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各朝對烏江流域的經營與民族政策
一、蜀漢對烏江流域的經營
蜀漢時期統治烏江流域中上遊地區的基本策略，是重在安撫和籠絡。蜀漢先後任命一些大姓和夷帥為南中諸郡的官吏，見於《華陽國誌》記載者有如：建伶令爨習，��郡丞朱褒。大姓、夷帥若有反叛，一般也從寬處理，甚至多方遷就，絕不輕易用兵。例如：朱提郡大姓朱褒攻殺益州巡行官吏常房，諸葛亮誅殺常房諸子，徙常房四弟於越錨地區，目的是“欲以安之”。蜀漢的上述做法，是在對南中統治尚未鞏固情況下采取的權宜之策，屬不得已而為之。諸葛亮率眾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區大姓和夷帥的反叛，嚴重打擊了他們的力量，為蜀漢在南中地區建立穩定的統治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南征結束以後，諸葛亮認真聽取屬下的意見並經過周密的考慮，製定了統治南中比較係統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內容是：
（一）為實現南中地區的長治久安，注意在南中諸族中攬收人心，依法而治，並采取鎮撫兼用的統治方法
諸葛亮是一位比較清醒而務實的封建政治家，他把平定南中與北伐中原進而統一天下的遠大目標相聯係。安定南中以穩定後方，並從南中汲取北進所需的物資和兵源，是諸葛亮南中治策基本的出發點。為平息反叛並使蜀漢在南中的統治做到長治久安，必須使反叛者心服認輸，承認蜀漢的力量和權威，否則如馬謖所說：“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反耳。”因此，諸葛亮讚同馬謖“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的建議，並對反叛大姓和夷帥的首領孟獲“七擒七縱”，務使其徹底心服。平叛之後，諸葛亮又施行了一係列重在安撫和立法施治的措施。在諸葛亮南征以後統治南中的官吏，大都能領會諸葛亮的意圖並遵循其製定的政策。例如，據《華陽國誌・南中誌》載：�降都督馬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為人寬濟有度量”，“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如果背離諸葛亮既定的政策對南中諸族一味鎮壓，勢必造成南中政局的動蕩。可以說，蜀漢對南中諸族鎮撫兼用依法治理的做法，是在南征以後蜀漢全麵統治南中地區的38年間，南中政局基本上能保持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諸葛亮從長遠目標出發，對南中諸族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尊重，並在不放棄武力的前提下，對南中諸族喻之以理與依法治理，同時注意保持這一政策的連續性，製定和施行了這一策略，也正是諸葛亮統治南中超邁前人之處。
當然，蜀漢在南中地區比較成功的統治，仍是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後盾。南征時諸葛亮對敵人先施以軍事打擊，在穩操勝券的情況下，才對孟獲進行“七擒七縱”。南征取得勝利以後，鎮守南中地區的官吏和軍將，對出現的反叛通常也是先訴諸武力，再視情況來決定是否招降。可以說，根據具體情況鎮壓與撫綏相兼，兩者交替使用，是南征以後蜀漢在南中治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
（二）對南中地區的各派政治勢力，蜀漢根據其對自己的態度和力量強弱的程度，而予以區別對待
於對立麵和盟友進行具體的分析，根據不同情況采取相應的對策，是諸葛亮一貫的策略思想。南中平定以後，諸葛亮在對南中各派勢力進行細致分析的基礎上，製定了不同的治策。對擁護蜀漢的大姓，諸葛亮總的方針是積極扶植，增強其經濟實力，提高其社會地位，吸收他們參加蜀漢政權的統治。對堅決擁蜀的大姓和“夷帥”，諸葛亮委以重任。而對孟獲等叛而後降的大姓，諸葛亮亦委之以官，但調離南中至成都任職，與堅決擁蜀大姓和“夷帥”相比，受信任的程度要低得多。諸葛亮在遷南中“勁卒青羌”（叟族）萬餘家入蜀為軍的同時，又分青羌羸弱者配焦、雍、婁、爨、孟、量、毛、李諸大姓為部曲，並設五部都尉對之進行訓練，戰時隨軍出征。又“勸令”大姓出金帛聘“惡夷”為家部曲，得部曲多者許其“世襲官”。自此以後，大姓活動地區的夷族“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諸葛亮說服或命令大姓吸收夷人為部曲，對大姓經濟實力的壯大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大姓力量的增強，與蜀漢借助大姓來統治南中的設想是合拍的。少數民族充當大姓的部曲，其生產方式由原來的奴隸製改變為封建領主製，對郡縣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意義。