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5章 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下）

　　張惠卿在上海的對敵情報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共產國際東方部駐重慶的負責人羅申通知李正文，東方部決定派他去上海從事對日情報工作。上海對李正文來說十分陌生，他隻在一九三四年去蘇聯前在那裏耽過三個月。這次是去抗日第一線，他沒有任何猶豫，立即受命出發。行前閻寶航介紹了兩個關係給李正文，要他必要時可去找他們。

　　李正文從重慶乘飛機先到香港，再搭輪船到上海，那時已是八月。李人地生疏，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他先與閻寶航介紹的上海慈幼教養院院長姚淑文聯係。姚是位愛國人士，思想進步，由於閻的關係，她對李十分關心，盡量幫他解決困難。這個慈幼教養院後來就成為李正文在上海的秘密聯絡點。

　　接著按事先約定的方法，李正文同共產國際東方部上海地區對日情報組織的負責人尼克萊·伊凡諾維奇接上了關係。

　　尼克萊告訴李：“你的工作是搞日偽軍政情報，活動地點在上海、南京、杭州這個三角地帶。沒有現成的工作人員和工作對象交給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設法開辟工作，要打入日偽的軍政機關，盡量多和人交往，這樣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報。另外，要有掩護職業，以便比較安全地在上海待下去。特別要注意，不要和中國共產黨發生任何關係，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響；不要看進步書刊，以免暴露自己。”尼克萊還和李約好今後會麵聯係的時間和方式。

　　從此時起，尼克萊就以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的身份領導李正文進行情報活動。不久，李從尼克萊那裏領到了一筆很充裕的活動經費。

　　當時日偽統治下的上海，情況極為險惡，日本憲兵隊、汪偽特務機關到處抓人，屠殺抗日革命群眾。以凶殘著稱的“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總部經常派特務潛入租界暗殺進步人士和抗日分子，白色恐怖籠罩全市，稍一不慎就會招來殺身之禍。上海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李正文到達上海之時，已成為“孤島”的英法租界尚在，稍有周轉活動的餘地。但幾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個“孤島”就完全不存在了。為了站穩腳跟，首先得有固定的住處和公開的職業。

　　李正文途經香港時住在中學同學王福時家裏，王在香港開了一家文化供應社，他給李搞了一個“文化供應社上海分社經理”的名義。為了找一處安全的住所，李費盡了心機，最後終於用高價在靜安寺路的金城別墅租到一間亭子間，那裏住有不少外國人，屬於中高檔住宅區，環境比較安靜。

　　要開辟情報工作，必須不斷擴大社會接觸麵，這就要有公開的職業作掩護，同時為了應付日偽保甲製度的檢查，沒有正當職業是寸步難行的。

　　李通曉英、日、俄三種外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的香港文化供應社上海分社經理的空銜已不起作用了。李通過東北大學一位老學長的介紹，在一家補習學校擔任日文教員。而姚淑文在上海慈幼教養院也給他掛了個日文教員的名義，實際上李每周隻有兩三次給該院的教員們教日文。

　　李還去應聘擔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員，給原來以英文做通用語言的工部局職員教日文，職員中有不少外國人，因此日文教員必須懂英文才能勝任。這個職業很過硬，對開展情報工作極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報館的日文翻譯，為該館翻譯日文書籍和資料，隻要完成定額，不用上班，時間可以自己安排。

　　上海震旦大學還聘請他擔任日文教員，因為日方命令所有學校必須增開日文課，而震旦大學不想接受日方派去的日本教員，以免受到監視，故聘李去執教。這樣，李也就有了大學教授的身份。這項工作是李的未婚妻陳蕙瑛介紹的，當時她是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李後來就把陳蕙瑛發展成為他在情報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參加了革命地下工作的行列。

　　尼克萊對李正文在找職業掩護的問題上，相當滿意，但認為李還未能打入敵偽軍政機關而感到遺憾。

　　李正文的主要任務是搞日寇和汪偽的軍政情報，除上海外，李也常去南京活動，因為汪偽的首腦機關在南京。他通過各種關係，發展了一批幫助他搞情報的工作人員，開辟了一些重要的情報來源。

　　在一般情況下，李從不向有關人員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而是以受重慶民主黨派派遣來搜集敵偽情報協助抗戰的身份出現，因為他的多數工作對象不是革命者，很多情報是要用金錢甚至高價購買的。好在共產國際方麵對花錢買情報很樂意，可以隨時向尼克萊支取。

