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4章 《許國璋英語》和許國璋教授

　　黃源深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國璋英語》風靡整個中國，凡業餘初學英語的，幾乎人手一冊，而許國璋教授本人，則可謂“天下誰人不識君”。我曾聽許國璋先生講過一個故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他到上海出席某個會議，坐出租車去虹口，上了車後與司機攀談起來，不知怎的，那司機聊起了英語學習，後來知道，車裏這位並不起眼的長者，就是人們熱議的許國璋。於是便很激動，說自己三生有幸，碰到了這位大教授，邊說邊撳掉計價器，表示不收車費。許教授連說不行，但司機仍堅持己見。許教授再要推辭，那司機卻說：“車費我絕對不收，但我想繞一下道，希望同教授多待一會兒，行嗎？”許教授自然答應了他的要求。類似的故事很多，譬如說許國璋教授講學回國，海關人員一見護照上“許國璋”三字，便呼地圍上去向他討教學習英語的門道。又說許國璋教授去歐洲講學，上盧森堡的一家“孔夫子飯店”用餐，老板和夥計都自稱是他的學生，而許教授卻並不認識他們，原來他們是通過許國璋編的教材學的英語。一個學者，其名在尋常百姓間廣為流布，其人擁有那麽多“粉絲”，在學界“萬馬齊喑”的特殊年代，可以說絕無僅有，這隻能歸結為獨特的許國璋現象了，許國璋教授主編的《英語》（四冊）發行於一九六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普遍用作各大專院校英語專業教材，直至“文革”爆發。改革開放，激發起全國範圍的“外語熱”，商務印書館遂於一九七九年出版教材的重印本。因了時代的變遷，觀點的更新，編者抽換了內中的二十一篇，並作了相應修訂。重印本受到空前熱擁，初發時出現排隊長龍，幾千本書兩小時內售空。除了用作大學教材，還被眾多英語自學者，以及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民間英語培訓機構所采用。到一九九六年已重印四十餘次。一九九三年，許國璋教授根據自己“以文化信息為重”的新理念，編寫出版了《新編許國璋英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重印教材和新編教材，各顯特色，相得益彰，民間統稱為《許國璋英語》，凡自學英語的都會去購買，街頭巷尾，提起英語學習，言必稱許國璋。許國璋英語教材前後印發幾千萬冊，盛行中國達三四十年，對我國幾代人的英語學習，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

　　潮起總有潮落時。隨著國家進一步開放，新的教材不斷湧現，國外教本陸續被引進，英語資料空前豐富，學習手段隨現代科技的發展而與時俱進，《許國璋英語》的學習大潮，終於漸漸退去，疏散成眾多英語學習的細流。當我們回望這段曆史時，如何客觀評價這套曾經長盛不衰的教材，既不因其時過境遷而輕視，也不因其往昔輝煌而過譽，指出難以避免的缺憾，吸取合理因素為我所用，是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的。

　　《許國璋英語》風行英語教壇如此之久，應當歸功於其內在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主要來自於教材的如下突出品質：科學性、實用性和知識性。

　　許編教材有著很強的科學性。首先，整套教材是一個嚴密的係統，其主要構件課文、語法和練習聯係緊密，環環相扣。其次，課文經過精選和精改，大多稱得上華美的篇章，往往結構緊湊，行文流暢，句子明白實用，讓人有一種希望熟讀成誦的衝動。最後，練習編得十分出色，針對課文中的語言現象和重要句型，進行操練，消化課文，拓展知識。練習簡明扼要，不搞時下流行的“題海戰術”。許編教材能把課文、語法、練習融為一體，一方麵是編者的編寫思想所致，另一方麵則是課文編寫得當。語法和練習是課文的衍生物，精湛的課文往往是教材編寫成功的一半。據胡文仲教授回憶，許國璋教授認為“課文的文字要精煉，經得起推敲。與他合作編寫課本的教師無不知道他對課文要求之嚴。他拿到課文的原材料後總是不厭其煩地字斟句酌，一改再改。校樣出來之後，他仍然改動很多，有時甚至改得滿篇皆紅。”據知情人說，即便是外國專家送來的課文，他也要改動，而且改得人家口服心服。我自己也親耳聽到許國璋教授說過，每篇課文都親自把關，改動多達七次以上。課文好，編寫思想又對頭，語法和練習就不難編寫了。