由記載觀之，諸葛亮對大姓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南征結束到曹魏並蜀的38年間，南中地區的大姓沒有發動過較大的起事。對主要居住在山區的叟和昆明諸族，諸葛亮認為其“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官府很難約束，因此，蜀漢對叟和昆明一類的山地民族，實行重在防範和分化瓦解的政策。對歸順的夷王和叟帥，蜀漢沿用秦漢以來的羈縻之策封其為王、侯、邑侯和邑長。諸葛亮還頒給南中諸夷繪有示意圖案的“圖譜”，形象地告訴他們官府與天地、日月、君長一樣應受崇敬和服從，郡縣官吏在巡視夷族居住地區時，夷人有牽牛負酒迎接並進獻金寶的義務。對歸順朝廷的少數民族，諸葛亮還發給“瑞錦鐵券”，令其在蜀漢刺史、校尉巡至其地時呈上，表示自己為恭順良民。南中諸夷對蜀漢賜予的“圖譜”和“瑞錦鐵券”，也十分珍視看重。對出現的反叛，蜀漢的做法是迅速鎮壓，有時把反叛者的首領遷往其他地方安置。《三國誌・蜀書・李恢傳》說：諸葛亮南征歸蜀後南夷複叛，李恢平定反叛後“徙其豪帥於成都”。
（三）在南中地區積極發展社會生產，同時征收賦稅和汲取兵力
南征以後，在官府的組織下參加屯田生產，這不僅有利於南中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對加強邊疆與雲南腹地各民族居民間的聯係，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在蜀漢積極的經營下，南中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蜀漢廣泛收取賦稅以供軍需。《三國誌・蜀書・李恢傳》言：南征以後，“蜀漢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南中諸族“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從此類記載來看，蜀漢在南中地區收納的物資，主要有金銀、牛馬，以及鹽、布、丹漆等3大類，收賦的對象既有大姓，也有濮、叟和昆明等少數民族。而且納賦的性質，已不是封建王朝向邊疆民族象征性少量征收的貢賦，實質上是經濟剝削，即為增加蜀漢軍儲和國庫收入正式征收的“官賦”。
二、吳國對烏江流域民族的策略
因為三國爭戰的需要，亦為了穩定後方，吳國統治時期對境內烏江流域少數民采取了以征伐為主，輔以安撫的統治策略。
（一）注重征伐，招降少數民族，以解兵源與生產之需
分布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帶沅水上遊的武陵蠻，吳國時期曾多次遭到討伐，例如《三國誌・吳書》載：建安中“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孫權以黃蓋為武陵郡太守，“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黃龍三年（231年）呂岱屯軍長沙，“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浚共討定之”。永安六年（263年）武陵太守鍾離牧率兵討伐武陵蠻，“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千餘級”。吳國將征伐俘獲的少數民族，“強者為兵，羸者補戶”，讓他們參與軍隊和種植作物，來彌補軍隊開銷。如，建安中，陸遜征“山寇”後，“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三國誌・陸遜傳》。《三國誌・吳書》卷55載淩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恩威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得精兵萬餘人”。
（二）分封酋領，進行拉攏
吳國為了拉攏少數民族首領，穩定國內局勢，減少少數民族的反抗，集中力量對付外敵。采取了分封、拉攏的政策。如保留“夷王”、“侯”、“君長”的稱號。《三國誌・吳書》卷55載：建安中，武陵郡“蠻夷反亂，攻守城以邑，乃以蓋領太守”，黃蓋“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同一年“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
三、兩晉南朝對烏江流域民族的治理
（一）西晉時期
西晉王朝除了繼承以前朝代實行的羈縻、懷柔政策外，還根據實際情況對少數民族采取了一定政策。
首先是“征收”和“役使”。總體說來，這種征收較之漢族內地還是比較少的，如，《晉書・食貨誌》說：“及平吳之後……又製戶調之式。”其內容是：“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這就是說在一個成丁男子（十六歲以上）為戶主的家庭裏，每年要繳納戶調絹三匹、綿三斤。沒有丁男，而以婦女或次丁男（十三至十五或六十一至六十五歲）為戶主的家庭，按丁男之戶減半交納。少數民族每戶繳布一匹，邊遠地區可隻繳一丈。而所謂“役使”則是將少數民族征發為兵，以鞏固王權、補充兵員，同時滿足貴族豪強對奴隸和勞動力的需要。
