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二十章 永恒的變量

　　京官窮得口袋裏叮當響，這好像成了古代官場上達成的統一共識。但事實情況也不盡然，其實這種京官的窮是相對而言，那些占據權力要塞的京官就是他們哭窮，也沒有人會相信他們的眼淚。有人習慣用收入來衡量權力的大小，在人們的潛意識裏權力能夠為官員帶來收入。

　　一個官員的收入越高，表明他的權力也就越大。其實這隻能是個推理，絕對不是真理，因為決定官員收入多少的要素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永恒的變量。

　　我們就拿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員來說，知縣甲和知縣乙，雖然同為知縣，可他們權力所轄的區域之間存在著貧富差距，那麽由此可以得出知縣甲和知縣乙動用權力所能夠獲取的灰色收入也就存在差距。更為重要的是知縣甲和知縣乙的個人修為也決定著他們的貪廉程度。如果知縣甲立誌要做一個海瑞那樣的清官，就是把他放在應天巡撫（省長）的位置上，他的灰色收入也遠遠不如一個知縣（區長）。綜合以上因素，官員的收入並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其權力的大小。

　　但是對於京官來說，情況與地方官員又有所區別。首先在決定其收入的各種要素中，存在的變量有所減少。這樣一來，京官的收入多少與權力大小就有著更為直接的聯係，權力值就約等於個人收入。

　　官員所擁有的公權力所圈出的區域越大，那麽他所獲取的利益就越多。真正窮的，隻是那些清水衙門裏的小京官。這幫小京官是一群被稱為“京曹”的人，他們僅僅是中央政府各個衙門裏的屬員，權力不大，工作也很清閑，他們的收入甚至還趕不上一個在底層刮油水的胥吏。

　　對於一名低級別的官員，既沒有來自下級的孝敬，又沒有實實在在的公務經手，想要過上富足的生活是非常難的。胥吏的收入與所在的崗位有很密切的關係，如果能夠盤踞權力要塞，他們就可以揩點油水出來。這種狀況，在官吏分途而官員的俸祿又出奇低的明清兩代，更為明顯。

　　清朝官員實行的是低俸製，根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文武京官俸祿，正從一品俸祿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正從二品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米一百五十五斛；正從三品俸銀一百三十兩，米一百三十斛；正從四品俸銀一百有五兩，米一百有五斛；正從五品俸銀八十兩，米八十斛；正從六品俸銀六十兩，米六十斛；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正從八品俸銀四十兩，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鬥一升四合；從九品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米三十一斛五鬥二升；未入流俸銀祿米與從九品同。”

　　按照上麵的規定，我們就拿“正從一品俸祿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來說，換算成今天的錢糧，相當於一年兩萬多塊錢。要知道，當時可沒有一夫一妻製和計劃生育，京官一家老小加上仆人，至少有十幾口人吧。如果僅靠著台麵上的兩萬多塊錢，京官的日子幾乎沒法過下去。

　　其實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京官的“窮”與京城老百姓的“窮”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老百姓的“窮”是窮在溫飽問題上麵，而京官的“窮”則是消費結構性的窮。京官的比較對象，應該是他的那些同僚們和各級官員。作為官員，他們所要求的生活標準絕不僅僅是達到溫飽線。他們既要追求酒足飯飽的物質生活，還要追求聲色光電的精神追求。而滿足精神與物質的雙豐收，需要的是真金白銀。

　　京官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不能直接刮地皮。比如說，一個在六部供職的主事（文吏），級別屬於七品官。地方上的七品官擔任的是知縣，一個知縣不貪不搶，一年正常的收入也有幾萬兩銀子。可七品官放到京城裏，就是權力係統內的最底層，他們的合法收入（工資）是45兩銀子，頂多再加上一點祿米。京師的物價比地方要高出幾倍，想要在京城過日子，僅靠政府給的這點薪水，是很難養家糊口的。由此可見，京官與地方官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語。

　　既然不能將手直接伸向地方上刮地皮，但是刮一刮地方官員還是有辦法的。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地方官員刮地方，京官刮地方官員，刮來刮去刮的還是老百姓。

