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海外華人華僑
由於地理和曆史的原因，從唐朝開始，就有大批中國先民通過海上網絡移民他處。他們或避戰亂，或逃饑荒，或為歐洲殖民者所“招募”，背井離鄉到海外謀生並求發展。移民海外的潮流一直持續到現在，形成了華人華僑問題。華僑一詞最早產生於清末《清實錄·德宗本紀》。清政府於1900年簽署《國籍條例》正式承認海外定居但有中國國籍的人為華僑。他們背井離鄉原因各不相同，目的也不相同。但是所有海外華人華僑所經曆的艱辛，他們所付出的心血與汗水和他們對“根”的維持與把握卻是相同的。
現在海外華人約有3500萬，其中80%居住在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其餘的20%主要居住在北美、澳洲、歐洲及非洲。單純：《試論海外華人經濟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向》，載於《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5卷1999年。中國移民首先遷移的地區就是東南亞。經過數百年艱苦卓絕的奮鬥，華人華僑終於在各移居地站住了腳，形成了頗有實力的華人華僑群體。有人戲稱，海外華人華僑勢力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遠在唐宋時代，東南一帶的中國人就興起了移民潮流。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地區，海外經貿往來密切，當地百姓接觸波斯商人或胡商日多，或多或少形成了經商致富的觀念。心理既動，加上地理和政治條件的刺激，東南百姓開始了前往海外的旅程。他們一般選擇到南洋一帶去拓展生路，成為最早的海外華人。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現象，政治大亂起於北方。南方相對安定，但是南方人在北方南下避難百姓的擠壓下，也選擇了向更南的海洋進軍。古代中國的北方戰亂和人口南渡促進了南方向南洋移民的潮流。原因有二：一是躲避戰亂，二是出外謀生。承接了北方大量人口乃至整個中央政權的南方，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支撐起驟然增大的人口和上層建築。而原來北方南下的官員貴族，財力不濟，其中不少人不得不進入商業領域。而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的發展是海外移民的推手。
史學家奈斯比特曾描述海外華人發展的曆史：“中國的天塹長江，把中國人分成了南北兩部分人。曆史上，江北人追求仕途榮華，而江南人則重利重商……多少世紀以來，南方的商貿和北方的官宦一直關係不順。南方人對官府一向畏懼，竭力避免官府注意他們的財富，保持低姿態以不受貪官汙吏的搜括。他們遠離權力中心，隻在必要的時候用行賄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生財之道。數百年來，南方商賈階層已習慣於這種處世原則。他們在沿海地區積極發展商業，滿足於改善家族的經濟狀況。一旦家鄉遇上災荒，他們便背井離鄉到新天地去繼續這種生存方式。”轉引自單純：《試論海外華人經濟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向》。
我們可以寬泛地理解為，商業的發展和人們的商業精神的出現，是南方移民潮的社會溫床，加上古代中國高超的航海技術，曆史就難以阻止這一潮流的奔騰流瀉了。
元末明初，南方戰亂，各政權分立。朱元璋平滅張士誠和方國珍政權。二人的餘部都是沿海居民，熟悉海上生活，大多數逃往海上，繼續與明朝為敵，一再失敗後散落於南洋各地；洪武年間，明朝又賜福建三十六姓百姓給琉球國；明中期以後，海盜和倭寇勾結反抗海禁政策，被擊潰後不得不流落南洋，有國難回。海外華人華僑的隊伍得到了壯大。
這樣的情形在明末清初再次重演。明亡，南明殘餘勢力與清朝周旋多年。永曆帝被吳三桂追趕逃入緬甸，其餘部宗族留居緬甸，後裔自稱桂家，後來在當地開礦經商，頗有聲望；張煌言與鄭成功合兵攻南京失敗，部隊解散，大部分逃到了南洋各地；楊彥迪等人率幾千人逃入越南，在當地墾田自立，因為，他們幫助越南的阮氏政權，他們建立的村社稱為“明鄉”，他們的後裔稱為“明鄉人”；清朝早年，內地也有許多人因為文化和心理上難以調適，不滿滿清統治移民他鄉。比如朱舜水到日本向德川幕府借兵複明不成，定居日本水戶藩，傳授王陽明學說，形成了日本的水戶學派。
