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澳門，東西初識
鴉片戰爭後，中國進入“千年未遇之變局”，遭遇“千年未有之強敵”。傳統的政治倫理、製度和政府統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在融入以西方價值體係為核心的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同時，國內政治也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規則。中外政治交流達到了有史最高的程度。中國在屈辱的近代，從劇烈的心理落差中，發展出了帶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國將會對世界曆史產生嶄新的政治影響。
本章描述的是從16世紀西方勢力進入東亞開始到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間的曆史。在這一階段的後期，中國曆史是從屬於西方曆史的。中國失去了之前積極向外擴散文化的能力，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湧入中國，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本章不寫西方對中國的刺激，也不寫近代文明進入中國，而是重點書寫中國的反應和這種反應的曆史影響。
16世紀開始，西方勢力攜著近代文明進入東方。曆史選擇了珠江口西邊的彈丸之地——澳門作為了中西初識的舞台。
西方國家自海上而來，大規模進入東亞，繼續加大了古代東亞海上貿易體係業已存在的剝離現象。葡萄牙是第一個進入東亞進行直接貿易的西方國家。
從15世紀初起，為了尋求黃金與香料，也因為傳播基督教的狂熱，葡萄牙人在國家政權的推動和支持下，開始了以探索東方航路為主要內容的海外擴張活動。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現在中國南海之濱。歐維士（Jorge Alvares）乘船抵達廣東東莞縣的屯門（現在香港境內），進行香料貿易。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兼具商人與海盜的性質，常常采用暴力手段進行殖民掠奪，不可避免地與明朝政府發生了軍事衝突。1518年，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三艘船隻抵達屯門。他擅自在屯門建屋樹柵，修築炮台；像對待非洲黑人一樣對待中國人；驅趕商船；擄掠船員；奪其財貨；縱容部下搶劫百姓，蹂躪婦女；還勾結內地奸民，掠買人口，激起中國人民憤恨。1521年，明政府決定進行清剿。廣東巡海道副使汪宏進駐與屯門僅一海之隔的東莞南頭鎮，並以50艘戰船對屯門形成半圓形包圍圈，向葡軍發動了進攻。《新安縣誌·卷十》記載：“公（汪宏）親冒風濤，指畫方策，號召編民，率以大義，戰而克之。”汪宏親自到前方沿海地域了解情況，擬定作戰計劃。另外他還從附近地區招募了一批民兵，組成一支誌氣高昂的討伐隊伍。汪宏充分利用己之長，克敵之短。葡萄牙人，憑借的船堅炮利的優勢，但船大而進退不便，若遇淺水更是不易，所以，汪宏利用風勢，對敵之船進行火攻，結果大獲全勝。葡軍雖然有遠征隊到來加入作戰，仍然傷亡慘重。葡萄牙殖民者隻得拋棄部分船隻，僅乘三艘大船趁黑夜潛逃。
第二年，葡萄牙又派出艦隊來到中國南海地區，與中國水師在新會西草灣一帶相遇。中方拒絕葡方重返屯門的要求。雙方發生激戰，中國水師再次獲勝。此後，葡人在浙江寧波府屬、位於舟山群島的雙嶼港建立居留地，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活動。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下令進攻雙嶼港，將那裏的建築物及港內船隻一概焚毀，並用木石將港口填塞。
屯門之役、新會西草灣之役和雙嶼港之役是元朝之後，中國與歐洲國家第一次發生戰爭。當時中國勢力還很強大，葡萄牙人認識到了武力征服的困難，因而改用行賄欺詐等手段，繼續謀求在中國沿海立足，最終選擇了澳門。
明朝萬曆年間《廣東通誌》卷六九《外誌·澳門》條中寫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賄許之，時僅篷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為舶藪矣。”
這條史實透露了兩大信息：一是葡萄牙人借口船隻遇險，請求上岸休整；二是他們上岸後賄賂海道副使汪柏，最終獲得了在澳門的居留權。在這裏，海道副使汪柏就成為了千古罪人。他是怎麽接受賄賂的呢？
