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烏江流域主要民族的演變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各民族之間接觸最頻繁而分化、融合最劇烈的階段。當時，烏江流域各民族之間和各民族內部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始終不平衡，與漢族直接接觸的機會也不盡一致。因而，民族本身的變化情況也就不盡相同。
一、僚族
僚族在烏江流域的主要聚居區是��郡。東晉時期，��郡內比較落後的一部分僚族人口，向北遷移入蜀川，造成僚族分布麵的擴大。這是此時間僚族分布情況的大變化。《水經・漾水注》說：“李勢之時，僚自��北入，所在諸郡，布滿山穀。”又《華陽國誌・李誌》說：“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李）壽卒，李）勢立……勢驕淫不恤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僚，至是始從山出，自巴（郡）至犍為、梓潼，布滿山穀，大為民患。”
北上入蜀的這部分僚族，是��郡一帶較為落後的部分。��郡內有一部分漢族移民的“大姓”，在東晉以後，與當地僚族中的先進部分融合了。隻有落後的部落才易於成群地遷移流動。直到南北朝時期，這些僚族人口仍舊散居在自漢中達於邛�的川硐之間。《魏書》卷101《僚傳》說：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硐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穀，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闌”，幹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複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複追思。惟執盾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麵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奴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以上這段文字，描寫的是公元4世紀中葉的東晉時期自��北上入蜀的僚族至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生活狀況。由於他們進入了漢族的主要聚居區，漢族對他們有更詳細的了解，如《魏書》中就作出了反映。可以肯定，他們原來居住在��郡之時即如此。那麽，仍然留在��郡內，乃至在西南地區其他地方很大一部分僚族的社會生活狀況亦即如此。他們是一群處在從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過渡的群體。奴隸製度並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但卻帶有更多原始社會的痕跡。其經濟文化生活的特點是：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闌；死者豎棺而埋之；嗜犬；有銅鼓。這些經濟文化生活特征，以後都分別在壯、傣、布依、仡佬等族中保留了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壯、布依、仡佬等族的祖先仍然一概被稱之為“僚”，還沒有分化為單一民族。
二、苗族
魏、晉以後，苗族人口繁衍分布區域較之漢代有所擴大。即以漢代的武陵郡為中心，向四周擴散。《南史》卷79《荊、雍州蠻傳》載：
“荊、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並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複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人患。”
南朝宋、齊時期的荊州和雍州之地，相當於今湖南省慈利縣以北，河南省南陽以南，重慶市萬州區以東，湖北省棗陽市、荊州以西之地。而武陵郡屬郢州，武陵郡的區域範圍與漢代大致相當，即今渝、黔、湘、鄂四省緊相連接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湘西黔東連接地帶。南朝宋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統治苗族，說明當時荊州和雍州的苗族人口不少。而這一帶苗族的大部分，都是三國以後從武陵郡內遷來的。至於仍然居住在武陵郡內的苗氏則又主要集中在五溪流域地帶，即今沅江中、上遊的五條支流周圍，貴州省黃平縣以東，湖南省沅陵縣以西一帶。至南北朝時期，苗族人口較之兩漢時期是增多了，居住區域範圍是擴大了，但和漢代一樣，他們仍然主要是住在山區。就西南地區而言，在此階段內，他們仍然隻散及在烏江中遊的貴州東部，尚未曾深入到烏江上遊地帶。
三、土家族
（一）土家族的演變