鴉片戰爭後，移民潮達到高潮。不過近代的中國移民史不再像古代曆史上那般灑脫、自由，而是充滿了血淚控訴。中國移民，尤其是勞工，像豬玀一樣被人拳打腳踢，被用曾經販運奴隸的船隻運載出海，去向前途未卜的海洋。西方列強的勞力需求助長了血淚移民的風潮。如英荷殖民者為了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興辦煙草業、橡膠農場，開掘錫礦、金礦，營建公路、碼頭，興建商貿城鎮，需要大量勞動力。由於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的原住民當時還沒有從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分離出來，加之當地民眾對殖民者的反抗情緒很大，英荷殖民地的經濟隻能就近從廣大的中國南方沿海地區招募來大批契約勞工，即所謂“豬仔”。這些主要由中國破產農民構成的近代勞工到了殖民地後，承擔了殖民地的建設重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既沒有實現打工賺錢的出國目的，更是從此再也沒能回到祖國。其中一些幸運者從勞工中分離出來，成為當地的零售商販，慢慢地發展成了現代華人華僑。
說華人華僑的海外生存史是一部血淚史，一點都不言過其實。早期移民最初漂洋過海所到的地方是想像中的荒蠻之地，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都十分陌生。他們既不被當地接受，而自己也常想聚財致富後就榮歸故裏。但是古代中國執行的是嚴格的敵視移民政策。如康熙1712年詔令：“……所去之人，皆在國外，將知情者同往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員，隱匿不報者，從重治罪。”清朝中前期的傳統國策對人民移居國外不僅禁止，還用嚴刑峻法來強製執行。海外華僑在當時被視為“棄民”，甚至是“叛逆”，政府對他們的權益不但不加以維護和爭取，而且對歸國華僑還要加以製裁。同時移民所到的嶄新環境，並非想像中的樂土；回家改善家族生活的錢財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聚斂的。幾乎所有的華人華僑最後都不得不留居在了移入地。
這些無親無故、缺少田產家舍的中國移民隻能開始從事基礎性的職業：苦力、農夫和傭人。這樣的職業也比較容易使新移民避免與舊有社會結構產生衝突，減輕融入新社會的阻力。高強度的勞動常常使他們客死域外，親朋好友與同伴們淒慘地助其屍骨還鄉。早期移民當中的少數人能夠在完成小額資本積累後，成為商販。僅有成金字塔型的少數人繼續前輩的生意，獲取利潤，發家致富。因為沒有國籍，因為受到舊有社會結構的排斥，中國移民很少成為專業人士，極難躍升社會上流。前幾代移民都是當地華人社會的墊腳石和鋪路者。
值得欣慰的是，當今世界，海外華人華僑已經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多數人不僅成功地融入了當地社會，而且事業有成。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不斷增多，實力增強。還是以華人華僑集中的東南亞為例子。在早期的英荷種植園，一些有商貿意識或經驗的中國移民逐漸演變成了英荷殖民公司、洋行與原住民間從事原材料收購和工業品銷售的中間商。經過100年的慘淡經營，海外華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便集中到了商貿方麵。在印尼政府對華人經濟各種限製的條件下，還出現了像李光前、林紹良、郭鶴年這樣的“橡膠大王”“水泥大王”、“食糖大王”。在印度尼西亞這個擁有2億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華族隻占到600餘萬人，約為總人口的3%強。但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經濟統計表明，印度尼西亞居全國控製地位的25個大商業集團中，有17個為華族所擁有。在泰國，華族人口大約占泰國總人口的約10%。但是泰國是一個以信奉佛教為主的國家，華人與原住民的融入較少有文化上的障礙，而且華族進行經濟活動的社會、文化環境較東南亞其他國家要好得多。在控製泰國經濟的100個最富裕的商業家族中，大約90多個都是華人家族。而居泰國經濟核心的曼穀，經濟實力也主要由華人商貿家族控製。據一項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統計，華人擁有當時泰國商業和製造業資產的90%以及泰國銀行資本的一半。
盡管處於絕對的人口劣勢（新加坡除外）和並不如意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世界各地的華人和華僑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和頑強的精神生存並壯大起來，構成所在國國民經濟的重要部分，這在民族經濟發展史上不能不稱之為奇跡。單純：《試論海外華人經濟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向》。
