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烏江流域“大姓”、“夷帥”的發展
秦、漢時期的“西南夷”各民族地區，魏晉時期稱為“南中”。當時的南中的範圍，包括今雲南、貴州和川西南在內。也就是說，烏江中上遊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屬南中。
蜀漢、魏、晉封建中央主要是通過“大姓”、“夷帥”們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大姓”、“夷帥”們的勢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他們是某種生產關係的代表。而“大姓”、“夷帥”勢力的發展過程，也就是民族的分化、組合與形成的過程。
一、“大姓”勢力的發展
“大姓”開始作為一種地方勢力在烏江流域民族地區出現，是在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間。《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載：“公孫述時（25-26年）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當時，“大姓”龍、傅、尹、董氏已經能夠操縱��郡內的政治局麵，可見其勢力之大。整個東漢時期，是烏江流域民族地區“大姓”勢力逐漸發展的階段。三國、兩晉時期乃進一步上升和鞏固。自蜀漢至東晉前期（221-344年前後）烏江流域的“大姓”的分布區域，主要是在朱提郡（今貴州省威寧、水城等地）��郡（今貴州省黃平縣以東之地）等地均有數量不等的“大姓”。這些“大姓”中有的是落籍的漢人，有的是從“夷”族中的貴族分子轉化而來。而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方麵的相互關係，卻往往是“夷”、漢難分。
“大姓”與“部曲”間的關係，顯然是一種封建的依附關係，這種關係是“大姓”勢力的基礎，是“大姓”能夠獨霸一方的力量源泉。諸葛亮平定南中之後，采取了一些措施，扶持“大姓”，幫助他們進一步獲得更多的“部曲”。其辦法是：一是通過政治上的強製，把一些尚未曾依附於“大姓”的村社農民劃歸“大姓”們作“部曲”。二是通過經濟上的引誘，使一些村社農民成為“大姓”們的“部曲”。《華陽國誌・南中誌》說：“以夷多剛狠不賓，諸葛亮）乃功今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亦世其官。於是，夷人分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這樣，“大姓”們又把原來還不曾投靠他們的一些“夷”族村社農民淪為“部曲”。這些“部曲”都被世世代代地束縛在土地上，為“大姓”們所占有。所以，《華陽國誌・南中誌》說：“諸姓得世有部曲。”
自從諸葛亮平定南中，在南中的一些地方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後，烏江流域一些地方的封建“大姓”勢力，便更為迅速地發展了起來，直到東晉前期，許多“大姓”分別支配著朱提（今雲南昭通地區與貴州西部連接地帶）的大部分地方，��郡（今貴州黃平以西至安順、普定一帶）平夷（今貴州遵義至畢節一帶）等郡的一部分地方，形成奴隸製社會以前的各少數民族海洋中的封建性島嶼，而對整個烏江流域上遊民族地區社會的發展卻起著突出的影響作用。
二、“夷帥”勢力的發展
“大姓”勢力支配的範圍，隻是“夷”、漢雜居的一部分平壩區。而其他平壩區和山區，則全部是“夷”族的聚居區。這些地方受到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較少，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各自保持著古老的民族傳統。這些地方的社會發展狀況不僅與“大姓”們統治的地區不同，而且不同區域之間的情況也不盡一致，這裏有“夷帥”勢力發展。