1556年1月15日，葡萄牙船長索薩在致路易斯親王的信中說：“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國。在業務上沒有多大進展，因為葡人被擠於佛郎機之列，禁止利用中國港口。我命令在中國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陸，並且不要做任何對抗中國人的事情。然後進行和平談判，葡人答應繳納各種關稅，所有葡人都同意這種協定……由於最初葡人不準居留在中國，早時達成這種協定是不可能的。為了達成這種協定，訂定葡萄牙人不是滿剌加人慣常叫我們的佛郎機。”“和平協定以及繳納各種關稅是由廣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決定的。”在這裏，這位葡萄牙船長承認了命令同胞們隱瞞自己身份的事實（佛郎機人在中國的名聲太臭），接著明確說明和平貿易的展開是海道副使的命令。索薩的信印證了《廣東通誌》汪柏“徇賄許之”的說法。
索薩詳細提到阿爾梅達對他的幫助，旅途往返、送禮和其他用途。阿爾梅達用了一大筆錢。汪柏很可能接受了賄賂。他分明知道葡人是佛郎機，為什麽又要欺瞞朝廷，訂定他們不是佛郎機才許通貿易？汪柏接受了葡人的賄賂，竭力為其遮瞞的解釋是符合情理的。
之後葡萄牙賄賂海道副使，居留澳門成為了慣例。1572年，葡萄牙人開始公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澳門曆史進入葡人“租居”澳門階段，直至1849年葡人拒絕繳納地租為止。為什麽葡萄牙人的居留“由暗到明”，這裏還有一個小故事。據葡方文獻記載，地租起源於對海道副使的賄賂，大約在1572年以前10年或12年已經開始。那一年，葡人通事（明朝所謂的“翻譯”）貢薩爾維斯前來向海道副使送禮，交納500兩白銀。但是當時有其他官員在座，海道副使很是尷尬，便說，這筆款還是要交國庫的，要匯寄給提舉。不知道是這位貢薩爾維斯翻譯不懂得中國官場的“玄妙”，還是有意為之。反正客觀的結果是對葡萄牙人非常有利。從此他們以500兩白銀的地租換取了在澳門的居留和貿易特權。
葡萄牙人占據澳門之後，在澳門問題上采取了明智的策略。葡萄牙人在與中國王朝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努力失敗後，現實、巧妙地利用古代東亞國際體係和海上中國的基礎。一方麵，它利用了明清東亞貿易在中國政府抑製下的蓬勃發展，將政治與經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拉大；一方麵，在政治上葡萄牙始終保持對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恭順態度，不爭虛名，務求實利。這使得葡萄牙在澳門逐漸紮住腳跟。
葡萄牙雖小，但在世界貿易領域具有巨大的優勢。首先，葡萄牙作為海外擴張的先驅者與航海大發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著豐富的貿易經驗與可觀的貿易船隊。更為重要的是，葡萄牙擁有遍布世界的貿易網絡，不僅飄揚著葡萄牙國旗的船隻遊弋於非洲海岸，不僅葡語商人叫賣於歐洲和拉美各市場，葡萄牙的船隊甚至在直接穿越太平洋，從美洲向西，前往歐洲。張天澤著，王順彬、王誌邦譯：《中葡通商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版。以澳門為例。結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勢力，澳門僅僅是其“海上帝國”的一個據點而已。從澳門出發的航線有：澳門——果阿——歐洲，澳門——日本，澳門——馬尼拉——美洲，澳門——東南亞。
其次，如前所述，白銀在明清時期已經成為了東亞國際體係的通用貨幣。對於葡萄牙而言，白銀正是這個國家過剩的東西。葡萄牙在非洲、美洲的大規模殖民擴張，發現了大量的貴金屬礦產。加上殖民者在海外的掠奪所得等，黃金與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向葡萄牙本土。同時歐洲在16、17世紀本身黃金與白銀的開采量激增。英國率先實行了貨幣的金本位製度，法國、德國等國家跟進。這樣就導致了白銀的進一步過剩。
這種貴金屬的互補關係在當時的貿易環境下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自然經濟極端穩固，人們自給自足。而中國生產的茶葉卻是西方的生產必需品（這一點在印度沒有試種茶葉成功的時候尤為突出），它的絲綢、瓷器等手工業品在西方的市場的競爭力也極端強大。葡萄牙卻無法從歐洲拿出可以與之競爭的商品來打開中國市場。葡萄牙商人的措施是利用中國對香料、木材等非洲、東南亞特產的有限需求，進行純粹的中轉貿易。他們所能夠依賴的也隻能是白銀了。葡萄牙商船從非洲、印度等地采購物資前往中國貿易，換取中國的緊俏商品，再前往各條航線。
