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境界叫孤獨

非物理距離

　　田野廣袤、阡陌縱橫、村莊炊煙、雞鳴犬吠，相對城市的喧囂，老家那邊曾有一份讓我眷念的田園詩意。

　　我現在生活的城市距我老家的曲線距離不足百裏，但這僅是物理上的長度概念。如今，老家之於我，不僅距離產生美，而且距離產生距離。

　　無奈的母民

　　農民是市民一種體製上的對應稱謂，我是這兩個概念的混合體：在城市人眼裏我是鄉下人，在鄉下人眼裏我是城市人。其實，我是披著城市外衣的鄉下人。

　　正在上班途中，對門辦公的同事打響了我的手機，說：“你們老家的一個老頭在辦公室門口等你呢。”我心裏一驚，腦子迅速開始搜索是哪一位長輩的大駕光臨。到單位找我幫忙的老鄉都是沒有大事不登門。緊蹬快趕，氣喘籲籲跑上五樓，門口的“老頭”嘿嘿笑著站起來，脖子上的繃帶吊著胳膊。仔細一看我也嘿嘿笑了，老頭不老，是我的同學慶申。慶申與我同歲，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齡，卻被我的同事提前送進了夕陽紅。我不能責怪同事的眼神差，慶申荒涼的腦袋閃著寒光，茂盛的胡子氣勢洶洶占據著臉的下半部，煙熏的一嘴黑牙與胡子打成一片。外貌看，慶申確實像一個鄉下老漢。

　　其實慶申在頭發沒有完全撤離腦袋之前就已是絕頂聰明。剛上初中時，他指著頭上的高壓線胸有成竹地對我們說：“從電廠那邊拉閘斷了電，光這一百多裏電線上的電也能用好幾天。”接著他又指著麥田裏正在噴水澆地的機井舉例來佐證他的正確，說：“這跟澆地是一個道理，機器停了，光壟溝裏的水也能澆幾個畦子。”當時大家深信不疑，後來學了物理，知道了電一分鍾能繞地球好幾圈，水的速度根本不能比。於是，慶申關於電的高論就成了同學間的經典笑話。

　　時光的速度比電更生猛，我還在“青年”裏刨著自戀，慶申卻已被時光鏽蝕成了“老頭”，至少外表如此。

　　慶申的胳膊是被包工頭打傷的。辛苦了半年，準備回家歡歡喜喜過年，包工頭卻不給工資。找的次數多了，包工頭急眼耍賴皮，找人把慶申為他創造利潤的左胳膊打傷了。報案後公安局一直破不了案，慶申說這是包工頭用錢打通了關節。

　　慶申坐在椅子上，臉上的無奈比胡子更濃密，氣咻咻地說：“真他娘的沒說理地方啦，沒錢咋回家過年？孩子老婆都等著我這錢過年哩。不行我就學董存瑞，也弄個炸藥包，與那個狗雜種一塊兒見閻王。”此話耳熟，媒體上常有農民工利用極端方式討還公道的報道。

　　寬慰了慶申。我打了許多電話，費了許多口舌，找了許多朋友，慶申不但如數拿到了工資，自知理虧的包工頭還間接地賠了一些藥費。慶申激動得那奔波的雙腿又呈下跪狀，大滴眼淚直掉，說：“過年回家我一定請你喝酒。”回老家過年，村人都喊慶申母民。詢問後才知，他的小兒子在家複習“思想品德”準備期末考試，讓慶申幫著提問題，在“公民”這個概念上，一向想象豐富的慶申與兒子發生了爭執。他說，書本上說的不對，公民應該專指男人，女人不是公民，是母民。笑話在村裏傳開，“母民”就成了慶申的綽號。

　　晚上到慶申家裏喝酒時我專門問了慶申，他承認這個事實，但依然堅持自己對公民和母民的劃分，不過這次他又進行了新的詮釋，說：“城裏人是公民，咱鄉下人是母民。”我問為啥。他說：“城裏人光日操鄉下人。”我說那你哪兒也別去，呆在家裏老老實實種地算啦。慶申的臉和脖子紅在了一起：“種地能掙幾個錢？不打工我能幹啥？”我說那你還是自己願意叫城裏人日操。燈光昏暗，慶申一嘴黑笑，糾正道：“不叫日操，叫剝削。”劃拳、擲骰子、行酒令，慶申都不是我的對手，可他不服氣，酒氣順著胡子四濺：“你天天有酒場，鍛煉得多，玩這些當然比我強。”他提出碰杯對喝，很快，不勝酒力的我就醉得一塌糊塗。第二天堂弟大明告訴我，昨晚慶申做了手腳，他喝的都是白水，你喝的是酒，當然你醉了。

　　這小子耍小聰明也讓我當了一回“母民”。

　　當爺的滋味

　　踏著歲月的台階往高處走，額頭的皺紋漸趨荒蕪。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我就稀裏糊塗當上了爺。當然，這個“爺”不是我兒子骨血延伸的結果，他正在讀高中，法定的結婚年齡是他目前不可逾越的底線。

　　我在村裏輩分較小，出門抬頭許多不是爺爺奶奶就是叔叔嬸嬸。大年初一拜年，從村東到村西，一年一次的磕頭禮數讓我望而生畏。今年回村過春節，一聲稚嫩的“爺爺”，猛地砸在我並不蒼老的心上，蕩漾開的歲月漣漪回響著老之將至的恐怖。以往在村裏，這種稱謂都是我謙遜地砸在別人心上，而今輪到了我，受寵若驚又感慨萬千。

