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5章 他母親的夥伴

　　[澳]亨利·勞森

　　電燈光下，劇院門口的台階上，坐著一個麵容憔悴的婦人。她手裏抱著一個孩子，身旁站著兩個。膝蓋上放著一遝報紙，緊挨腳邊有一個雪茄煙盒，裝滿了火柴、靴帶和骨領扣，放在人行道上。

　　一位紳士從馬路對麵的“大理石酒吧”出來，在人行道上站了一會兒，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街對麵的劇院。他穿過大街，走上人行道時，把手伸進衣袋。

　　“買報，先生？”一個報童叫道。“來呀，先生，有《新聞報》，還有《星報》。”

　　但那位“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台階上的婦人，並朝她走去。

　　“買報呀，先生！這是《星報》。”孩子嚷道，一下閃到他跟前，目光很快從“先生”臉上轉向賣報的女人。

　　“沒有關係，先生！反正都一樣——她是我母親……謝謝。”

　　這個短篇不過三百來字，卻寫活了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子，畫出了貧富懸殊的社會相。小說運思十分巧妙，背景選在劇院門口，一門之隔，兩重天地，一邊是富人的天堂，一邊是窮人的地獄。母子關係的“包袱”，留到最後才抖開，很有震撼力；用筆罕見地儉省，隻說了“麵容憔悴”，“手裏抱著一個孩子，身旁站著兩個”，卻寫出了婦人一家的窘境，並留給讀者廣闊的想像空間；人物勾勒非常成功，含辛茹苦的母親、早熟懂事的孩子、不無憐憫之心的紳士，都讓人過目不忘。歸入時下流行的“微型小說”，此作當屬上乘。

　　小說在《小說界》刊出後，反響很大。數日後，《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並加了按語，表示讚賞。不久，又見諸篩選嚴格的《讀者文摘》，本人論文中對小說的解讀也被摘引。後來，文學刊物《采石》，以及《世界微型小說選》都相繼選載了這篇小說。也有層次很高的考試看中此作，全文照錄，用作試題。更有甚者，還出現了構思基本相同的仿作，刊登在正式出版物上。

　　頗有意思的是，由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乍暖還寒”的社會氣氛，以及中澳兩種文化的差異，這篇作品被嚴重誤讀。有人撰文批判小說中那位“紳士”虛偽，刻意去買“婦人”的報紙，假惺惺表示同情，並斥責他即使買下全部報紙，也無法改變“婦人”的困境。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樣的解讀也可以理解，因為根據素來提倡的“階級分析”，富人不會同情窮人，若表憐憫，必是虛偽。在我執教的班上，還出現了頗為離奇的闡釋。有同學認為，那賣報的孩子並非真是“婦人”之子，而不過是為了賣掉報紙一時編造的謊言。還自圓其說地認為，此解足以突顯孩子的狡獪和老成，以及生存競爭之激烈。這樣的說法貌似有理，卻與澳大利亞的文化傳統相悖。小說的標題是“他母親的夥伴”（His Mothers Mate），這裏“mate”有“partner”（合作者）之意，暗示母子攜手合作，共渡生存難關，也寫出了全家都被拋上街頭的悲慘處境，同時還歌頌了早期社會生活中的“夥伴情誼”（“mateship”）。“謊言”一說，顯然是南轅北轍。

　　在勞森之前，澳大利亞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身穿澳大利亞服裝的英國人，雖然勞作在這塊新奇的大陸，卻多半隻是企盼發跡、回歸故國的旅人。南半球炙熱的陽光曬黑了皮膚，卻無法改變那顆純粹的英國心。這樣的人物形象當然也有其文學價值，至少刻畫出了從英國殖民地轉向獨立的澳大利亞那個過渡時期的人物心態。但說到底，他們不是真正的澳大利亞人。

　　勞森對澳大利亞文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塑造了真正的澳大利亞人形象，奠定了澳大利亞民族文學的基礎，因而被稱為“民族文學之父”。勞森的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亞早期的生存環境叢林為背景，塑造了一大批土生土長，具有典型澳大利亞人氣質的形象，如牧場主、墾荒選地農、趕牲畜人、剪羊毛工、雜務工、無業遊民、肩背包裹四處為家的流動工人、修籬笆工、淘金者、酒店老板、叢林醫生、叢林教師、傳教士、行騙者、叢林政客，各式人等，應有盡有。這些人大多皮膚黝黑、身體壯實、性格粗曠、處世樂觀、隨遇而安，他們的外表和內心，都是澳大利亞特定的生存環境鑄就的。勞森筆下的澳大利亞是那麽真實，那麽生動，以致多少年後，評論家菲利普斯（A。A。Philips）不無動情地寫道，有一回，他在倫敦小住，晚間閑來無事，便捧起了勞森的小說，讀著讀著，勞森所刻畫的澳大利亞環境，那些熟悉鮮活的人物，他們的言語舉止，都滲透進腦子，流進心田，使他突然感到，在鬧鬧嚷嚷的倫敦，自己是個陌生的外鄉人。

　　勞森的短篇小說一共三百餘篇，概括一下，主要有三方麵內容：一是刻畫艱辛多事的叢林生活；二是讚揚澳大利亞特有的“夥伴情誼”；三是描寫工廠工人的苦難。

　　叢林是指東部沿海與中部沙漠之間大片森林地區。那裏長著清一色的桉樹，高聳入雲，濃蔭蔽日，所幸澳洲大陸隻有溫順的袋鼠，沒有食肉猛獸危及生命，早期的英國定居者，便都在這兒墾荒種地，擇地謀生，繁衍後代。某種意義上說，她是澳洲文明的發祥地，澳大利亞民族的搖籃。勞森的作品向讀者展示了生活在這兒的各行各業的人物；寫出了叢林的空寂、單調、廣袤，因而隱伏著迷路、走失、餓斃的危險；描繪了叢林生活的孤獨、無助和險惡；突出了叢林人的堅強、達觀、智慧和創業的勇氣。勞森的小說生動地記錄了叢林生活，可謂澳大利亞叢林的百科全書。