　　重視課文的編寫，反複修改，使其“精煉，經得起推敲”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借鑒，尤其是編寫低年級教材，要將很多基本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學生，又要使其容易接受，課文非動不可。而今天我們編教材，大多從國外拿來“原生態”文章，一字不動編入教材，美其名日“原汁原味”，結果課文、語法、練習無法膠合成一體，學習起來很是費力。當然，要改文章有一個前提，即編者必須具備深厚的語言功力和寫作功力。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也是讓人對此望而卻步的原因。

　　實用性是許國璋教材的第二大特點。這是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材，是為中國學生度身定製的。當時的英語學習者缺乏老師指導（懂英語的人不像現在滿街都是），學習資料十分匱乏（書店裏都見不到幾本英語書），學習渠道非常單一（沒有今天的互聯網和隨手可得的外國影像，也很難見到允許可與之交流的外國人），一言以蔽之，英語學習無從依恃外力，必須獨立來完成。針對這一實際情況，許國璋教授煞費苦心，把教材構築成一個自給自足的體係，內含繪有詳細口腔發音圖和語音練習的語音教學、一課課逐步完善的語法知識體係、旨在提高口語能力的小對話（dialogue）、學會使用英語詞匯的詞匯學習（wordstudy）、培養閱讀能力的短文。同時，還注意到中國人起步學外語的困難，知識點的推介與和英語技能的訓練，都是穩步推進，漸次提升，絕不隨意跳躍。總之，英語學習的方方麵麵都考慮到了，學習者無須費力去找相關的語音書、語法書、口語書等輔助材料，也不必特意找人輔導。用今天的廣告語來表達，就是“一冊在手，學習不愁”。正因為如此，當時條件不佳的眾多英語學習者，都對這部教材愛不釋手，因為它好懂好學，學有所得。當年我問我所執教的英語專業七七級學生，何以進校時英語基本功就打得那麽紮實了，回答大抵是“學許國璋的四冊《英語》教材起家的”。

　　考慮中國國情是許編教材的一個亮點，因為我們不在紐約，或者倫敦學習英語，而是在北京，或者上海，乃至更小的城市或鄉鎮。縱然，今天國門大開，但對大多數人來說，英語基礎是在國內打下的。因此編寫教材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譬如說，由於缺乏使用外語的環境，往往學了容易遺忘，英語基礎教材就要特別注意語言現象的重複率，通過多次重複來掌握語言。又如英語與漢語不屬同一語係，差異很大，不容易學，教材要注意循序漸進，難易度不能太大。然而，今天的某些教材卻很少考慮中國學生的特點，甚至把國外教材全盤拿來，嚴重脫離中國國情，語言重複率低、難度跳躍大，結果學生，尤其是幼小的學生，學了就忘，要不就隻好死記硬背，苦不堪言。這些現象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許國璋教材的第三大特點是知識性。許國璋教授一貫主張“把文化知識和傳播知識的語言結合起來學習”，認為“我們今天學英語，得有接受一切英語信息的胸懷，也即是麵向世界的氣度”。許編教材不是單純為語言而語言，卻很注重語言所傳遞的信息，尤其是這些信息對塑造人的品格的作用。編者十分注意介紹英美文化，當年學界比較看重的歐美作家及其筆下的名篇，大都已入書，如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曆險記》、狄更斯的《霧都孤兒》、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歐·亨利的《警察和聖歌》、勃朗特的《簡·愛》、莫泊桑的《項鏈》、王爾德的《忠實的朋友》、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後一課》、高爾基的《母親》等，這些篇章無疑是對學生進行了一次文學和文化教育。課文和閱讀材料涉及的麵很廣，包括曆史、地理、教育、科技、人物等各個方麵的知識，內裏透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希望學生成為一個具有豐富知識和高尚品格、積極進取、不畏艱難的人。當然，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以及人們認識上的局限，一九六三年版的某些課文太過政治化，多少露出迎合的痕跡，好在一九七九年重印時，這些篇目都已及時換掉。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為避免被誤解成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當代西方世態在“重印本”教材中幾無反映，成為學生認識西方社會的盲區。此外，按現在的眼光，某些內容嚴重老化。