三國時，史書將五溪地區的居民統稱為“五溪蠻”，其中就包括有土家族先民。晉朝時期，以《華陽國誌》為代表，記述了巴人的先民，其中為廩君後裔的有、夷�、白虎複夷、板�蠻等。其後的《宋書》卻把巴人後裔納入了“盤瓠之後”。在《南齊書》中，又出現有“武溪酉陽蠻田思飄冠抄”，“湘川蠻陳雙，李答……”等記載，將這一帶的土家族先民稱為“武陵酉溪蠻”、“湘川蠻”等。《周書》中，沿用了《南齊書》的稱謂，稱為“酉溪蠻”。《北史》，對土家族先民的記載較為具體。載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稱王侯。屯據山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該傳還列有田烏渡、田弘等首領人物的活動。《隋書》則載稱蠻和“其居處風俗、衣服、飲食，頗同於僚，而亦與蜀人相類”。事實上，這裏的族也就是土家族先民的一支。
（二）巴渝舞的演變
最原始的巴渝舞是一種內容不充實而藝術性較差的民間低級歌舞。汪寧生先生曾對巴人隨武王伐紂時“歌舞以淩殷人”的巴渝舞解釋時認為：巴人“歌舞以淩”的所謂“歌”，就是高唱戰歌或大聲吼叫；所謂“舞”，不過是臨陣時有人在前揮舞武器作出一種驚嚇性動作而已。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摹擬學習次數的不斷增加，巴渝舞逐漸成為了一種具有戰鬥特點的民間舞蹈藝術，這裏涉及幾個問題：
一是曲名的演變和歌詞。漢樂府中的“巴渝舞”經文人、樂師的篡改、加工和潤色，舞曲共有四章，即《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在古代文獻中均是有曲名而無辭）
據《晉書・樂誌》中記載巴渝舞曲名的演變也可證明巴渝舞為古代的武舞：“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向巴俞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俞新福歌曲》、《弩俞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
魏王粲《俞兒舞歌》四篇，其中《矛俞新福歌》詞為：“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禦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鬆喬遊。蒸庶德，莫不鹹歡柔。”《弩俞新福歌》詞為：“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安台新福歌》詞為：“我功既定，庶士鹹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屍。千載莫我違。”《行辭新福歌》詞為：“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莫我宏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二是巴渝舞的性質。傳統觀點認為，巴渝舞是一種武舞。古代漢族的傳統舞蹈，大體可分為武舞和文舞兩種，合稱“萬舞”。在《詩經》中，經常有“萬舞”一詞出現，如：《詩・邶風・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詩・魯頌・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詩・商頌・那》：“庸鼓有�，萬舞有奕。”按《集傳》的解釋：“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幹戚，文用羽�。”《毛詩》也說：“以幹、羽為萬舞”。一言以蔽之，武舞表演時手執幹戚（即戈、盾牌之類的器械）文舞表演時手執羽毛或笙簧類樂器。為何人們將巴渝舞當做武舞呢？這主要是從古代巴人表演時手執道具來確定的。這主要是從曲名中的“矛”、“弩”等詞，與兵器有關。魏晉之時改名為“昭武舞”、“宣武舞”，這些名稱也與戰爭、武功等緊密相聯，均說明巴渝舞為古代的武舞。
當然，楊銘先生在《巴渝舞曲名和性質新探》一文中認為，巴渝舞是一種祭祀性舞蹈。《安台本歌曲》其原意就應為《安設祭壇之渝本歌曲》。其根據是：土家族所稱的“堂”，實際含意是“祭壇”，“安台”即“安設祭壇”。如直接反映淵源關係的土家族《梯瑪歌》一書的編者在解釋“安正堂”說：“正堂，亦稱正月堂。”另外從巴渝舞以“矛舞”、“弩舞”表現征戰場麵，繼之以“安台”告慰祖先和神靈等內容來看，它也帶有祭祀的性質。再次，從巴渝舞在表演時須披甲戴盔執盾等裝飾看，也具有祭祀性質。
巴渝舞是一種集體性舞蹈。根據古代文獻資料記載，巴渝舞多數為集體舞蹈。周武王伐紂之時，“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漢高祖“克平三秦”之時，巴師“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最能說明這一性質的莫過於西漢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穀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幹遮……”，參加表演巴渝舞者，多至千人、萬人，使山陵震動，河穀蕩波，這是何等雄壯、動人的場麵；另外從僅“巴俞鼓員，三十六人”中也可佐證表演巴渝舞時是人數極其眾多的集體舞蹈。
三是巴渝舞的內容。從《隋書・音樂誌》中“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的記載來看，“巴渝舞的曲型動作之一是眾舞員手執兵器而舞”。從王粲所製的《矛俞新福歌》、《弩俞新福歌》的題目看，“矛”字是“持矛”之意，“弩”字是“安弩”之意，這顯然是與戰爭場麵中的持矛、射弩等內容有關。再從王粲的《弩俞新福歌》歌詞“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中也能體會到，它所表現的是征戰場麵中的安弩、發射等一係列動作。在王粲的《安台新福歌》中有“我功既定，庶士鹹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等句，顯然反映的是“王師凱旋、高台宴會”等內容；又從“行辭以述魏德”來看，它又是慶功宴飲時必不可少的“祝辭”，再結合“安台”一詞，這明顯帶有“祭祖”成分。