其次是設置軍事機構，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軍事管製。如泰康三年（282年）設置南夷校尉，《華陽國誌・大同誌》載：罷寧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並且將��、越�、朱提三郡劃出，由新建的南夷府統轄。又如設置蠻夷中郎將，管理西南部地區的眾多民族事務，設置護蠻夷中郎將，其中郎將者“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泰始九年（273年）王戎為“荊州刺史、楊烈將軍，領南蠻校尉”，管製的蠻夷有山越、湘州蠻、武陵蠻夷等。
（二）東晉南朝時期
東晉南朝時期，今烏江流域在軍事上分屬南蠻校尉、平蠻校尉、鎮蠻校尉和三巴校尉管轄。在行政上，設置了一係列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以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管理，南朝最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都是一些規模小、人口少的小郡縣，它是以各族氏族部落的居住地域來建立的，由於氏族部落經濟文化落後，又時常遷徙，故郡縣設置很不穩定，變化也比較頻繁，是故南朝所設立之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具體地域尚待考證。南朝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置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和作用，它是秦漢時期設置的“道”和唐宋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羈縻州、縣、洞”的一個過渡階段，作為一種政治體製，在曆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左郡左縣隸屬於州，《宋書・州郡誌》和《南齊書・州郡誌》等相關誌書的記載，涉及到烏江流域的州有荊、湘、雍、郢、司等五州。對此《南齊書》卷58載：“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鹹依山穀，布荊、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田治生為威山侯，梅加羊為�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曆改物，舊冊勺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讚，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為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如對現鄂、渝邊區的“夷”人首領，東晉王朝賜以王、侯、將軍名號。史載：“晉太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等詣台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為折衝將軍、當平鄉侯，並親晉王，賜以朝服。宗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
東晉南朝為了鞏固民族地區的統治和穩定社會秩序，不僅封賜民族酋領的爵位，而且還維護民族酋領的王位傳襲。如齊高帝時，武陵酉溪蠻王位被篡奪，豫章文獻王嶷，史載：“酉溪蠻王田頭疑死，其弟婁侯篡立，頭疑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南史・齊高帝諸子列傳上》。
東晉、南朝政權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故還大量從少數民族中遷徙人口，遷往較富庶地區，以為營戶。如東晉初，益州李氏，由於戰亂，人力、物力匱乏，從��郡遷徙了大量僚人，《益州記》載：“晉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壽從��引僚入蜀。李雄時，常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役旁郡戶三丁以上以實成都。又徙��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僚居。蜀本無僚，自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穀，十餘萬家。僚遂挨山旁穀，與土人參居，居家頗輸租稅，在深山者不為編戶。種類滋蔓，保據岩壑，依林履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也。”又如南朝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
