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4章 第21章“新中國建設學會”

　　除了參與發起民憲協進會，張耀曾還參與黃郛發起的“新中國建設學會”。這個團體起源於他們的“十人團”，也是對“九一八”國難的回應，參加的包括張公權、黃炎培、江問漁等人。先是黃郛提議有個小組織，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他也認為時局太壞，如果再旁觀，覺得對不起國家，讚成這個提議。“欲自命好人者，一致奮起，發生力量，使君子道長。相與議定，先組織十人團，再又十人各組織十人團，逐漸擴充，其宗旨在真誠愛國，而主義則社會民主。”

　　十一月十四日，在黃郛家，黃炎培、江問漁、趙厚生在座，談“十人團”組織以及對黨國時局態度。十一月十七日，王夢迪來談，時事危急，非國民黨、非共產黨、非國家主義派的人，應另有組織，以便形成政治力量。他同意，主張先以政學會的舊友組成“十人團”。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執筆草擬政治方針，參閱國民黨及其改組派、行動派，共產黨、中國青年黨等的政治綱領。他表示自己不談政治多年，今重理舊業，感到世運變化極大，真有慎重研究的必要，不可自信自是。十一月三十日，他一共擬了二十五條，從正、反兩麵，簡明地表明態度，自認為旗幟鮮明，黃郛等則力主含混，“遂改專從正麵談，殊有不痛快之弊”。十二月三日晚，他約了一些政學會舊友吃飯，擬商小組織事，同人都沒什麽興致，未再深談。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黃郛日記說，那天晚上與張耀曾、張公權等商量“新中國建設學會”事，直到十二點才散。這是第一次出現這個名稱。五月七日，張耀曾日記說，他和黃郛、黃炎培等正式議定組織“新中國建設學會”。五月十六日，黃郛、黃炎培等招待銀行界朋友，商量組織“新中國建設學會”的事。六月十九日正式成立大會在上海舉行，黃郛任理事長，以研究“廣義的國防中心建設計劃”為宗旨。學會租了會址，將會員分為政製、財政、經濟、外界、交談、社會、教育、技術八組，並出版定期刊物《複興月刊》和“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張耀曾在政製組，黃郛夫人沈亦雲參加教育組。

　　在此前後，張耀曾不斷聽到風聲，稱學會有蔣介石的背景。六月八日，先是他的舊帝大同學、時為駐日使署秘書丁紹伋來談——

　　據謂國事至此，非在野有力人才出問國事不可，黨治取消勢難辦到，隻好置之不問，而另以學會名義集合研究救國辦法，貢獻當局，有機則自起而當執行之任。此為蔣雨岩主張，已得蔣中正同意，現擬令黃膺白出麵主持，取名為新中國建設學會，請餘體察此意，予以讚助雲雲。

　　對這種說法他並不特別感到驚訝，此前他就懷疑過黃郛是否受蔣介石之托，但他覺得還需要詳察。七月二十九日，黃炎培、江問漁又告訴他，火車中聽到有人談話，蔣介石擬組政黨而托黃郛出麵，費用則由蔣供給，此會名“新中國建設學會”。他覺得這隻是一種可能性的推測，並無事實證明。八月十日午後，何海秋、朱博元來談，博元並談及丁性存曾說，蔣介石有組織學會的意圖，托黃郛出麵，經費由蔣承擔。他擔心這種做法會於學會前途有妨礙。

　　十月十二日早，在“新中國建設學會”的“十人團”談話會上，他提請研究，在現今環境下我們能否運籌政治，作政治活動？國內軍閥相爭益急，我們實不能發現其相爭的正當理由，能否設一方法使他們團結，共禦外侮？下午，他又赴“新中國建設學會”常理會，他認為談的內容都極為瑣屑，感歎空耗時間。黃郛性近專斷，不喜法規束縛，畢竟軍人性質。意識到黃郛對於民治、法治精神，都很難體會。