　　《趕牲畜人的妻子》是勞森描繪叢林生活的代表作，一直被選入澳大利亞中學的教材。“趕牲畜人”（drover）是個澳大利亞獨有的詞匯，指那些受雇於人，在幹旱季節（澳大利亞常遭幹旱）把牲畜驅趕到雨水較多、水草充足的地區放牧的農工，常常拋妻別子，四處遊動。這篇小說寫的不是“趕牲畜人”，而是他的妻子，由於丈夫外出打工，留下她和四個幼小的孩子，艱辛地在多災多難的叢林裏度日。

　　小說的主線是趕牲畜人的妻子和一條威脅著她孩子的蛇之間的鬥爭。那條蛇從房子的縫隙鑽出來，隨時可能傷及乏人照料的小孩。婦人讓四個孩子睡在桌上避險，那條蛇也在追打下鑽進了洞穴，但婦人仍徹夜守護著孩子，以防萬一出事，一麵還把一碟牛奶，放在蛇的出沒處，想誘其出洞，把它打死。但這條蛇著實老奸巨猾，似乎嗅到了危險，死死不肯現身。

　　小說還用主人公守蛇獨處時回憶的方式，描寫了她叢林生活的一係列事件。一次發生大火，幸虧附近的叢林工及時趕來撲救，母子才得以脫險；又有一次遇上洪災，她使出渾身解數治水，也沒能保住丈夫辛苦多年建造起來的水壩；不久，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家畜得病，一頭頭死去，弄得她大哭了一場；一天，一個流竄的惡棍路過，見她身孤子幼，要強行投宿，她借助自己的智慧和家犬，才把他轟走。又有一回，她孤身一人，懷裏揣著將死的孩子，騎馬跑了十九英裏求助，卻沒能救活孩子。這些細節無疑向讀者全方位地展示了艱難的叢林生活，以及剛強、勇敢、睿智的女性。

　　作者運筆極為簡練。寫叢林背景，隻用了“四周都是叢林”（“Bush all round。”）幾個字，與歐陽修的“環滁皆山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寫婦人聽到“有蛇！”一聲叫喊後，“衝（dash）出廚房，從地上一把抓起（snatch）幼孩，靠（hold）在左臂上，伸手去拿（reach for）木棍。”“衝”說明她反應敏捷；“抓起幼孩”，因為她明白最小的孩子最有危險；“靠在左臂上”暗示她用的是左手，為的是騰出右手來對付蛇；果然她第四個動作是右手“去拿木棍”。這兒，dash，snatch，hold，reach（for）四個連續的動作，畫出了一個臨危不懼、富有經驗的婦女。

　　這部作品的最妙之處還在於結尾。婦人守候了一夜，終於在家犬的幫助下，把蛇打死以後，心裏頓時鬆弛下來，眼睛裏滿含淚水。大兒子抬頭見狀，便摟住媽媽的脖子叫道：“媽，我以後決不出去趕牲畜，寧死也不去！”小說運用曲筆，借兒子之口，道出了婦人獨立支撐家庭的委屈，以及內心對遠去的丈夫的哀怨，不無唐人王昌齡詩中“悔教夫婿覓封侯”的淒切之情，也反襯出了生活的艱難。

　　小說中蛇的意象，蛇與婦人之鬥，以及多次《聖經》語言的隱喻，提升了作品的內涵，暗示這是亞當、夏娃在天國與蛇那場恩怨的繼續，因而就像澳大利亞某些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小說具有“澳大利亞‘創世記’”的意蘊。難怪澳大利亞人那麽喜愛這部作品。

　　我第一次讀到這部小說，正是三十多年前國門初開的年代。我在澳大利亞進修，兩年無法同家人見麵。讀到小說的末尾，我內心大為震動，猛然間思念起留在國內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很為他們的生活擔憂，禁不住落下淚來。一部作品，居然如此打動一個異鄉客，可見其感人之力量。同時也想，澳大利亞有這麽好的作品和作家，我的條件又那麽有利，應該好好熟悉一下，介紹給國內讀者呢？經過再三考慮，我放棄了原先攻讀英國文學的決定，改讀澳大利亞文學。後來，研究澳大利亞文學便成了我後半生的學術追求。所以某種意義上說，勞森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

　　勞森小說中的叢林人的確令人喜愛。那些剪羊毛工性格豪爽，平時省吃儉用，拚命幹活，一旦工錢到手，便相互請客，去酒店豪飲，錢花光了，又會不惜勞力去掙回來，再請朋友。生活在坎坷裏，卻不知愁滋味；叢林流浪漢也同樣討人喜歡，他們往往見多識廣，有說不完的故事，在涼爽的樹蔭下，熱鬧的酒店裏，大顯身手，逗人發笑，扮演著人生舞台中的醜角；即使那些靠行騙為生的叢林騙子，也不過是為生活所迫，想弄頓飽飯，喝杯啤酒，或者找個躲避風雨的落腳地方而已，並無傷人的惡念。相反他們幽默詼諧的語言，傳播趣聞的癖好，給單調枯燥的叢林生活，抹上了歡快的色彩。

　　勞森作品中所寫的“夥伴情誼”，是澳大利亞早期叢林人所恪守的生活信條。簡而言之，是指朋友之間的熱誠、友情、互愛、互助和忠誠，具體表現在生活中的各個方麵，小至送新安家的鄰居一塊牛肉，請陌生人喝一杯啤酒，幹活時主動做個幫手；大到小孩在叢林中走失，四鄰八舍組織人員搜救，夜以繼日，忘我忘家。一人經濟上有難，其餘主動相助，連自身境況不佳者，也慷慨解囊。而對朋友的忠誠則強調到了極致，朋友身上，縱使是缺點，也都幫著隱瞞，出賣朋友被視為大惡。

　　“夥伴情誼”萌發於十九世紀中期的淘金時代，出於惡劣環境中生存的需要。後來，由於澳大利亞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生活條件差，氣候旱澇交替，人們需要相互幫襯，才能在莽莽叢林中苟活。“夥伴情誼”很自然地被傳承下來，並進一步“發揚光大”，成為叢林人重要的道德準則。勞森詩歌中所寫的“艱辛、幹旱和無家可歸/教育了叢林人要相互友愛；夥伴情誼來源於貧瘠的土地/來源於辛勞、幹旱和危險。”準確地概括了澳大利亞滋生“夥伴情誼”的土壤。