蜀漢時期統治烏江流域中上遊地區的基本策略，是重在安撫和籠絡。蜀漢先後任命一些大姓和夷帥為南中諸郡的官吏，見於《華陽國誌》記載者有如：建伶令爨習，��郡丞朱褒。大姓、夷帥若有反叛，一般也從寬處理，甚至多方遷就，絕不輕易用兵。例如：朱提郡大姓朱褒攻殺益州巡行官吏常房，諸葛亮誅殺常房諸子，徙常房四弟於越錨地區，目的是“欲以安之”。蜀漢的上述做法，是在對南中統治尚未鞏固情況下采取的權宜之策，屬不得已而為之。諸葛亮率眾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區大姓和夷帥的反叛，嚴重打擊了他們的力量，為蜀漢在南中地區建立穩定的統治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南征結束以後，諸葛亮認真聽取屬下的意見並經過周密的考慮，製定了統治南中比較係統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內容是：
（一）為實現南中地區的長治久安，注意在南中諸族中攬收人心，依法而治，並采取鎮撫兼用的統治方法
諸葛亮是一位比較清醒而務實的封建政治家，他把平定南中與北伐中原進而統一天下的遠大目標相聯係。安定南中以穩定後方，並從南中汲取北進所需的物資和兵源，是諸葛亮南中治策基本的出發點。為平息反叛並使蜀漢在南中的統治做到長治久安，必須使反叛者心服認輸，承認蜀漢的力量和權威，否則如馬謖所說：“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反耳。”因此，諸葛亮讚同馬謖“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的建議，並對反叛大姓和夷帥的首領孟獲“七擒七縱”，務使其徹底心服。平叛之後，諸葛亮又施行了一係列重在安撫和立法施治的措施。在諸葛亮南征以後統治南中的官吏，大都能領會諸葛亮的意圖並遵循其製定的政策。例如，據《華陽國誌・南中誌》載：�降都督馬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為人寬濟有度量”，“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如果背離諸葛亮既定的政策對南中諸族一味鎮壓，勢必造成南中政局的動蕩。可以說，蜀漢對南中諸族鎮撫兼用依法治理的做法，是在南征以後蜀漢全麵統治南中地區的38年間，南中政局基本上能保持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諸葛亮從長遠目標出發，對南中諸族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尊重，並在不放棄武力的前提下，對南中諸族喻之以理與依法治理，同時注意保持這一政策的連續性，製定和施行了這一策略，也正是諸葛亮統治南中超邁前人之處。
當然，蜀漢在南中地區比較成功的統治，仍是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後盾。南征時諸葛亮對敵人先施以軍事打擊，在穩操勝券的情況下，才對孟獲進行“七擒七縱”。南征取得勝利以後，鎮守南中地區的官吏和軍將，對出現的反叛通常也是先訴諸武力，再視情況來決定是否招降。可以說，根據具體情況鎮壓與撫綏相兼，兩者交替使用，是南征以後蜀漢在南中治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
（二）對南中地區的各派政治勢力，蜀漢根據其對自己的態度和力量強弱的程度，而予以區別對待
於對立麵和盟友進行具體的分析，根據不同情況采取相應的對策，是諸葛亮一貫的策略思想。南中平定以後，諸葛亮在對南中各派勢力進行細致分析的基礎上，製定了不同的治策。對擁護蜀漢的大姓，諸葛亮總的方針是積極扶植，增強其經濟實力，提高其社會地位，吸收他們參加蜀漢政權的統治。對堅決擁蜀的大姓和“夷帥”，諸葛亮委以重任。而對孟獲等叛而後降的大姓，諸葛亮亦委之以官，但調離南中至成都任職，與堅決擁蜀大姓和“夷帥”相比，受信任的程度要低得多。諸葛亮在遷南中“勁卒青羌”（叟族）萬餘家入蜀為軍的同時，又分青羌羸弱者配焦、雍、婁、爨、孟、量、毛、李諸大姓為部曲，並設五部都尉對之進行訓練，戰時隨軍出征。又“勸令”大姓出金帛聘“惡夷”為家部曲，得部曲多者許其“世襲官”。自此以後，大姓活動地區的夷族“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諸葛亮說服或命令大姓吸收夷人為部曲，對大姓經濟實力的壯大起到了推動的作用。大姓力量的增強，與蜀漢借助大姓來統治南中的設想是合拍的。少數民族充當大姓的部曲，其生產方式由原來的奴隸製改變為封建領主製，對郡縣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意義。由記載觀之，諸葛亮對大姓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南征結束到曹魏並蜀的38年間，南中地區的大姓沒有發動過較大的起事。對主要居住在山區的叟和昆明諸族，諸葛亮認為其“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官府很難約束，因此，蜀漢對叟和昆明一類的山地民族，實行重在防範和分化瓦解的政策。對歸順的夷王和叟帥，蜀漢沿用秦漢以來的羈縻之策封其為王、侯、邑侯和邑長。諸葛亮還頒給南中諸夷繪有示意圖案的“圖譜”，形象地告訴他們官府與天地、日月、君長一樣應受崇敬和服從，郡縣官吏在巡視夷族居住地區時，夷人有牽牛負酒迎接並進獻金寶的義務。對歸順朝廷的少數民族，諸葛亮還發給“瑞錦鐵券”，令其在蜀漢刺史、校尉巡至其地時呈上，表示自己為恭順良民。南中諸夷對蜀漢賜予的“圖譜”和“瑞錦鐵券”，也十分珍視看重。對出現的反叛，蜀漢的做法是迅速鎮壓，有時把反叛者的首領遷往其他地方安置。《三國誌・蜀書・李恢傳》說：諸葛亮南征歸蜀後南夷複叛，李恢平定反叛後“徙其豪帥於成都”。