　　從整體上看，《許國璋英語》也有其不足之處。教材對語言的交際功能重視不夠，沒有充分強調語言的工具性，並努力付諸實施，卻偏重語言的知識性和技能性，注意了語言起豐富知識，提高學養的作用，而沒有強調首先將它用於交際活動。因此在編寫上，語言操練往往著眼於語言技能本身，而不是語言在交際中的運用。以此種方式培養出來的學生，語言基本功確實比較紮實，但語言交際能力相對較弱，需要一段時間的實地磨礪，才能更好地適應工作。實際上，這也是時代的局限，因為對語言交際功能的重視，在中國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也難怪重知識和技能而輕交際成了當時所有教材的通病。

　　《許國璋英語》和許國璋教授的時代已成曆史，曾經“洛陽紙貴”的教材，以及名噪一時的編者，留給今人的隻是一個模糊影像了。尤其是許國璋教授其人，現時的不少青年讀者也許知道他編過英語教材，曾經“走紅”，但正如他所編的那些教材如今已悄然無聲，他們根本不了解許國璋為何人了。

　　許國璋一九一五年生於浙江海寧。一九三六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係，先後執教於交通大學、複旦大學等校。一九四七年赴英國留學，負笈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攻讀十七、十八世紀文學。一九四九年回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擔任教職，直至終老。曆任該校英語係主任、外國語言研究所所長，以及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等職。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去世。

　　許國璋教授尤因教材而名揚天下，但其學術成就遠不止於此。他，是一位大家，一位富有獨創精神的大學問家。雖然他一生用力最勤，建樹最豐的是人們所熟知的英語教學，但他探索的觸角卻伸展到了語言學、語言哲學、文學、翻譯等諸多領域，而且多有獨特見解，深為學界所注目。他做學問，同別人不一樣，總能見別人所未見，發他人所未發，一個話題，一經他手，總會透出新意，幾乎每篇論文都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新鮮見解。

　　他晚年主攻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發表了一係列甚具功力的文章。其中《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語言哲學的探索》、《社會語言學和唯理語言學在理論上的分歧》、《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和《追尋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等文章都是見解獨特的文字，成為公認的當代語言學研究的力作。他給語言下定義為：“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符號係統，當它作用於人與人的關係的時候，它是表達相互反應的中介：當它作用於人和客觀世界的關係的時候，它是認知事物的工具：當它作用於文化的時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和容器。”這段話簡潔明白，而又越出了傳統的“工具”說，大大豐富了語言的涵義，被語言研究者反複引用。針對“中國沒有語言學”的說法，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國有語言學，積藏豐富。許慎、劉勰、馬建忠實為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在當代，金嶽霖在‘知識論’裏申述了自己的語言哲學”。他闡釋了《說文解字》的前序，抉發出了內中“非常精彩的語言學見解”。他探究了《馬氏文通》後，否定了馬氏“模仿西洋語法書”一說，肯定了他的“普世語法哲學”。這些，都是對中國語言學建設的重大貢獻。

　　關於翻譯，許國璋在“學術論著的翻譯——以羅素《西方哲學史》論文藝複興諸段為例”一文中指出，“翻譯的目的，在於便利不懂外文之讀者，如不懂外文之讀者讀之不懂，翻譯者不能說盡到責任。”這篇文章是一九八二年發的，卻擊中了時下為數不少的學術論著翻譯的要害：今日的某些學術論著譯文，往往句子像原文一樣大擺長龍，意思彎彎扭扭，即令反複研讀，也不知所雲。懂外文的核對了原文，才發現原文比譯文意思清楚得多。許國璋強調：“譯文力求醒豁，不按詞典譯義，而按詞的文化史涵義翻譯。不按單句翻譯，而按句段譯出，用流水句法，不用三四十字的竹節句。”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提出了翻譯學術論著時使用“闡譯”法，並現身說法，以自己翻譯羅素《西方哲學史》片段為例證，既有理論，又有實踐，讓人好懂。所謂“闡譯”法，即為了使讀者明白原著含義，譯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對譯文作適當闡釋。其學術意義至少有：一，打破了中國當代譯壇缺乏自己理論的沉悶局麵，不為時行的某種外國理論所囿，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有助於推動翻譯實踐的更新，改變目前譯文“幹人一麵”的不良文化生態；二，按此法譯出的學術論著，將會比現有的同類譯作要明白好懂得多，小而言之為讀者帶來節時省力的福音：大而言之有助於我國相關學科的發展。三，盡管“闡譯”法是否完美無缺，尚可討論，但為學者們樹立了一個榜樣，說明理論可以突破，學術是應該創新的，我們不能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他人後麵，唯洋理論是從。