　　“夥伴情誼”是勞森小說謳歌的對象，其中不乏正麵刻畫的小說，但真正讓人讀後難忘的是那些視角獨特的篇什。如《叢林殯葬人》，講述了一個獨居叢林，性格怪僻的老人，偶然發現了一具幹枯的屍體，盡管與其素不相識，仍覺得不給他一個體麵的葬禮，實在不夠朋友。於是便用兩塊大樹皮裹夾好屍體，背回家裏。晚上還嘰嘰咕咕同死人傾訴了一番。第二天又把屍體背出去，找了個合適地方，舉行了一個隆重的葬禮，鄭重其事地發表了一通演說之後，才將它下葬。在這裏，“夥伴情誼”已經超出“夥伴”範圍，表現在了非夥伴之間（而且一方是死了的非夥伴），可見這一觀念影響之深。還有一篇小說叫《我的那條狗》，主人公麥考萊是個剪羊毛工，一天酒醉與人鬥毆，“斷了三根肋骨，腦袋也開了花”，他那“清醒而凶狠”的狗，一見主人有難，便奮不顧身撲向對方，結果也被“打斷了一條腿”。後來，人與狗都拖著傷殘的軀體，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到了醫院”，不想醫生隻同意“人”接受治療，而不容許“狗”逗留。麥考萊聞言大怒，掙紮著起身要走，並且說：“不給我的狗治傷，就別收留我。”小說以醫生大受感動，並答應為狗治療作結束。這個故事看似寫人與狗之間的感情，實際上是對“夥伴情誼”的刻意歌頌。

　　勞森小說通過對“夥伴情誼”的描寫，寄托了自己烏托邦式的理想，希望人與人之間平等相處，互助互愛，猶如生活在一個大同世界。這樣的構想，盡管隻是個不可實現的幻夢，卻以文學的形式創造了令人向往的“神話”和“傳奇”，正如評論家哈德·格拉夫所說：“我們尊重勞森，因為他為我們創造了神話。在我們因為沒有長久的傳統、沒有民族特征而感到沒有根基的時候，他給了我們以民間故事。”

　　“夥伴情誼”（“mateship”），從英文的表述看，多半指男人（“mates”）之間的友誼。它的生成，牽連著早期的生活方式。在農牧社會中，有些澳大利亞男人因為放牧需要，常年遠離家室，難得回去，有的就像勞森小說中描寫的那樣，跟朋友的感情之深，到了忘家的地步，乃至出現類似電影《斷背山》中刻畫的情景，釀成同性之間的戀情。我們很難就此下結論，“夥伴情誼”就是後者的淵源之一，但兩者至少是有聯係的。在那個國度，這種戀情向來很盛，記得三十多年前我走在悉尼大學校園裏，常常有人塞給我一張通知，說晚上有這樣的聚會，免費供應咖啡，歡迎參加，著實令剛剛走出“文革”硝煙的我大吃一驚。而今天，世界更加開放，夜幕籠罩下的悉尼牛津街的酒吧裏，隨處可見相視對飲的“同誌們”。

　　與刻畫叢林生活和夥伴情誼的小說相比，勞森描寫工廠的短篇不多，影響也有限，但它代表勞森作品的一個方麵，即對城市生活的反映。這方麵的小說，往往以淒苦的童工，束手無策的貧苦母親，被社會離棄在街頭的孤兒為主人公。其中《阿維·阿斯頻納爾的鬧鍾》、《格蘭德兄弟公司的兩個孩子》和《吊唁》等篇最為出色。

　　小說《阿維·阿斯頻納爾的鬧鍾》描寫童工阿維因為害怕夜裏睡得太死，第二天誤了上班而被老板解雇，每天淩晨四點就摸黑趕到工廠門口，席地而睡，等候開門。此事經一名警官發現後被廠主的女兒得悉。而這位小姐是位慈善家，一時發了善心，通過朋友間募捐替阿維買了一個鬧鍾。小姐的善舉博得了世人的稱讚，但鬧鍾仍無法驅除小阿維害怕遲到的惶惶之心。由於白天幹活過累，鬧鍾就是響了也未必聽到，小阿維常常在睡夢中驚醒，誤以為過了上班時間。最後，他因為長期的勞累、驚嚇和憂慮，終於悲慘地死去。小說頗似契訶夫作品《小公務員之死》，通過誇張的筆觸，揭示了社會的某些本質現象，從一個側麵暴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殘酷，而且采用的視角非常獨特，又讓人感到自然而不見造作的痕跡。

　　勞森將小阿維的遭遇寫得那麽真切，是因為他自己有著工廠做工的切身感受。他出生在一個海員家庭，父親原為挪威海員，澳大利亞淘金時代棄船覓金，無果而返，轉而以種地為生，偏又遇上幹旱，草枯畜亡，不得不流落城市打工。勞森隨父到了悉尼，幹過油漆工等活，更不幸的是，十四歲時雙耳失聰，聽不見鬧鍾，生怕誤時，常常提心吊膽地等候天明。後來，連油漆工的活也丟了，加入了城市失業大軍，如他《自傳片段》中所寫，看到一群群麵黃肌瘦的人，清晨四點就在《悉尼先驅晨報》外麵的報欄前，劃著火柴，把招工欄細細讀遍，看到他們似乎“絕望地、膽顫心驚地、憤懣而懇求地”看著他，期求他的“幫助、同情和指點”，他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勞森的母親頗有文學才能，政治上屬於激進派，主張共和主義，並積極為此奔走呼告，還辦了《共和主義者》雜誌。她的文學興趣和政治態度，對勞森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社會上正湧動著一股民族主義浪潮，要求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於是，家庭的影響、個人的苦難、社會的不平和時代的變革，使他很快就投身於正步入高潮的民族主義運動。他二十歲時握筆寫出了第一首詩歌《共和國之歌》，發表在極有影響力的《公報》雜誌上。後來，又一發不可收拾，接連發表了《自由在望》、《街上的麵孔》、《二等人在此等候》、“你們起來！你們起來吧！”等鼓吹共和、號召反抗專製的充滿火藥味的詩歌，因此而名聲大振，竟如《公報》雜誌所描繪的那樣，“沒有一個澳大利亞的角落不知道他的名字”。不久，他開始撰寫小說，並獲得更大成功。但是，隨著民族主義運動終於消退，人們的激情逐漸淡去，勞森那些強於煽情，弱於技巧的詩篇，也隨之降低了其文學價值。到了今天，人們記住的似乎隻有“小說家勞森”了。

