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邏輯

第十九章 “京”字招牌的硬度

　　作為官員來說，個人的仕途命運，拋去個人因素之外，很多時候被規範在製度設定的大框框裏。這個框框就是所謂的古代官僚製度，製度裏的那些法律條文對官員有著很強的約束力。但是，在製度運行的層麵之下，還存在著一些不被製度約束的行為方式，並且約定俗成地成為官場中的灰色地帶。很多時候，這些灰色地帶在有意無意之間會影響著甚至決定著京官們的升遷。

　　按照常理，吏部提拔官員最看重的應該是這個官員的能力。但對於京官來說，並非如此，資曆才是他們混跡官場的不二法門。

　　從一個官員的資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為官經驗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後。我們都知道，資曆是最不靠譜的東西。比如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一些機關幹部的資曆很多時候是靠一杯茶、一張報紙泡出來的，與能力大小是不成正比的，有的人當了一輩子官還是碌碌無為，混日子而已。可是在清朝，“資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項硬性指標。尤其在一些地位顯貴，政務又不怎麽繁忙的清要衙門將此看得更為重要，比如說翰林院、都察院、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等等。

　　在光緒年間曾做過內閣中書的朱彭壽說：“京署各官，最重資格，對於同僚之先進者，不論年齒，皆稱為前輩。初謁時，必具紅白柬三分，登堂拜見，執禮惟謹。至其他各署，則但以同輩相稱矣。”

　　這種論資排輩的做法，在客觀上營造了官員晉升的公平環境。當然這種公平隻是相對的，論資排輩雖然不能保證良幣淘汰劣幣，但至少可以讓京官們安於本分，心無旁騖地幹工作。

　　乾隆年間有的京官根本不願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職，他們寧願碌碌無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紀曉嵐就曾經書挽聯嘲諷道：“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當然在這些重資曆的衙門中，官員的升遷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門來得快。

　　京官裏權重位顯的官員畢竟隻是少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常年待在職微官輕的崗位上，即便如此，也無人敢小視他們。就拿“內閣中書”這個職位來說，官階雖然隻有區區的七品，卻是一個很實惠的官職。因為經過一定的年限，“內閣中書”就可以擁有在官場進退自如的資格。既可以外補同知或直隸州知州這樣正五品的地方實職，又可以被保送充任軍機處章京，為接下來平步青雲打下紮實的基礎。有詩雲：“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

　　像內閣中書這樣職卑位尊的京官打著一個“京”字招牌，就可以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內閣大學士”這樣的實權人物，禮拜為老師，再以師生關係得到推薦拔擢，獲得更多的升遷機遇。

　　“六年俸滿放同知”，就可以由七品直接晉升為五品，羨煞了多少地方官員。要知道當時全國的州縣數以千計，那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員，以知縣為最多，但知縣的品級很低，隻是一個七品卑秩。知縣的頂頭上司知府是四品，上下級之間相差有三四級之多，這三四級中的官都是些府丞、通判、同知等副職，知縣根本瞧不上眼。如果一個知縣想要直升為像知府這樣的正印官，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往往做了幾十年的知縣也難望“四品黃堂”。

　　在京城當官，因為大家都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博生存，不論官級大小，除了皇帝之外，高官不敢向卑官作威作福，妄自尊大。就拿當時的中央六部來說，任尚書、侍郎堂官的，其下屬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見到他們時，隻是抱拳一揖為禮，而一、二品大員的堂官則必須以起立致意的方式來還禮，官銜再大也不能坐在那裏充大爺。

　　曾國荃攻克金陵後封了伯爵，有一段時間內調為兵部尚書。因為他是從軍隊起家的，當時軍隊裏的領軍者很會擺譜，與做京官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有一位司員手持文書來匯報公事，施過一揖之禮後，曾國荃坐在那裏紋絲不動，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那位司員也有文人的傲骨，將手中文書往曾國荃麵前一扔，用言語教育了自己的上司一頓。官當得再大，也要懂得禮數。

　　作為行伍出身的曾國荃哪裏受得了這個氣，自知幹不了這一行，不到一個月便要求外調到地方任職，仍去地方做他的巡撫總督。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僚隊伍並不是凝固的，而是像流水一樣始終處於流動狀態。這種流動並不僅僅限於京官各衙門之間，也存在於京官與外官之間。乾隆年間，官員內升外轉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則：凡禦史、郎中、員外郎以道府用，主事、評事、博士等小京官以直隸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用，而讚禮郎、讀祝官中監生出身者須有三年以上工作經驗（曆俸三年）、辦事明白才能達到保送資格。此外，部曹、即郎官可以外出督學，內閣學士、侍郎可以用為巡撫，尚書用為總督等等。

　　但是，對於京官與外官的選用標準，在製度與操作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剛開始，朝廷在京官的使用上，主要還是局限於京城各衙門內部之間互相調劑，理由是京官不熟悉地方民情，隻能在京城各衙門裏混飯吃。

　　到後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康熙帝的觀點是：“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觀型。”這句話表明了皇帝對於京官的態度，那就是京官應該做官員的表率，做地方官員的榜樣。

　　隨著執政者態度的轉變，國家製度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地方的七品知縣可以調遷為京官裏的七品主事，將地方才品兼優的官員調任京城任職。