在朱提、平夷等郡以及��郡內的部分僚、濮族中，一方麵是生產在不同程度上較之過去有一定的發展，也受到“大姓”統治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麵，則是原始的部落界線尚未最終地被突破。本地區本民族中的貴族分子，就在這種情況下，把自己的勢力發展了起來，穩定了下來，閉關自守，自成一個小集體。在這些小集體中，作為軍事首長的“夷帥”，仍然是天然生長起來的貴族分子。他們在生產力有所發展的基礎上，已能從本地區本民族人民中獲得較多的牛、馬、金、氈等，因而“力圖漸漸地擴張他們的權勢”，且已經有了自己牢固的統治基礎。“夷帥”們已經擁有一部分奴隸人口，在某些地方甚至擁有較多的奴隸人口而有使奴隸製度發展健全起來的趨勢，但最終這個奴隸主的勢力還是趨於破滅，奴隸製度沒有得到發展。“夷帥”們的統治區，多數都還不曾最終地跨入奴隸社會，這些地區帶有不同程度的原始社會餘痕，徘徊在奴隸社會的門限上。諸葛亮平定南中之時，對於這些“夷帥”的勢力，是首先加以承認，頒發給他們“瑞錦鐵券”，使其仍然統治原來的區域，按照原來的剝削方式向本民族人民征收金、銀、牲畜等貢納品上交給蜀漢官吏。由此，“夷帥”們便從其內部和外部（蜀漢封建中央）都取得了牢固的統治地位。直到西晉末年，這種“夷帥”的統治區域，在烏江流域民族地區較為普遍。這是奴隸製度得不到充分發展的必然現象。沒有統一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當然就不可能出現統一的民族。
三、“蠻”姓民族的發展
《北史・蠻傳》說：蠻“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中與今天的烏江下遊民族關係較為密切的則有冉氏、向氏和田氏，其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潛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以下分別論之。
（一）向氏
向氏早年居住在清江流域。早在南北朝時已有清江之名，《水經・夷水注》就有“清江”一詞。魏晉南北朝時期“蠻”係民族中的向氏，應該就是早期巴人中的相氏。《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先秦時的相氏，秦漢以後仍活動於巴人分布的區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明年，“單程等饑困乞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精夫”即軍事首領之意，其率眾所攻之“臨沅”在今湖南常德市西。進入魏晉以後，這一地區頻頻出現向氏的活動而不見相氏，應該就是因為一些複雜的因素使後者轉化成了前者。
據史籍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向氏，主要活動在長江三峽地區及其以南的渝、鄂、湘三省交界處，如酉陽蠻王向蠶，建平夷王向弘，建平蠻向光侯，巴建蠻向宗頭，以及北周時信州蠻中的“蠻”帥向五子王等等。其中，南朝宋永明年間（483-493年）“建平夷王”向弘後裔向宗頭聚眾，與“黔陽蠻”首領田豆渠等聯合反抗齊的控製。後來，廩君族後裔的向姓等向西遷移，進入今烏江下遊地區，不僅在六朝後期進至信州（今奉節）且在宋以前已遷至涪州（治今涪陵，領有今涪陵、長壽、武隆一帶）《輿地紀勝》卷174涪州風俗引《涪州圖經》說：“其俗有夏、巴、蠻、夷；夏則中夏之人，巴則廩君之後，蠻則盤瓠之種，夷則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蠻、夷居山穀。”這就是兩漢之後，以向氏等為首的巴人後裔與漢人等各民族雜居互處的具體寫照。
（二）田氏
從有關的曆史記載看，自漢以來，田氏即為武陵蠻中大姓。有關田氏的來源，有學者認為：就是巴子五姓中的�，此字的另一讀音為潭，與《說文》謂“�，南方夷”中的“�”音近，實際上潭氏即是�族，習於水居，後以田為姓。王莽時，有五溪首領田強，強有子10人，勇猛超人。田強曾以其三子將5萬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東漢安帝時有武陵澧中蠻田山，劉宋時有武陵蠻王田僮，蕭齊時有武陵酉溪蠻田思甄、酉溪蠻王田頭擬。
