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23章 我是如何離開中國的

　　司徒雷登

　　在中國現代史上，司徒雷登是一個不可忘卻的人物，他對中國的教育和中美關係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由於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一篇文章的標題，使人們對這個人物的評價產生了異議。近年來，史學界發表了不少文章，撥亂反正，人們漸漸對這個人物有了一個正確的認識。最近，海南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司徒雷登的自傳《在華五十年》，更可使我們增加對他的了解。現將司徒雷登在自傳中記敘的離開中國的過程摘錄如下，以饗讀者。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產黨的軍隊未遭遇任何實質性抵抗就渡過了長江，並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清早開進了南京城。在此之前，最後一批國民黨官員剛好乘飛機離開。第二天早上六點半過後不久，我被臥室開門的聲音吵醒。睜開眼睛，隻見幾個荷槍實彈的士兵闖入我的房間。我高聲呼叫，質問他們在幹什麽。他們聞言退了出去，其中一兩個人口中還嘟嘟囔囔，頗有不滿。他們甫一離開，我立即從床上跳起，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而這時，剛剛那群士兵又全都回來了，約有十一二個人。他們派出來一位代表，非常禮貌地對我解釋：士兵們隻是為了好玩到處看看，並無惡意，並希望我能理解。我說能夠理解。他重申士兵們不會傷害我，並且告訴我不必對他們太客氣，若不習慣吵鬧盡可以把其他人趕出去。

　　這時，我的家庭事務主管，年輕的使館專員艾德·安德堡也被吵醒了，他跑過來“援救”我，卻被趕回自己的房間。受到驚嚇的服務人員也出來了，把這些不速之客引了出去。

　　事件本身解釋起來很簡單。這些士兵在入伍前隻不過是些山野村夫。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即取得了勝利，闖進了中國的首都，好奇心驅使其四處看看風景，也在情理之中。他們到達我家大門時，值夜班的看門人心驚膽戰，昏了頭腦，沒有按規矩回屋報告便順從地為他們敞開了大門。廚房也出現了同樣的狀況。這些農民出身的軍人對於外交豁免權所知甚少，對於共產黨灌輸的觀念也尚未吃透。例如，其中一個士兵對某使館服務人員說，這裏所有一切都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不久將會歸還給他們。這件事就很說明問題。

　　可國務院卻對此事的態度強硬，命令我在北京和南京組織抗議活動。說實話，這個任務並不容易完成，因為我們尚未與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且沒有機會麵晤共產黨高級官員。然而，我從一些非直接的信息渠道得知：北京、南京兩地的中共領導對士兵如此行徑極為惱怒，覺得它們讓共產黨丟了臉。此事件在美國國內亦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有那麽幾天我甚至在廣播中聽到了相關的報道。後來我又得知，當局追究了肇事士兵的責任並實施了拘留處罰，以對其進行更為深入的教育。英國和法國使館也同樣受到侵擾。

　　在天下大變前一天，由於未來情況尚不明朗，國務院曾召我回華盛頓。其實“召回”也沒什麽不妥，因為南京的國民政府已經不複存在，而我的參讚劉易斯·克拉克也已在廣州以公使的身份執掌使館。但是在華諸外交使團——尤其是那些隸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國家使團——卻達成了一項共識，那就是建議各自的政府，不承認廣州政權（1949年5月，山西軍閥閻錫山從太原取道南京逃至廣州，建立割據，史稱閻穗政權，同年1 0月中旬，解放軍攻占廣州，閻錫山逃往台灣。），並允許外交人員留在業已被共產黨占領的南京。至於留多久，誰也不確定。後來，國務院授權我繼續留在南京，以確保美國的官員和公民在共產黨控製的地區獲得外交上的庇護和照料。

　　一接到國務院的指示，我即要求召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代表會議。此類會議通常在法國大使家中舉行，因為他是在華諸外交使團中資曆最老的一位。士兵闖入我臥室的消息迅速傳開，大家都覺得可笑，紛紛表示同情。但同時也有所擔心，因為沒有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對除蘇聯以外的國家敵視到什麽程度，也無法預想那些無知的下級士兵以後還會幹出什麽蠢事來。在此之前，已經發生過一些摩擦了。之所以要開這個會，是因為現在想要逃脫為時已晚。節節敗退的國民政府曾催促在華諸外交使團撤離中國，尤其希望我能盡快撤離。國民黨的態度以及我的同僚們的態度再次暗示了美國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但是現在我們都被困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並與它恢複通訊之後，才能采取行動。

