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九卷）

第3章 周揚與丁玲（上）

　　徐慶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聽到這樣一個消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有人到木樨地丁玲的住處看望丁玲。見到丁玲後，發現她這天特別高興，來人自然感到詫異。丁玲開始笑而不答，後來說：“人逢喜事精神爽。”來人還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說：“等著看這幾天的《人民日報》吧！”來人困惑不解而去。十一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揚答新華社記者的文章。當然，這篇文章名義上是答記者問，實際上是周揚對他所發表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文章的自我批評。那時，正是中共黨內對周揚的人道主義與“異化論”猛烈批評之際，也是周揚在文藝界大權旁落之時，同時也是丁玲再一次為自己的曆史問題結論向中央申訴，中央正在審理之際。

　　而就在十一月六日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了《認真學習、開展批評、整頓文壇、繁榮創作》的講話——這顯然經過有關人士刻意安排。講話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汙染”的東風，指責周揚領導下的文藝界存在著“散發著臭氣，汙染社會，毒害青少年”的“支流”，她認為，這些支流“千萬不能忽視”。為此，她警告說：“如果我們對這些支流不警惕，不及時防止，不打掃清除，任其泛濫，就會造成災難，給我們國家、民族帶來痛苦。”為此，丁玲鄭重地向文藝界發出了“掃除邪氣，整頓文壇”的號召。

　　以“清除精神汙染”為契機，丁玲與周揚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壇的關注。愛屋及烏，丁玲接受了馮雪峰對周揚的看法“丁玲與周揚，本不該成為無法和解的對手。”作家李輝在談到周揚和丁玲的關係時寫道：“他們有那麽多可以成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鄉常德與益陽相鄰：從事同樣的文化創造，同被視為左翼文學的代表人物：擁有共同的理想，同屬於一個政黨；一度同為所崇拜的領袖賞識……”

　　然而，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親密合作過。

　　他們的分歧在什麽時候開始的呢？

　　丁玲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前，在上海任“左聯”黨團書記，被捕後，接任這一職務的恰恰是周揚。在“左聯”的這一段時間，就現有的材料，我還沒有發現周揚與丁玲在工作上有什麽齟齬。盡管如此，據學者研究，此時周揚與丁玲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那麽融洽了。

　　這裏不能不提到馮雪峰。

　　馮雪峰是中共黨內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一九三二年，他將在上海尋求革命的周揚吸收進“左聯”，並委以重任——“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的主編。但其後兩人除了短時間的友好相處外，大部分時間處於嚴重對立的狀態。一九三三年，馮雪峰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後，周揚繼而成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領導人。一九三六年五月，馮雪峰作為中央特派員返回上海，在上海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但因以前與周揚的對立關係，他沒有找周揚，這引起了周揚等人的極大不滿：其後因為“左聯”的解散、“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爭論的不同看法，兩人的關係更加緊張。

　　而相比之下，馮雪峰和丁玲則保持著非同尋常的關係。

　　早在一九二七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馮雪峰就相識了。盡管那時丁玲已與另一位後來犧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頻是夫妻關係，但她仍然對馮雪峰產生了超乎朋友關係的感情。在後來的歲月中，丁玲對這一感情從來沒有否認過。她坦率地承認，馮雪峰是她“第一次愛過”的“男人”。因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認為，她與胡也頻的愛是浪漫且帶有孩子一般的遊戲，而對馮雪峰的愛則是刻骨銘心的。之所以沒有離開胡也頻，是因為在丁玲看來，馮雪峰缺乏胡也頻一樣的熱情和勇氣。如果馮雪峰有這樣的勇氣，他和丁玲的結合也就必然了。胡也頻犧牲以後，同在上海的丁玲和馮雪峰保持了很好的情感關係，上海甚至有一種傳說，認為丁玲的被捕與這種關係有關。不過，沒有結合也並未影響兩人之間的信任和感情的溝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牽掛甚至貫穿了他們的一生。