　　李正文通過好友裘維琳，發展了一個叫稽顯庭的重要情報關係。稽是南京汪偽政府秘書長周隆庠的大舅兄，在該政府任文書科長，即高級機要秘書。日偽最高頭目每周要開一次聯席會議，商討決定一些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包括軍事部署、經濟掠奪、文化滲透等計劃和行動等。會議內容的記錄和整理均由稽顯庭負責，整理稿經上級審定後，稽再打印三份，分送日方和偽方有關當局，後來他又偷偷地多打了一份給李正文。這些都是敵人的最高機密，據此可以了解日偽的最新動向。

　　這些情報每周由裘維琳去南京帶回上海交給李正文，李再交給尼克萊。但攜帶這些材料要冒極大風險，尤其是從南京到上海的火車站上，要經過日本憲兵搜身檢查，裘每次都膽戰心驚。李正文後來決定親自到南京去取，他發現南京火車站有三條通道，第一條是給日本人走的，一般不檢查，第二條是給所謂高等華人走的，檢查不太嚴，第三條是給普通華人走的，檢查極嚴。李就憑著自己熟練的日語，裝作日本人若無其事地走第一條通道，每次都順利過關。

　　稽顯庭是屬於在漢奸政府裏混飯吃的人，頭腦簡單，隻想多弄點錢來買房置地，靠他那個大漢奸妹夫謀得這個重要職位，當然不肯放棄撈錢的機會，李正文在尼克萊的支持下，為此支付給他相當可觀的報酬。

　　在和稽較長時期的接觸中，李發現他畢竟是一個有一定良知的中國人，就多方啟發他的覺悟，為他分析形勢，曉以利害，激發他的抗日感情。稽也逐漸對李的高尚人品和愛國精神產生敬佩之心，認識到他冒險為李提供情報是為國為民的大好事，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一種自覺的行為。同時李還教導他應用一些巧妙的方法，盡量避免暴露自己。

　　李和稽顯庭的情報關係，從一九四一年底開始，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初，始終沒有被發現。稽不隻是提供會議記錄，凡他自己知道或從別的渠道獲悉的其他情報，如日寇下鄉的掃蕩計劃，日軍和偽軍的聯合行動等等，都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李正文。

　　所有這些情報李都交給了尼克萊。但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別是蘇北新四軍直接有關，必須及時通知新四軍知曉。李曾多次提醒過尼克萊，希望他迅速把有關情報轉告我方，並提出，他可否和新四軍方麵聯係，把情報直接發給他們。

　　不料尼克萊大為惱火，嚴厲批評李說：“你怎麽想到要和中共直接聯係？！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所有情報我們都會負責，你不必考慮。”李試圖說服他，他根本不聽，還說這是組織紀律，必須服從。

　　李正文對尼克萊並不完全信任，經考慮再三，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在敵我鬥爭如此尖銳複雜的情勢下，對這些關係國家命運和抗日事業的大事，豈能聽任不管。他決定背著尼克萊，直接與我黨取得聯係。

　　大概從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開始，李和我方蘇北根據地接上了關係，並通過秘密傳遞情報的渠道，除把情報交一份給尼克萊外，又另複寫了一份按這個渠道發去蘇北，從不間斷。這樣，李正文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個重要情報來源。蘇北新華分社負責人於毅夫和李保持著聯係。

　　李正文發展的情報人員中，有一個是他東北大學的同班同學許家駿，在上海金城銀行工作。許提供過不少有關金融資本家的政治經濟方麵動態的情報。還有一個也在金城銀行工作的老同學張殿傅，他曾參加胡愈之等人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張把他在研究會認識的陳波濤和沈明釗介紹給李正文，他們還介紹了一個叫沈孟先的同誌。這些人都是真正的革命同誌，他們曾通過各種渠道和各自的關係協助李，包括到外地去搜集敵偽軍政方麵的活動情況，以及上海一些所謂的名流和日寇勾結活動的情報。

