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六卷）

第22章 上海做律師

　　張耀曾決心退出政壇，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在何海秋的經濟幫助下，他決定在上海執律師業。一月十九日的日記自述，做律師，“入民間服務，此為起點”。一月二十六日他自剖心跡，之所以作出這一決定，“則以收入可望增加，政治可望參與，皆名利之動機也。”二月四日，上海律師公會開會通知他入會一事。他的律師生活，自此實現。三月十二日，張元濟得知這一消息，來信祝賀，“世風日下，得有端人君子砥柱其間，適為社會之幸。”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記中說：“從前以政治為生，今則以律師職業為生；從前與一般社會相遠，今則置身一般社會中。”他生命的最後八年，以律師身份服務社會，為貧弱者仗義執言，不計報酬，不畏強橫，負責的精神，浩然的正氣，專業的水準，都令人動容。他同時在上海幾家大學的法學院兼課，他與胡適多有交往。一九二九年，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力邀他出任法學院長，他堅決推辭。

　　張耀曾初任律師，第一次出庭即打贏官司。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記說：“餘昨夜睡眠尚佳，故是日辯論從容，聲音清晰，頗能動聽，結果法院大體采用餘說，判決被告無罪，可謂餘第一案勝利也。”五月二十一日，“繼思為窮人作義務辯護，實律師本分，不可不一為提倡。”當時有一個使用偽幣案，嫌疑人是一個十九歲的廣東少年胡樹蓉，他義務出庭，力為辯護，結果判決無罪。最為有名的是一九三〇年的日商三井起訴中國商家案，他以原告三井洋行未在中國注冊，沒有法人資格，以有限公司名義起訴，不合法，請求法庭駁回。法庭裁判令其補正。六月十八日再次開庭，原告律師提出抗辯，“餘一一反駁，立談約一小時，詞旨明快，字句清晰，尚不失廿年前風度，差自慰也。”

　　同年七月，他受托為一受凶暴摧殘的弱女子義務打官司，不收分文報酬。七月二十日，有人告訴他對方很凶悍，揚言“對於本案倡言非流血不可”，勸說以和解為宜，另外兩律師聽得對方如此凶惡，都說：“則吾輩做律師者，豈不危險？”他的回答是：“危險與否，雖不可知，但律師有擁護人權之責，豈能畏彼強禦？袁世凱尚有倒亡之日，況董俞為惡，能有幾何？”依然決定照原計劃進行訴訟。七月二十一日日記說：“誠以律師有擁護人權之責，今有弱女子受凶暴摧殘，乃至無人敢為在法律上說話，豈非律師之恥？餘所以毅然為此，不過欲矯正風氣，扶植道義耳。”當天他在法庭上辯論半小時，“聲音清晰，理路不紊，自問尚屬不惡。”

　　一九三二年九月，他介入黃金榮、聶榮卿等敲取良民財產案，為被告弱者葉蔭三一家仗義辯護，不怕得罪黃金榮等大流氓。二十一日，他在日記中說到此案，“可察知法律與惡勢力之消長與社會黑暗之實狀”，“雖知與此種惡勢力抗，殊多危險，然職責所在，亦不敢辭。”二十二日，他與律師沈鈞儒一起分析案情，沈鈞儒說：“吾輩正直，彼等似頗畏憚，然言語亦特須謹慎，不能不防其陷害也。同為一歎。”

　　他為被誣“殺人、放火、侵占、搶劫”的新疆主席金樹仁辯護，曆時三年，遍查中、日法書，答辯書“字字皆核實，句句欲錘煉”。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開庭，“雖聲音不如往日之清亮，但精神貫注，頓挫合節，一氣嗬成，似頗能吸收聽者精神，使其感動。”旁聽者的二百人無不屏息，其中有低聲叫好者，閉庭後才知叫好者本是站在反對金樹仁立場的回民。記者紛紛上前表示讚歎，願為宣傳。“晚上本日演說，時間太長，聲音不免幹啞。又因事實太多，不能盡記，須時時朗讀原文。較之‘昂然四顧、口若懸河、風動濤驚、橫卷四座’之往時做法，尚不逮甚遠。”

　　一九三六年的“七君子”案，他雖不讚同救國會關於組織“人民陣線”，與共產黨合作等主張，但還是出麵為沈鈞儒等辯護，為他們的出獄而奔走。案發之前，六月十日，沈鈞儒將去南京，他懇切力勸老友：“言動勿過偏激，尤須通觀事實，自有主張，勿為他人利用而不自知。”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他從黃炎培那裏得知，沈鈞儒等七人仍須判罪後，送反省院保釋。他認為判罪與否本是法官的權限，而國民黨當局老是說判罪後如何，好像判罪完全由當局決定的，為中國司法的不獨立而感歎。這一切他都詳細記在日記裏。直到七七事變後“七君子”獲釋，他才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