　　勞森的後半生極為坎坷，與妻子離異，光靠寫作度日，難以為繼，又因為付不起離婚後的贍養費，而鋃鐺入獄，還不止一次。他又素來嗜酒，潦倒的生活更令他越發沉迷於酒精，到處借債解饞，甚至還會向陌生人開口，不無風趣地說：“你是整個澳大利亞唯一沒有借錢給我的人。”勞森的朋友們竭力想把他從一場顯然是慢性自殺中解救出來，但並未成功。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勞森去世在一個朋友家裏，年僅五十五歲。勞森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州葬（state funeral），州裏所有的體麵人物都到場了，有州總理、州檢察長、州司法部長……恰如曆史學家曼寧·克拉克所寫：“他們像埋葬一個勳爵那樣埋葬了他。”

　　一九八七年，我特地到悉尼威沃萊墓地去探訪勞森墓，墓園奇大，在林立的墓碑間盤桓了兩個多小時，仍不見其蹤影，天色卻漸漸地暗下來，四周的氛圍也越來越陰森，我有點想放棄了。就在這時，看到了一塊平平淡淡的墓碑，與無數別的墓碑沒有什麽兩樣。墓碑上隻刻著兩行字：

　　Henry Lawson

　　1867-1922

　　我很有些失望，但轉念一想，這恐怕也是勞森一生的寫照：平淡而偉大。

　　2010/3/14完稿於 紫藤齋

　　天性使他加入了元成宗派往柬埔寨的使團，一二九五年從溫州出發，萬裏遠航，來到了當時中國人稱為“真臘”的柬埔寨，在那裏居留了一年有餘。從當時的航行過程來看，東南亞和中國之間當已有經常的海上貿易往來，中國正史中也不時有中國和柬埔寨王國之間互相派遣使節的記載。然而逐利南海的商人們是不留文字的，曆代王朝往來的使節們在複命朝廷後也不多置一詞。隻有這位隨員周達觀，他好奇而善觀察，回國後把他在真臘的見聞記了下來，寫成一本《真臘風土記》，使我們現在也能通過他的眼睛看到八百多年前柬埔寨的風貌。

　　在中南半島上的諸國中，柬埔寨是一個離中國較遠的國家。盡管從地理距離上可以說是緊鄰，但是除了柬埔寨曆史上國力最強盛的時候外，中國和柬埔寨並不接壤。從人種來說，柬埔寨人，或者說高棉人，是土生土長的南亞部族，早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就生活在那裏，而中國的其他東南亞鄰居如越南人、泰國人、緬甸人都是公元十三世紀後從中國境內南遷到半島上去的，所以至今在中國境內還有不少他們的同族人。高棉人就隻是我們的鄰居而不是親戚。從文化上來說，高棉文化屬於印度文化圈而不是中華文化圈，其文明的草創就是由西來的印度文化促成的，以後也一直在印度文化的影響下發展，很長時間裏柬埔寨的王族都有印度血統。無論在建築、文字、宗教等方麵，柬埔寨幾無華夏文明的印記。或許正是這片迥異中土的南亞風采，才特別地吸引了周達觀的興趣。

　　周達觀是在一個最好的時機去柬埔寨的。當時柬埔寨正處於最強盛的吳哥時期，公元八百年左右，國王闍耶跋摩二世擺脫了爪哇海盜對柬埔寨的侵擾，統一了國家，移都大湖邊的吳哥地區，開始了柬埔寨曆史的黃金時代。從那時起，一代代的柬埔寨國王都頗有雄才大略，攻城掠地，拓疆強國，一邊在國都裏大興土木，築城建廟，留下了現在舉世聞名的吳哥遺址。

　　現在柬埔寨的吳哥故都每年吸引著上百萬的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當他們來到通向王城城門前的大道時，看到的景色和周達觀八百多年前看到的幾乎一樣：

　　州城周圍可二十裏，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開一門，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橋。橋之兩旁，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而獰，五門皆相似。橋之闌皆石為之，鑿為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麵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旁，鑿石為象形。城皆疊石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草，卻無女牆。（《真臘風土記》，周達觀著，夏鼐校注）

　　這個景象是個奇跡，八百多年了，排列在城門前的大橋兩邊的五十四尊巨石像還依然緊握著長蛇，雄偉的城門上巨大的石像仍然帶著神秘的微笑注視著四方，隻是漫漫歲月使石色斑駁深沉，不時有幾處斷壁頹牆，記錄了這座古都曾遭受過的災難和變遷。

　　這些災難和變遷也實在稱得上翻天覆地。周達觀訪問柬埔寨後不多久，到了十四世紀，柬埔寨就被強盛起來的暹羅（現在的泰國）所征服，國都吳哥陷落後，財寶被劫掠一空，人民四下逃散，王族避走他鄉。宏偉的都城竟淪為無人之地。慢慢地，熱帶叢林開始侵占了這個人和神的失地，茂盛的巨樹蔓蘿密密地把這整個王城古廟都覆蓋了起來。後來，不僅外界沒人知道世界上還有過這麽一個曾經雄視中南半島的大都市，連柬埔寨人自己也完全忘了他們擁有著吳哥這麽一個寶窟。

　　幸好周達觀回國後寫下了他的見聞，這本《真臘風土記》幸而也沒有佚失，明清各代都有人重抄重刻這部書，後來還被收入了《四庫全書》中。

　　把這部中國古籍和莽莽叢林中的神秘古城聯係起來的是法國漢學家們。一五六四年，葡萄牙傳教士多爾塔發現了吳哥遺跡，但是他沒讀過周達觀的書，不知這些巨石建築是什麽。他的發現沒引起任何人注意。一八一九年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沙將《真臘風土記》譯成法文，法國學界才開始意識到柬埔寨森林裏可能有個湮沒了幾個世紀的古都。一八五〇年法國人部耶服（Bouillevoux）來吳哥考察，發現了遺跡，但是知道的人仍不多。後來有一個名叫穆奧（Mouhot）的法國博物學家，他讀了周達觀的書，相信裏麵說的都是真的，不折不撓地深入原始密林探尋這個消失了的古城，盡管連他的柬埔寨向導也不相信森林深處會有什麽古城神廟，一直勸他不要到瘴氣籠罩毒蛇出沒的叢林裏去冒險。