葡萄牙本身國力的落後，意味著它不能對華采取強硬的態度，更不用說武力手段了。同時澳門貿易的巨額財富引得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覬覦，它們曾幾次企圖侵占澳門。澳門的實力不足以與列強抗爭，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國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對中國采取了恭順的態度。在抵抗其他列強侵入中國強行獲取貿易點方麵，中國與葡萄牙的利益是一致的。
正是葡萄牙國家本身具備的巨大貿易優勢和在實際操作中的成功，澳門貿易在近四個世紀中蓬勃發展，獲取了巨額利潤，也活躍了嶺南地區的社會發展，拉動了整個南方的商品經濟發展。澳門特殊地位的存在是符合嶺南地區，尤其是廣東的地方利益的。
1666年底，清朝嚴格海禁。5000—60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封鎖了澳門海域。葡萄牙人甚至產生了撤退的念頭。1667年初，兩廣總督盧興祖派遣香山縣知縣姚啟聖多次到澳門以許以貿易為名，公然索取賄賂。取得賄賂的盧興祖不執行朝廷的遷海令，並且為免遷澳門上疏朝廷。在澳門發展的曆史上，商人們對賄賂一詞與貿易一樣熟悉。
然而盧興祖的行為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地方的利益。澳門每年上繳的稅收在2萬兩以上，這對廣東的地方官府具有重要的用途（特別是在一個機械計劃的稅收和開支製度下）。同時澳門的轉口需要向廣東買進的貨物，與廣東鄉紳、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關。中國內地的商品生產需要一個銷售渠道。澳門剛好提供了這麽一個通道。
澳門的特殊貢獻還在於它開始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的真實情況匯向西方。西方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也促使它要進一步了解中國，探討與中國展開全麵貿易的可能。西方世界采取了主動姿態。最先開始工業化的英國走在了接觸中國的前頭。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英國派遣前駐俄公使、孟加拉總督馬戛爾尼為全權大使，率領由科學家、作家、醫官及衛隊等90人組成的使團，攜帶天文儀器、車船模型、紡織用品和圖畫等600箱禮品，乘船自樸次茅斯港啟程出使清朝。使團帶有英王慶賀乾隆帝83歲壽辰的信函和國書。英國政府訓令使團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貿易條件、互換常駐使節等要求；事先並通過東印度公司，通知兩廣總督，要求清帝準予直接進京晉見。
乾隆帝對英使首次來華極為重視，並準其所請，指派大員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大沽，旋由接待大員陪同經北京前往熱河（今河北承德）行宮。然而，英國使團的先導旗上醒目書寫著“英吉利國貢使”。在乾隆心中，馬戛爾尼是前來祝賀自己生辰的藩屬國使節。他的思想始終停留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中，理解不了近代的國際規則和外交關係。這注定了馬戛爾尼使命的失敗。
一到熱河，中英雙方就關於覲見禮節發生了爭執。馬戛爾尼拒絕按中國傳統行跪拜禮。軍機大臣在熱河約見使團，馬戛爾尼稱病不見，隻派副使斯當東前往要求舉行談判。乾隆帝對英使的“妄自驕矜”表示不滿，進而認為英人來華別有所圖。但晚年的乾隆仍“慷慨”地表示可“順其國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禮。筆者本科學習中國外交史時，期末的第一道題目就是選擇題，選擇馬戛爾尼到底向乾隆帝行了什麽禮。