　　由於與丁玲有這樣的關係，馮雪峰對周揚的看法，客觀上也影響了丁玲對周揚的看法。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丁玲的雜文《“三八節”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級幹部的批評。在心情鬱悶之中，她寫了一篇借題發揮的悼文：《風雨中憶蕭紅》。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但我仍會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著難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過，他對於名譽和地位是那樣的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丁玲研究專家袁良駿據此分析說這段話，明褒雪峰，暗貶周揚，明眼人一看便知。對周揚的這些壞印象，當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於三十年代，植根於周揚在領導“左聯”時的所作所為，植根於“兩個口號”論爭。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兩個口號”論爭等事她並未親炙。然而，她一九三六年逃離南京後，曾在上海稍事逗留。營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轉赴延安的，正是馮雪峰。可以肯定，關於“左聯”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揚在延安的曆史碰撞，實際上，正是“左聯”矛盾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和發展。除了為學者所說的這一原因外，周揚和丁玲在“在延安的曆史碰撞”還有著更深刻的原因。

　　丁玲與周揚在延安“曆史碰撞”以《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登上文壇並給讀者帶來深深震撼的丁玲，盡管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就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與當時的中共黨員馮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並未想到要加入中共組織。“直到‘一·二八’之後，我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丁玲後來回憶說：

　　那時我覺得，光寫幾篇文章是不行的。隻有參加黨，才能了解社會各方麵的情況：有了黨的的領導，才能更好地和敵人鬥爭。我要求參加共產黨，很快被批準了。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還是以一個作家的麵目出現的。成為中共的一員之後，丁玲擔任了很短時間的“左聯”黨團書記，隨即被自己的丈夫馮達出賣被國民黨逮捕。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陝北。

　　比丁玲小四歲的周揚，一九二五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學，一九二六年又轉入大夏大學。在大學時期，周揚非常醉心於尼采主義。周揚自述說：

　　惟因當時在李石嶺教授影響下，深深醉心於尼采主義，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應該說，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膽否定一切因襲、傳統、權威，在我腦筋中行了一次大掃蕩，沒有這次大掃蕩，接受馬克思主義也許不會有這麽純淨、幹脆。然而也正因為這點尼采主義的教養，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對革命極端的傾倒當中，保持了在組織上超然的立場。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價一切價值”的名言，使周揚受到鼓舞。在掃蕩了“腦筋”中的“傳統、權威”的同時，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對共產黨的向往。周揚自述說：

　　“四一二”以後，正當白色恐怖非常高漲，昨天還是革命者的我所認識的好些同鄉，今天突然變成了規矩人的時候，我卻再也不能抑製我的憤怒，我感到一種要報複的欲望，於是我就加入了黨。

　　那一年是一九二七年，正是中共黨史書籍中所描述的給這個春天留下血腥記憶的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進行“四一二大屠殺”的恐怖時期。這一年，周揚十九歲。這樣一個時期，這樣一個年齡，這樣一個舉動，周揚對中共組織的狂熱，不需著墨渲染已躍然紙上了。

　　此後，周揚到左翼思想和普羅文學（亦即無產階級文學）十分盛行的日本。回到上海後，一九三一年底，周揚加入“左聯”領導下的“劇聯”，隨後又轉入“左聯”，在馮雪峰的安排下，擔任了“左聯”《文學月報》的主編。而在丁玲被捕後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周揚則擔任了“左聯”黨團書記。

　　從時間上來推算，這一段時間，周揚與丁玲應該有所接觸。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憶錄中，還是周揚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憶中，似乎看不到一丁點雙方交往接觸的記載。這或許說明，寫小說的丁玲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周揚本身就沒有溝通。

　　晚年的周揚，談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往事時說，自己那時是個“職業的革命家”。這表明，不管周揚當時加入黨組織，還是進入“左聯”，首先想到的是，為革命工作而不是去展露自己的某一方麵才華。周揚的這一行為，頗符合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書中對文藝複興時期的常常是一手執筆、一手杖劍的文化巨人的描述：“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麵或那一方麵進行鬥爭。”周揚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壇的。同當時許許多多的人一樣，那時周揚登上文壇的主要目的也並非是想成為作家、理論家，而是抱著改造社會、解放全人類的目的而選擇的這一條道路。為人類最終的自由而戰恐怕是他們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揚最初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的自由的呼聲。