　　我們參加會議來去途中未受到任何騷擾。但是隨後幾天內，所有外國人的出行都多多少少受到中共當局的限製。據說當局此舉純粹是為了警告。共產黨特別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因此我始終未曾涉險試圖離開我的住處。國務院曾經關注過我的自由行動受限問題，但是我卻沒為此事過於介懷，這讓我隱約想起曾被日本關押的經曆。所幸的是，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能夠及時向我傳遞廣播訊息和其他消息。大概一周之後，行動限製解除了，但是我的日常工作量卻也被大幅削減。因為和中共占領當局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所以我幾乎沒有任何事務需要處理，也沒有任何社會活動可參加。除了來自北平的一封信外，其他所有信件也都收不到了。而就連這唯一一封信，也是經過兩個多星期才輾轉到我手裏。南京當時的中文報紙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的宣傳機構。報上幾乎沒有任何的普通新聞，一切報道都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非常幸運的是他們仍允許我們使用大使館的廣播網並收聽時事廣播。

　　與此同時，長期以來始終積鬱在我心中的一種矛盾開始變得越來越尖銳，那就是我對中國兩個大黨的感情。在國民黨內部，我有很多私交甚篤的朋友，我由衷地敬佩他們，因為他們擁有卓越的協作精神、公共意識，而且都是飽學之士。但是，從國民黨獲取政權那天起，各級官員就受賄、貪汙、人浮於事、效率低下、亂搞裙帶關係、大行派係鬥爭等現象就沒停止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軍閥政權，卻也把那些政權的惡劣行徑繼承了下來。日本宣布投降以後，國民黨試圖通過集合軍隊力量和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擊潰共產主義，但在國民黨內部，腐敗現象卻未有一絲收斂。國民政府正日益失去民眾的支持和尊敬。當共產黨軍隊勝利向長江進軍的時候，國民黨那宏偉的防禦計劃就在無謂的政治糾紛、遺棄和背叛，以及混亂的撤退中流產了。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政府，曾經從美國的海量援助中大肆獲益。它所製訂出來的規劃和目標初衷甚好，這在內部很多人身上都有體現，對此我們是絕對信任的。

　　與國民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共產黨方麵禁絕了瀆職現象，促使官員和群眾融洽相處，黨、軍的紀律原則簡單務實，而且貫徹得十分得力。所有這些優勢都在中共進軍南京的時候得到了深刻的體現。占領是平靜的，幾乎沒有士兵騷擾平民。共產黨給老百姓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他們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代表人民利益、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盡管以前基督教會其他文化勢力都曾試圖實現這一目標，但其所取得的收效實在少得可憐。和國民黨的那些缺陷比起來，簡直就是天大的勝利。

　　我當下的處境既諷刺又好笑。我一度被視為美國自由主義者的表率、中華民族善意的朋友，可如今，我被誣蔑為“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反動派蔣介石及其窮途末路的封建專製的支持者、助紂為虐的教唆犯”。各行各業的燕大畢業生對於我不能繼續擔任校務長一職而深感沮喪。這種沮喪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在外交官生涯中接受的第一個教訓——也是最深刻的一個教訓——就是言多必失。我隻希望在一切結束之前人們能夠明白我始終是原來的我，未曾變過。

　　共產黨接管南京不久，黃華被委任管理外事局。他本名王汝梅，是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燕大畢業生之一。加入共產黨之後，他立即像其他人一樣將名字改為黃華。馬歇爾將軍特使團的重要成員之一。那時我就與他有過接觸，他對我本人非常友善，而他自己則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從他的言談舉止中，我察覺到了共產黨的反美路線。而共方不斷發表的聲明中也口口聲聲稱所有外交官員僅代表其本人，不代表國家。我很想知道他對我會持什麽態度。

　　黃華正式任職後不久，即打電話約傅涇波見麵，二人非常愉快地暢談了兩個小時。告別的時候傅涇波建議黃拜訪他的老校務長。黃回答說還真的隻能以“學生見校長”的名義來見我，但他需與其他人商量一下，然後再告知涇波結果。幾天之後黃華來拜訪我，並且以他一貫的友好態度與我談了兩個小時。由於共產黨方麵有規定，不承認與國民黨關係緊密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我幹脆以美國公民而非外交官的身份去和他見麵。我們的會麵是在共產黨籍的地方官員安排下進行的。會談中，黃華很快就提出了這個關於“承認”的問題，這使我有機會首先解釋：西方諸國仍會承認現存的國民黨政府為合法政府，共產黨大器未成的時候不也承認他們麽？然而，若有朝一日新建立的政府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至少也要被中國人民所接受，且表示出與他國維持往來的誠意，那麽根據國際慣例，對新政府的承認問題自然會被提上議程。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這些局外人隻能消極等待。換言之，此刻站在審判席上的並不是外國，而恰恰是共產黨自己。毫無疑問，黃華此次與我會晤事先得到了北平方麵的批準，並將上報會晤的內容。

　　這個插曲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昭示了被意識形態屏障區隔在兩端的、均自詡為民主與自由表率並指稱對方為敵人和侵略者的雙方，若想彼此滲透，應當在不計其數的交往中做些什麽。