　　穆奧在一八六三年發現了吳哥，以他看到的遺跡和周達觀的書中記載相比勘，證實周氏所說確實，他回到巴黎發表了他的遊記，熱情洋溢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不知名的米開朗琪羅的傑作”，這樣，吳哥古跡才開始廣為人知，從那時起也開始了對吳哥的研究和發掘以至今天的旅遊開發。

　　吳哥的湮沒和重新發現是件奇事，吳哥本身更稱得上是一個奇跡。我們所說的吳哥，實際上指的是散布在整個吳哥地區的一大群建築。其主體是被稱為大吳哥的古王城和被稱為小吳哥的吳哥寺，前者是吳哥王朝王宮所在，占地遼闊，氣勢宏偉，城中的巴揚古寺上高聳著一個個麵含“高棉的微笑”的巨大佛像，隻是供人居住的木結構的宮殿已經不複存在了。離王城不遠的南麵東側是美輪美奐的吳哥寺，結構嚴整，恢弘莊嚴，一大四小五座巨塔依中心排列，它們的雄姿現在是柬埔寨王國的象征，出現在王國的國旗上。這座宏大的寺廟原是柬埔寨曆史上武功最盛的蘇利耶跋摩二世建造來供奉婆羅門教的大神毗濕奴的，因為當時的宗教將國王當作是毗濕奴的化身，蘇利耶跋摩二世死後即作為毗濕奴神而安葬在中心塔裏。因此吳哥寺其實就是這位國王的陵墓。在這兩座舉世聞名的古跡之外，吳哥地區還有上百個古寺廟遺跡，大多都會給遠方的遊客帶來驚喜。

　　有人或者會說，世界上各個文明都留下了不少王宮神廟，吳哥有什麽特別值得我們驚歎的呢？與中華文明來比吧，盡管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是就現存古跡來說，我們沒有一個元代或之前的古建築在規模上能和吳哥相比的。從全世界範圍來說，所謂的小吳哥其實一點也不小，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單幢的宗教建築。再看大吳哥，據二〇〇七年的衛星考古結果發現，吳哥都城地區當年曾經占地達一千餘平方公裏，擁有一百萬以上的居民，是工業化時代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遠遠超出了古羅馬、古長安和古瑪雅的都城。

　　吳哥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瑰寶，不能不使大家關心它的保護。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在他的《真臘風土記》的“校注者序言”裏憂心忡忡地說：“惜近年來柬埔寨遭受侵略，這地區也屢遭兵火。吳哥古跡有否損失，不得而知，這是一切關心吳哥古跡命運的人們所掛念的。”夏鼐先生這裏說的侵略，指的是越南軍隊推翻紅色高棉政權的那場戰爭。說起吳哥古跡居然能夠經曆柬埔寨內戰的地獄而無有大損，那幾乎也是個奇跡了。

　　深得中國“文化革命”的精髓的紅色高棉在乘越南戰爭擴大之機奪權上台後，把極左政策推行到了極點，他們在掌權的短短幾年裏將柬埔寨社會原有的一切都打了個粉碎，就拿他們對華人的政策來說吧，在他們統治的短短幾年裏，柬埔寨的華裔人口一下子從四十多萬銳減到不足十萬，盡管紅色高棉的所有裝備都來自中國。但是，或許他們在那些瘋狂年月裏隻忙著與人奮鬥，竟然沒來得及顧上去吳哥掃四舊。因此到紅色高棉政權被推翻時，吳哥古城和古寺大體未損。越南侵入柬埔寨後，紅色高棉也曾避入吳哥地區的叢林，一直有報道說那裏的名氣小一點的古跡遭受了文物盜竊和走私的損害，並且還都是軍隊護衛下的公開盜竊，古廟裏鑿下來的精美神像和浮雕在泰國的古玩市場上能得個好價錢。

　　幸好噩夢般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經過複雜的國際談判，柬埔寨王國最終重新獲得了和平、統一和獨立。對於柬埔寨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命運更多地是為周際大國強鄰所掌握，所以柬埔寨的領袖們都必需懂得如何在大國之間求生存。我們熟悉的西哈努克親王便是深諳此道的政治家，且在利用大國勢力謀求本國利益方麵頗有家學淵源。十九世紀時柬埔寨曾有嚴重的亡國之虞，東西兩個強鄰泰國和越南侵占了它的大片國土，並且有意以湄公河為界最終瓜分柬埔寨。在這存亡危急關頭，西哈奴克的曾祖父諾羅敦轉而求助於法國，以當法國的保護國的代價，保住了柬埔寨的存在。盡管國家淪為實際上的法國殖民地，但是在法國的幹預下，泰國不得不退出了他們侵占的柬埔寨西北幾省的領土。吳哥所在的暹粒省等重又回歸柬埔寨，不然的話今天的柬埔寨就不會有它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和國家的象征了。隻是越南當時已經是法國的殖民地，盡管有許諾，法國最終沒有讓柬埔寨收回越南占領的它的東南諸省，使柬埔寨永遠地失去了稱為交趾支那的那片土地。

　　到西哈努克繼位時，他並沒有因為從小受的是法國教育而忘記他的曾祖父當年引來法國人的初衷，他和法國人開始了爭取獨立的艱苦談判，最後在一九五三年利用了印支大局的有利形勢獲得了柬埔寨的真正獨立，得到了柬埔寨“獨立之父”的稱號。在隨後愈演愈烈的越南戰爭中，西哈努克施展他全部外交手腕，在中美蘇等大國間苦苦維護柬埔寨的獨立和和平。但是柬埔寨終久還是被戰火吞沒，流亡中國的西哈努克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紅色高棉的暴政和越南的侵占之間選擇了和紅色高棉結盟反越。也是在各個大國的壓力下，越南終於從柬埔寨撤軍，紅色高棉也繳械投誠。這個苦難深重的王國終於獲得新生，西哈努克親王最後退位，讓他的小兒子西哈莫尼繼位，當這個君主立憲國的名義元首。