　　盡管從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我們也同樣能聽到對自由的呐喊，但是，從兩人對黨組織的認識這一點來看，如果套用恩格斯的“執筆”與“仗劍”的說法來描述，周揚則是先“仗劍”而後“執筆”；而丁玲呢，則是先“執筆”而後“仗劍”。盡管都是為革命，但是其側重點是不相同的。換句通俗的話來說，周揚是首先作為一個革命者而進入中共領導下的革命隊伍的，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隊伍當中則首先是一個作家，作家所擁有的創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來為革命服務而不是放棄這種欲望來做職業的革命工作者。用美國學者夏誌清的話來講是：“丁玲開始寫作的時候是一個忠於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個狂熱的宣傳家。”而周揚恰恰是一個狂熱的宣傳家。這一點，從他們各自所走過的曆史軌跡來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對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有著深深的影響，並進而會發生“曆史的碰撞”。

　　丁玲是在抗戰前夕第一個從大城市到達陝北蘇區的著名作家。一九三六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對她的到來，給予了極高的禮遇。毛澤東不但在“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而且在給丁玲的詩中稱讚她是“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樣的禮遇也超過後來任何一位來到延安的文藝界人士，包括周揚。

　　從丁玲的回憶中我們知道，丁玲與毛澤東私交甚好，在毛麵前可以無拘無束放談闊論，她曾是極個別不必相約、通報便可以闖到毛的住處拜訪的人之一。當時毛澤東親自過問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軍隊，毛就親自寫委任狀讓她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但是，丁玲在這個職位上大約隻待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辭去了任職。“七七”事變，中央組織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丁玲被委任為團長，率團到山西戰區。其後，丁玲在黨校學習了一年的時間，一九四〇年，陝甘寧邊區文協成立後，丁玲擔任副主任；稍後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成立時，丁玲則擔任這個分會的機關刊物《文藝月報》的編輯工作。

　　在這一職位上，丁玲工作的時間也不算長。在編第三期《文藝月報》時，丁玲即向張聞天表示要退出編委。她的理由：一是“工作中的困難”，二是“渴望寫作的心願”使然。這樣，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三月初，丁玲離開了文協。四月底，根據中宣部的安排，丁玲擔任了《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到一九四二年三月離職，丁玲在這一崗位上工作了有一年多的時間。其後，丁玲除了有“文協”或“文抗”副主任的職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麵目出現，寫下了一係列雜文和小說。

　　周揚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作為黨在上海左翼文藝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周揚曾與魯迅等人產生過矛盾。關於這一點，盡管陝北與上海幹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澤東也是了解的。周揚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沒有丁玲那樣風光，而且他還要就與魯迅之間的矛盾向毛澤東作出解釋和自我批評。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時間的工作，也許連職務都沒有。但是，時間不長，隨著與毛澤東等領導人交往與接觸的加深，他所擁有的組織才能和理論素養也被黨中央所看重，並被委任為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的職務。稍後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以周揚的年齡而言（不到30歲），以其初次來到中央工作的資曆而言，說這項任命是中央對他委以重任，是沒有誇大成分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發起成立魯迅藝術學院的名單裏，在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後，周揚也名列其中。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周揚並擔任副院長。從現今披露的史實來看，毛澤東對魯藝非常重視，他不但親自作為發起者之一，而且為這所學校題寫了校訓、校名，寫了題詞，並多次來到這裏演講。他委派周揚擔任副院長（吳玉章為院長）並兼任院黨團書記也可看出，他對周揚是多麽重視。

　　以作家麵目出現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藝界的領導人麵目出現的周揚，對延安的視角迥然不同。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報》副刊《文藝》上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們需要雜文》。這文章其實也是一篇雜文，丁玲以雜文呼籲雜文，這本身就是一個號召。在發出這一號召的前後，丁玲身體力行，寫出了一係列雜文：《真》（1940年4月）、《什麽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1941年2月）、《戰鬥是享受》、《反與正》、《材料》、《諷刺》、《“三八節”有感》、《（新木馬計）演出前有感》、《幹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丁玲寫出了這樣多的雜文，這說明她的確是有意為之的。