　　許國璋教授的文字很有個性，不守舊，不趨時。他喜歡用和別人不同的詞匯，常常在文稿上改了又改，塗了又塗，實在看不清了，便用剪貼，給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印象。文字間透出的大氣，殊非常人能及。這裏不妨摘引兩段：

　　一九九二年真有意思：竟有三件大事集中在西班牙。一是奧運會，二是世界博覽會，三是哥倫布西航五百周年紀念會。三事之中，一、二件最足以代表西班牙身處西歐邊陲而勇於迎接世界的開放精神和自信精神。奧運會開幕式，上溯希臘詩神的聖潔，追念長矛刺魔的中世紀騎士的驍勇，近及千裏把和平信息撒遍人間的神鴿，真可謂寓意深遠，構築恢宏。這是四百年盛極而衰局麵的結束，是新地中海精神的讚揚，是自強不息的神火在燒，是那種長裙細步，方陣變幻的布局不能比擬的。（《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年第3期）

　　近來，人們多處聽到棄學厭學之聲，也聽到教書所得不如某某行當的話，偏是我們五六十位教書先生來到會上不說這些，隻說文化前途、教育前途之事……真有意思，上下爭言利，而學校的知識分子卻把他們調查的、思索的、研究的、衡測的、試圖解決的，全都放在教育事業上。他們曾經被歸入別籍，今天看來倒不失為純正的人，一批無恒產有恒心的人。（《外語教學與研究》1989年第1期）

　　許國璋教授不斷追求新知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他在垂暮之年仍不斷學習新東西，自述“九時睡，四時起，讀書到七時，稍進食，寫文到十時，亦不甚倦”。還常以自身體驗勉勵青年，要“有做學問的欲望，有追求知識的誌趣。我今年七十五歲了，仍興致勃勃地看新書，每天都吸收新的知識，新的思想，享受智力增進的快樂”。我自己親身經曆的一件事，讓我一輩子都難以忘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廣州外語學院李筱菊教授受命出英語試題，為製訂英語專業高年級教學大綱作準備。李教授采用了尚未介紹到國內的交際語言測試方法，與傳統的測試有很大差別。包括我在內的大綱起草小組成員，看了試卷後一致反對，言辭十分激烈：“這樣的卷子我們都做不出，更別說學生了。”李教授一看情況不妙，慌忙上許國璋教授家“討救兵”。當時我們想，連我們都反對，更何況長我們二十幾歲的許教授了。第二天早晨，許教授來了，語重心長地說：“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我們都不理解。是不是我們不理解的東西，就因為不理解，我們就要反對？我看不能這樣。要反對，也要等理解了，再決定反對不反對。我們至少應該有點雅量，有能夠容得了自己不理解的東西的雅量。先有了這個雅量，才能去接觸新東西，去學習新東西，理解新東西。”（李筱菊《對許老的追憶》）他這一番話說得我們啞口無言，覺得自己就像他說的那樣，沒有理解這種新的測試方式，就貿然表示反對。大家經過仔細揣摩，發現交際語言測試方法大有可取之處，肯定了這份試卷，同時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這事讓我們覺得自慚，年紀輕輕居然那麽守舊，也打從心底裏欽佩這位長者對新事物的敏銳和大度。結果，這一測試方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直沿用至今。

　　許國璋教授那一代人，曆經無數政治運動，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不免都會有一種“驚弓之鳥”的心態，有意無意地構築起一道心理防線，說話過度謹慎，行動更為小心，生怕不經意招禍。但這些，在許國璋教授身上，絲毫沒有。他坦誠，真率，說話直得可愛，甚至讓人覺得他童心未泯。與他交談，你也立刻變得透明起來，話也多了，什麽都想同他說，覺得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裏，自己的內心忽然純樸明淨了許多，人格也無形中得到了提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他那打招呼的方式非常獨特。當時身著中山裝的這位長者，直截了當地說：“我是許國璋。”我聽了，那感覺實實在在地“如雷貫耳”。頓時便緊張起來。但後來看他那麽和氣，那麽坦率，全沒有學界巨擘的架子，心裏便踏實了許多。那一次剛好僅我們兩人，前後竟聊了一個多小時。說話的內容，已經淡忘，但心中的溫暖，至今猶存。

