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境界叫孤獨

成分

　　像樹枝上憋了一夜的鳥兒終於瞧見了東方曙色，下學的鍾聲讓我們童年翅膀在塵土飛揚的街道裏自由飛翔。突然，都戛然而止，像鳥兒看見了虎視眈眈的老鷹——他背著手斜著膀子一抖一抖地從我們麵前走過，直到他的背影消失，我們才敢活蹦亂跳。他無形的震懾力一直銘刻在我記憶深處。

　　一個村治保主任算個啥官兒呢？可我們小時候就是害怕他。不但孩子們怕他，成年人也怕他。王慶身身板幹癟，一張不怒而威的麻子臉總是緊繃繃地布滿階級鬥爭。更使我不能忘記的是從他嘴裏出來的“毛主席語錄”，那絕對是全國獨一無二的王氏版本，村裏的人沒聽說過，全國人民不知道，就連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肯定不清楚自己在哪兒說過這些“語錄”。開社員會或批鬥會，按當時的流行程序是講話人要先來一句毛主席語錄，不管語錄與會議是否相幹，但這個“過門”是必須的，然後才能進入正題，當然水平高的幹部會做到語錄與會議內容相統一，就像時下一些作者東拉西扯然後找幾句名言來點綴文章一樣，雖言之無物卻也時髦光鮮。作為村治保主任兼包隊幹部，王慶身卻像我這個跛腳作者一樣，常常是文不對題辭不達意。那天天上陰雲密布風雨欲來，麵對參加會的社員，王慶身開口說了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後就卡殼了，好在他當村幹部多年，有一定應變能力，抬頭看看天就脫口而出：“天氣不好，大家都要吃飽。”當時大家對此深信不疑，認為毛主席真說過這句話。後來識字多了，在昏黃的油燈下我囫圇吞棗地閱讀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不是我思想激進，因為在那時的偏僻農村這是唯一的課外讀物，卻沒有找到王慶身的這句“毛主席語錄”，隻找到一句“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現在想來，王氏版本“毛主席語錄”在實質上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是異工同曲，隻不過一個是宏觀一個是微觀。

　　備戰備荒為人民是那個豪情萬丈年代的主旨，走進村子，磚牆土牆上到處明晃晃的標語，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獨特表達方式和風景，也是我少年時感知社會的另一課堂。後來毛主席根據“三個世界”理論又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而偉大領袖高屋建瓴的指示到王慶身嘴裏就具有了王氏特色。他一抖一抖從公社回來，急霍霍敲鍾緊急集合，他在公社聽書記講了半天，給社員傳達時卻隻說了一句：毛主席說了，深挖洞，光脊梁，不打架。見社員都迷茫不解望著他，王慶身才不情願地進一步解釋：毛主席就是怕我們挖地道時偷懶，要求光著脊梁下力氣，要不蘇修原子彈來了我們沒地方藏。社員們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都覺得毛主席是管大事的，至於挖地道是否光著脊梁，不會管得這麽具體。不過也有相信的，因為我們村水層淺，許多戶挖的地道比兔子洞也大不了多少，都是象征性地應付村裏檢查，所以聽了王慶身傳達的“最高指示”後，也有隱約感覺主席的話是衝自己來的。

　　王慶身不是我們村人，他的老家是與我們村相鄰的一個村。他原來是我們村地主崔滿倉的長工。雖然是地主，可崔滿倉依然每天和長工王慶身一起早出晚歸下地幹活。作為地主崔滿倉不奸，作為長工王慶身不滑，二人相處融洽，以叔侄相稱。不同的是，崔滿倉擁有省吃儉用換來的七十畝地，在貧窮的小村，這就算大戶了。後來形勢一變，人都貼上了階級的標簽，崔滿倉與王慶身的主仆關係也來了個大顛倒，王慶身成了統治階級，崔滿倉成了被統治階級。崔滿倉在村裏唯一的五間磚瓦房成了王慶身的革命勝利果實，崔滿倉則住進了長工的泥土棚。

　　據村裏的老人們講，其實王慶身和崔滿倉的個人感情一直很好。剛開始批鬥崔滿倉時，村幹部認為扛長工出身的王慶身對崔滿倉一定苦大仇深，就做工作讓王慶身控訴崔滿倉，而王慶身卻說：俺東家對我不賴，我不能說話昧良心。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深入，尤其是當上村幹部後，王慶身對崔滿倉的感情也由表麵轉為內心，批鬥會上王慶身義憤填膺吹胡子瞪眼，崔滿倉低頭認罪。散會後，王慶身見了崔滿倉依然一口一個叔叔地叫。公社革委會主任批評王慶身注意階級立場，王慶身點頭答應，可過後依然如故。