　　以當時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號召也的確產生了影響。在此期間，延安一些文藝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陸續發表了一些雜文。丁玲主張為了真理而敢於說話。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靈鳥，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強調創作上的獨立精神，號召作家“保衛人類精神的健康”。羅烽也認為在“光明的邊區”，同樣有“黑暗”、“膿瘡”、“黑白莫辨的雲霧”，原因是“幾千年傳統下來的陳腐的思想行為”，是“一時不容清除的”，這就需要雜文去加以批判。王實味以更激烈的態度表明看法：“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肮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與丁玲不同的是，周揚一貫強調世界觀對創作的指導意義，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尤其到了延安以後，他堅持創作內容以“歌頌”為主，這與毛澤東對文學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這也是毛澤東倚重周揚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在“歌頌”的主旨下，盡管周揚並不掩飾延安的“缺陷”，因為“太陽中也有黑點”，“寫出它的各方麵來”。是作家的“創作自由”，但他認為延安是革命的“聖地”，充滿光明。作家們應當給它唱“讚歌”。這種觀點也深深地影響了他所領導下的魯藝。

　　毛澤東在為文藝座談會的發言作準備而廣泛征求作家的意見時，對應邀前來的魯藝文學係和戲劇係幾位黨員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人說：你們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聽說你們有委屈情緒，一個人沒有受過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還沒有受夠。毛澤東還分析了為什麽會有“暴露黑暗”的問題。他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暴露黑暗”和“歌頌光明”就成為毛澤東後來講話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之一。

　　對於倡導雜文“暴露黑暗”的丁玲來說，在延安整風中遭受一係列的批評，曆史問題也使她處於一種很尷尬的地位，但是，或許由於她在文壇上所處的地位，或許由於毛澤東的保護，也使她相對比較輕鬆地過了關。整風過後，丁玲仍然以作家的身份寫作。隻不過寫出來的不再是灰暗低調的《“三八節”有感》等雜文和《在醫院中》之類的小說，而是受到毛澤東表揚的《田保霖》等作品。關於《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出版丁玲寫作上的“轉向”後與周揚所追求的趨同一致，但是，作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內心深處對周揚仍然不肯認同。雖然表麵上她與周揚保持了一種平和的同事關係，但在私下裏，她對周揚卻沒有什麽好的印象。從披露出來的一九四八年前後丁玲的日記、信件中是可以看出來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丁玲本擬轉赴東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一九四六年，周揚也離開延安到河北晉察冀革命根據地，並擔任了這個革命根據地的宣傳部部長。一九四七年，丁玲寫出了後來獲得斯大林獎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在這期間，丁玲與周揚有很多接觸，但她對周揚是很不以為然的：

　　胡考和雪葦都問到周部長，問是否作風改變，我無法答複，隻是說些他的長處。每當這種時候，都使我為難，我得違心說話。

　　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丁玲記敘了與周恩來副主席徹夜長談的情況。關於文藝界及周揚，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見上去”，其中有對周揚的種種不滿，其意當然是不希望周揚仍掛帥文藝界。但是，周恩來卻不為所動，認為“要全麵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揚暫兼”。周恩來的意見顯然讓她失望：“他們都不願多管文藝範疇的問題，都希望由一個人去做算了。我們何時能大聲疾呼，‘咱們裏麵有石頭嗬！要搬石頭嗬！’”

　　“搬石頭”一詞，在當年土改當中比較流行，意指那些為土改工作設置障礙的人，隻有打掉這些人，土改才能進行。丁玲在這裏將周揚視為文藝界的需要搬掉的“石頭”，其私下裏對周揚的成見顯然已不可調和。

　　盡管私下裏如此，但在表麵上丁玲對周揚依然保持了一種熱情。周揚一家在由延安赴張家口的途中，因馬車翻車，周揚所疼愛的小兒子蘇蘇不幸遇難。這一不幸事件，使周揚萬分悲痛。丁玲為了緩解周揚的悲痛情緒，還把周揚的女兒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讓自己的女兒蔣祖慧住到周家，以為周家增添點歡樂氣氛。

　　從周揚這一方來說，由於他沒有留下可資研究的日記或書信之類的材料，他對丁玲的看法也就無法描述。但是，從丁玲留下的日記或書信可以看出，當時周揚對丁玲對自己的成見似乎毫無覺察，或者說即使有所覺察也不以為然，仍是從革命工作出發來予以團結，多次要求丁玲出來工作。