四是巴渝舞的形式。在穿戴裝飾方麵，因巴渝舞所表演的內容大多與征戰有關，故“一般要披甲執盾”，“且舞者須唱巴歌，其舞姿多為征戰中的擊殺劈刺動作”，其表演時間“多在戰鬥之前”；巴渝舞後來成為宮廷禮儀舞蹈之後，它主要“用來在宮廷宴會上表現軍旅戰鬥的場麵，歌頌帝王功德”，“表演時，舞者身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人古老戰歌，樂舞交作，邊歌邊舞”。在演唱方麵，巴渝歌舞在漢代宮廷中得以大盛，可謂傾倒朝野，其舞“抗修袖以翳麵”，其曲“展清聲而長歌”，左思在《三都賦・魏都賦》中的“明而耀歌”之句，李善注曰：“耀，謳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人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舞。’”可見，巴渝舞在演唱方麵的突出特色是相引牽連手，叫嘯歌號。在伴奏樂器方麵，巴渝舞的主要伴奏樂器是鼓，輔以銅鑼。《漢書・禮樂誌》記載“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鹽鐵論・刺權》中說：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征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東漢張衡記載表演巴渝舞時“盤鼓煥以駢羅”，這些均可佐證。巴渝舞伴奏的鼓叫“巴象鼓”，又名“八仙鼓”。歌舞時，均是隨鼓鑼而起，踴躍呼號。古代巴人就是利用這種歌舞形式，團結部族鼓舞鬥誌，平時“出入相友，守望相輔”，一旦外敵入侵，便舉族執戈以衛社稷。
四、彝族
烏江流域彝族的來源，據彝文典籍《西南彝誌》、《彝族源流》等記載，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也原率領部眾居住在“犛牛徼外”的“邛之鹵”，即今四川漢源一帶。三十一世傳至瀆母吾，遷至瀘陰之山，即今滇東北的會澤、東川一帶。秦漢時期，彝族先民被稱為“昆明”、“叟”和“�”等。《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昆明當時主要分布在東起滇池一帶，西至瀾滄江流域的廣泛地區，其聚居中心為�榆澤，昆明是西南夷中勢力強盛人數眾多的族體，因而被稱為“大種”。它是包括今彝語支諸民族的共同稱謂。西漢後，昆明作為族稱不再普遍使用，三國後，�在記載中不再出現。作為彝族先民族稱，代之而行的是叟。叟與昆明屬同一民族群體，為夷人的“小種”。三國魏晉時期，叟逐漸發展成為包括彝族先民在內的夷係民族的族稱，在有的地區，叟與昆明互用。《華陽國誌・南中誌》說：“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計平之。”這裏的叟，無疑是昆明的代名詞。叟作為彝族先民的族稱，在近代彝族中仍保留著，今彝族自稱“諾蘇”、“蘇”即人之意，而“蘇”即“叟”的對音。
五、徭族
南北朝時期，徭族從原“盤瓠之後”的集體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民族集體，稱之為“莫徭”。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間，張纘為湘州刺史，即在當地了解到了“莫徭”的情況。《南史》卷56《張纘傳》說：“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而居，曆政不賓服，[張勒纘州務公平]，因此向化。”則徭族與苗族分開之後，集中分布區是在湘西偏南地帶。他們仍然是住在山區，生產生活情況與苗族大致相同。
六、白族
白族與古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即“�，羌之別種也”。據考古發掘和史誌記載表明，約在二千年前，�人先民已使用金屬器，進入文明社會，農牧漁獵業已有一定的發展。秦漢時期，�人皆穿過今之雲南、貴州和四川三省交界區域，沿線今雲南昭通、會澤、東川，今貴州威寧、水城一帶，已有�人散居，這說明是時�人活動之範圍已擴展到今之黔西北邊緣。可見，�人是屬這一帶白族的先民。魏晉南北朝時期，貴州西北部地區的�人分布，北起播州即今之遵義地區，西北至彝族君長烏撒部統治區即今之威寧、赫章，西南抵達播勒、於矢部所轄之地即今之安順、關嶺、羅甸、興仁、普安和盤縣等地，可見其人數之多，分布之廣。有資料顯示，當時白族大多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平壩、集市和經濟文化發達的交通要衝，已發展成為貴州西部地區的先進民族之一。是時，貴州白族的分布麵基本定型，但在其居住範圍內，仍然進行著自然和人為的縱橫交錯的遷移。
總之，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今烏江流域境內原來居住的濮人勢力日漸衰落，苗族先民從湘鄂渝黔地區逐步遷入今黔東一帶；彝族先民逐步從滇東北遷入今黔西一帶；於是，濮人就被壓縮到今黔中到黔北的狹長地帶。這便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烏江流域境內各族分布的基本狀況。