海外華人華僑在世界各地烙下了中國身影。唐人街、孔夫子、中餐廳、功夫都是顯著的中國標誌。現在亞、非、拉、歐美許多國家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雖然曆經一二百年的滄桑，街區、建築卻依然保持著中國式雕梁畫柱、紅簷綠瓦的傳統色彩和風格。中國特色的飲食文化、節日民俗，成為各地的旅遊觀光景點。比較著名的有美國舊金山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和東京唐人街。像倫敦的唐人街位於倫敦市中心最繁華的爵祿街，與皇家公園、白金漢宮相鄰。早在1880年，受聘於英國東印度的一些中國海員在東倫敦區聚居下來，形成一個小型華人社區。這就是倫敦最早的唐人街。隨後華人不斷進入，使唐人街規模不斷擴大，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不斷地發展，英國人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一些娛樂場所紛紛在爵祿街附近開業，也成為倫敦唐人街日後繁華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國華人以餐館業起家，克勤克儉，把昔日名不見經傳的街坊建設成為今日世界知名、遊客向往的旅遊勝地。他們不僅在繁榮華人經濟方麵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促進中英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麵也做出了卓越貢獻。蘇振生：《世界著名的唐人街》，載於《中學地理教學參考》，2000年第10期。
海外華人華僑的行為和成績是對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最好的宣傳。我們在感激早期移民的辛勞和奉獻的同時，更要為他們堅守中華文化之根的精神所折服。為了在文化和社會環境不同的異鄉維係住中國人的特性，海外華人華僑非常重視中華文化的紐帶作用，在僑居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合心同力、爭取同聲說話。同時，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增強了華僑華人的整體意識增強，使世界華人華僑聯係更加緊密。也許這就是海外華人華僑成功的內在原因。
§§第七章 帝國噩夢，從裂痕到崩潰的屈辱
現在海外華人約有3500萬，其中80%居住在東南亞國家或地區，其餘的20%主要居住在北美、澳洲、歐洲及非洲。單純：《試論海外華人經濟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向》，載於《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5卷1999年。中國移民首先遷移的地區就是東南亞。經過數百年艱苦卓絕的奮鬥，華人華僑終於在各移居地站住了腳，形成了頗有實力的華人華僑群體。有人戲稱，海外華人華僑勢力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遠在唐宋時代，東南一帶的中國人就興起了移民潮流。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南方地區，海外經貿往來密切，當地百姓接觸波斯商人或胡商日多，或多或少形成了經商致富的觀念。心理既動，加上地理和政治條件的刺激，東南百姓開始了前往海外的旅程。他們一般選擇到南洋一帶去拓展生路，成為最早的海外華人。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現象，政治大亂起於北方。南方相對安定，但是南方人在北方南下避難百姓的擠壓下，也選擇了向更南的海洋進軍。古代中國的北方戰亂和人口南渡促進了南方向南洋移民的潮流。原因有二：一是躲避戰亂，二是出外謀生。承接了北方大量人口乃至整個中央政權的南方，在短時間內不可能支撐起驟然增大的人口和上層建築。而原來北方南下的官員貴族，財力不濟，其中不少人不得不進入商業領域。而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的發展是海外移民的推手。