　　早在一九四六年，周揚到北平開展工作時，鑒於北平革命文藝工作的需要，他致電晉察冀中央局，要求讓丁玲到北平主編報紙副刊。但是，丁玲則以“願意留在老根據地和農村的誌願和理由”，拒絕了這次邀請。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周揚特意與丁玲談話，很誠懇地希望丁玲留下來搞文委工作。此時，丁玲正在為到匈牙利出席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作準備。為此，周揚不僅給鄧穎超而且給陸定一打電話，提議丁玲不出國。丁玲的確有些“動搖”了。

　　十六日，丁玲為此征求胡喬木的意見，胡則明確表示反對的意見：“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還是創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說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氣都是讚成我出國的。”由此，丁玲謝絕了周揚“心甚誠”的挽留，依然堅持出國。

　　這一時期，周揚和丁玲發生意見分歧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對《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看法問題。

　　丁玲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河北正定的華北聯合大學完稿的。當年曾任這所大學文學係主任的陳企霞，在回憶丁玲的文章中，談到《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寫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寫完了《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照理說，這樣及時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在當時是很需要的，但由於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們便指責作品反映的是富農路線，致使作品在華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絕後，丁玲見到我不由得流了淚，我也很替她難受。要知道，這部作品來得不易嗬！它是丁玲深入實際的產物，上麵聚集了她的心血和愛憎。

　　我隻好安慰她說，你不如到東北去；換個地方，或許還有出版的希望。聽了我的勸告，她果真到東北。有價值的作品，它的光輝決不會因非議而消失。在東北，《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很快就出版了，並且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有人甚至讚揚它是一部“史詩似的作品”。後來，華北也出版這部書。對華北的讀者來說，讀這部書就更有親切感了。

　　陳企霞所講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導致“在華北未能出版”，其實就是指的周揚對這本書的意見。

　　周揚對這部書的意見是什麽，從周揚這方麵得不到答案，倒是丁玲在講話和日記中有所透露：

　　書沒寫完，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了批評：說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農民家裏怎麽髒，地主家裏女孩子很漂亮，就會同情一些地主、富農。雖然這話是對一般作家講的，但是我覺得每句話都衝著我。我想：是呀！我寫的農民家裏是很髒，地主家裏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湧又是個“富農”，我寫他還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惱。於是，不寫了，放下筆再去土改。

　　當時，丁玲將《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前五十四章送呈周揚審閱，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在河北省阜平抬頭灣村附近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上，丁玲聽到的“批評”就是彭真在大會報告中提到的有關文學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據此，丁玲或陳明都認為，是周揚已及時通讀或委托別人通讀了完稿的五十四章《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並將他的意見向彭真講過。

　　而在丁玲的日記中，則具體地記錄了周揚對這部書的看法：周揚認為丁玲的長篇小說的“原則問題”就是彭真所講的“地富思想”，這是“政治”上的問題；第二是表現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揚在當時的華北，主管宣傳工作，他對作品的這兩條意見，丁玲的書在華北出版就成了問題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丁玲要隨中國婦女代表團啟程赴匈牙利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丁玲向胡喬木道別時，胡喬木對丁玲說：“你是個作家，該帶著書出去。”《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終於有了出版希望，胡喬木組織蕭三與艾思奇突擊審稿。稍後，胡喬木召來蕭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澤東散步的機會，在樹林子裏經過進一步的討論，形成了最後的意見：《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寫得好，個別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並將意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後還讚揚了丁玲。

　　七月十七日，已抵達大連的丁玲得知了胡喬木對這部書的意見。八月十三日，丁玲立即與光華書店主事人邵公文見麵，正式商談在該書店印發《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有關事宜。邵公文與丁玲同在延安生活過，光華書店等於東北解放區的三聯書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加上又是有胡喬木等人對《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評定意見，邵公文二話不講，抓緊安排，幾乎是火速排印，實現了胡喬木的願望，讓丁玲帶著她的新著長篇創作出國了。