9月14日，馬戛爾尼在熱河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乾隆帝，正式遞交國書並參加萬壽節活動。使團因多次與清廷交涉討論兩國貿易和建交問題均無結果，遂於10月3日提出六點書麵要求：1.準英商在舟山、寧波、天津等地貿易；2.準英商仿俄羅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設貨棧；3.於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貨物之所；4.在廣州附近辟一地，準英商享有與上款相同的權利；5.英商在澳門、廣州內河運貨得免稅或減稅；6.粵海關除正稅外悉免其他一切稅收，中國應公布關稅額例，以便遵行。此六條觀點以貿易為核心要求，但無視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體現了勃興的英國強橫的一麵。
乾隆帝在英國人的書麵要求上批複了一句載入外交史冊的觀點：“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清廷以英國要求與“天朝體例”不合，一一駁回，並禁止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貿易，否則必遭“驅逐出洋”。
至此，馬戛爾尼的使命歸於失敗。10月7日，使團一行乘船由運河南下杭州，然後改行陸路至廣州離境，於次年9月回到英國。作為新興的殖民和資本主義大國，英國試圖打開中國大門，擴展貿易和政治勢力，遭到清朝斷然拒絕。在中西初步接觸的這一回合，乾隆帝的行為雖然維護了國家主權，但是其盲目自大和閉關自守的態度是不符合曆史發展的客觀實際的。馬戛爾尼使團在這一回合中也刺探了中國的實情。使團的經曆和回歐洲的宣傳，向歐洲社會宣達了一個保守帝國的消極一麵。中國熱潮中對中國的完美認識和過高評價自此降溫。
本章描述的是從16世紀西方勢力進入東亞開始到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間的曆史。在這一階段的後期，中國曆史是從屬於西方曆史的。中國失去了之前積極向外擴散文化的能力，相反，西方的近代文明湧入中國，對中國曆史的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本章不寫西方對中國的刺激，也不寫近代文明進入中國，而是重點書寫中國的反應和這種反應的曆史影響。
16世紀開始，西方勢力攜著近代文明進入東方。曆史選擇了珠江口西邊的彈丸之地——澳門作為了中西初識的舞台。
西方國家自海上而來，大規模進入東亞，繼續加大了古代東亞海上貿易體係業已存在的剝離現象。葡萄牙是第一個進入東亞進行直接貿易的西方國家。
從15世紀初起，為了尋求黃金與香料，也因為傳播基督教的狂熱，葡萄牙人在國家政權的推動和支持下，開始了以探索東方航路為主要內容的海外擴張活動。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出現在中國南海之濱。歐維士（Jorge Alvares）乘船抵達廣東東莞縣的屯門（現在香港境內），進行香料貿易。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人兼具商人與海盜的性質，常常采用暴力手段進行殖民掠奪，不可避免地與明朝政府發生了軍事衝突。1518年，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三艘船隻抵達屯門。他擅自在屯門建屋樹柵，修築炮台；像對待非洲黑人一樣對待中國人；驅趕商船；擄掠船員；奪其財貨；縱容部下搶劫百姓，蹂躪婦女；還勾結內地奸民，掠買人口，激起中國人民憤恨。1521年，明政府決定進行清剿。廣東巡海道副使汪宏進駐與屯門僅一海之隔的東莞南頭鎮，並以50艘戰船對屯門形成半圓形包圍圈，向葡軍發動了進攻。《新安縣誌·卷十》記載：“公（汪宏）親冒風濤，指畫方策，號召編民，率以大義，戰而克之。”汪宏親自到前方沿海地域了解情況，擬定作戰計劃。另外他還從附近地區招募了一批民兵，組成一支誌氣高昂的討伐隊伍。汪宏充分利用己之長，克敵之短。葡萄牙人，憑借的船堅炮利的優勢，但船大而進退不便，若遇淺水更是不易，所以，汪宏利用風勢，對敵之船進行火攻，結果大獲全勝。葡軍雖然有遠征隊到來加入作戰，仍然傷亡慘重。葡萄牙殖民者隻得拋棄部分船隻，僅乘三艘大船趁黑夜潛逃。
第二年，葡萄牙又派出艦隊來到中國南海地區，與中國水師在新會西草灣一帶相遇。中方拒絕葡方重返屯門的要求。雙方發生激戰，中國水師再次獲勝。此後，葡人在浙江寧波府屬、位於舟山群島的雙嶼港建立居留地，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活動。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下令進攻雙嶼港，將那裏的建築物及港內船隻一概焚毀，並用木石將港口填塞。
屯門之役、新會西草灣之役和雙嶼港之役是元朝之後，中國與歐洲國家第一次發生戰爭。當時中國勢力還很強大，葡萄牙人認識到了武力征服的困難，因而改用行賄欺詐等手段，繼續謀求在中國沿海立足，最終選擇了澳門。