　　到六月底的時候，我開始著手為自己的撤離做準備了。當時尚有一些懸而未決之事，比如安排奉天領事館的同事撤退。當時，我還在等待一位前去北平與共產黨洽談的國民黨高官的歸來——此人熱切地希望兩黨以國際大局為重，開誠布公地合作。此前，毛澤東及其幕僚盛情邀請他出訪北平。我相信，他一定能夠探得中共的意圖，帶回第一手信息。由於當時的交通條件極差，所以為了確保在離開之前能見他一麵，我初定七月十八日離開中國。飛機很快修繕完畢，試飛也一切順利。當局之所以容忍我這樣折騰，表明他們巴不得我早日離開。但是，不妙的征兆依舊不斷。為防止那些尚未清償在華債務或尚未了結在華官司的外國人借機逃離，當地公安局（就是警察局）在“出國許可表”後麵附上了一個“商號擔保”款項，要求所有離境的外國人必須覓得兩家商鋪，為自己擔保。於是，一場微不足道卻又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誕生了。共產黨決定對所有外交官和各國普通公民“一視同仁”，絲毫不去考慮外交人員的豁免權問題。或許，他們幹脆連“豁免權”是什麽都不知道。規則既然已經製定，就很難再反悔，否則就會顏麵掃地。而共產黨曆來不容許人懷疑自己篤信的教條，他們正是用這些教條來鼓舞士氣的。所以，他們絕不可能認錯。

　　然而，考慮到政府的原則、聲望問題，美國國務院決定嚴肅看待此事，以免開不良先河。黃華和章漢夫，積極與身在北平的上級保持聯係，並試圖對當地的同僚們施加影響。當然，黃華時刻保持著警覺，避免被人看出自己因與老校務長之間的感情而犧牲黨性原則。在他的幫助下，我得以逃脫令人不快的“擔保”和“行李檢查”程序，也得以把那些積攢了三個月的高度機密政府文件和所有員工的個人信件帶在身上，而不必接受搜查。他還說，我之所以能獲準乘大使館的飛機離開，也是受到了特別照顧的。這可是共產黨的地盤，隻要沿海封鎖未解除，要想離開，別無選擇。

　　而此時，美國國務院決定發表《白皮書》，回顧美國對華政策演變的曆程，以應對國會和其他部門中批評的聲音。國務院希望我能在“白皮書”發布之前離開中國，顯然“書”中一定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說什麽好話。發表日期定在七月二十三日，為的就是給我留出充足的時間撤退。但是由於印刷過程的延遲，致使發表日期被拖延到八月二日。我和華盛頓之間，還有黃華與北平之間的交洽仍然緩慢地進行著。我的感覺是，盡管“白皮書”發表的日期遲遲推延是出於偶然因素，而且對解決我的困難於事無補，但國務院方麵好像也在有意押後日期，多少有些擔心它的發表會引發惡劣的後果。我所關心的卻是：“白皮書”一旦發表，共產黨就會勃然大怒，關於我回國的問題協商（原本就很微妙了）也將擱淺。

　　我一邊急不可耐地等候著撤離的日期，一邊根據共產黨的政策動向向國務院提議：將美國僑民從中共控製地區撤走，尤其是從上海地區撤走。而共產黨那邊，不但反美宣傳愈演愈烈，而且對外資企業和一切私人企業也越來越看不上眼。對民營企業的國有化改造活動也已經開始。那些尚未離開中國的傳教士們，大都決定留在中國。

　　經過劇烈的思想鬥爭之後，中共方麵總算同意我以美國大使館的名義為同行者擔保。雖然如此，我還是奉命向他們提出了強烈的抗議。而他們的態度也很強硬，再一次拒絕承認我的外交官身份。我曾奉上級命令，就僑民問題向當局提交過多封抗議書，也均被駁回。這一次，仍然是黃華，不顧自己的黨派原則，默默地聽我把那一大通言論發表完。我明白，他之所以如此謙遜，是因為顧念昔日的師生情誼。在他心中，我仍是他的老教務長，而不是什麽美國大使。這件聽上去有點神經兮兮的小事讓我想起了另一個掌故：一位加拿大同行在我之後也去了上海。在那裏，他的警衛就一項嚴苛的規定向當局提出抗議。他質問當局，為何美國大使沒有遇上這樣的規定？當局的回答卻是：從來沒有什麽美國大使來過這裏。加拿大人憤憤不平，立刻就說出了我的名字。而工作人員卻冷冷地對他說：我們接待的是一位名叫司徒雷登的著名教育家。

　　看來我們終於可以起飛了。重新確定的撤離日期是八月一日，比原定計劃晚了兩周。我們走後，“幹呼萬喚”的白皮書也就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