　　早在七月四日，他就在學會政製組上提出兩個提案，一是鄉村自治的實行方法，二是就中國現狀獨裁製與民主製度孰為適宜。十月十三日，他與建設會同人討論政製問題。先就民主與獨裁的定義略有辯論，接著他闡述自己主張的民主一權製，即政權應出於有政治能力的民眾，而政權的行使須一權直上，於縱麵可分數階級，於橫麵則獨一無二，這樣才可避免虛偽民主之弊，而得強固政府之實。大家對此未加議論，黃郛提出分取國民黨政權的過渡辦法。十一月七日，建設學會政製組例會，討論他提出獨裁製與民主製問題的先決問題四類十餘條。

　　他對黃郛有很多不滿，由於與黃的私交，盡管有人告訴他這是有蔣介石背景的團體，他還是信任黃。黃郛故世後，他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寫的《一個強健而中和的政治家》，卻給黃很高的評價，他們相識於民國元年春天，真正過從密切是從民國六年冬天開始，當時他們閑居天津讀書，他們一起做政治運動是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全國和平聯合會。一九二四年的攝政內閣是他們共同擔負政治責任的第一次，就是因黃力邀，他才第三次做司法總長，政令都出自他的手筆。有這樣的關係，在他眼裏的黃郛——“他的識力堅定，他的手段穩健，他的態度中和”，“國藥中的人參”，“一個強健而中和的政治家”。這些公開發表的文字與他日記中對黃郛的評價很不相同。

　　《武力外製敵方案管見》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抗戰爆發，張耀曾日記說：“餘自十六年來從未參與政治，今國難至此，不應固守舊狀。”他被國民黨當局挑選為二十五個國防參議會參議員之一，“國難至此，不容不出”，他雖因病未能前往南京，但書麵提交了《武力外製敵方略管見》。九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人之力不外體力、腦力、資力三種。吾輩體力不如青年，資力均非富豪，惟經驗學問實有一日之長。則吾人報國，不在上陣線輸資財，而在運用腦力，計劃一切，明矣。”之後，他連續多日，查閱《日本國力圖解》、《經濟學辭典》等書，草擬製日方略，九月十六日終於完成，共五千多字，題為《武力外製敵方略管見》，前有短引，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外交製日方略”，分四段：一、日本外交上的弱點，二、外交製日的計劃，三、推行計劃的術策，四、推行計劃的機關。要點在懇商蘇、英、法、美接濟我軍火，並倡導實施集體的對日經濟絕交。而推行這一計劃，注重懇托在中國的歐美人士及歐美同情我人士，接受我方案，分頭以獨立地位運動鼓吹。第二部分“經濟製日方略”，也分四段：一、日本經濟上的弱點，分七八項，都有日本的統計數字；二、經濟製日的計劃，大意在分別鼓動各國停止或減少與日本間的貿易往來；三、推行計劃的術策，列舉分勸各國拒絕日貨及供給日本貨物各方法；四、推行計劃的機關，與外交機關略同。第三部分“思想製日方略”：一、日本思想上的弱點，在法西斯、自由、無產階級、共產各種思想的對立；二、思想製日的計劃，在刺激法西斯以外各黨派之思想向反軍閥、反戰爭的共同傾向急進，期待著從速發生政變；三、推進計劃的術策，列舉刺激各思想的情報及理論，並用以刺激思想的方法；四、推進計劃的機關。

　　他早年留學日本，學習法政，對日本民族也多有了解。他當天日記說：“此次費旬日鉤索之力，所得雖不盡愜意，然力祛空浮議論，務求切實辦法，詞句亦力求簡明，尚無空言作文之弊。惜材料終覺不足，所擬辦法尚欠具體之處不少，則一人之力有限，平日又未注意及此耳。”他囑人抄一遍，親加校閱，再寫一信給張群，請代轉蔣介石。國防參議會印發了這個方案，密送各參議員閱看。他本人也秘密印了一些油印本，送給友好傳閱。