　　剛剛結束的戰爭留下的創傷還很明顯，據說現在還有一千多萬顆地雷埋在這個一千萬人口的國家的土地裏，誰也不知道怎麽能徹底地清除它們。但是，和平已經回歸，前幾年還聽慣不怪的槍聲已經沉寂，在去吳哥的路上看得出這個國家在重建，鬱鬱蔥蔥的鄉村盡管顯得還很貧窮，到處都看到有村民在新建柬埔寨特有的那種高腳屋，公路邊還出現中國援建的工程。現在我們送到柬埔寨的是道路橋梁和各色生活用品，不再是地雷和槍械了。集市裏人頭攢動，田野裏瘦骨嶙峋的白牛悠閑地啃草。公路上車輛不多，不時有載滿外國遊客的大巴飛駛而過，目的地都是吳哥所在的暹粒市。吳哥旅遊區裏遊人如織，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摩肩接踵，滿耳都是照相機的喀嚓聲，在巍峨壯麗的石塔邊，擠滿了聽導遊講解的人。望著那些美妙的古建築，人們不禁會想，曾經創造了如此壯麗的古文明的柬埔寨人，一定會有個美好的未來。

　　上發生過多少驚天動地的事，高爾基又如何對待這些事呢？高爾基呼喚過暴力革命嗎？這就要談談高爾基對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態度了。高爾基完全擁護二月革命，認為現在俄國人民的首要任務是組織文化建設，教育民眾，保衛國家自由，使其免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禍害”。禍害指外國入侵和國內暴亂。高爾基認為二月革命後最重要的任務是普及教育，特別是對農民和工人的教育。汪介之寫道：“高爾基號召人們‘為未來而工作’，大力主張在廣大普通勞動群眾中推廣和普及文化，特別要努力使無產階級逐漸掌握係統的知識，明確自身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使命及相應的民主權利和義務。”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寫道：“我們俄羅斯人特別需要組織起最高理性——科學，隻有它的創造力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富饒起來，才能整頓我們肮髒的、惡劣的和羞辱的生活。”並“向工人、農民、工業家、知識分子，向全體俄羅斯人呼籲，籲請他們幫助組織起國家的科學力量、組織起科學創造的偉大事業。”一句話，高爾基這時期所做的工作是普及文化、發展科學和推廣教育，以期達到科學組織生產，致使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因此在這時期爆發暴力革命，高爾基是無法接受的。一九一七年七月高爾基寫道：“還是文化嗎？對，還是文化，我不知道還有別的什麽東西能夠拯救我們的祖國免於毀滅……如果一場革命不能在國內發展迫在眉睫的文化建設，那麽，在我看來，這場革命便是無結果、無意義的。”他不讚同以武裝鬥爭的形式（暴力革命）改變二月革命後形成的局麵。高爾基的觀點與布爾什維克的方針截然不同。列寧在此之前發表了“四月提綱”，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即武裝奪取政權。一個要捍衛二月革命的成果，一個要奪取臨時政府的政權，兩人的觀點完全對立。列寧當然不會接受高爾基的觀點，還是要同戰友們一起發動十月革命。高爾基同樣不接受列寧的觀點，不停地勸阻布爾什維克不要發動革命。十月革命爆發的前一周，高爾基在他所主持的《新生活報》上發表《不能沉默！》，懇請布爾什維克中央駁斥“十月二十日布爾什維克即將采取行動”的流言，避免七月流血事件再次重演（七月彼得格勒工人士兵遊行示威慘遭鎮壓）。文章當然不是駁斥“流言”，而是勸阻布爾什維克發動革命。高爾基寫道，他目睹過毫無意義的血腥屠殺，而這種屠殺破壞了革命的道德意義，損害了革命的文化目的。這是高爾基眼裏的革命，與布爾什維克眼裏的革命完全不同。就在同一期的《新生活報》上，還發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聯合聲明。他們認為起義為時過早，但並不否定起義，隻希望推遲起義的時間，當然與高爾基的看法大相徑庭。高爾基擔心暴力革命必將導致流血衝突、殘酷鎮壓和無政府主義猖獗，這一切又必將毀滅文化，並認為這樣的行動“注定要失敗的，而且無論對國家、人民、政黨和革命本身，都孕育著悲劇性的後果。”高爾基確信，暴力革命將給俄國帶來無窮盡的災難。

　　十月革命依然爆發了。高爾基在《新生活報》上猛烈抨擊各地發生的暴行，甚至指名道姓地抨擊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們。他在《致民主派》一文中，指責革命政權逮捕臨時政府成員，並指責列寧、托洛茨基等革命領導人“被權力的腐爛毒素所毒害”，“可恥地對待言論自由、個性自由和民主派曾為其勝利而鬥爭的所有那些權利”。甚至拿工人階級的性命和血肉進行試驗，已陷入涅恰耶夫—巴枯寧式的無政府主義。高爾基作為正直的知識分子，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不能容忍毀壞文物，踐踏人權，焚燒書籍，街頭私刑，隨意搶劫。他不讚成“剝奪剝奪者”的口號，認為取得勝利的工人階級的精神應當是高尚的，應當杜絕使用君主製時代慣用的暴力方式和手段。他公開嚴厲批評列寧。他在《請工人們注意》中寫道：“俄國工人階級正在被用來做一次無憐憫之心的試驗，它將毀滅工人中最優秀的力量，並長期中斷俄國革命的正常發展。”批評得不可謂不尖銳。布爾什維克對高爾基忍無可忍，一九一八年七月終於查封了《新生活報》。高爾基失去了輿論陣地，但並沒有消沉，勇敢地行動起來。他把捍衛文化和保護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使命。