　　陳波濤是一九二九年入黨的老黨員，過去長期在上海從事黨刊的秘密發行工作，後因組織遭破壞失去了黨的關係。一九四一年冬和李正文聯係上以後，就積極協助李工作。陳波濤還領導和發展了幾個青年同誌為他工作。如在英商華懋飯店（現名和平飯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本海軍部接管，成為日偽高級人士吃喝玩樂和聚會的場所）當侍者的楊孟亮，就曾經把搜集到的日偽軍政頭目在那裏開會或密談的情報交給陳波濤，陳再轉報李正文。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正文通過申報館的同事日文翻譯肖百新，認識了肖的一個湖南同鄉、汪精衛的參軍長唐莽。李和唐交往過多次，唐沒有直接給李提供過多少有用的情報，但有一次肖告訴李，他從唐莽那裏得知，重慶蔣政府一個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斷來往於重慶和上海、南京之間，同日偽頭目勾勾搭搭，很明顯是蔣介石回應日方的和平攻勢，派來進行投降試探的先遣代表。又據楊孟亮告知陳波濤，不久在華懋飯店汪偽上層人士舉辦有偽市長陳公博夫婦參加的一次舞會上，發現國民黨要員孫科的二夫人藍妮也來了，風姿綽約，十分引入注目。此人遠在重慶，怎麽會跑到上海的漢奸窩裏來參加這種舞會？！李正文估計這個昔日的著名交際花藍妮應該就是唐莽所說的那個女人。

　　李將此事轉告尼克萊後，尼十分重視，因為這涉及到了蔣日偽合流的重大機密，如合流得逞，不僅影響抗日前途，也將對蘇聯極為不利。以後，藍妮就再沒有出現過。李後來問尼是怎麽回事？尼說可能是蘇聯政府正式向蔣介石提出此人有通敵嫌疑而不來了。但李分析，實際上是蘇方故意借此事點穿了蔣介石企圖投降賣國的陰謀，蔣不得不有所收斂，這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女人也就不能再進行活動了。

　　李正文還從日文報刊中，特別是一份專供上海日本人看的《上海每日新聞》中搜集分析日偽有關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料和動向，整理成情報材料。他曾研究出全部汪偽軍的番號、兵種、人數、駐地等情況，受到我方領導上的重視。

　　肖百新一九四三年還介紹了一位反軍國主義的日本朋友德田恒夫又名德田太郎與李正文認識。德田原是日本的戰地新聞記者，擔任過日文《上海每日新聞》的編輯，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他看透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這場野蠻的侵華戰爭是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致命災難，是損華害日的極大罪惡，因而堅決反對。他是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李正文和德田見麵晤談後，因有相同的思想基礎和認識，一見如故，並逐步發展成為至交好友，德田和日本駐華（指汪偽政權）大使關係較好，還是上海一個區的日僑負責人，他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觸，消息靈通，並十分樂意為李正文工作。他多次為李提供他獲得的重要情報，如關於日本居留民（日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關東軍到達上海的消息、日本軍方得到的中國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情況和他們的對策等等。有一次於毅夫奉新四軍軍長陳毅之命，潛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載有日軍圍剿新四軍的詳細計劃和部署的兩本日文絕密內部刊物。這件事難度極大。李正文就找德田幫忙，德田冒了很大風險，不知用了什麽方法，居然從日本大使館裏拿到了這兩本刊物交給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陳老總的高度讚賞。

　　德田還介紹過兩個關係給李正文，一個是上海中日實業銀行總經理吳庸庵，他是當時上海屈指可數的巨富。吳既有日本方麵的重大背景，又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他早想用實際行動報效祖國，出於對國民黨腐敗的痛恨和對共產黨真心抗日的敬仰，決定給新四軍捐贈一批被日寇嚴格控製的軍需用品和棉紗等物資，卻苦於找不到直接的關係。

　　吳庸庵和李正文相識後，經過多次談話（他們每次都用日語交談），吳提出的一些有關時局和共產黨抗日戰略等方麵的質疑，李都作了透徹分析和解答，吳深為李的豐富學識、精辟見解和人格魅力所折服，決心全力支持我黨的抗日事業。吳庸庵後來把他在上海的許多房產交給了黨，還根據黨要求白區資本家把錢轉到根據地以繁榮根據地經濟的政策，帶著大批黃金進入蘇北根據地，創辦了一家銀行，後來把這家銀行完全交給了我黨組織。

　　另一個是張大同，他是國民黨顧祝同的駐滬專員，他在淪陷區上海和日偽當局建立了一定關係，曾聯係策反幾個團的偽軍準備投奔新四軍去，後因沒有把握好時機。結果這幾個團的偽軍被蔣介石軍隊吃掉。但他手下辦公室主任陸劍崖，是李正文發展的黨員，在日本投降後初期，曾為我黨利用張大同這個顧祝同機關的名義，給大批地下黨員發了通行證，保護了不少領導同誌自由通行於上海各地區，避免了蔣介石軍區憲特聯合巡邏檢查隊的糾纏：另外還乘當時青黃不接和混亂之機，和國民黨部隊展開了爭搶敵偽物資（特別是藥材等）的行動，並把奪到手的大批物資混過國民黨封鎖線，運往我根據地。