　　另外在官員的選用上，京官與外官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京職各衙門事務，是處於一種集體辦公的環境中，京官雖然在能力上有著高下之分，但有一項是必須具備的，那就是“習之法度”，也就是他們必須是熟悉國家行政條例的辦公型人才。而外官則不同。“道府州縣等官，刑名錢穀責成一身，兼以沿河沿海苗疆煙瘴等缺”。地方官府衙門麵對的是老百姓，這就要求他們熟知民情，具有解決刑名錢糧能力的綜合型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那些能夠獨當一麵、獨立解決問題的地方官要比京官更為難得。所以，在對內外官員選用的具體操作上，無論是主管銓選的吏部，還是把握用人大權的皇帝，往往都沒有拘泥於製度上的條條框框。

　　就官僚製度而言，那些身處不同衙門裏的官員往往會麵臨不同的升遷際遇。凡是經過科舉考試，捐納或原官起複具有升遷資格的候補官員都要到吏部聽候銓選。吏、禮二部的司員，除了進士可以授主事、參加國家特考的貢生可以授小京官外，其餘都是由舉人、貢生和監生花錢捐納入官。另外吏部在掣簽選官的時候，也不得將吏、禮二部納入其中。

　　這裏所謂的掣簽選官是明朝萬曆年間，由吏部尚書孫丕揚所創立的選官製度。具體操作方法就是以竹簽預寫所選機構地區及姓名等，打亂後置入筒中，遇上朝廷選用官員，皆由選人自掣，有點撞大運的成分。清朝沿用此製，外省官員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簽分發各省。

　　在官員選用上，戶、兵、刑、工四部與吏、禮二部有著很大的不同。而其餘四部雖然比不上吏、禮二部進步得快，但在京官這個群體中也屬於佼佼者。不要說部與部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就是同一個級別的官職也會分個三六九等和好壞優劣。

　　作為京官，最應該修煉的本領是熬資曆。熬的是時間，熬的是資格，能夠熬出頭的就可能成為大京官或者地方大員，但是大多數人在這條路上耗盡一生，也難以有所作為。

　　比如說清朝京官中的侍郎就是在六部熬資曆的典型代表，他們一般都是先從工部起步，然後調任兵部或者刑部，再轉禮部、轉戶部，最後升遷至吏部。工部侍郎轉任兵部侍郎，級別和待遇都沒有變，從表麵來看是“調任”，但在京官的圈子裏卻被視之為“升任”。因為工部管理的是工程建築，雖然手裏握有工程項目和工程款項，可與其他幾個部門比起來，還是稍遜一籌。兵部掌管著天下的兵馬，戰時多事，和平時期又無事可做；刑部掌管著司法刑獄，因為刑部官員擁有合法傷害權，所以也就擁有了為自己造福的權力；禮部掌管的是意識形態，負責文教，本應是清水衙門，不過重要的是他們負責科舉考試，所有想要進入官場的讀書人都無法避免地要和禮部打交道；戶部就更不用說了，戶部又稱為“富部”，他們掌管著國家的財政和開支，經濟是一個國家的命脈，能夠卡住命脈的人往往處於權力的核心階層，另外官家製度的運行也離不開戶部真金白銀的支持。

　　吏部考核天下官吏，把持著官員進退升降的大權，這是官僚集團最為在意、也最為敏感的權力。根據清朝六部官員的升遷路徑，我們可以按照六部實際權力的大小將其排列出來：工部＜兵部＜刑部＜禮部＜戶部＜吏部。清朝吏部、戶部尚書和侍郎進入軍機處的可能性最大，禮部次之，而工部侍郎幾乎沒有進入的可能。由此可見，同級官僚不同權，更不同命。

　　在京官中還有一部分沒有進士身份的京官，他們可以憑借自己曾經供職於這些衙門的工作經曆，通過科舉考試來取得進士功名，然後獲得躋身於更高權力地位的資格。為了不當一輩子文吏，在仕途上可以走得更高遠，他們在取得京官的職位後，接下來還會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以取得進士的光環。也恰恰是在這些人中，不僅中進士的比例高，而且成績名列前茅的也不在少數。當然這與他們小京官的經曆也有很大關係，這些小京官都是從各省國子監的生員選拔出來的尖子生，禮部官員登記造冊後奏請皇帝。這些各地的尖子生要會考於保和殿，稱為朝考。通過朝考者就可以在京城衙門謀個實職。

　　選拔者中很多人都是當地的名士，早已進入國家的人才貯備（登朝籍）。他們參加進士考試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那些殿試讀卷的大臣，或為舊時座師，或為本署長官，或為同鄉老輩。本來就是“老相識，老熟人”，知根知底，考試隻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已。從雍正十一年至光緒三十年（1733-1904）這一百七十餘年間，五十七次會試中由中書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計六十八人（引自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卷二）。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學侍從的優勢地位也發生了轉變。翰林等官不再居於官場上的顯位，主要是由於六部司員都可以通過掏錢捐納取得，錄用已經不像先前那樣正規。就像現在的大學擴招，其結果就是讓大學這塊金字招牌變成破銅爛鐵。

　　由此可見傳統的官僚體製在運行到一定的階段後，已經處於無法調解的矛盾狀態之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