　　布爾什維克以立憲民主黨設立“民族中心”並與白軍勾結為罪名，逮捕了一批立憲民主黨人，其中有許多著名學者。高爾基得知後，馬上給列寧寫信，指出“逮捕幾十位最著名的學者”意味我們在“消滅國家的科學力量”，是一種“粗暴而可恥的手段”。他“堅決抗議這種損害人民大腦的政策”，並激動地表示：“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我將站在他們一邊，寧可被捕坐牢，也不參與——哪怕不聲不響地——殲滅俄羅斯人民中的最優秀、最有價值的力量的行動。”高爾基和列寧的主要分歧是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上。高爾基把知識分子看作“國家優秀的大腦”，而列寧則把知識分子視為糞土。高爾基為解救被逮捕的知識分子四處奔波，不斷給列寧寫信，還一次次到莫斯科找列寧，列寧都給了高爾基麵子。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缺乏食品，沒有木柴。高爾基請求列寧：“必須盡一切可能維護他們的健康和工作能力。應當供給他們麵包和木柴。請您在這方麵無論如何做點什麽吧！”在高爾基的呼籲下成立了“改善學者日常生活委員會”，高爾基任委員會主席。高爾基千方百計地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巧立名目，設立很多機構，吸收他們參加，因為參加後便可得到一份口糧。高爾基為了向年輕的母親提供牛奶，不惜損害自己的名譽。母親們需要牛奶，高爾基給食品分配管理人員寫信，請求他們提供牛奶，為了加重請求的分量，竟說孩子是他的私生子。需要牛奶的年輕母親很多，高爾基一律說成自己的私生子。食品分配人員大惑不解：高爾基哪來這麽多私生子？知識分子的住房同樣是高爾基操心的事。革命後不久，布爾什維克政權頒布了《關於遷入住宅的細則》，規定：“失業者和赤衛隊員家庭入住資產階級住宅。”一所住宅遷入幾戶甚至十幾戶“無產階級家庭”，知識分子的生活可想而知。高爾基一再給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有關機構寫信，要求保留一批專家學者的住房。高爾基任主席的彼得格勒“改善學者日常生活委員會”通過一項保留學者住宅不受侵占的決議。高爾基給列寧寫信，報告著名心髒病專家特列尼約夫和結核病專家阿列克辛等人被人從住宅中趕出的粗暴行為，並揭發新住戶偷竊住宅中的陳設，搬走家具等。高爾基懇請列寧關注這件事，製止這類事的蔓延。

　　高爾基在革命後的幾年，全部精力都放在拯救受迫害的知識分子身上，為他們的衣食住行奔波。他給蘇維埃各級部門寫信，一次又一次到莫斯科找列寧。列寧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但仍不願意與高爾基翻臉，隻是勸他盡快離開俄羅斯，不要在這裏礙事。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列寧給高爾基寫信：“您在咯血，可您還不走，這實在太過分了，太不合理了。您到歐洲一個好的療養院，既可以療養，又可以多做兩倍的事。的確如此。在我們這兒，您既沒有條件療養，又幹不了工作——隻是一味地奔忙。徒勞無益地奔忙。去療養吧。我請您別固執了。”此前列寧就勸過高爾基出國療養，但高爾基回信說：“對我來說出國並沒有意義”，“我沒有看到忙著出去的理由”，“您不要催促我出國，最好能多給我一些行動的自由”。高爾基捍衛文化和保護知識分子的種種努力被列寧視為“徒勞無益地奔忙”，勸他出國，並且語氣強硬。高爾基倡議成立的全國賑濟災民委員會被解散、成員被逮捕，對他不啻於當頭一棒。很多人都是響應他的號召參加賑濟災民委員會的。再加上詩人勃洛克申請出國治療未被批準和詩人古米廖夫被處決，高爾基都愛莫能助，明白自己確實“徒勞無益地奔忙”，如果不主動出國，列寧必定遣送他出國。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列寧在高爾基前妻彼什科娃寓所就曾對他說過：“如果您不走，我們將遣送您出去。”高爾基知道列寧是個說到做到的人。此時他身心交瘁，萬般無奈，在國內呆下去已無意義。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高爾基黯然離開俄國。高爾基怎能算列寧的親密戰友呢？托洛茨基、捷爾任斯基、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等人才是列寧誌同道合的戰友。

　　斯大林與高爾基的關係遠不如列寧與高爾基的關係。高爾基與列寧私交不錯，革命前曾多次資助過列寧。列寧與高爾基相識較早，斯大林革命前並不認識高爾基，革命後也沒有多少往來。十月革命前夕在《工人之路報》上著文批評高爾基的《不能沉默》的正是斯大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極力動員高爾基回國是出於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斯大林準備成立嚴格控製全國作家的蘇聯作家協會，而作協主席非高爾基莫屬。斯大林希望高爾基協助他控製俄國知識分子，吹捧他的豐功偉績，為接下來的大清洗做準備。一九三三年五月高爾基回國定居。高爾基並未成為斯大林的幫凶，相反，他繼續為捍衛知識分子的權利而鬥爭，竭盡全力拯救被政權迫害的人，減輕對他們的打擊。如著名生理學家紮姆科夫教授在高爾基的幹預下，從流放地返回莫斯科。高爾基提議任命被斯大林打倒的政敵加米涅夫為世界文學研究所所長。法國作家謝爾日被蘇聯政府流放，指控他宣傳托洛茨基主義。世界各國要求釋放謝爾日。高爾基更不惜餘力營救謝爾日，多次找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請求他釋放謝爾日。經高爾基三年不懈的努力，謝爾日終於離開蘇聯。高爾基組織編寫《國內戰爭史》等三套叢書。高爾基曾在《論俄國農民》一書中談到過他對國內戰爭的看法：“誰更殘酷些，白軍還是紅軍？大概都是一樣的，須知雙方都是俄羅斯人。其實，隻有曆史本身才能完全確定地回答殘酷程度的問題：最為主動的就最為殘酷……”意思是紅軍比白軍殘酷，因為紅軍是鎮壓的一方。斯大林讚同編寫《國內戰爭史》的目的是突出他個人內戰時期的作用，與高爾基所持的觀點截然不同，書當然編不下去了。斯大林非常希望高爾基為他寫一本傳記，像列寧逝世後他寫的《弗·伊·列寧》一樣。高爾基一直不肯寫。斯大林很惱火。亞戈達說的“狼，無論你怎樣喂它，它的眼睛還是盯著樹林”這句話，道破了斯大林等人對高爾基的真實看法。高爾基怎能算斯大林的親密戰友呢？斯大林的親密戰友是貝利亞、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之輩。

　　至於高爾基是否是無產階級作家，還可以探討。高爾基出身社會底層，從小經受生活的磨難。但他與蘇聯所謂的無產階級作家完全不同。無產階級作家的組織“拉普”敵視高爾基，頂多把他視為同路人。高爾基極其重視全人類所創造出的一切文化，視野比“拉普”作家開闊得多。高爾基要求繼承人類所有寶貴的文化遺產，而“拉普”則要打倒資產階級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提法並不科學。高爾基首先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其次才是俄國的著名作家。用不著在高爾基頭上冠上“無產階級”四個字。我想把這些看法告訴老同學，但限於篇幅，很多事並沒說清。我想請介之在《伏爾加河的呻吟——高爾基最後的二十年》出版後，贈送一本給我的老同學，書中全麵論述高爾基及其創作。可這是一本人文科學方麵的學術著作，工程院院士老兄讀得下去嗎？