　　京官有京官的權力資源，他們的權力資源就是位居權力係統的中樞部位。這個部位擁有合法傷害地方官員的能力，所以為了避免權力傷害，地方官就要向京官饋贈別敬、冰敬、炭敬等各種名目的灰色收入，其實這是官家權力收益的二次分配。

　　地方官員從民眾那裏撈來的錢需要一次分肥，官員既是受賄者又是行賄者，由此引發了官員權力資源的二次分配。

　　道光二十七年（1857年），朝廷任命張集馨為四川按察使（省高院院長）。在赴任之前，他晉見了當時的鹹豐皇帝。皇帝無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潔的話，類似於今天的組織談話。見完皇帝，張集馨並沒有拍拍P股就走人，他還要履行官場應該遵守的灰色章程。

　　按照當時的官場規則，他需要向各部門的官員道個別，打個招呼。招呼並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有講究的。一個官員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帶禮物的，稱為別敬。不要小看了這臨別一敬（別敬），京城各大小部門裏的各大小官員，落下一家，將來都可能給自己的工作帶來麻煩。

　　當時新官赴任前用於別敬有個標準，張集馨在他自敘性質的傳記《道鹹宦海見聞錄》裏開列出了標準。軍機大臣，每人四百金，軍機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較大實權的，則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一百金，侍郎、都禦使五十金，同鄉、同年及年家世好，一個都不能少。張集馨在赴任之前，等於是把京城裏但凡有些權力的官員都敬了個遍。僅此一項，就花去銀子一萬五千餘兩。

　　張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禮的京官中，軍機大臣雖然沒有品級，但作為皇帝的機要秘書，其地位也不可小覷。六部尚書、總憲、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員。而軍機章京隻是正四品。這說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禮並不僅僅局限於級別比自己高的官員。

　　別敬雖然中間有一個“敬”字，但從官員內心來說，這與“敬”沒有半點關係。與人品，與感情，與級別統統沒有關係，它隻是官場的“灰色地帶”，是一種權力尋租。如果非要和“敬”字拉上關係，那麽張集馨所“敬”的隻是官場中人遵守的遊戲規則。這種“敬”是圈子裏的約定俗成，你不玩也可以，那就隻好請你到圈外麵靠邊站，候補隊員多的是。

　　作為一個官員，在得到自己將要到地方上赴任的消息後不是一家人喝慶功酒，而是一家人想辦法先四處湊錢來度過這臨別一“敬”。當然這湊來的錢並不指望張集馨日後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償還，那樣的話，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縫起來，也難以償還。

　　我們來看一看張集馨上任後，他的工資標準應該是多少。按照清朝道鹹年間的工資標準，一個正三品官員，張集馨的合法收入為：歲俸銀一百三十兩，米一百三十斛。清廷從雍正年開始發放大約為歲俸十倍的養廉銀，張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兩千多兩銀子左右。就這兩千兩銀子既要負擔全家人的生活，又要為雇傭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給張集馨的年薪隻有一千多兩銀子。他臨別一“敬”花去的一萬五千餘兩銀子，單靠自己合法收入，不知道要還到猴年馬月。由此可見，張集馨“別敬”花去的費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撈到的好處。

　　作為一個省級官員，張集馨進京出公差的頻率還是相當高的。每一次回京，張集馨都要將京城裏的那些大小官員們打點一番。這些真金白銀還是要從自己的灰色收入裏拿，這樣一來，“張集馨們”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務就很重。

　　這就好像一個輸血管道，地方官肩負著為京城官僚集團輸血的任務。要保證整個權力管道不因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員也是想盡一切辦法，提高自己權力管道的造血功能。這裏有兩個例子：當時的陝甘總督（一把手）樂斌，是從一品的封疆大吏，他的造血方式是：一是借雞生蛋。也就是從省財政的國庫裏，撥出上萬兩的銀子，然後想辦法將銀子借給典當行，自己坐收利息。二是預支生錢。也就是官員即將離任的時候，將所轄之地的稅賦打折，鼓勵糧農預支來年的稅賦，這也稱為放炮。有時候，即使官員沒有離任，也會放出假消息，催著鄉民們交納賦稅。這樣一來，國家的稅賦成了養活權力集團的血液。

