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3章 憲政救國夢

　　張耀曾畢生耿耿於懷的是憲政救國，即使退出政壇之後，他仍不斷為此努力。憲政立國、以法治國、保護人權是他長期的主張，他提出的方案往往不唱高調，而是兼顧理想和實際，“遠有方向目標，近有可行措施”。麵對國民黨的專政，“雖有力之大多數人，亦不獲聞政”，他認為非改不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九一八”事變次日，他日記中說：“國人無心，事過便忘。濟南慘案才了，當局便酣嬉荒樂，從事內爭，決無顧及國防者。今又遭此奇辱，曾無可資抵禦，真可痛恨。”十月十五日，他得知李烈鈞等提案要求國民黨當局尊重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並準許人民組黨。受民族危機的刺激，他也想發表良心上的主張，又顧慮犯忌而無實益，征求朋友的意見，大家都說應該發表，他才下了決心。十月二十日，他草擬《敬告國人書》，交給幾家大報，結果到二十三日隻有《申報》一家發表，而且刪節之後隻剩下了三分之一。十一月八日，他日記中說：“須知國民黨隻有一黨，並無他黨之監督改錯，此黨內日趨渙散日陷腐敗之原也，故準人民自由組黨，則國民黨轉可團結上進。且國民黨曆史甚長，主義亦佳，把握政權既四五年，縱有新黨，亦不致遽失政權，轉得他山之石，有何可畏。”

　　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國難理事會上提議致電南京國民黨一中全會，主張保障自由，實行憲政，因李烈鈞等有正式提案，為之聲援。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國難理事會，他提議發電主張廢除一黨專政，大家推他起草。二月十七日，他所擬《取消一黨專政》的通電，各報都不敢登，隻好自己印刷散發。國民黨邀請他參加將在洛陽舉行的“國難會議”，三月二十三日，他在國難會議幹事會上主張會議討論自由，請政府明白承認，至憲政具體方案，似不能提前事先承認。四月五日，他們決定不參加此會，議發電至洛陽說明不赴會理由，以合作為本旨，主張消除杜絕合作之黨治，實現全民協力之憲政。署名者六十五人，上海實業界、金融界精英幾乎都參加了，本來說好馬相伯領銜，等到定稿時，馬忽然來信，已派代表去洛陽，不便列名。最後由他領銜。會議時又決定組織“民憲協進會籌備會”，他表示讚成。

　　四月十四日午後，他和同人商量民憲協進會籌備的事。四月十五日早，黃炎培、左舜生找他，商量草擬民憲會綱領。他提出四條，對他絕對排斥內戰的態度稍有討論，可見“不得已而用武力，亦屬政治上應有”的思想尚未消滅，這一點他認為可慮。武力革政，本是進化一法，不可絕對排斥，然而中國二十年來，實際上是假革命之名，行攘奪之實，以武力改革政治，絕無希望，隻能增加痛苦與擾亂。

　　四月十七日，他覺得左舜生所擬《民憲協進會發起旨趣書》“稍覺不足”，動手另擬一緣起。四月十八日上午，他和黃炎培討論此稿，午後開會討論。四月二十二日開民憲會，商量發起人問題，因為限於學者、實業家、自由職業的範圍，他感到人選頗難。五月四日，自從他們標舉速行憲政的主張，汪精衛、胡漢民等都表示反對，雖言論多不合理之言，但因為他們在國民黨內的顯赫地位，足以搖撼人心，他想辯駁批評，下筆之時又有點害怕。他自知政治上不甚成功，“實由勇力與毅力缺乏之故。否則，所就決不止此。”五月五日晚，他和孫科見麵。因為孫科發表的憲政主張，與他們所見略同，他對孫科說：“中山在日，係聯合國民與軍閥奮鬥；中山既沒，國民黨掌握政權，局勢一變，乃以國民黨之名，行軍閥之實，黨為軍閥利用，成為軍閥之護符，而專以壓迫民眾為事，其所為全與從前相反。現主實行憲政，即主張恢複黨與民眾之合作，而一致抵製軍閥耳。孫言語不大銳利，而麵貌則頗似中山。”五月七日，黃炎培報告辦民憲協進會以來，接到各方勸告，措詞不同，都說不應與某派某派（指政學會）合作雲雲。他這才知道黃的態度為何由熱而冷。他表示，做政治的事，毀譽榮辱應置之度外，受罵乃是常事，萬不可因外論而動搖自己主張，否則斷不能做政治活動。

　　五月十二日，他們審議民憲協進會章程。六月二十八日，民憲協進會籌備會在銀行公會舉行成立會，到會的約四十人，他被推為幹事。七月六日晚，穆藕初約民憲協進會的人便飯，飯後報告民憲籌款，說已約杜月笙、張嘯林商量，允為設法。他心中叫苦，而又不便反對。這是出於他意料外的事。

　　九月四日，他在北平，和民憲協進會的朋友穀鍾秀、胡石青、李璜、張東蓀等談話，飯前飯後共談憲政數小時，商定大綱數條，由他帶到上海再商。九月二十三日，黃炎培來，談及民憲協進會事，都以暫緩進行為妥，又要介紹他加入上海地方協會，他認為會長史量才“尚為讀書人”，而副會長杜月笙、王曉籟都是他所鄙視的，婉言謝絕。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他在上海地方維持會講話，“今日武力所以據國內最高地位，皆頻年武力解決政治之故也。又聯絡政治上要人，以圖改良政治，亦不可靠，此不過彼此利用，維持一種小局麵，若圖全部改良，不可能也。”他主張生產階級與統治階級合一，生產者自行統治，方法就是生產階級聯合起來，以調和生產全階級的利益為目的，要求統治階級采納實行並監督之。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他靜坐默想，思考憲法運動能否挽這一危局，產生一些疑慮，感到一般人民智能不足，想以民主圖治，幾乎近於偽善自欺。民主固然是向上合理的目標，但從當時救亡的急迫來看，他甚至覺得發揮政治力的效率成了當務之急。六月二十一日，他從李烈鈞那裏得知，國民黨開放政權的事又發生變化，以後政局的改良，難再指望於國民黨了。

　　這一輪熱鬧的憲政運動，起自“九一八”後的民族危機，到一九三三年漸漸落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日記中感慨：

　　餘輩以領導政治自命，不能為當局者設詞，亦不能專作民間無責任之論。應有確信為必須而又可行之主張，在野以此倡導，在位以此實行，然後不致欺民誤國。如在野則阿順世論，取悅群眾，得位則又顧慮環境，拋棄持論，言行不相顧，實屬不信不忠，今人陷於此病實多，餘輩宜切戒也。

　　一九三七年，他身體很不好，當他從張群處得知，國民黨當局征詢憲法、外交、經濟等方麵的建議時，他“決計全力研究現擬《憲草》及各方評論，從國家見地構成餘之意見，以資當世”，抱病研究各國憲法、比較憲法等，七月八日，他跟同人談自己對憲草的意見，“要點為一黨專政和總統獨裁”，主張從國策上、法製上予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