§§第五章 唐宋時期烏江流域主要民族
一、僚族
僚族在烏江流域的主要聚居區是��郡。東晉時期，��郡內比較落後的一部分僚族人口，向北遷移入蜀川，造成僚族分布麵的擴大。這是此時間僚族分布情況的大變化。《水經・漾水注》說：“李勢之時，僚自��北入，所在諸郡，布滿山穀。”又《華陽國誌・李誌》說：“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李）壽卒，李）勢立……勢驕淫不恤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僚，至是始從山出，自巴（郡）至犍為、梓潼，布滿山穀，大為民患。”
北上入蜀的這部分僚族，是��郡一帶較為落後的部分。��郡內有一部分漢族移民的“大姓”，在東晉以後，與當地僚族中的先進部分融合了。隻有落後的部落才易於成群地遷移流動。直到南北朝時期，這些僚族人口仍舊散居在自漢中達於邛�的川硐之間。《魏書》卷101《僚傳》說：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硐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穀，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闌”，幹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複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複追思。惟執盾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麵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奴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以上這段文字，描寫的是公元4世紀中葉的東晉時期自��北上入蜀的僚族至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生活狀況。由於他們進入了漢族的主要聚居區，漢族對他們有更詳細的了解，如《魏書》中就作出了反映。可以肯定，他們原來居住在��郡之時即如此。那麽，仍然留在��郡內，乃至在西南地區其他地方很大一部分僚族的社會生活狀況亦即如此。他們是一群處在從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過渡的群體。奴隸製度並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但卻帶有更多原始社會的痕跡。其經濟文化生活的特點是：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幹闌；死者豎棺而埋之；嗜犬；有銅鼓。這些經濟文化生活特征，以後都分別在壯、傣、布依、仡佬等族中保留了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壯、布依、仡佬等族的祖先仍然一概被稱之為“僚”，還沒有分化為單一民族。
二、苗族
魏、晉以後，苗族人口繁衍分布區域較之漢代有所擴大。即以漢代的武陵郡為中心，向四周擴散。《南史》卷79《荊、雍州蠻傳》載：
“荊、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並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複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人患。”
南朝宋、齊時期的荊州和雍州之地，相當於今湖南省慈利縣以北，河南省南陽以南，重慶市萬州區以東，湖北省棗陽市、荊州以西之地。而武陵郡屬郢州，武陵郡的區域範圍與漢代大致相當，即今渝、黔、湘、鄂四省緊相連接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湘西黔東連接地帶。南朝宋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統治苗族，說明當時荊州和雍州的苗族人口不少。而這一帶苗族的大部分，都是三國以後從武陵郡內遷來的。至於仍然居住在武陵郡內的苗氏則又主要集中在五溪流域地帶，即今沅江中、上遊的五條支流周圍，貴州省黃平縣以東，湖南省沅陵縣以西一帶。至南北朝時期，苗族人口較之兩漢時期是增多了，居住區域範圍是擴大了，但和漢代一樣，他們仍然主要是住在山區。就西南地區而言，在此階段內，他們仍然隻散及在烏江中遊的貴州東部，尚未曾深入到烏江上遊地帶。
三、土家族
（一）土家族的演變
三國時，史書將五溪地區的居民統稱為“五溪蠻”，其中就包括有土家族先民。晉朝時期，以《華陽國誌》為代表，記述了巴人的先民，其中為廩君後裔的有、夷�、白虎複夷、板�蠻等。其後的《宋書》卻把巴人後裔納入了“盤瓠之後”。在《南齊書》中，又出現有“武溪酉陽蠻田思飄冠抄”，“湘川蠻陳雙，李答……”等記載，將這一帶的土家族先民稱為“武陵酉溪蠻”、“湘川蠻”等。《周書》中，沿用了《南齊書》的稱謂，稱為“酉溪蠻”。《北史》，對土家族先民的記載較為具體。載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稱王侯。屯據山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該傳還列有田烏渡、田弘等首領人物的活動。《隋書》則載稱蠻和“其居處風俗、衣服、飲食，頗同於僚，而亦與蜀人相類”。事實上，這裏的族也就是土家族先民的一支。