史學家奈斯比特曾描述海外華人發展的曆史：“中國的天塹長江，把中國人分成了南北兩部分人。曆史上，江北人追求仕途榮華，而江南人則重利重商……多少世紀以來，南方的商貿和北方的官宦一直關係不順。南方人對官府一向畏懼，竭力避免官府注意他們的財富，保持低姿態以不受貪官汙吏的搜括。他們遠離權力中心，隻在必要的時候用行賄的方式，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生財之道。數百年來，南方商賈階層已習慣於這種處世原則。他們在沿海地區積極發展商業，滿足於改善家族的經濟狀況。一旦家鄉遇上災荒，他們便背井離鄉到新天地去繼續這種生存方式。”轉引自單純：《試論海外華人經濟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向》。
我們可以寬泛地理解為，商業的發展和人們的商業精神的出現，是南方移民潮的社會溫床，加上古代中國高超的航海技術，曆史就難以阻止這一潮流的奔騰流瀉了。
元末明初，南方戰亂，各政權分立。朱元璋平滅張士誠和方國珍政權。二人的餘部都是沿海居民，熟悉海上生活，大多數逃往海上，繼續與明朝為敵，一再失敗後散落於南洋各地；洪武年間，明朝又賜福建三十六姓百姓給琉球國；明中期以後，海盜和倭寇勾結反抗海禁政策，被擊潰後不得不流落南洋，有國難回。海外華人華僑的隊伍得到了壯大。
這樣的情形在明末清初再次重演。明亡，南明殘餘勢力與清朝周旋多年。永曆帝被吳三桂追趕逃入緬甸，其餘部宗族留居緬甸，後裔自稱桂家，後來在當地開礦經商，頗有聲望；張煌言與鄭成功合兵攻南京失敗，部隊解散，大部分逃到了南洋各地；楊彥迪等人率幾千人逃入越南，在當地墾田自立，因為，他們幫助越南的阮氏政權，他們建立的村社稱為“明鄉”，他們的後裔稱為“明鄉人”；清朝早年，內地也有許多人因為文化和心理上難以調適，不滿滿清統治移民他鄉。比如朱舜水到日本向德川幕府借兵複明不成，定居日本水戶藩，傳授王陽明學說，形成了日本的水戶學派。
鴉片戰爭後，移民潮達到高潮。不過近代的中國移民史不再像古代曆史上那般灑脫、自由，而是充滿了血淚控訴。中國移民，尤其是勞工，像豬玀一樣被人拳打腳踢，被用曾經販運奴隸的船隻運載出海，去向前途未卜的海洋。西方列強的勞力需求助長了血淚移民的風潮。如英荷殖民者為了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興辦煙草業、橡膠農場，開掘錫礦、金礦，營建公路、碼頭，興建商貿城鎮，需要大量勞動力。由於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的原住民當時還沒有從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分離出來，加之當地民眾對殖民者的反抗情緒很大，英荷殖民地的經濟隻能就近從廣大的中國南方沿海地區招募來大批契約勞工，即所謂“豬仔”。這些主要由中國破產農民構成的近代勞工到了殖民地後，承擔了殖民地的建設重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既沒有實現打工賺錢的出國目的，更是從此再也沒能回到祖國。其中一些幸運者從勞工中分離出來，成為當地的零售商販，慢慢地發展成了現代華人華僑。
說華人華僑的海外生存史是一部血淚史，一點都不言過其實。早期移民最初漂洋過海所到的地方是想像中的荒蠻之地，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都十分陌生。他們既不被當地接受，而自己也常想聚財致富後就榮歸故裏。但是古代中國執行的是嚴格的敵視移民政策。如康熙1712年詔令：“……所去之人，皆在國外，將知情者同往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員，隱匿不報者，從重治罪。”清朝中前期的傳統國策對人民移居國外不僅禁止，還用嚴刑峻法來強製執行。海外華僑在當時被視為“棄民”，甚至是“叛逆”，政府對他們的權益不但不加以維護和爭取，而且對歸國華僑還要加以製裁。同時移民所到的嶄新環境，並非想像中的樂土；回家改善家族生活的錢財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聚斂的。幾乎所有的華人華僑最後都不得不留居在了移入地。
這些無親無故、缺少田產家舍的中國移民隻能開始從事基礎性的職業：苦力、農夫和傭人。這樣的職業也比較容易使新移民避免與舊有社會結構產生衝突，減輕融入新社會的阻力。高強度的勞動常常使他們客死域外，親朋好友與同伴們淒慘地助其屍骨還鄉。早期移民當中的少數人能夠在完成小額資本積累後，成為商販。僅有成金字塔型的少數人繼續前輩的生意，獲取利潤，發家致富。因為沒有國籍，因為受到舊有社會結構的排斥，中國移民很少成為專業人士，極難躍升社會上流。前幾代移民都是當地華人社會的墊腳石和鋪路者。
