以替他們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時付媽五十多歲，正在東城的蔣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裏住著一位單身蒙族婦女，姓包，人稱包媽媽，年齡四十多歲，幹淨利落，為人誠實、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兒一女都已經長大，平時家裏隻有她一個人。

　　付媽就對包媽媽簡單地、有所保留地說了張大學的處境，想請她幫忙接收無家可歸的張大學在她家裏坐月子，以後還要幫助照看將要出生的孩子，包媽媽答應了。

　　很快，蕭軍陪著張大學見到了包媽媽。由於張蕭二人年齡懸殊較大，付媽為了不讓別人生疑，就謊稱張是蕭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請蕭陪同前來。

　　付媽一定不會想到，她這一臨時編排的說法，竟然後來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納、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種另類關係——“大娘”。直到蕭軍去世，直到今天，這個稱謂從未改變。

　　付媽更不會想到，她介紹給我父母的這位蒙族婦女，在後來的日子裏，以無私的母愛，不僅照顧了我的童年，還將我如自己親生女兒般帶大，直到一九九六年以八十七歲高齡在我家中辭世，整整陪伴了我四十三年，最終，成為了我內心深處真正的母親，最親的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清晨，在北京同仁醫院，一名女嬰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當時，父親為我取名蕭鷹，是與他家裏幾個孩子順序排下來的，而母親似乎已經預感到什麽，堅持在前麵加上她自己的姓，於是一個叫“張蕭鷹”的名字出現在了公安局的戶籍登記簿上。

　　“張蕭鷹”這個名字我用了十三年。“文革”期間，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給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為了寬慰扶養我長大的包媽媽，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媽媽丈夫的姓，給自己改名“鮑旭東”，這個名字從那時起一直陪我到今天。

　　隨著我的出生，張蕭之間的關係也被改變著：蕭軍答應給她合法婚姻的承諾，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因為王德芬不肯離婚，他們已經有了五個兒女。

　　張大學本來就是個心地善良、性格軟弱的人，她不得不做出最後的選擇——離開蕭軍、離開北京，當然也就意味著離開自己的孩子，她作為未婚母親，不可能帶著初生的嬰兒奔赴工作崗位。她決定請包媽媽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實、生活條件允許時再將我接走。於是在畢業分配時，她婉拒了學校的挽留，自願要求到最邊遠的地方去。

　　我就這樣留在了蔣家胡同，留在了包媽媽家裏。

　　張大學去過浙江、到過山東，做過教師、搞過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員，但是她從沒有打算調回北京。一九五七年，她在遠離北京、遠離父母和孩子、遠離蕭軍的他鄉，結婚生子，落地生根。盡管一生都在為與蕭軍的關係承受痛苦，但她從未抱怨和責備過蕭軍，反而一直在關注他、關心他。

　　母親曾經親口告訴我這樣兩件事：

　　大概是一九五六年，張突然收到蕭軍的一封短信，內容極為簡單，可以歸納為三條：一、我要出門，不要給我來信，我會與你聯係。二、燒掉所有我給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推到張公度身上，就說是他用你拉攏腐蝕我的。

　　張大學的心再一次被深深傷害。她痛苦極了，不願相信一貫自詡“不許人間搖尾生”的蕭軍會出這樣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條以外，她還是照做了。對此，母親的解釋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煩！”

　　另一件事發生在一九六一年。當時生活物質極為缺乏，身為一家之主的蕭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營養極差、身體不好。母親回京生她的第二個孩子，住在外公家裏，對這種情況她看在眼裏。

　　有一天，趁外公出門之際，母親立刻招呼蕭軍過來，把通過特供買來、給自己補身體的大蝦端給他吃，還不斷地催促，“你快點吃，別讓老爺子回來碰見！”

　　這就是我的母親，真可謂“曆盡苦難癡心不改”了！

　　在蕭軍去世後，我去看望蕭軍的妻子、大娘王德芬，她曾經親口對我談起此事。

　　大娘說：“當年你媽媽懷了你以後，你大爺（指蕭軍）就提出要和我離婚，但是，他不說是因為他愛上了你媽媽，卻說是怕因為他的政治問題影響我和孩子們，那我當然不肯離了，我當時就告訴他說，‘我不怕牽連、我不離婚！’”

　　接著，她又說：“小鷹，你想想，一個女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愛著別人，心裏該有多痛苦啊！可是，那我也不肯離婚。後來是你媽媽不願意拆散我們的家庭，自己離開了北京。”

　　她還告訴我，“你還記得嗎？你小時候，我也常和你大爺一起去包媽媽那裏看你的……”我相信她的話，因為，看著我長大的老鄰居們也對我這樣說過。

　　從我出生住到包媽媽家裏，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蕭軍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時，每周要去兩三次。

　　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上六年級了。一天晚上，蕭軍又來看我，臨走時讓我送送他，他告訴我：“你知道麽？我是你的父親。”

　　由於我從幼兒時期就已經從包媽媽那裏知道了自己的真實身世，所以並不吃驚，隻是一時不知該說什麽，我靜靜地聽著他講述。

　　那個晚上，在路燈昏暗的小路上，蕭軍簡單講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並承諾等到我十八歲時，會把一切都講給我聽，會把他與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給我。

　　然而，這一切沒能完全實現。

　　一九六六開始“文革”，我的父母就都沒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文革”剛開始抄家之時，就被公安部門帶走保護起來，好長時間不知下落，後海邊的小樓人去樓空。

　　一九七一年初，我收到了父親蕭軍寄來的親筆信，信上簡單述說了他幾年來的情況，還寄來一張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頭發已經花白了，但是精神還好。

　　他在照片的背後寫著這樣一段話：“英兒，這是我第一次還家照下的一張照片，送給你罷！蕭軍時年六十三歲。”我現在仍舊珍藏著。小時候我總嫌“鷹”字太難寫，就偷懶寫成“英”，於是後來就鷹、英通用了。

　　一九七三年初，蕭軍提到一個關於知青返城的消息，當晚就趕去告訴包媽媽，恰好正趕上我回京探親。這是我從“文革”開始後，七年來第一次見到他，看著他滿頭白發和消瘦的臉龐，我有些心酸。

　　在一九七三年底，我回到了北京。見到母親則更晚些，已經是一九七四年的秋天，我們已近十年沒見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蕭耘的電話，說是蕭軍想見我，讓我到海軍醫院去一趟。蕭軍為治療胃部腫瘤，住進醫院已經好長時間了。由於他的繁忙，我有大約兩年多沒有見過他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是個星期天，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

　　當我與丈夫、女兒踏進病房的一刹那，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這位瘦弱、蒼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經聲如洪鍾、行路帶風的父親蕭軍。這竟是我和父親見的最後一麵。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正在南京出差。我沒有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沒和自己的父親做最後的告別。我的身世當時對公眾還是個秘密，我不想由於我的出現而讓事情在那個悲傷的時候變得複雜，不想讓我的母親和大娘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再受到任何輿論的騷擾和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