　　作為中國行政級別最低的小幹部，與時俱進的王慶身不但學會了單披著外衣、講話時雙手掐腰的工農幹部做派，也學會了官腔，在村裏開會講話也總是先來一句毛主席語錄，以示革命精神和幹部派頭。可他腦子笨，對毛主席語錄總是說不囫圇，毛主席對學生們的勉勵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作為貧協代表，王慶身給我們小學生作憶苦思甜報告時，開頭就說：毛主席教導我們，你們小學生要天天學習，好好向上。雖然把毛主席原話在詞序上顛倒了，意思上沒大錯。這對於王慶身來說已是高水平了。平時，他說出的話就是毛主席語錄。一次雨後生產隊組織社員下地補栽玉米苗，有人偷懶，栽得深度不夠，王慶身發現後極為生氣，氣呼呼地召集大家在地頭開會，劈頭就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種地你就得好好種，別他娘的瞎胡鬧。更可笑的是，他給我們小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時竟說：白求恩人家一個外國人那麽遠來給毛主席燒木炭，人家圖啥？那會兒我們剛學過《為人民服務》和《紀念白求恩》這兩篇文章，就有一個膽大的同學馬上進行更正：燒木炭的是張思德，白求恩是醫生。見我們不知天高地厚冒犯村幹部，老師忙打手勢製止，王慶身卻沒有生氣，笑笑說：不怪孩子們，是我記錯了。那一刻我知道了一向嚴肅的王慶身還有寬厚的一麵。

　　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毛主席一句頂一萬句，多少人因為背錯毛主席一句話而遭橫禍。可王慶身沒事，一是村人知道王慶身沒文化，心眼不壞，沒人去跟他較真，再一個王慶身是純種貧農，又是治保主任，怕打不著狐狸落身臊。崔滿倉就不一樣，一次批鬥會上讓他背誦毛主席的《紀念白求恩》，六十多歲同樣沒文化的崔滿倉背誦時就磕磕絆絆，在最後時忘了一句“這是國際主義精神”，當場就被民兵連長一腳踹倒在地。而王慶身不但沒有去批判崔滿倉，而是指著民兵連長的鼻子吼道：把你爹叫來背背，看他中不中，崔滿倉比你爹還大十幾歲哩，這麽大年歲能背下來就不容易了。民兵連長悄悄溜開，王慶身還不算完，衝著所有在場社員說：往後對崔滿倉隻能文鬥不能武鬥，咱們村就這麽一個地主，你把他打死了以後開批判會咱們批誰？下麵的社員都清楚，王慶身與其說是為了革命需要，還不如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老東家。鄰居二爺就說，別看王慶身這小子是大老粗，可他粗中有細，心眼多著哩。

　　在幾十年村幹部生涯中，“毛主席語錄”或“毛主席教導我們”漸漸就成了王慶身的口頭禪。村人對此見多不怪。1982年剛參加工作的我一次回老家，在街上碰到已顯老態的王慶身，一臉麻子竟佇滿了我少見的慈祥和藹，接過我遞過的一支煙後，就聊到了剛實行不久的土地責任製。王慶身很開明地說：毛主席說過，該單幹就得單幹，老是餓肚子也不中。這是我最後一次聆聽王氏版本的“毛主席語錄”，大概第二年王慶身就病故了，他死後又埋在了鄰縣的老家，葉落歸根，那裏有他的祖墳。

　　作為華北平原一個小村裏兩個不同命運的人物，崔滿倉和王慶身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農村又一次大變革的前後悄然離開了這個作為人生舞台的小村。相同的是，兩人都沒有留下後代；不同的是，崔滿倉先後娶了兩個老婆，這當然都在解放前，王慶身隻有一個老婆，而且是在他翻身當家做主之後。

　　當了幾十年的治保主任，王慶身得罪了不少人，可村裏沒人記恨他，因為他正直。記得生產隊時，支書家的豬拱了隊裏的一大片莊稼，別人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說話，而王慶身卻不幹，對支書說：咱當幹部的可不能把馬列主義裝到手電筒裏，光照別人不照自己。最後支書認罰，還在群眾大會上做了檢查。所以不光村民怕他，村幹部也怕他，他老婆更怕他。老婆在生產隊玉米地掰了兩個棒子回家還沒煮熟，王慶身回家一腳把鍋踢了，在群眾大會上老婆做了檢查，王慶身也主動做了檢查，罰的糧食比支書的還多。有人私下說他小題大做，慶身卻說：當幹部連孩子老婆都管不住，還咋管別人？記得前年一次回老家，電視新聞正播送對程維高處理決定，我父親就感歎：恁大個官兒還不如王慶身哩。

　　今年春初一個暖烘烘的周日，我回老家，在齊整的麥壟和老父親一起拔除雜草——父親固執地用不到半畝責任田來維係一個老農與土地的聯係，雖然他時常體力不支，常常需要我從繁雜的城市回來幫他，但他就是不肯隨我在城市安穩地呆著。坐在田埂上休息時，不遠處崔滿倉荒草淒淒的土墳吸引了我和父親的目光，我們的話題自然就繞到了崔滿倉和王慶身二人。沿著春天的思緒——往事的回憶讓父親目光閃亮，父親說：老滿倉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攢了幾畝地，一解放就打成了地主，要是現在，撐死也就是個富裕中農。對於王慶身，我父親則說：他點兒正，人五人六在村裏撐了那麽多年，要是擱到現在，就他那兩下子，就是扛長工也不一定有人用他。想了想，父親又否定了自己：不過也不一定，慶身厚道正直，不自私，有良心，現在缺這號人。

　　父親自言自語式的講述比和暖春風的聲音高不了多少，我卻聽的清楚，他習慣了這樣說話方式，我習慣了他，就像我習慣一年四季的更迭和曾經的人事滄桑。與以往不同的是，掩埋在泥土裏的王慶身和崔滿倉，讓父親出現了他進入老年後說話時少有的條理性和哲學意味，讓我這個自以為透悟人生的人在暖洋洋的春意裏，感覺出父親的話分明帶有一絲涼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