南朝蕭齊時，今烏江下遊的武隆、彭水一帶就有田姓蠻族活動。《南齊書・祥瑞誌》記載：“建元元年（479年）十月，涪陵郡�民田健所住岩間，常留雲氣，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數裏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一器名於，�人以為神物奉祠之。”這裏的古鍾，也就是後來考古中屢屢發現的編鍾，編鍾與於的搭配，是古代巴人和後來的土家族分布區域內戰國迄至漢代小型窖藏的一種定式，窖藏的主人應當屬於巴人的範疇。
《南齊書・蠻傳》載：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五千人為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憎壽開道攻其寨，向宗頭連夜燒寨撤退。烏江下遊史有“黔水”之稱，黔陽即今酉陽、彭水、黔江一帶，此處所謂黔陽蠻，即今烏江下遊的彭水、酉陽、秀山一帶的少數民族。《周書・李遷哲傳》雲：“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李遷哲其時鎮守白帝城（今重慶奉節）由此可見，黔陽蠻的活動範圍還包括長江三峽地區。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蠻田思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574年）改為黔州，隋大業三年（607年）又改為黔安郡，黔州範圍包括今彭水、黔江、酉陽、秀山一帶。這是田氏首次歸順中央王朝，因此，同治《增修酉陽直隸州總誌》說：“彭水之入周隋，實自田思鶴歸化而始，其前後如田豆渠、田烏度、田都蠻（唐）田祖周、田羅駒等，並皆梁駕之才，《北史》所謂愛開間首領以冉氏、田氏、向氏世為主長是也。今此三姓唐以後半萃於思黔施酉等州，而佑恭者實黔陽田氏之裔。”這一分析是符合曆史真實的。
（三）冉氏
冉氏是渝黔湘鄂四省邊區的大姓之一，清代改土歸流前，這一地區的冉姓土司除酉陽宣慰司外，還有大小土司10餘名，皆出自酉陽冉氏。
烏江下遊冉氏見於記載是南北朝時，《周書・蠻傳》所載，冉氏與向氏、田氏在南北朝後進入烏江下遊，屯據三峽。又據該傳記載：北周武成至天和（559-566年）年間後冉令賢屯據水邏城。天和元年，隨冉令賢在峽江地區起事的冉氏首領還有冉龍真父子、冉西黎、冉南王、冉承公、冉安西、冉三公、冉祖其、冉龍驤等人。他們“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在峽江地區堅持鬥爭，相繼20年，最後才為北周所敗。這一失敗必然導致冉氏族人的流徙到今渝東南以及黔西北更大的範圍。
唐武德三年（620年）開州（今重慶市開縣、雲陽）蠻，在冉肇則的統領下，攻陷通州（今四川達州）信州，為李孝恭等所擊敗。《酉陽州誌》引《太平寰宇記》說，在今渝東南酉陽一帶，“黃巢之亂，酉陽蠻叛，駙馬冉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五代時中國無主，冉氏遂據之”。南宋建炎、紹興年間，夔州蠻酋冉守忠在平息酉陽蠻響應王辟起義的戰役中，除了從夔州帶去以冉姓為主組成的士兵外，尚有部分唐末及五代時遷居在這一帶的冉姓人氏參加。《酉陽州誌・武功誌》：“建炎三年（1129年）叛賊金頭和尚流劫思南及涪渝等州縣，門宣讚舍人冉守忠率酉陽諸寨僚夷助剿有功，授禦前兵馬使，仍命鎮守酉陽，改寨為州，子孫世襲。”
四、烏江流域“大姓”和“夷帥”的反蜀活動
東漢末年，在今烏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漢族移民中的封建“大姓”和“夷”族中的貴族分子（“夷帥”）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支配地位，他們之間或互相勾結，或互相對立排斥，造成了各地區地方勢力的崛起。當時，內地漢族區為軍閥們的勢力分別割據，劉備據蜀後，繼承了兩漢時期以蜀郡為中心的益州對整個西南地區各郡縣的統治權，其中包括原“西南夷”地區的郡縣在內。劉備為了應付其他軍閥勢力對自己的進攻，並致力於鞏固自己所得的主要根據地（今四川）對原“西南夷”地區的南中往往鞭長莫及。雖然對南中各郡縣也照例派遣官吏前往統治，但派來的官吏卻不可能有更大的實際支配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南中的“大姓”、“夷帥”們，便配合當時全國範圍內軍閥割據的形勢，公開地展開了據地自雄的活動。