（三）在南中地區積極發展社會生產，同時征收賦稅和汲取兵力
南征以後，在官府的組織下參加屯田生產，這不僅有利於南中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對加強邊疆與雲南腹地各民族居民間的聯係，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在蜀漢積極的經營下，南中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蜀漢廣泛收取賦稅以供軍需。《三國誌・蜀書・李恢傳》言：南征以後，“蜀漢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南中諸族“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從此類記載來看，蜀漢在南中地區收納的物資，主要有金銀、牛馬，以及鹽、布、丹漆等3大類，收賦的對象既有大姓，也有濮、叟和昆明等少數民族。而且納賦的性質，已不是封建王朝向邊疆民族象征性少量征收的貢賦，實質上是經濟剝削，即為增加蜀漢軍儲和國庫收入正式征收的“官賦”。
二、吳國對烏江流域民族的策略
因為三國爭戰的需要，亦為了穩定後方，吳國統治時期對境內烏江流域少數民采取了以征伐為主，輔以安撫的統治策略。
（一）注重征伐，招降少數民族，以解兵源與生產之需
分布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帶沅水上遊的武陵蠻，吳國時期曾多次遭到討伐，例如《三國誌・吳書》載：建安中“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孫權以黃蓋為武陵郡太守，“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黃龍三年（231年）呂岱屯軍長沙，“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浚共討定之”。永安六年（263年）武陵太守鍾離牧率兵討伐武陵蠻，“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千餘級”。吳國將征伐俘獲的少數民族，“強者為兵，羸者補戶”，讓他們參與軍隊和種植作物，來彌補軍隊開銷。如，建安中，陸遜征“山寇”後，“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三國誌・陸遜傳》。《三國誌・吳書》卷55載淩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恩威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得精兵萬餘人”。
（二）分封酋領，進行拉攏
吳國為了拉攏少數民族首領，穩定國內局勢，減少少數民族的反抗，集中力量對付外敵。采取了分封、拉攏的政策。如保留“夷王”、“侯”、“君長”的稱號。《三國誌・吳書》卷55載：建安中，武陵郡“蠻夷反亂，攻守城以邑，乃以蓋領太守”，黃蓋“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同一年“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
三、兩晉南朝對烏江流域民族的治理
（一）西晉時期
西晉王朝除了繼承以前朝代實行的羈縻、懷柔政策外，還根據實際情況對少數民族采取了一定政策。
首先是“征收”和“役使”。總體說來，這種征收較之漢族內地還是比較少的，如，《晉書・食貨誌》說：“及平吳之後……又製戶調之式。”其內容是：“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這就是說在一個成丁男子（十六歲以上）為戶主的家庭裏，每年要繳納戶調絹三匹、綿三斤。沒有丁男，而以婦女或次丁男（十三至十五或六十一至六十五歲）為戶主的家庭，按丁男之戶減半交納。少數民族每戶繳布一匹，邊遠地區可隻繳一丈。而所謂“役使”則是將少數民族征發為兵，以鞏固王權、補充兵員，同時滿足貴族豪強對奴隸和勞動力的需要。