　　2009年12月於北京

　　後，進城大肆屠戮擄掠的諸般情形：“六軍門外倚僵屍，七架營中填餓殍”；“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烔”；“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然而，唐孫光憲《北夢瑣言》雲：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雲：“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為“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諱之”的結果，是韋藹為乃兄編五卷本詩集《浣花集》時，幹脆不收此詩，致使其在文學史上長期湮沒不聞，直到一九〇〇年才被發現於敦煌的洞窟裏。

　　不就是由於寫出了“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真相嗎？為什麽要諱莫如深、摒棄於集外呢？

　　“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公卿們不“垂訝”；對“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公卿們不“垂訝”對“夜色徒銷戰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公卿們仍不“垂訝”；對百姓躲避到山裏“朝饑山草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公卿們也不“垂訝”；偏偏對寫了公卿們自己的屍橫天街，就立刻“垂”起“訝”來了……莫非上蒼或詩裏所說的“上帝”、“金天神”，對公卿貴族皇親國戚會格外開恩眷顧，使其遠離“喪亂漂淪”等人世間的所有劫難痛苦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文革”大風暴刮起來的那年，我是個四年級的小學生。每當我們那個小城的主要官員，被紅衛兵拉出來敲鑼打鼓地遊街示眾時，看到那些以前無緣一見的“大官”，掛著“走資派”、“三反分子”的大牌子（名字上還打著紅叉子），戴著“牛鬼蛇神”、“小爬蟲”的紙糊高帽，畫著鬼臉（臉上塗滿了黑墨水），女官員剃了“鬼頭”……剛剛十二歲的我，心裏的感覺有些好奇，有些訝異，也有些驚悚，又覺得有些好玩。於是，常跟在擠擠挨挨、浩浩蕩蕩的隊伍後頭看熱鬧。不久，風暴蔓延到了我所在的小學校，在批判校長的大會上，從前師生們都頗敬畏的馬校長，被臂上裹著紅袖章的老師和同學們高聲嗬斥著：“爬進來！”“滾出去！”簡直就像對待一條狗。就在這反反複複的滾爬中，脖子上掛牌子的粗鐵絲，劃破了額頭，殷紅的鮮血，一滴一滴，順著校長的臉頰流下來的時候，就覺得這場“革命”不怎麽“好玩”了……

　　那場“天地晦冥風雨黑”的浩劫收梢之後，種種史料、檔案、秘辛和往事，陸陸續續發露出來。至今仍記得，聽到遼寧省委幹部張誌新、北大“右派”學生林昭被槍決的舊聞——押赴刑場之前，張誌新被殘忍地割斷了喉嚨；林昭喋血荒郊，她母親竟要為女兒付五分錢的子彈費時，心中衝天而起的怒火、驚憤和苦痛。以後又看到了吳晗、羅瑞卿、彭真、彭德懷，乃至劉少奇等高官，被揪鬥批判、被殘酷折磨的照片時的震撼與困惑——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吳晗，外翻的傷口露出了骨頭，頭發則連著皮肉一把一把地給揪下來，幾乎揪光；表情異常痛苦的彭老總，被造反英雄揪著衣領摁著頭，不得不弓著腰，頸下是一塊寫著“反黨分子彭德懷”幾個觸目大字的紙牌子；摔斷了腿的羅瑞卿，窩在一個什麽筐子裏，由造反派抬上批鬥會場；已經瘦得兩腮凹陷的劉少奇，皺眉俯首，聽任批判者的聲討責伐……

　　前不久，又從一篇文章中知曉，早已被單獨監禁在中南海福祿居的劉少奇，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出現了精神失常症狀，“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七月，病情加重，發燒，咳嗽，“診斷為肺炎，搶救中又病危”。“監護”將他的雙腿“用繩子捆上”，先後達幾個月。而捆在鐵床架上的“繩子”，竟是“紗布擰成的粗繩”。（黃家聲《對〈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一文的批評》，《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

　　“中國原是‘把人不當人’的地方”，是魯迅說過的據說很有些偏激刻毒的話。征諸上述史實，信哉斯言！

　　然而，中國某聲名顯赫的國際級大導演，前不久居然還輕飄飄地說，“文革”都成為曆史了，還要讓人沉重多久啊！這裏不禁要追問：列位，我們究竟“沉重”過了沒有呢？

　　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留在記憶裏的。（魯迅《而已集·黃花節的雜感》）

　　遠的姑且勿論，就說說近五六十年吧。中國人經過了那麽多的災難、饑荒、迷狂的運動、整人的鬥爭、全民族的浩劫，到現在可曾出了幾部像樣的曆史著作？

　　然而，“最高指示”曾經如此教導人們，“文革”是一場把億萬群眾都發動起來了的觸及靈魂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鐵鑄一般的事實卻指示著，那是一場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中華民族的大浩劫！上至國家主席、開國元勳，下至普通民眾、平頭百姓，受侮辱、被欺淩、遭敲掠、挨壓製，甚至丟了性命的，究竟有多少，到現在又有誰能夠說得清楚呢？即使連我的父親那樣一個老實巴交，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普通工人，也由於所謂的“海外關係”，長久生活在大禍隨時可能臨頭的恐懼驚怖之中。

　　我們不是“人民共和國”嗎？不是有黨規國法嗎？

　　早就有人發出了叩問：共和國的憲法，怎麽連國家主席都保護不了？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講話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麽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治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各種規章製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也插話道：“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隻能作為辦事的參考。”（韓磊《關於“文化大革命”前毛澤東對知識分子認識和估計的幾點思考》，《北京黨史》1999年第2期）

　　據說“文革”後期，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過，“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個具有極深厚“人治”土壤和漫長皇權專製曆史的民族和國家，假若社會總是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那麽一旦有朝一日，由無序而至失控，人為的大災難和大苦痛，巨大的無理性和毀滅性的暴力，遲早會降臨到所有人頭上，無論上下尊卑、百姓公卿。

　　這，是曆史與現實一再警示、昭告過人們的。

　　曆史即前車，上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向未來的命運。杜牧《阿房宮賦》文末有雲：“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2010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