朱提郡（今雲南昭通）“大姓”朱褒，則以��太守的身份把持了��郡。公元223年，劉備死，南中絕大部分的“大姓”和“夷帥”便以為蜀漢有內憂，無力南顧，公開分裂割據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郡的朱褒殺死了蜀漢派來巡視的常頎為亂，公開地進行反對蜀漢的叛亂活動。
烏江流域的“大姓”、“夷帥”造成了反對蜀漢的形勢。他們像內地的軍閥們那樣，想達到獨霸一方並擴大自己統治勢力範圍的目的。所不同者，隻是內地的軍閥們是在以漢族為主的地方互相爭奪，而“大姓”、“夷帥”則是在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地方進行割據。
烏江流域“大姓”、“夷帥”的反蜀，涉及到了蜀漢的統治地位能否穩定的問題。作為替劉備籌謀劃策以取巴蜀為根據地的諸葛亮，早在劉備尚未取得巴蜀為根據地之前，便在與劉備的“隆中對策”中，提出了據荊、益，連東吳，“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北伐曹魏以固中原的政策。而“南撫夷越”即穩定當時南中各民族地區，它是能夠北伐曹魏以圖中原的重要環節。
公元225年（蜀漢建興三年）春天，諸葛亮出動軍隊南征。關於南征的進軍路線，《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別遣馬忠伐��，李恢向益州。”在諸葛亮南征的“三路”之中，有兩路與烏江流域有關，一路是馬忠率領的隊伍為東路，入��郡討朱褒；一路是由駛平夷縣（今貴州畢節縣）的�降都督李恢（南中“大姓”，劉備入川時投蜀漢）率其部下入益州郡伐雍�。
大概是由於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雍�被他的部曲所殺。孟獲起代雍�為主帥之後，諸葛亮對孟獲采取了“七擒七縱”的策略。諸葛亮對待孟獲的辦法，是一種既打又拉的手段，基本上是從既定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固巴蜀以北伐中原的戰略出發。諸葛亮的“七擒七縱”是一種以爭取團結南中地方“大姓”、“夷帥”的策略，是從解決當時蜀漢的主要矛盾（北伐中原）出發，同時也是解決南中地區的民族問題的政策的具體體現。通過對孟獲的“七擒七縱”，把南中地方的民族上層都爭取了過來，成為蜀漢在南中地區進行統治的支持者，使蜀漢在南中的統治穩定了下來。
蜀漢、魏、晉封建中央主要是通過“大姓”、“夷帥”們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大姓”、“夷帥”們的勢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他們是某種生產關係的代表。而“大姓”、“夷帥”勢力的發展過程，也就是民族的分化、組合與形成的過程。
一、“大姓”勢力的發展
“大姓”開始作為一種地方勢力在烏江流域民族地區出現，是在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間。《後漢書・西南夷・夜郎傳》載：“公孫述時（25-26年）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當時，“大姓”龍、傅、尹、董氏已經能夠操縱��郡內的政治局麵，可見其勢力之大。整個東漢時期，是烏江流域民族地區“大姓”勢力逐漸發展的階段。三國、兩晉時期乃進一步上升和鞏固。自蜀漢至東晉前期（221-344年前後）烏江流域的“大姓”的分布區域，主要是在朱提郡（今貴州省威寧、水城等地）��郡（今貴州省黃平縣以東之地）等地均有數量不等的“大姓”。這些“大姓”中有的是落籍的漢人，有的是從“夷”族中的貴族分子轉化而來。而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方麵的相互關係，卻往往是“夷”、漢難分。