其次是設置軍事機構，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軍事管製。如泰康三年（282年）設置南夷校尉，《華陽國誌・大同誌》載：罷寧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並且將��、越�、朱提三郡劃出，由新建的南夷府統轄。又如設置蠻夷中郎將，管理西南部地區的眾多民族事務，設置護蠻夷中郎將，其中郎將者“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泰始九年（273年）王戎為“荊州刺史、楊烈將軍，領南蠻校尉”，管製的蠻夷有山越、湘州蠻、武陵蠻夷等。
（二）東晉南朝時期
東晉南朝時期，今烏江流域在軍事上分屬南蠻校尉、平蠻校尉、鎮蠻校尉和三巴校尉管轄。在行政上，設置了一係列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以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管理，南朝最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都是一些規模小、人口少的小郡縣，它是以各族氏族部落的居住地域來建立的，由於氏族部落經濟文化落後，又時常遷徙，故郡縣設置很不穩定，變化也比較頻繁，是故南朝所設立之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具體地域尚待考證。南朝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置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有著重大的曆史意義和作用，它是秦漢時期設置的“道”和唐宋時期少數民族地區“羈縻州、縣、洞”的一個過渡階段，作為一種政治體製，在曆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左郡左縣隸屬於州，《宋書・州郡誌》和《南齊書・州郡誌》等相關誌書的記載，涉及到烏江流域的州有荊、湘、雍、郢、司等五州。對此《南齊書》卷58載：“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鹹依山穀，布荊、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蟲生為高山侯，田治生為威山侯，梅加羊為�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疏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曆改物，舊冊勺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讚，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特留。’以治生為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如對現鄂、渝邊區的“夷”人首領，東晉王朝賜以王、侯、將軍名號。史載：“晉太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等詣台求拜除，尚書郎張亮議：‘夷貊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為折衝將軍、當平鄉侯，並親晉王，賜以朝服。宗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
東晉南朝為了鞏固民族地區的統治和穩定社會秩序，不僅封賜民族酋領的爵位，而且還維護民族酋領的王位傳襲。如齊高帝時，武陵酉溪蠻王位被篡奪，豫章文獻王嶷，史載：“酉溪蠻王田頭疑死，其弟婁侯篡立，頭疑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南史・齊高帝諸子列傳上》。
東晉、南朝政權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故還大量從少數民族中遷徙人口，遷往較富庶地區，以為營戶。如東晉初，益州李氏，由於戰亂，人力、物力匱乏，從��郡遷徙了大量僚人，《益州記》載：“晉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壽從��引僚入蜀。李雄時，常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役旁郡戶三丁以上以實成都。又徙��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僚居。蜀本無僚，自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穀，十餘萬家。僚遂挨山旁穀，與土人參居，居家頗輸租稅，在深山者不為編戶。種類滋蔓，保據岩壑，依林履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也。”又如南朝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駿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