　　在長期情報工作中，李正文越來越感覺到，他所從事的每一項情報活動，都與共產國際完全無關，而卻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事業密切相連，他必須擺脫尼克萊的約束，回到中國共產黨來。他當時還根本不知道，共產國際實際上已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宣告解散，尼克萊代表的已經不是共產國際，而是蘇聯政府。

　　不久，李正文請常去蘇北根據地聯係的沈先同誌陪同陳蕙瑛代表他進入蘇北根據地，見到了華中局城工部長劉長勝。陳蕙瑛將李正文的有關曆史以及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他所掌握的偽軍和物資等情況，向劉長勝作了匯報，並以李正文的名義提出兩點要求：一、要求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國共產黨來：二、請立即派人聯係接收偽軍和物資等事宜。劉長勝代表組織完全同意李正文提出的要求。

　　陳蕙瑛回到上海後，李正文就日夜盼望著中共組織派人來領導他。直到日寇投降後的九月間，組織上終於派張執一同誌到上海來接上了李正文的關係。一個月後，張執一對李正文說：“從現在起，正式承認你是中共黨員。但考慮到我們和蘇聯的友好關係，你可暫時仍和他們保持聯係，不要馬上斷絕。”

　　此時，尼克萊已被蘇聯政府召回，派了另一個蘇聯人來和李正文聯係，但沒有布置李正文作任何情報活動。到了一九四八年，李正文接受黨的特殊使命，完全轉入地下，從此結束了和蘇聯方麵的一切關係。

　　一個個文化巨人離開了我們，到今年十月十七日，巴金撒手西去也整整五年了！曾幾何時，媒體對這位提倡“講真話”的文壇巨匠趨之若騖，可是，如今人們已難得在媒體上見到他的名字了。真是容易遺忘！這或許是因為那些喜趕時髦的編輯、記者正忙於追逐和製造新的“大師”，無暇再顧及那些遠去的真正的大師，這是一種悲哀。本卷發表這篇文章，以表達我們對巴金逝世五周年的紀念。

　　俞潤生

　　巴金先生（1904～2005）離開我們已經五周年了。在他的祭日（10月17日）即將來臨的時候，我想到他與《文教資料簡報》的情誼，激動不已。

　　《文教資料簡報》是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資料室一九七二年創辦的資料性刊物。編輯宗旨是提供資料，供教學、科研參考。這個刊物的創辦人是姚北樺先生和趙國璋先生。

　　姚北樺先生是江蘇徐州人，他從一九三八年“徐州大會戰”時就離開了徐州。為了民族的存亡，十五歲的他懷著滿腔熱血，曆經艱險，到達老河口，參加了抗戰演劇四隊，後來又輾轉到安徽，再到南京，從文藝戰線轉到新聞戰線，為抗戰和民主解放運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解放後，他在《新華日報》任秘書長，一九五六年派往中央黨校學習。學校領導召開座談會，號召大家“鳴放”，幫助黨整風。萬萬沒有料到，姚北樺先生的發言竟被康生圈定為“右派”。一夜之間，天昏地暗，他嚐受到“引蛇出洞”的滋味。他跌進了災難的深淵，從此離開了報社，到農村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才被調到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資料室的。

　　趙國璋先生生於一九二三年七月，河南新鄭人。一九五一年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先後任教於東吳大學、江蘇師範學院、南京師範大學。為本科生、研究生講授過“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工具書使用法”、“文獻檢索與利用”等課程。

　　他們兩人堪稱為飲譽一時的南京師範學院《文教資料簡報》的雙子星座。姚北樺先生的敏銳、睿智和趙國璋先生的嚴謹、穩重相結合而風行。

　　我“文革”前曾任《南師學報》編輯，“文革”中在“五七”農場養過豬，在“五七”工廠當過鉗工，後來當倉庫保管員、物理係資料室資料員。一九七五年調到中文係資料室，有幸成為姚北樺、趙國璋先生的助手，共同編輯《文教資料簡報》。因此，我有機會感受到巴金先生對《文教資料簡報》的情誼。