　　一九三八年六月，國防參議會改稱國民參政會，他蟄居上海“孤島”，也未赴會。雖然他對國民黨不滿，但二月十一日的日記說得很明白：“要知我輩雖反對一黨專政，然當此與敵對抗之時，投鼠忌器，決不欲與現政權為難。”三月二十一日，他對趙叔雍說：“對國民黨政府之政治，餘亦覺有痛徹洗滌改革之必要。但此時所急為民族獨立問題，須以理智抑製情感，將民族獨立之念放在心頭，勿專作反國民黨之想。”

　　四月十一日，張元濟、顏惠卿等十人參加在他家舉行的茶會。

　　胸懷淡泊，久無爭取政權之心，故討論時局，決無個人利害之念參雜其間；

　　個人從前雖各有黨派，且對國民黨數年來政治極抱不滿，尤不讚成一黨專政辦法，但當此外侮萬急之時，均認為非清算黨見之日，故同人當以保全國家為出發點，批評時事決不以打倒國民黨為出發點，評論時局也。

　　這兩點是他當時的主張，也是他們之間的基本共識。

　　二月一日，當他聽說張群言及自己“本不主戰，但戰已至今，惟有與主戰者同進，以迄於死”時，歎息說：“餘謂報國不能以死為止境，明知國命尚有延存之方，而顧慮環境，不敢嚐試，隻以一死保一己名節，不得謂之精忠。餘願自命為民族英雄者，勿徒注重千古流芳，而不顧全民族一線之命也。”他認為隻求死，“不是民族英雄”。

　　他洞察國人對一己毀譽利害特別注重，包括有些人隻怕被人指為漢奸，而對國家大計則缺少赤誠良心、披肝瀝膽，“此真亡國之象也”。三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記裏表示自己在“孤島”的決心和態度：

　　一、消極的：

　　1.不誤國。

　　2.不賣身（絕對的）。

　　3.不做官。

　　4.不見日本人（在中日戰爭未了結期間）。

　　二、積極的：

　　以中國獨立為惟一目標，運用心思及能力。

　　一九三八年初，他在日曆上大書“民族複興”四個字，自注“蓋此為今年之最大願望也。”

　　臨終前兩個月他還在感歎：“際此民族滅亡大時代，一身盛衰何足道，但已無力為民族效勞，可慨也夫！”“七七”周年那天，他在日記中說：“此一年中，中國領土竟喪失三分之一……將士戰死者六七十萬，人民流離數十萬。浩劫如此，前途更不知胡底，真可哀矣！”

　　直到彌留之時，他還時時掛念著“漢口無恙否？”

　　當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十三歲的張耀曾在山河破碎的日子最後一次閉上雙眼。張元濟寫下沉痛的挽詩：

　　洱海蒼山外，斯人不世才……良醫良相盡，此事最堪哀。

　　書中插圖一共七幅，每一幅都能勾起我早年的記憶：亞瑟和神父蒙泰尼裏在山裏散心；亞瑟偷渡出海；牛虻受審；神父發瘋……特別難忘的是牛虻從窗口看到雜耍小醜從窗下經過和牛虻靠著一尊雕像開槍（右圖）的兩幅。現在看，這些插圖印得不好，畫得也不太高明，但它們給了我對牛虻最初的、刻骨銘心的印象……

　　我是一九六七年或一九六八年第一次讀到這本書的。“文革”爆發後，我所在城市的中學的圖書館都被“紅衛兵”砸了，一些高年級的、有心計的同學，趁機把書裝麻袋運回家去。學校亂了，不上課，我們有的是時間浸泡在這些五花八門、讀來似懂非懂的書裏。於是遇到了《牛虻》。我敢說，牛虻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中國男孩子的偶像，他是我們心中真正的男子漢。