明朝萬曆年間《廣東通誌》卷六九《外誌·澳門》條中寫道：“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行徇賄許之，時僅篷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為舶藪矣。”
這條史實透露了兩大信息：一是葡萄牙人借口船隻遇險，請求上岸休整；二是他們上岸後賄賂海道副使汪柏，最終獲得了在澳門的居留權。在這裏，海道副使汪柏就成為了千古罪人。他是怎麽接受賄賂的呢？
1556年1月15日，葡萄牙船長索薩在致路易斯親王的信中說：“我在1552年曾乘商船往中國。在業務上沒有多大進展，因為葡人被擠於佛郎機之列，禁止利用中國港口。我命令在中國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陸，並且不要做任何對抗中國人的事情。然後進行和平談判，葡人答應繳納各種關稅，所有葡人都同意這種協定……由於最初葡人不準居留在中國，早時達成這種協定是不可能的。為了達成這種協定，訂定葡萄牙人不是滿剌加人慣常叫我們的佛郎機。”“和平協定以及繳納各種關稅是由廣州城海道副使的命令決定的。”在這裏，這位葡萄牙船長承認了命令同胞們隱瞞自己身份的事實（佛郎機人在中國的名聲太臭），接著明確說明和平貿易的展開是海道副使的命令。索薩的信印證了《廣東通誌》汪柏“徇賄許之”的說法。
索薩詳細提到阿爾梅達對他的幫助，旅途往返、送禮和其他用途。阿爾梅達用了一大筆錢。汪柏很可能接受了賄賂。他分明知道葡人是佛郎機，為什麽又要欺瞞朝廷，訂定他們不是佛郎機才許通貿易？汪柏接受了葡人的賄賂，竭力為其遮瞞的解釋是符合情理的。
之後葡萄牙賄賂海道副使，居留澳門成為了慣例。1572年，葡萄牙人開始公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澳門曆史進入葡人“租居”澳門階段，直至1849年葡人拒絕繳納地租為止。為什麽葡萄牙人的居留“由暗到明”，這裏還有一個小故事。據葡方文獻記載，地租起源於對海道副使的賄賂，大約在1572年以前10年或12年已經開始。那一年，葡人通事（明朝所謂的“翻譯”）貢薩爾維斯前來向海道副使送禮，交納500兩白銀。但是當時有其他官員在座，海道副使很是尷尬，便說，這筆款還是要交國庫的，要匯寄給提舉。不知道是這位貢薩爾維斯翻譯不懂得中國官場的“玄妙”，還是有意為之。反正客觀的結果是對葡萄牙人非常有利。從此他們以500兩白銀的地租換取了在澳門的居留和貿易特權。
葡萄牙人占據澳門之後，在澳門問題上采取了明智的策略。葡萄牙人在與中國王朝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努力失敗後，現實、巧妙地利用古代東亞國際體係和海上中國的基礎。一方麵，它利用了明清東亞貿易在中國政府抑製下的蓬勃發展，將政治與經濟、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拉大；一方麵，在政治上葡萄牙始終保持對明朝和清朝前期的恭順態度，不爭虛名，務求實利。這使得葡萄牙在澳門逐漸紮住腳跟。
葡萄牙雖小，但在世界貿易領域具有巨大的優勢。首先，葡萄牙作為海外擴張的先驅者與航海大發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著豐富的貿易經驗與可觀的貿易船隊。更為重要的是，葡萄牙擁有遍布世界的貿易網絡，不僅飄揚著葡萄牙國旗的船隻遊弋於非洲海岸，不僅葡語商人叫賣於歐洲和拉美各市場，葡萄牙的船隊甚至在直接穿越太平洋，從美洲向西，前往歐洲。張天澤著，王順彬、王誌邦譯：《中葡通商研究》，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版。以澳門為例。結合其遍布世界的殖民勢力，澳門僅僅是其“海上帝國”的一個據點而已。從澳門出發的航線有：澳門——果阿——歐洲，澳門——日本，澳門——馬尼拉——美洲，澳門——東南亞。
其次，如前所述，白銀在明清時期已經成為了東亞國際體係的通用貨幣。對於葡萄牙而言，白銀正是這個國家過剩的東西。葡萄牙在非洲、美洲的大規模殖民擴張，發現了大量的貴金屬礦產。加上殖民者在海外的掠奪所得等，黃金與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向葡萄牙本土。同時歐洲在16、17世紀本身黃金與白銀的開采量激增。英國率先實行了貨幣的金本位製度，法國、德國等國家跟進。這樣就導致了白銀的進一步過剩。