（二）巴渝舞的演變
最原始的巴渝舞是一種內容不充實而藝術性較差的民間低級歌舞。汪寧生先生曾對巴人隨武王伐紂時“歌舞以淩殷人”的巴渝舞解釋時認為：巴人“歌舞以淩”的所謂“歌”，就是高唱戰歌或大聲吼叫；所謂“舞”，不過是臨陣時有人在前揮舞武器作出一種驚嚇性動作而已。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摹擬學習次數的不斷增加，巴渝舞逐漸成為了一種具有戰鬥特點的民間舞蹈藝術，這裏涉及幾個問題：
一是曲名的演變和歌詞。漢樂府中的“巴渝舞”經文人、樂師的篡改、加工和潤色，舞曲共有四章，即《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在古代文獻中均是有曲名而無辭）
據《晉書・樂誌》中記載巴渝舞曲名的演變也可證明巴渝舞為古代的武舞：“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向巴俞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為之改為《矛俞新福歌曲》、《弩俞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
魏王粲《俞兒舞歌》四篇，其中《矛俞新福歌》詞為：“漢初建國家，匡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宴我賓師，敬用禦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鬆喬遊。蒸庶德，莫不鹹歡柔。”《弩俞新福歌》詞為：“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篤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安台新福歌》詞為：“我功既定，庶士鹹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屍。千載莫我違。”《行辭新福歌》詞為：“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自古立功，莫我宏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二是巴渝舞的性質。傳統觀點認為，巴渝舞是一種武舞。古代漢族的傳統舞蹈，大體可分為武舞和文舞兩種，合稱“萬舞”。在《詩經》中，經常有“萬舞”一詞出現，如：《詩・邶風・簡兮》：“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詩・魯頌・宮》：“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詩・商頌・那》：“庸鼓有�，萬舞有奕。”按《集傳》的解釋：“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幹戚，文用羽�。”《毛詩》也說：“以幹、羽為萬舞”。一言以蔽之，武舞表演時手執幹戚（即戈、盾牌之類的器械）文舞表演時手執羽毛或笙簧類樂器。為何人們將巴渝舞當做武舞呢？這主要是從古代巴人表演時手執道具來確定的。這主要是從曲名中的“矛”、“弩”等詞，與兵器有關。魏晉之時改名為“昭武舞”、“宣武舞”，這些名稱也與戰爭、武功等緊密相聯，均說明巴渝舞為古代的武舞。
當然，楊銘先生在《巴渝舞曲名和性質新探》一文中認為，巴渝舞是一種祭祀性舞蹈。《安台本歌曲》其原意就應為《安設祭壇之渝本歌曲》。其根據是：土家族所稱的“堂”，實際含意是“祭壇”，“安台”即“安設祭壇”。如直接反映淵源關係的土家族《梯瑪歌》一書的編者在解釋“安正堂”說：“正堂，亦稱正月堂。”另外從巴渝舞以“矛舞”、“弩舞”表現征戰場麵，繼之以“安台”告慰祖先和神靈等內容來看，它也帶有祭祀的性質。再次，從巴渝舞在表演時須披甲戴盔執盾等裝飾看，也具有祭祀性質。
巴渝舞是一種集體性舞蹈。根據古代文獻資料記載，巴渝舞多數為集體舞蹈。周武王伐紂之時，“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漢高祖“克平三秦”之時，巴師“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最能說明這一性質的莫過於西漢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穀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幹遮……”，參加表演巴渝舞者，多至千人、萬人，使山陵震動，河穀蕩波，這是何等雄壯、動人的場麵；另外從僅“巴俞鼓員，三十六人”中也可佐證表演巴渝舞時是人數極其眾多的集體舞蹈。
三是巴渝舞的內容。從《隋書・音樂誌》中“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的記載來看，“巴渝舞的曲型動作之一是眾舞員手執兵器而舞”。從王粲所製的《矛俞新福歌》、《弩俞新福歌》的題目看，“矛”字是“持矛”之意，“弩”字是“安弩”之意，這顯然是與戰爭場麵中的持矛、射弩等內容有關。再從王粲的《弩俞新福歌》歌詞“材官選士，劍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中也能體會到，它所表現的是征戰場麵中的安弩、發射等一係列動作。在王粲的《安台新福歌》中有“我功既定，庶士鹹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等句，顯然反映的是“王師凱旋、高台宴會”等內容；又從“行辭以述魏德”來看，它又是慶功宴飲時必不可少的“祝辭”，再結合“安台”一詞，這明顯帶有“祭祖”成分。