　　張集馨曾經擔任過陝西糧道，這是一個油水很大的肥缺：陝西糧道的主要職責是掌管軍糧，每年向軍隊發放的軍糧約十九萬石，但實際上向民眾征收的糧食有二十萬石。這樣，其中一萬石餘下來的軍糧，自然就成為陝西糧道的囊中之物。

　　在等級森嚴的古代官場上有句老話：“官大一級壓死人。”這話說得沒有任何問題。按照官家權力的正常關係，權力的等級序列應該是自上而下的，官大一級，自然是權大一級；權大一級，自然在權力係統中的造福和傷害能力也就比別人（下屬）大上一級。人本來就有趨利避害的本能，中國古代官員對此更是異常的敏感。官家權力係統除了這種縱向上“絕對服從”的關係之外，還有橫向上“分工不同”的關係。也就是在一個權力大係統內，依據不同的職責分工而產生權力小係統。

　　就拿明清時期來說，地方設藩司衙門，長官為布政使（分管財稅的副省長）；同時設臬司衙門，長官為按察使（省高級法院院長），布政使無權幹涉按察使審案，按察使也無權插手地方的錢糧事務。但依權力的層級原則，布政使與按察使均受巡撫（省長）節製。巡撫和布政使雖然是同級別的官員，但是布政使要受巡撫的節製；按察使比巡撫官小一極，可以說巡撫是他的上級。

　　這種縱向上分層，橫向上分界的權力結構是理論範疇內的權力運作方式，但是這種運作方式常常會在現實中碰壁。很多時候，那些居於權力等級上層的長官反而會受製於權力等級下端的小吏，為了擺平某件事，他們往往需要低眉順眼向小吏行賄。

　　我手頭有一個京城大小官吏啃噬地方高官的典型案例，屬於典型的小京官吃大官員。

　　清朝同治年間，由天平天國起義引發的社會大動蕩即將走到尾聲，曠日持久的戰爭也進入全麵掃尾階段，龐大的軍費報銷也提上了議事日程。挽帝國狂瀾於既倒，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功不可沒。按道理說，就算朝廷不重獎，報銷軍費也應該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但是讓曾、李二人想不到的是，手續齊全的軍費報銷居然會卡住。卡住他們的不是皇親貴戚，也不是比他們高一級的京官，而是跟他們完全不是一個重量級的官場小人物，級別都大多是七品的戶部文吏（辦事員）。

　　我們都知道在食物鏈上有“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之說，可蝦米吃什麽呢？有人說是淤泥，但我要告訴你，浮遊在水麵上的蝦米反過來也是可以吃大魚的。中國民間有句老話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中央六部各衙門的胥吏則吃下麵大小官員的。所以蝦米能不能吃上大魚，關鍵不在其身份高低，而在於他手中有多大的權力。

　　地方官員的“炭敬（冬天取暖費）”、“冰敬（夏天的消暑費用）”之類的賄賂是輪不到他們頭上的，他們就向各地方官員索賄。六部書吏在索賄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兒，而在這六部中，戶部索賄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輪得上吏部和兵部。戶部因為是管報銷的，地方的各項開支要報銷，都必須經戶部核準，不然就沒辦法報。但凡有利益出沒的地方，就會有灰色地帶的存在。

　　對於那些不諳熟規則的人，往往都辦不成事。就像這眼下的軍費報銷，報銷人是曾國藩和李鴻章。熟悉近代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這二位可以說是晚清權力集團的兩位大佬級人物，可他們照樣要按照行業規矩來辦事。