值得欣慰的是，當今世界，海外華人華僑已經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多數人不僅成功地融入了當地社會，而且事業有成。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不斷增多，實力增強。還是以華人華僑集中的東南亞為例子。在早期的英荷種植園，一些有商貿意識或經驗的中國移民逐漸演變成了英荷殖民公司、洋行與原住民間從事原材料收購和工業品銷售的中間商。經過100年的慘淡經營，海外華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便集中到了商貿方麵。在印尼政府對華人經濟各種限製的條件下，還出現了像李光前、林紹良、郭鶴年這樣的“橡膠大王”“水泥大王”、“食糖大王”。在印度尼西亞這個擁有2億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華族隻占到600餘萬人，約為總人口的3%強。但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經濟統計表明，印度尼西亞居全國控製地位的25個大商業集團中，有17個為華族所擁有。在泰國，華族人口大約占泰國總人口的約10%。但是泰國是一個以信奉佛教為主的國家，華人與原住民的融入較少有文化上的障礙，而且華族進行經濟活動的社會、文化環境較東南亞其他國家要好得多。在控製泰國經濟的100個最富裕的商業家族中，大約90多個都是華人家族。而居泰國經濟核心的曼穀，經濟實力也主要由華人商貿家族控製。據一項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統計，華人擁有當時泰國商業和製造業資產的90%以及泰國銀行資本的一半。
盡管處於絕對的人口劣勢（新加坡除外）和並不如意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世界各地的華人和華僑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和頑強的精神生存並壯大起來，構成所在國國民經濟的重要部分，這在民族經濟發展史上不能不稱之為奇跡。單純：《試論海外華人經濟的曆史地位和發展趨向》。
海外華人華僑在世界各地烙下了中國身影。唐人街、孔夫子、中餐廳、功夫都是顯著的中國標誌。現在亞、非、拉、歐美許多國家的大城市都有“唐人街”，雖然曆經一二百年的滄桑，街區、建築卻依然保持著中國式雕梁畫柱、紅簷綠瓦的傳統色彩和風格。中國特色的飲食文化、節日民俗，成為各地的旅遊觀光景點。比較著名的有美國舊金山唐人街、巴黎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和東京唐人街。像倫敦的唐人街位於倫敦市中心最繁華的爵祿街，與皇家公園、白金漢宮相鄰。早在1880年，受聘於英國東印度的一些中國海員在東倫敦區聚居下來，形成一個小型華人社區。這就是倫敦最早的唐人街。隨後華人不斷進入，使唐人街規模不斷擴大，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不斷地發展，英國人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一些娛樂場所紛紛在爵祿街附近開業，也成為倫敦唐人街日後繁華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國華人以餐館業起家，克勤克儉，把昔日名不見經傳的街坊建設成為今日世界知名、遊客向往的旅遊勝地。他們不僅在繁榮華人經濟方麵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促進中英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麵也做出了卓越貢獻。蘇振生：《世界著名的唐人街》，載於《中學地理教學參考》，2000年第10期。
海外華人華僑的行為和成績是對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最好的宣傳。我們在感激早期移民的辛勞和奉獻的同時，更要為他們堅守中華文化之根的精神所折服。為了在文化和社會環境不同的異鄉維係住中國人的特性，海外華人華僑非常重視中華文化的紐帶作用，在僑居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合心同力、爭取同聲說話。同時，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增強了華僑華人的整體意識增強，使世界華人華僑聯係更加緊密。也許這就是海外華人華僑成功的內在原因。
§§第七章 帝國噩夢，從裂痕到崩潰的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