　　一封信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仍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巴金先生有機會接觸《文教資料簡報》，大約是通過以下兩條途徑：一是通過他的朋友楊苡先生提供的。巴老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楊苡的信中說：“你寄給我們的資料簡報都收到了，謝謝。最近的一期即‘紅樓夢研究資料專輯’，我還想要一本，倘使不困難的話，就請再寄一冊來。”信中所說的“資料簡報”就是南京師範學院中文係資料室出版的不定期內部刊物《文教資料簡報》。另一條途徑是上海作家協會資料室主任魏紹昌先生。魏先生和巴老是朋友，我們《文教資料簡報》和上海、北京的聯係，都是通過魏紹昌先生介紹，甚至直接代辦和轉遞的。當年，巴金先生以“李堯棠”的名義訂閱了一份《文教資料簡報》。

　　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上海《新民晚報》以《“文革”中發表的巴金短簡》為題，報道了巴金“十年一簡”的故事。全文如下：

　　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巴金同誌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從未公開地發表過一篇作品，但竟發表過一封短簡。

　　那是一九七六年，巴金訂閱了一份南京師院編印的《文教資料簡報》，當他看到第四十六期上一篇文章的引文出處有誤，便寫了一封短簡寄去。該刊的實際負責人姚北樺同誌接到信後，並沒有因巴金還背著“大黑幫”的罪名而不敢刊出，在第四十九期“讀者來信”欄內，刊登了如下文字：

　　《文教資料簡報》第四十六期六十八頁上，引了兩段魯迅先生對內山完造的談話，說是“內山引用曹聚仁在香港《星島晚報》上發表的《書林新話》的第六節談到內山書店的部分”。這個說法似與事實不符。這兩段話的原文，見於內山完造的悼念文章《憶魯迅先生》，最初發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二卷二期上，後收在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的《魯迅先生紀念集》中。當時《星島晚報》還沒有創刊……

　　一個讀者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此信出於被稱為“大黑幫”之手，“四人幫”及其爪牙豈容發表，對此，編者將具名改為“一個讀者”，保留書寫日期和地點，這封短簡終於與讀者見麵了。將來如果出版《巴金全集》，這“十年一簡”也可為那悲劇年代留下一個曆史的痕跡，此中有“四人幫”的蹄痕，也有諷刺“四人幫”的印痕。

　　一張便箋

　　其實，除“十年一簡”外，巴金先生還給《文教資料簡報》寫過一張便箋。時間大約在一九七六年，是魏紹昌先生轉給我們的。魏先生有說明：“此兩紙均為巴金所寫的意見。（他第一次交我，我一時找不到又要他重寫一張，後來又找到了，一並奉上，故有兩張，內容重複。）他問：這些注在人文本已有，他找不到譯文，原來您們尚未譯成白話。”

　　巴金先生的便箋上的意見是這樣的：

　　高丘補充：魯迅先生一九三三年《悼丁君詩》七絕末句“可憐無女耀高丘”。

　　關於意大利的獨立和統一，請查《世界史》。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不單是“奧國取得了倫巴底與威尼斯”，這次會議還分割了意大利，成立了撒丁尼亞王國，帕馬、益德納、盧卡等公國，托斯項納大公國和教皇統治的教會國，以及法國波旁王朝統治的西西裏王國。又一八六一年還沒有完成全國統一。威尼斯的解放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富爾已經死了幾年了。最後，羅馬是在一八七〇年解放的。

　　芘賓（1833-1904）：俄國文學史家。著有《俄國文學史》四卷。

　　普式庚有《銅馬》一詩。《銅馬》即《青銅騎士》。亦即彼得大帝的銅像。

　　這張便箋上提出的意見，是針對《魯迅文言文試譯》中的《摩羅詩力說》譯文而言的。

　　一九七五年，趙國璋先生、姚北樺先生組織校內外有關專家、學者，就魯迅《墳》中的四篇文言文，即《人之曆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進行現代漢語翻譯，以供青年學生閱讀參考。

　　巴金先生的意見是在一九七六年九、十月份提出的。他的意見有四條：

　　第一條是對《摩羅詩力說》第二部分中對“無女”的注釋。魯迅原文說……性靈均將逝，腦海波起，通於汨羅，返顧高丘，則抽寫哀怨，鬱為奇文。“高丘”典出《離騷》“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巴金先生的意見是：補充魯迅先生一九三三年《悼丁君詩》七絕末句‘可憐無女耀高丘’。