“大姓”與“部曲”間的關係，顯然是一種封建的依附關係，這種關係是“大姓”勢力的基礎，是“大姓”能夠獨霸一方的力量源泉。諸葛亮平定南中之後，采取了一些措施，扶持“大姓”，幫助他們進一步獲得更多的“部曲”。其辦法是：一是通過政治上的強製，把一些尚未曾依附於“大姓”的村社農民劃歸“大姓”們作“部曲”。二是通過經濟上的引誘，使一些村社農民成為“大姓”們的“部曲”。《華陽國誌・南中誌》說：“以夷多剛狠不賓，諸葛亮）乃功今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亦世其官。於是，夷人分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這樣，“大姓”們又把原來還不曾投靠他們的一些“夷”族村社農民淪為“部曲”。這些“部曲”都被世世代代地束縛在土地上，為“大姓”們所占有。所以，《華陽國誌・南中誌》說：“諸姓得世有部曲。”
自從諸葛亮平定南中，在南中的一些地方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後，烏江流域一些地方的封建“大姓”勢力，便更為迅速地發展了起來，直到東晉前期，許多“大姓”分別支配著朱提（今雲南昭通地區與貴州西部連接地帶）的大部分地方，��郡（今貴州黃平以西至安順、普定一帶）平夷（今貴州遵義至畢節一帶）等郡的一部分地方，形成奴隸製社會以前的各少數民族海洋中的封建性島嶼，而對整個烏江流域上遊民族地區社會的發展卻起著突出的影響作用。
二、“夷帥”勢力的發展
“大姓”勢力支配的範圍，隻是“夷”、漢雜居的一部分平壩區。而其他平壩區和山區，則全部是“夷”族的聚居區。這些地方受到漢族經濟文化的影響較少，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各自保持著古老的民族傳統。這些地方的社會發展狀況不僅與“大姓”們統治的地區不同，而且不同區域之間的情況也不盡一致，這裏有“夷帥”勢力發展。
在朱提、平夷等郡以及��郡內的部分僚、濮族中，一方麵是生產在不同程度上較之過去有一定的發展，也受到“大姓”統治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麵，則是原始的部落界線尚未最終地被突破。本地區本民族中的貴族分子，就在這種情況下，把自己的勢力發展了起來，穩定了下來，閉關自守，自成一個小集體。在這些小集體中，作為軍事首長的“夷帥”，仍然是天然生長起來的貴族分子。他們在生產力有所發展的基礎上，已能從本地區本民族人民中獲得較多的牛、馬、金、氈等，因而“力圖漸漸地擴張他們的權勢”，且已經有了自己牢固的統治基礎。“夷帥”們已經擁有一部分奴隸人口，在某些地方甚至擁有較多的奴隸人口而有使奴隸製度發展健全起來的趨勢，但最終這個奴隸主的勢力還是趨於破滅，奴隸製度沒有得到發展。“夷帥”們的統治區，多數都還不曾最終地跨入奴隸社會，這些地區帶有不同程度的原始社會餘痕，徘徊在奴隸社會的門限上。諸葛亮平定南中之時，對於這些“夷帥”的勢力，是首先加以承認，頒發給他們“瑞錦鐵券”，使其仍然統治原來的區域，按照原來的剝削方式向本民族人民征收金、銀、牲畜等貢納品上交給蜀漢官吏。由此，“夷帥”們便從其內部和外部（蜀漢封建中央）都取得了牢固的統治地位。直到西晉末年，這種“夷帥”的統治區域，在烏江流域民族地區較為普遍。這是奴隸製度得不到充分發展的必然現象。沒有統一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製度當然就不可能出現統一的民族。
三、“蠻”姓民族的發展
《北史・蠻傳》說：蠻“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中與今天的烏江下遊民族關係較為密切的則有冉氏、向氏和田氏，其曰：“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潛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以下分別論之。
（一）向氏
向氏早年居住在清江流域。早在南北朝時已有清江之名，《水經・夷水注》就有“清江”一詞。魏晉南北朝時期“蠻”係民族中的向氏，應該就是早期巴人中的相氏。《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先秦時的相氏，秦漢以後仍活動於巴人分布的區域。《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明年，“單程等饑困乞降……為置吏司，群蠻遂平”。“精夫”即軍事首領之意，其率眾所攻之“臨沅”在今湖南常德市西。進入魏晉以後，這一地區頻頻出現向氏的活動而不見相氏，應該就是因為一些複雜的因素使後者轉化成了前者。