四是巴渝舞的形式。在穿戴裝飾方麵，因巴渝舞所表演的內容大多與征戰有關，故“一般要披甲執盾”，“且舞者須唱巴歌，其舞姿多為征戰中的擊殺劈刺動作”，其表演時間“多在戰鬥之前”；巴渝舞後來成為宮廷禮儀舞蹈之後，它主要“用來在宮廷宴會上表現軍旅戰鬥的場麵，歌頌帝王功德”，“表演時，舞者身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人古老戰歌，樂舞交作，邊歌邊舞”。在演唱方麵，巴渝歌舞在漢代宮廷中得以大盛，可謂傾倒朝野，其舞“抗修袖以翳麵”，其曲“展清聲而長歌”，左思在《三都賦・魏都賦》中的“明而耀歌”之句，李善注曰：“耀，謳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人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舞。’”可見，巴渝舞在演唱方麵的突出特色是相引牽連手，叫嘯歌號。在伴奏樂器方麵，巴渝舞的主要伴奏樂器是鼓，輔以銅鑼。《漢書・禮樂誌》記載“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鹽鐵論・刺權》中說：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征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東漢張衡記載表演巴渝舞時“盤鼓煥以駢羅”，這些均可佐證。巴渝舞伴奏的鼓叫“巴象鼓”，又名“八仙鼓”。歌舞時，均是隨鼓鑼而起，踴躍呼號。古代巴人就是利用這種歌舞形式，團結部族鼓舞鬥誌，平時“出入相友，守望相輔”，一旦外敵入侵，便舉族執戈以衛社稷。
四、彝族
烏江流域彝族的來源，據彝文典籍《西南彝誌》、《彝族源流》等記載，彝族始祖名希母遮，也原率領部眾居住在“犛牛徼外”的“邛之鹵”，即今四川漢源一帶。三十一世傳至瀆母吾，遷至瀘陰之山，即今滇東北的會澤、東川一帶。秦漢時期，彝族先民被稱為“昆明”、“叟”和“�”等。《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昆明當時主要分布在東起滇池一帶，西至瀾滄江流域的廣泛地區，其聚居中心為�榆澤，昆明是西南夷中勢力強盛人數眾多的族體，因而被稱為“大種”。它是包括今彝語支諸民族的共同稱謂。西漢後，昆明作為族稱不再普遍使用，三國後，�在記載中不再出現。作為彝族先民族稱，代之而行的是叟。叟與昆明屬同一民族群體，為夷人的“小種”。三國魏晉時期，叟逐漸發展成為包括彝族先民在內的夷係民族的族稱，在有的地區，叟與昆明互用。《華陽國誌・南中誌》說：“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計平之。”這裏的叟，無疑是昆明的代名詞。叟作為彝族先民的族稱，在近代彝族中仍保留著，今彝族自稱“諾蘇”、“蘇”即人之意，而“蘇”即“叟”的對音。
五、徭族
南北朝時期，徭族從原“盤瓠之後”的集體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民族集體，稱之為“莫徭”。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間，張纘為湘州刺史，即在當地了解到了“莫徭”的情況。《南史》卷56《張纘傳》說：“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而居，曆政不賓服，[張勒纘州務公平]，因此向化。”則徭族與苗族分開之後，集中分布區是在湘西偏南地帶。他們仍然是住在山區，生產生活情況與苗族大致相同。
六、白族
白族與古氐羌族群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即“�，羌之別種也”。據考古發掘和史誌記載表明，約在二千年前，�人先民已使用金屬器，進入文明社會，農牧漁獵業已有一定的發展。秦漢時期，�人皆穿過今之雲南、貴州和四川三省交界區域，沿線今雲南昭通、會澤、東川，今貴州威寧、水城一帶，已有�人散居，這說明是時�人活動之範圍已擴展到今之黔西北邊緣。可見，�人是屬這一帶白族的先民。魏晉南北朝時期，貴州西北部地區的�人分布，北起播州即今之遵義地區，西北至彝族君長烏撒部統治區即今之威寧、赫章，西南抵達播勒、於矢部所轄之地即今之安順、關嶺、羅甸、興仁、普安和盤縣等地，可見其人數之多，分布之廣。有資料顯示，當時白族大多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平壩、集市和經濟文化發達的交通要衝，已發展成為貴州西部地區的先進民族之一。是時，貴州白族的分布麵基本定型，但在其居住範圍內，仍然進行著自然和人為的縱橫交錯的遷移。
總之，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今烏江流域境內原來居住的濮人勢力日漸衰落，苗族先民從湘鄂渝黔地區逐步遷入今黔東一帶；彝族先民逐步從滇東北遷入今黔西一帶；於是，濮人就被壓縮到今黔中到黔北的狹長地帶。這便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烏江流域境內各族分布的基本狀況。
§§第五章 唐宋時期烏江流域主要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