　　他為人如此樸實自然，待人如此誠懇，與他接近，你不能不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有一次，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出席澳大利亞研究國際討論會，上午散場時走出門口，恰逢許國璋教授路過，見到我他很是高興，隨口就說：“跟我到郵局走一趟，我要寄幾封信。”我非常樂意，因為很喜歡聽他聊天。他也很隨便，實話實說：“去年，去華東師大講學，你不在（我在澳大利亞做短期研究）。你們的專家樓，真潮濕，住了幾天關節炎就發了，到現在都沒好。”他也很關心我的研究，問得很仔細。後來還來信勉勵我：“足下才學，尚以在澳洲文學史上發揮方為得所。”他赤裸裸的真誠，讓我感動。我去他家探訪，剛坐定，他就從冰箱裏取出兩根雪糕（有時是兩根香蕉），一人一根，邊吃邊談。話頭才接上，許太太出現了，把一個調好的鬧鍾往桌上一放，便去隔壁警戒了。目的很清楚，為了許教授的健康，限製談話時間。如不自覺，鬧鈴一響，她會聞聲而至。誰知，許國璋教授待夫人一走，便把控製鍵撳掉，一麵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笑容。談話雖大多關於做學問，但常常也海闊天空，什麽都聊。有一次，他笑著問我：“你猜猜看，我寫一篇文章，稿酬是多少？”我實在猜不出，他不無自豪地說：“一千元。”我一時咋舌，因為當時我一個月的工資才一百多元。這時，我又一次看到了他天真的笑容，就像他談起自己某篇文章深得老師錢鍾書和前輩季羨林讚揚時，所露出的笑容一樣。那不全是酬高的得意，而更是體現自身價值的自豪。至於錢，他向來是看得很淡的。蘇州大學請他作講座，他謝絕講課費，說是各校辦學都有困難，招待已經夠好，不能再收酬了。他還多次去函海外，要拿出當時非常金貴的外匯，無償幫助在那裏進修的學生與小輩，寫明在境外何處取款，數額多少，一應細節明白無誤，顯然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實意地“解困”。他對待學生，視同己出，拖著老邁的軀體為他們到處奔走，大至學術，小到衣、食、住房，都關心到家。師生關係，非同一般，以致在他的追悼會上，不少學生對著靈柩痛哭失聲，有的甚至長跪不起。這樣的情景誰見了都會落淚。

　　他待人的真誠，體會到的何止是他的學生和我們小輩！年長如季羨林先生者，也深有感觸。在《悼許國璋先生》的文章中，季先生寫道：“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樸實，誠懇，謙遜。但也並不故作謙遜狀，說話實事求是，決不忸怩作態。因此，他給我留下了美好的、畢生難忘的印象。”文章還提到了一個尤其令他感動的細節：“他（許國璋）在自己的小花園裏種了荷蘭豆，幾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來。大家可以想象，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裏是什麽滋味，這裏麵蘊涵著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詞匯來形容，什麽‘鮮美’，什麽‘脆嫩’，都是不夠的。隻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隻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藥）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於萬一。”那種隻可意會，卻難以言說的真誠，使許、季兩老“一見傾心，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兩人間的友情如此之深厚，以致“許國璋教授）遺體告別的那一天，有人勸我（季羨林先生）不要去。我心裏想的卻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寶山。這最後的一麵我無論如何也要見的。當我看到國璋安詳地躺在那裏時，我淚如泉湧，真想放聲痛哭一場。”老人撕心裂肺的傾訴，映出了許國璋教授的人格力量。

　　如今，許國璋教材和許國璋教授都已遠去。那樣的轟動已經不再，那種透明的真誠也成追憶。許國璋教材屬於其時代，那些特殊的年代：許國璋教授屬於其個人，那個獨特的許國璋。兩者我們都可以學習，但其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力，卻是難以再現的。

　　2010年5月25日完稿於紫藤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