據史籍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向氏，主要活動在長江三峽地區及其以南的渝、鄂、湘三省交界處，如酉陽蠻王向蠶，建平夷王向弘，建平蠻向光侯，巴建蠻向宗頭，以及北周時信州蠻中的“蠻”帥向五子王等等。其中，南朝宋永明年間（483-493年）“建平夷王”向弘後裔向宗頭聚眾，與“黔陽蠻”首領田豆渠等聯合反抗齊的控製。後來，廩君族後裔的向姓等向西遷移，進入今烏江下遊地區，不僅在六朝後期進至信州（今奉節）且在宋以前已遷至涪州（治今涪陵，領有今涪陵、長壽、武隆一帶）《輿地紀勝》卷174涪州風俗引《涪州圖經》說：“其俗有夏、巴、蠻、夷；夏則中夏之人，巴則廩君之後，蠻則盤瓠之種，夷則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蠻、夷居山穀。”這就是兩漢之後，以向氏等為首的巴人後裔與漢人等各民族雜居互處的具體寫照。
（二）田氏
從有關的曆史記載看，自漢以來，田氏即為武陵蠻中大姓。有關田氏的來源，有學者認為：就是巴子五姓中的�，此字的另一讀音為潭，與《說文》謂“�，南方夷”中的“�”音近，實際上潭氏即是�族，習於水居，後以田為姓。王莽時，有五溪首領田強，強有子10人，勇猛超人。田強曾以其三子將5萬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東漢安帝時有武陵澧中蠻田山，劉宋時有武陵蠻王田僮，蕭齊時有武陵酉溪蠻田思甄、酉溪蠻王田頭擬。
南朝蕭齊時，今烏江下遊的武隆、彭水一帶就有田姓蠻族活動。《南齊書・祥瑞誌》記載：“建元元年（479年）十月，涪陵郡�民田健所住岩間，常留雲氣，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數裏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一器名於，�人以為神物奉祠之。”這裏的古鍾，也就是後來考古中屢屢發現的編鍾，編鍾與於的搭配，是古代巴人和後來的土家族分布區域內戰國迄至漢代小型窖藏的一種定式，窖藏的主人應當屬於巴人的範疇。
《南齊書・蠻傳》載：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田豆渠五千人為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憎壽開道攻其寨，向宗頭連夜燒寨撤退。烏江下遊史有“黔水”之稱，黔陽即今酉陽、彭水、黔江一帶，此處所謂黔陽蠻，即今烏江下遊的彭水、酉陽、秀山一帶的少數民族。《周書・李遷哲傳》雲：“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李遷哲其時鎮守白帝城（今重慶奉節）由此可見，黔陽蠻的活動範圍還包括長江三峽地區。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蠻田思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574年）改為黔州，隋大業三年（607年）又改為黔安郡，黔州範圍包括今彭水、黔江、酉陽、秀山一帶。這是田氏首次歸順中央王朝，因此，同治《增修酉陽直隸州總誌》說：“彭水之入周隋，實自田思鶴歸化而始，其前後如田豆渠、田烏度、田都蠻（唐）田祖周、田羅駒等，並皆梁駕之才，《北史》所謂愛開間首領以冉氏、田氏、向氏世為主長是也。今此三姓唐以後半萃於思黔施酉等州，而佑恭者實黔陽田氏之裔。”這一分析是符合曆史真實的。
（三）冉氏
冉氏是渝黔湘鄂四省邊區的大姓之一，清代改土歸流前，這一地區的冉姓土司除酉陽宣慰司外，還有大小土司10餘名，皆出自酉陽冉氏。
烏江下遊冉氏見於記載是南北朝時，《周書・蠻傳》所載，冉氏與向氏、田氏在南北朝後進入烏江下遊，屯據三峽。又據該傳記載：北周武成至天和（559-566年）年間後冉令賢屯據水邏城。天和元年，隨冉令賢在峽江地區起事的冉氏首領還有冉龍真父子、冉西黎、冉南王、冉承公、冉安西、冉三公、冉祖其、冉龍驤等人。他們“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在峽江地區堅持鬥爭，相繼20年，最後才為北周所敗。這一失敗必然導致冉氏族人的流徙到今渝東南以及黔西北更大的範圍。