　　留在我心裏的牛虻的故事是這樣的：

　　亞瑟從小生活在意大利的一個不正常的家庭。母親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父親死後，母親和亞瑟一直忍受著他的異母長兄長嫂的欺淩，這養成了他極為敏感的性格。小說開始時，他十八歲，母親剛剛去世，他感到悲哀無助，幸虧有神學院院長蒙泰尼裏對他無微不至的關心，是他在神學院的親密導師。另外，他愛著從小一起長大的瓊瑪，並和她一起正在參加一項秘密的事業：拯救意大利。這兩者成為他的精神支柱。他把對神父、天國的崇仰和事業的崇高融為一體，認為意大利需要的不是恨，而是愛。蒙泰尼裏升任主教去羅馬後，把亞瑟委托給神學院新任院長。天真的亞瑟在向這位院長懺悔時無意間透漏了組織的秘密，隨即和同誌一起被捕，但也許是蒙泰尼裏的關係，後來他被釋放了。瓊瑪誤認為他出賣了同誌，打了他一耳光；他回到異母長兄家裏後，受盡奚落，而且得知原來自己是母親和蒙泰尼裏的私生子。在信仰和愛情都在瞬間被毀滅的情況下，他製造自殺的假象後流亡他鄉。

　　十三年後，曆經坎坷、肢體殘廢、臉上帶著刀疤、患有可怕病痛的亞瑟回到意大利，已經變成傳奇式的革命者“牛虻”。誰也認不出他是那個單純俊美的亞瑟。此時他不再崇尚愛，而崇尚恨。他認為殺敵人是“殺老鼠”，不必有絲毫憐憫；他恨名滿天下的紅衣主教蒙泰尼裏，恨已經成為寡婦的革命同誌瓊瑪；他尖刻惡毒的時評文章極具殺傷力，他工作的效率讓人歎服。同誌們既怕他又愛他。不久，他在一次偷運武器的行動中身陷包圍，當他正想開槍逃走時，麵對忽然插到他的槍口前的蒙泰尼裏大主教，他猶豫了。這一刹那的猶豫改變了一切。在監獄裏，他受盡酷刑但不屈服（左上圖），成功越獄，卻因為舊病複發而功敗垂成。蒙泰尼裏到監獄裏想拯救他的靈魂，卻意外地知道，他就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很多年裏，蒙泰尼裏一直為自己失去兒子而受著內心的煎熬，然而在天國和兒子之間，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天國。當牛虻被槍斃的時候，蒙泰尼裏因“心髒擴張破裂”而死。瓊瑪一直把亞瑟藏在心底，當年誤會了他、打了他是她永遠的創痛。她懷疑牛虻就是亞瑟，可是直到牛虻死後，她才收到獄卒送來的牛虻對愛情的沉痛表白和笑對死亡的遺書……

　　奇怪的是，這本書給年幼的我（那時我隻有十四五歲）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話：“為了上帝和人民，始終不渝。”這是青年意大利黨的口號。另一個深刻的印象是牛虻看到街上的雜耍小醜時的痛苦（左下圖）。書中雖然沒有寫他十三年流亡中的生活，卻以這樣一個細節擴大了讀者對他所受的苦難的想象。當然還有一個情節是任何一位讀者不會忘記的：當牛虻被行刑的槍手隻是打傷而未致命時，他渾身是血，勉強站立起來，但仍微笑著說：“槍法壞透了呢，夥計們……來吧，把你們的家夥舉高一點……預備——瞄準——”

　　一九八〇年讀大學二年級時，我買到再版的《牛虻》（左上圖），仍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版，定價九角，沒寫印數，印裝質量差多了。插圖全換了，畫者倪震。此時我才懂得欣賞牛虻尖刻幽默的語言背後視死如歸的氣度，才看出神父與牛虻最後激烈深情而又針鋒相對的長篇對話的精彩，才能欣賞作者構造情節的苦心（比如全書一直在懸念中：瓊瑪和蒙泰尼裏與牛虻如何相認？比如牛虻痛病發作十多天，瓊瑪是最後出場看護他的，而讀者心中一直期待著他倆在一起會發生什麽。病中的牛虻下意識地依賴瓊瑪，但清醒後又變得冷嘲熱諷了（右上圖）。再如亞瑟兩次被捕都寫得極其幹脆）（右下圖）……同時我也看出，雖然書中對宗教的仇恨和批判極為深刻尖銳，但所謂意大利民族解放，不過是整個故事的背景而已，其實全書就是一個親情加愛情的雙重悲劇，與《哈姆雷特》沒有太大的不同。