　　要想報銷款盡快到位，如果當事人裝傻，不給當事的戶部書辦“意思意思”，來回折騰個兩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這裏“意思意思”的標準主要還是按照報銷總額的比例抽取，總額越高，抽取的那部分也就越多。軍費開支應該是報銷款項中數額最為龐大的項目之一，那麽作為戶部的經辦人相應得到的收益也應該是豐厚的。比如你要報銷一百萬，起碼也要拿出五萬到十萬來打點、疏通各級胥吏。另外還有發餉、撥款等各個環節，都需要見廟就燒香，見菩薩就拜。你的禮沒有送到，我就拖著不給辦，看是你急還是我急，反正有的是律例方麵的借口，也不怕擔責任。當然這筆錢胥吏是不可能獨吞的，權力集團的分肥不是讓一個人吃飽，其他人餓死。這筆灰色收入，司官、堂官也是見者有份，但撈到大油水的還是具體經辦人員。所以清代戶部的大小官員、胥吏是六部之中最肥的缺，甚至有人稱，戶部書吏的富裕程度，並不輸給京城裏的那些王爺們。《清稗類鈔》中有“東富西貴”的說法，因為戶部的胥吏大多數居住在正陽門東和崇文門外，是當時北京城內的高檔住宅區，而司官則大多居住在宣武門外，比自己的下級差了好幾個檔次呢。

　　吏部、兵部就趁那些官吏升遷、補缺之際大撈一筆，比如說，如果外省有一個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補的人知道信息後，必須馬上到吏部或兵部上下打點行賄。書吏根據這個空缺位置帶來的利潤空間來索賄，真正按照資曆和能力安排職位的少之又少。至於工部、禮部、刑部相比之下就是清水衙門了，他們隻好等待像國家有大工程、皇族有大婚、大喪、重大禮儀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時再狠狠地撈上一把。

　　這一次，蝦米要吃定大魚，小吏要教教封疆大吏怎麽做人。按照大清帝國的財務製度，將當時的報銷過程在這裏轉錄如下：

　　一是花錢的部門先對要求報銷的事項進行統計，填寫清冊，然後送交戶部（財政部），這叫“投文”；二是戶部接到報銷清冊後要對各項花費是否符合規定進行審查，看有沒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虛開浮估”的情況，這個過程類似於審計；三是戶部如果發現報銷清冊中有不合規定的情況，就要求申報部門重新核實，這叫“批駁”；四是等一切報銷項目都符合規定了，戶部題寫希望準予報銷的奏折，交最高領導——皇上審批，皇上一般都會同意，因為戶部已經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一切都是符合規定的，皇上沒有理由不同意；五是如果皇上簽字同意報銷，那麽一切就OK了，戶部給申報部門一個批文，整個報銷流程就結束了。這個過程，和現在一個單位的財務報銷製度是一樣的，戶部如同單位的財務處，戶部長官——尚書如同財務處長，皇上就是帝國這個大單位的“一把手”。

　　從以上報銷流程我們可以看出，報銷是否能夠順利通過，關鍵還在於戶部的審計那一關，其他環節基本上是例行公事，走走程序而已。但是體現戶部真正權力的除了審計，就是“批駁”。如果戶部文吏說你的報銷項目不符合規定，說你有做假賬的嫌疑，那麽你的報銷就要擱置。戶部這麽說完全是工作職責所在，它有嚴肅財務製度的理由和借口，而且理由是正式權力範疇內的，讓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這卻是申報部門最不願意看到的。為了能夠順利報銷，避免被批被駁，申報部門就得有一筆專門的活動經費，這筆經費在曆史上叫做“部費”。這筆經費專門用於“跑部錢進”，打通上下環節。

　　我們知道，財務是一件非常瑣碎而複雜的工作，用康熙年間的名臣靳輔的話說，是“數目煩瑣，頭緒牽雜，非精於核算、洞悉款項、熟知卷案者，萬難得其要領”。也就是說，財務工作是一件讓人頭疼萬分的事，不熟悉這項工作的人，根本搞不清楚這裏麵的彎彎繞繞。所以說，那些書吏如果要挑報銷者的財務問題，對方也是一頭霧水，說你有問題就有問題，沒有也有。因此，要對送審的報銷賬目進行審計就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能，而且為了嚴肅財務製度，避免在報銷中弄虛作假，審計過程要很認真細致。作為一名合格的戶部書吏不僅要具備熟練的業務知識，而且還需具備過人的精力，因為審核的過程也非常耗神費力。在明清時代，這項工作本來是戶部官員的職責，但實際上都是交給被稱為“部吏”的戶部書吏們去做。也就是說具體辦事人員在具體操作這個事情，分管工作的官員隻等著利益分配，坐享其成。