　　在東北出版後，丁玲仍然希望華北也能出版。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她在給胡喬木和周揚的信中，特意談到了《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一書的問題：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不知華北新華書店印行否？周揚同誌對這本書的批評，我還是願意你當麵對我說，如今既已離得較遠了，寫封信給我也很好嘛！喬木同誌向來對我不客氣，肯直說，我也很歡迎你給我些意見，一本書是會包涵許多缺點的，有什麽不能聽的呢？聽了批評也不會喪失信心的，也不會改行的（東北改行的已不少，現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這裏麵是有許多問題的。誰願意老幹這個行當，別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這種牢騷）。

　　一些人在探討丁玲與周揚結怨的原因時，關於《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出版被認為是二人結怨的開始。在我看來，即使在現在，對一部書稿的看法也是因人而異，多方麵的意見都有，實在算不上什麽。我們這樣說，倒是頗為符合丁玲在給胡喬木和周揚信中的看法：“一本書是會包涵許多缺點的，有什麽不能聽的呢？聽了批評也不一定會喪失信心的。”

　　可是，為什麽關於這部書的出版，又成為周揚和丁玲之間結怨的一個重要因素呢？想來原因有兩條，一個是丁玲私下對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記上記錄的對周揚的意見。因為日記是真心的流露，而給胡喬木和周揚的信則是台麵上的事情，所以，從丁玲日記上看，周揚的做法是大大地觸怒了她。二是後來周揚與丁玲矛盾的加深，使這一件事又被過分地渲染了。

　　從私下裏，丁玲始終不能原諒周揚對這部作品的淡漠，時不時地要就此發發牢騷。一九五一年，丁玲從蘇聯獲得斯大林獎後，在與人的閑談中，把她對周揚的意見有意無意地表露過：

　　柯仲平同我閑談，他從蘇聯回來時，說起好像大家對我還不錯（其中有指到周揚的意思），我即笑說：“我還不是靠了蘇聯。”因為我的思想中是含有這樣的意見，覺得周揚本是不喜歡《桑幹河上》的，不同意《桑幹河上》出版的。周揚在一九四九年草擬的文藝評獎的目錄時，許多書都是一等，而《桑幹河上》是二等（後來取消了評獎）。我話中還有對柯仲平的意見，因為他編輯《人民文藝叢書》時，聽說周揚同誌不同意，就沒有看《桑幹河上》的稿子。

　　丁玲這樣的牢騷，顯然很不明智。因為且不管周揚是以什麽心態來看待這本書，文藝作品的不同看法是允許存在的，丁玲老是這樣提，未免顯得自己太過小氣。在一九五五年“丁、陳反黨集團”冤案釀成的時候，丁玲的一條所謂的罪狀是“一本書主義”。丁玲因獲得斯大林獎後對周揚的牢騷，也就成為人們給她羅列“一本書主義”的材料。

　　在中國作協黨組召開的批判丁、陳大會上，田間在發言中就上綱上線地談到了這一點：

　　她（指丁玲——引者）幾次和我說過，因為《桑幹河上》的出版，她對周揚同誌不滿，好像這種不滿是正當的，不是對黨，而是對個人。可是她也和我說過彭真同誌對《桑幹河上》批評過幾句，她也對彭真同誌不滿，見到彭真同誌都不願打個招呼。可見她不隻是對個人、同時是對黨不滿。他所謂對個人不滿，這是一種幌子，同時，她的矛頭總是先對準幾個同誌，例如對準周揚同誌。

　　因對《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對周揚的不滿表麵化了，周揚顯然不會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他們共同來到了北京，又同時成為文藝界的領導，曆史上所留下來的種種，在慢慢的淤積中也趨於激烈化了。

　　（下卷續完）

　　在批判丁、陳的作協大會上，當年與馮、丁同在上海的夏衍在發言中說：“今天還有好幾位同誌可以證明，丁玲同誌被捕以後，上海有一種普遍的傳說，這就是說，馮達被捕之後幾小時之內就叛變自首，帶了特務去捉丁玲，其目的是為了要從雪峰同誌手裏奪回丁玲。因為這時候雪峰同誌和丁玲有了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從以後結果看，馮達的目的是達到了的。”《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