　　第二條仍然是對《摩羅詩力說》第二部分的注釋。魯迅原文是這樣說的：“是時意大利適製於墺，失其自由，有秘密政黨起，謀獨立，乃密與其事……裴倫之所督勵，力直幹後日，起馬誌尼，誌加富爾，於是意之獨立成。”巴金先生的意見是“威尼斯的解放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富爾已經死了幾年了。最後，羅馬是在一八七〇年解放的”。

　　第三條是對芘賓的注釋，今通譯為佩平。《魯迅全集》有注。

　　第四條是普希金《銅馬》的注釋。

　　這四條意見，誠如魏紹昌先生所言：“這些注在人文本已有，他找不到譯文，原來你們尚未譯成白話。”

　　通過這四條意見，表麵看是針對《摩羅詩力說》的今譯提出的改進意見，這說明巴金先生對魯迅作品十分熟悉，對世界史十分熟悉，學養十分豐厚，思考很敏銳。

　　一本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巴金先生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短文《談（望鄉）》。“巴金先生發表新作了！”消息不脛而走。上海魏紹昌先生首先把複印件寄給我們《文教資料簡報》。

　　巴金先生有“一顆燃燒的心”，寫作速度很快，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集《隨想錄》三十篇就結集，由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我們《文教資料簡報》得知此消息以後，希望能翻印出版。這誠如魏紹昌先生在《（隨想錄）讀後隨想》中所寫的那樣：“南京師院《文教資料簡報》希望在國內翻印《隨想錄》，托我征求作者的同意。巴金同誌就把剛剛從香港寄到的樣本，交給他的女兒李小林同誌帶給我，盛情至為可感。他還在扉頁上寫明：‘樣本剛到，可能有錯字，但來不及細看了。’……”

　　接到巴金先生的樣書，姚北樺先生立即和我去無錫報印刷廠辦理印刷事宜。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〇年第一、二期（總第97、98期）合刊，全文登載巴金先生的《隨想錄》第一集；同時作為“文教資料簡報叢書之三”印刷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的。我們《文教資料簡報》比他們早了幾個月。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〇年第一、二期合刊印出的《隨想錄》。除正文外，另有輔文七篇，它們是：巴金《隨想錄（三十一）“豪言壯語”》、魏紹昌《（隨想錄）讀後隨想》、郭春玲《一顆燃燒的心（訪作家巴金）》、李治華《（家）的法譯者談巴金》、《法國的“巴金熱”》、《交流資料簡介》、《致讀者》。《致讀者》說：“借此機會，我們還要向老作家巴金同誌表示最誠摯的謝意。不久前，巴金同誌收到港版《隨想錄》樣本後，遂即托人轉寄本刊，使作家晚年的這部重要著作得以通過本刊與國內讀者早日見麵。這不僅是對《簡報》的寶貴支持，也是八十年代第一春老作家獻給廣大讀者的最好禮物。讀了這一期《簡報》的讀者，想必會有同感吧。”

　　一顆心：“把心交給讀者”

　　我們編印巴金先生的資料，實際上是學習巴金、研究巴金的過程。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〇年第五期（總第101期）上刊有“來信摘編”，一位安徽的讀者寫道：“工餘閱讀《隨想錄》第一集，不由我欣喜若狂，感慨不已。年過古稀，人日‘老朽’。但巴金沒有‘朽’，他沒有‘老’。從他的文章裏我好像看到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揩幹了身上的鮮血，又振奮精神在奮鬥。他比我們青年人更富有朝氣，更富有戰鬥力……”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發表《巴金為（隨想錄）第二集寫的後記》。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發表巴金先生《（序跋集）序》、《（序跋集）再序》、《（序跋集）跋》。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發表巴金先生家屬的來信。來信說：

　　編輯同誌：

　　你們寄來的《文教資料簡報》（1982年6月總第126期）收到了。巴金同誌近來因身體欠佳，寫字有困難，囑我代筆。

　　《文教資料簡報》一九八四年第七、八期合刊發表穀葦先生的《巴金在一九八三年》和新聞報道《巴金一行五月二十三日回國》。

　　我於一九八七年九月調離南京師大，此後《文教資料簡報》發表巴金先生的信息就不多了，隻在一九八九年第三期發表過《巴金（隨想錄）評論、研究綜述》和《巴金（隨想錄）研究資料目錄索引（1980～1988）》。

　　巴金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先哲人去，真理永存。他說：“把心交給讀者”、“沒有私心，不為名不為利，認真學，認真幹，就行了。”這些平實的話，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他沒有死，他永遠活在我心中，永遠激勵著我前進！2010年7月於南京石頭城畔路邊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