　　按照當時的權力結構設計，書吏隻是一些普通的辦事人員，他們的工作無非是幹一些抄抄寫寫的活兒，類似於我們今天辦公室裏最底層的文員，他們上麵有許多人——被稱為“司官”的主事（處長）、員外郎（副司長）、郎中（司長）；被稱為“堂官”的侍郎（副部長）、尚書（正部長）——管著他們。問題是，管歸管，可那些處長、司長、部長很少懂財務方麵的專業知識，更不願把時間、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賬目上，他們更願意在喝酒、聽戲等娛樂性活動上消磨時間，高雅一點的是去讀書、收藏書畫、寫詩、做文章。對於辦公室這些瑣碎而無聊的財務報表，以他們死讀書、讀死書的腦袋是不大懂的，同時他們也看不起那些瑣碎而無聊的工作，也覺得沒有必要去弄懂。所以他們就把審計的職責推給了書吏，通常就是在書吏把審計報告送上來的時候簽簽字，對於具體內容並不去核實。這樣，審計和批駁的權力實際上就轉移到了書吏手中：書吏說行，他們就在同意報銷的審核報告上簽字；書吏說不行，他們就在批駁的意見單上簽字。

　　在正式規定中，書吏則是一些沒有地位的人，類似於政府聘用的不在編人員，按規定五年一續聘，不能連任。他們不僅連正式的工資都沒有，甚至連一點夥食費（飯銀）都未必能夠如數領到手。更不合理的是，書吏的辦公費用——比如紙張、墨水等經常還得自己掏錢買。即便是這樣的工作，也有嚴格的編製限製，戶部主管全國的財政，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而書吏的正式編製隻有200多個。書吏自己辦不完的事隻能找助手，助手可能再找助手，這就有許多編外人員，這些編外人員的工資福利都要由找他們辦事的書吏來負責。

　　當然對於書吏們來說，他們工作的動力與領不領政府的薪水無關。他們有財務審計的權力，就看你送不送錢，這些地方官員用來活動的錢有一個專門的詞，叫做“部費”。給了“部費”，即使不符規定，賬目漏洞百出，他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通過；如果不給“部費”，即使完全符合規定，賬目天衣無縫，他們也可以找個理由打回去，讓你核查清楚了再來報。戶部書吏因為手中有了這種權力，導致各級官員不交“部費”就報銷不了賬目。曾國藩、李鴻章需要麵對的就是這個問題。曾、李二人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了，遇到問題就要解決問題。以曾、李二人當時的地位，一個直隸總督、一個湖廣總督。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居然和普通官員並無二致，也就是花錢、找人、托關係。

　　李鴻章托的人是王文韶，這個人是湖北省的一個道台，曾經在戶部任過職，在部裏也有著很深的人脈關係。王文韶對戶部文吏這一套辦事章程並不感到陌生，他先是托人去找具體辦事的書吏，探探他們的口風。反饋回來的消息說，書吏們的胃口很大，要求得到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謂“厘”，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一厘三毫，就是報銷一百兩給一兩三錢。當時湘軍、淮軍要報銷的軍費加起來是3000多萬兩銀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費”需要40萬兩。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相當於現下人民幣8000萬元。

　　曾國藩所托之人是李宗羲，此人是江寧（南京）布政使（江蘇省長）。其實李宗羲並不熟悉戶部的人，他轉托了一個叫許緣仲的中間人，由中間人出麵和戶部的書吏做了私下溝通。經過私下裏的一番討價還價，最後定下來8萬兩。盡管書吏做出了很大讓步，但曾國藩還是不滿意。即便隻掏出8萬兩，籌措起來也是很麻煩的，因為這筆錢是不可能通過正式權力確定的財政製度到手的。於是，曾國藩又向皇上遞交了一份報告，請求軍費報銷能夠免於審計。皇帝看在他的麵子上，也就同意了。但為了不得罪人，曾國藩在向皇帝打報告的同時，也表示，自己在前麵和戶部的書吏說好要給的8萬兩銀子“部費”還是照舊給，但書吏們不能再漫天要價，不然真就太為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