　　一九八一年二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牛虻在流亡中》，首印二十三萬冊。這本書描寫了亞瑟離家出走後十三年的生活，展現了他如何從一個文明世界稚嫩的年輕人變為野蠻剛強的“牛虻”的過程。兩年後，該社又出版了三卷本的《伏尼契小說集》，收入作者的五部小說，除了《牛虻》（1895）、《牛虻在流亡中》（1910），第三卷還收入了《牛虻世家》（1944），寫的是牛虻的前輩的故事。也就是說，伏尼契一生寫了三部關於牛虻的小說，時間跨度長達五十年。

　　伏尼契（上圖）自己的生活經曆也頗具傳奇性：一八六四年生於愛爾蘭，原名麗麗·布爾，自幼喜歡音樂和詩，十八歲到柏林音樂學院學了三年鋼琴。當時歐洲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引起她的關注，後來偶然看到一本《地下俄羅斯》，給了她強烈印象，向往去俄國看看。二十二歲那年，她認識了這本書的作者克拉夫欽斯基。克拉夫欽斯基是最早在俄國底層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革命家和作家，年輕時因向神父懺悔而被出賣，不得不流亡國外，參加過多次武裝起義，在意大利被捕並判處死刑，因大赦而幸免，繼續進行地下活動，晚年移居倫敦。他是馬克思的女兒的朋友，與恩格斯也熟悉。是克拉夫欽斯基影響了麗麗的一生。一八八七年她如願以償到達彼得堡，一邊做家庭教師，一邊讀俄羅斯文學，一邊參與社會活動。兩年後她回到英國，開始創作《牛虻》，用了六年時間才完成。寫作期間她結識了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克魯泡特金等革命家，還結識了蕭伯納、王爾德等作家，更重要的是結識了從西伯利亞流放地逃出來的波蘭職業革命家米哈伊爾·維爾弗裏德·伏尼契（1865～1930）並與之結為夫妻。《牛虻》寫完後沒有出版商願意接受，擱了兩年，最後在紐約首版，一八九七年九月才在倫敦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兩年間就印到第八版。

　　由此可知，伏尼契之所以能寫出《牛虻》，是有現實的生活根基的。

　　伏尼契一九二〇年移居美國。一九五三年中譯本《牛虻》出版時，中國讀者對這位女作家的情況不甚了解。一九五五年底，有知情者告知中國青年出版社，作者仍在世，且生活拮據。中青社隨即向上級報告，擬給作者付版稅，以幫助她的生活。胡耀邦同誌簽字批準。版稅輾轉寄到紐約，伏尼契收到後很高興，回信表示感謝，但以年齡太大為由，婉拒了中青社請她為中文版寫序的請求。伏尼契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終年九十六歲。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電影《牛虻》解禁後，我看了不知幾遍，每一遍都激動萬分。記得其中有一個細節比小說中更加戲劇化：當蒙泰尼裏在監獄勸牛虻懺悔時，牛虻尖利地抨擊他的偽善，使他忍無可忍，一邊站起來離去，一邊說：“沒有人可以這樣對待我的善意！”此時牛虻憤怒地高喊：“我可以！因為我是亞瑟！”神父驚呆了，回過頭來像鬼一樣啞聲說：“亞瑟？真的是你嗎？”（左圖）……

　　時光轉眼過去了幾十年，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輕人還知不知道“牛虻”，知道的話是否還會感興趣；我隻知道，這位曾經占據我們心靈的光輝偶像，已經完全淡出了我們的生活，被我們遺忘了……

　　“極短篇”很好，問我是否同意將它單獨發表在《小說界》上。這樣的處理，當然正中下懷。不久之後，下麵這篇小說便出現在了《小說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