唐武德三年（620年）開州（今重慶市開縣、雲陽）蠻，在冉肇則的統領下，攻陷通州（今四川達州）信州，為李孝恭等所擊敗。《酉陽州誌》引《太平寰宇記》說，在今渝東南酉陽一帶，“黃巢之亂，酉陽蠻叛，駙馬冉人才征之有功，留守其地，五代時中國無主，冉氏遂據之”。南宋建炎、紹興年間，夔州蠻酋冉守忠在平息酉陽蠻響應王辟起義的戰役中，除了從夔州帶去以冉姓為主組成的士兵外，尚有部分唐末及五代時遷居在這一帶的冉姓人氏參加。《酉陽州誌・武功誌》：“建炎三年（1129年）叛賊金頭和尚流劫思南及涪渝等州縣，門宣讚舍人冉守忠率酉陽諸寨僚夷助剿有功，授禦前兵馬使，仍命鎮守酉陽，改寨為州，子孫世襲。”
四、烏江流域“大姓”和“夷帥”的反蜀活動
東漢末年，在今烏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漢族移民中的封建“大姓”和“夷”族中的貴族分子（“夷帥”）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支配地位，他們之間或互相勾結，或互相對立排斥，造成了各地區地方勢力的崛起。當時，內地漢族區為軍閥們的勢力分別割據，劉備據蜀後，繼承了兩漢時期以蜀郡為中心的益州對整個西南地區各郡縣的統治權，其中包括原“西南夷”地區的郡縣在內。劉備為了應付其他軍閥勢力對自己的進攻，並致力於鞏固自己所得的主要根據地（今四川）對原“西南夷”地區的南中往往鞭長莫及。雖然對南中各郡縣也照例派遣官吏前往統治，但派來的官吏卻不可能有更大的實際支配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南中的“大姓”、“夷帥”們，便配合當時全國範圍內軍閥割據的形勢，公開地展開了據地自雄的活動。
朱提郡（今雲南昭通）“大姓”朱褒，則以��太守的身份把持了��郡。公元223年，劉備死，南中絕大部分的“大姓”和“夷帥”便以為蜀漢有內憂，無力南顧，公開分裂割據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郡的朱褒殺死了蜀漢派來巡視的常頎為亂，公開地進行反對蜀漢的叛亂活動。
烏江流域的“大姓”、“夷帥”造成了反對蜀漢的形勢。他們像內地的軍閥們那樣，想達到獨霸一方並擴大自己統治勢力範圍的目的。所不同者，隻是內地的軍閥們是在以漢族為主的地方互相爭奪，而“大姓”、“夷帥”則是在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地方進行割據。
烏江流域“大姓”、“夷帥”的反蜀，涉及到了蜀漢的統治地位能否穩定的問題。作為替劉備籌謀劃策以取巴蜀為根據地的諸葛亮，早在劉備尚未取得巴蜀為根據地之前，便在與劉備的“隆中對策”中，提出了據荊、益，連東吳，“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北伐曹魏以固中原的政策。而“南撫夷越”即穩定當時南中各民族地區，它是能夠北伐曹魏以圖中原的重要環節。
公元225年（蜀漢建興三年）春天，諸葛亮出動軍隊南征。關於南征的進軍路線，《華陽國誌・南中誌》說：“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別遣馬忠伐��，李恢向益州。”在諸葛亮南征的“三路”之中，有兩路與烏江流域有關，一路是馬忠率領的隊伍為東路，入��郡討朱褒；一路是由駛平夷縣（今貴州畢節縣）的�降都督李恢（南中“大姓”，劉備入川時投蜀漢）率其部下入益州郡伐雍�。
大概是由於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雍�被他的部曲所殺。孟獲起代雍�為主帥之後，諸葛亮對孟獲采取了“七擒七縱”的策略。諸葛亮對待孟獲的辦法，是一種既打又拉的手段，基本上是從既定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固巴蜀以北伐中原的戰略出發。諸葛亮的“七擒七縱”是一種以爭取團結南中地方“大姓”、“夷帥”的策略，是從解決當時蜀漢的主要矛盾（北伐中原）出發，同時也是解決南中地區的民族問題的政策的具體體現。通過對孟獲的“七擒七縱”，把南中地方的民族上層都爭取了過來，成為蜀漢在南中地區進行統治的支持者，使蜀漢在南中的統治穩定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