　　稱我爺爺的孩子是堂弟大明的孫子。大明比我還小一歲，剛進入不惑之年就已走進了祖輩的行列。少年時我與大明一起瘋跑玩耍的情景恍若昨日，今年在寒風拂麵中仿佛一下子垂垂老矣。我不知道是歲月無情，還是人生遊戲規則變化多端。

　　我的一張十元人民幣壓歲錢，使孩子紅撲撲的僵硬臉蛋變成了一朵盛開的花。而堂弟大明的臉卻枯萎得頗有些祖輩的慈祥。大明的兒子——那個稱我大伯的年輕人隻有十八九歲，與我的兒子一樣正在含苞欲放的花季，卻早早在老家這塊土壤上開花結果。而我的兒子還在書本題海中苦苦跋涉。

　　這些年，我越來越怕回家過年。除了心理上疏淡了少年時的那份好奇，更主要的是和我一塊長大的夥伴們大都兒孫滿堂，除了喝酒打麻將能夠坐在一起進行成人遊戲，更多的是相對無言，惟有寒暄客套發牢騷直至沉默抽煙。與其尷尬，不如儲存起曾經的童真和情趣。曾經在上學路上暢談未來的夢想，都變成了沉澱在鄉路上的塵土，掙錢、蓋房、娶妻生子，生活目標像田地上年年收種的莊稼，既單調又生生不息。

　　我說：“這麽小就讓孩子成家，太早了吧？”大明說：“村裏都這樣，不上學了，不成家幹啥？早晚都是這麽回事兒。”“不到結婚年齡上邊不管？”“罰幾個錢就過去了。”大明淡淡地說，似乎與他無關。

　　回到城市，聽了我的敘述，在電腦前遊戲的兒子不屑地從嘴角撇出兩個字：愚昧。後來兒子學習成績下降，我教訓他：“要是在老家，你都成家立業了，我也早當上爺爺了。”兒子不耐煩地說：“做夢吧你，這話十年以後再給我說也不遲。我才不早早把自己拴住呢。”學士、碩士、博士，這是我對兒子的期望。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向兒子灌輸這種意識。堂弟大明的四個兒子，最高學曆是初中畢業，而我們整個村子能讀到高中的也寥寥無幾。我勸大明：“你應該讓孩子多受一點教育。”大明振振有辭地反駁我：“這麽多孩子，光學費也交不起。再說現在大學生畢業都找不到工作上學有啥用，還不如掙錢早早成家。”白發蒼蒼老態龍鍾，這是“爺爺”概念在我腦子固有的模式。而大明和許多少時的夥伴都已打破常規，提前進入兒孫滿堂的人生天倫。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一張張稚嫩陌生的臉讓我感到村莊興旺的未來，同時也感到與老家的距離。至少在兒孫滿堂方麵我是有差距的。

　　硬盒煙意識

　　麥苗梗著脖子迎接日益溫柔的太陽。村西老光棍英臣站在大紅喜字前梗著脖子咧著大嘴直笑。枯木逢春，他娶了鄰村一個23歲的黃花大姑娘。我的二叔在人群外偷著樂，他是媒人。英臣比他媳婦的爹大十歲，比他媳婦的爺小十歲，村人都說辦不成的親事，硬是讓二叔撮合在了一起。

　　英臣的媳婦智殘，目光呆滯，話語含糊不清，口水直流。村人都說英臣給了二叔大媒禮，究竟數額多少，二人都閉口不談，屬商業機密。

　　二叔原來是搞牲口交易的經介人。我小時候在老家一帶趕集，在牲口交易場上，曾多次看見二叔活躍的身影，一會兒到賣主耳邊嘀咕幾句，一會兒與買主在衣袖裏捏著手指談價錢。近幾年來，二叔與時俱進，中介的內容由四條腿的牲口轉向了兩條腿的人。二叔是個頭腦靈活，口吐蓮花，階級鬥爭年代，地主富農都怕他那張無中生有的嘴。如今二叔劍走偏鋒，老光棍、老寡婦、殘疾者、倒插門，甚至還有陰親，這些冷門婚姻他都能拿到豐厚的媒禮錢。

　　春天在寒風裏蜷曲著，塵土彌漫著鄉路。二叔躬著腰與寒風較勁，自行車吱吱啦啦在他P股下呻吟。見到我，二叔一臉歡喜地對我說：“我現在也快成脫產幹部了，忙得很。”說著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破本子讓我瞧，年齡、身高、家庭條件，歪歪扭扭都是，後邊幾頁還寫有公的、母的、幾歲口，見我疑惑，二叔笑了，解釋道：“現在是以人為主，牲口是捎帶著幹的。”二叔小心翼翼把本子放入口袋，拍拍，向我炫耀：“這是我吃飯的本錢。”仔細看著我遞過的香煙，二叔說：“老侄子，不是我跟你吹，現在我到誰家都是硬盒煙招待，軟盒咱不抽。”顯然，硬盒煙在二叔心目中是最高禮遇。我故意逗他：“要是中華煙呢？”二叔依然一臉豪氣：“中華煙當然也是，軟盒不抽。沒點兒架勢能幹這個？”這句話讓二叔露了怯，他老人家肯定不知道中華煙軟盒比硬盒價格高。由此，我對二叔做媒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後來，看到電視上那些俊男靚女們在主持人的幫助下婚姻速配，我就常想起二叔，甚至還想到小時候在集市牲口交易場上二叔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