這種貴金屬的互補關係在當時的貿易環境下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社會後期，自然經濟極端穩固，人們自給自足。而中國生產的茶葉卻是西方的生產必需品（這一點在印度沒有試種茶葉成功的時候尤為突出），它的絲綢、瓷器等手工業品在西方的市場的競爭力也極端強大。葡萄牙卻無法從歐洲拿出可以與之競爭的商品來打開中國市場。葡萄牙商人的措施是利用中國對香料、木材等非洲、東南亞特產的有限需求，進行純粹的中轉貿易。他們所能夠依賴的也隻能是白銀了。葡萄牙商船從非洲、印度等地采購物資前往中國貿易，換取中國的緊俏商品，再前往各條航線。
葡萄牙本身國力的落後，意味著它不能對華采取強硬的態度，更不用說武力手段了。同時澳門貿易的巨額財富引得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覬覦，它們曾幾次企圖侵占澳門。澳門的實力不足以與列強抗爭，葡萄牙人采取了依靠中國保全居留地的做法，對中國采取了恭順的態度。在抵抗其他列強侵入中國強行獲取貿易點方麵，中國與葡萄牙的利益是一致的。
正是葡萄牙國家本身具備的巨大貿易優勢和在實際操作中的成功，澳門貿易在近四個世紀中蓬勃發展，獲取了巨額利潤，也活躍了嶺南地區的社會發展，拉動了整個南方的商品經濟發展。澳門特殊地位的存在是符合嶺南地區，尤其是廣東的地方利益的。
1666年底，清朝嚴格海禁。5000—6000名士兵組成的艦隊封鎖了澳門海域。葡萄牙人甚至產生了撤退的念頭。1667年初，兩廣總督盧興祖派遣香山縣知縣姚啟聖多次到澳門以許以貿易為名，公然索取賄賂。取得賄賂的盧興祖不執行朝廷的遷海令，並且為免遷澳門上疏朝廷。在澳門發展的曆史上，商人們對賄賂一詞與貿易一樣熟悉。
然而盧興祖的行為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地方的利益。澳門每年上繳的稅收在2萬兩以上，這對廣東的地方官府具有重要的用途（特別是在一個機械計劃的稅收和開支製度下）。同時澳門的轉口需要向廣東買進的貨物，與廣東鄉紳、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利益密切相關。中國內地的商品生產需要一個銷售渠道。澳門剛好提供了這麽一個通道。
澳門的特殊貢獻還在於它開始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的真實情況匯向西方。西方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也促使它要進一步了解中國，探討與中國展開全麵貿易的可能。西方世界采取了主動姿態。最先開始工業化的英國走在了接觸中國的前頭。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英國派遣前駐俄公使、孟加拉總督馬戛爾尼為全權大使，率領由科學家、作家、醫官及衛隊等90人組成的使團，攜帶天文儀器、車船模型、紡織用品和圖畫等600箱禮品，乘船自樸次茅斯港啟程出使清朝。使團帶有英王慶賀乾隆帝83歲壽辰的信函和國書。英國政府訓令使團向清政府提出改善貿易條件、互換常駐使節等要求；事先並通過東印度公司，通知兩廣總督，要求清帝準予直接進京晉見。
乾隆帝對英使首次來華極為重視，並準其所請，指派大員在天津迎接。1793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大沽，旋由接待大員陪同經北京前往熱河（今河北承德）行宮。然而，英國使團的先導旗上醒目書寫著“英吉利國貢使”。在乾隆心中，馬戛爾尼是前來祝賀自己生辰的藩屬國使節。他的思想始終停留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中，理解不了近代的國際規則和外交關係。這注定了馬戛爾尼使命的失敗。
一到熱河，中英雙方就關於覲見禮節發生了爭執。馬戛爾尼拒絕按中國傳統行跪拜禮。軍機大臣在熱河約見使團，馬戛爾尼稱病不見，隻派副使斯當東前往要求舉行談判。乾隆帝對英使的“妄自驕矜”表示不滿，進而認為英人來華別有所圖。但晚年的乾隆仍“慷慨”地表示可“順其國俗”，行免冠屈一膝深鞠躬禮。筆者本科學習中國外交史時，期末的第一道題目就是選擇題，選擇馬戛爾尼到底向乾隆帝行了什麽禮。
9月14日，馬戛爾尼在熱河避暑山莊萬樹園覲見乾隆帝，正式遞交國書並參加萬壽節活動。使團因多次與清廷交涉討論兩國貿易和建交問題均無結果，遂於10月3日提出六點書麵要求：1.準英商在舟山、寧波、天津等地貿易；2.準英商仿俄羅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設貨棧；3.於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貨物之所；4.在廣州附近辟一地，準英商享有與上款相同的權利；5.英商在澳門、廣州內河運貨得免稅或減稅；6.粵海關除正稅外悉免其他一切稅收，中國應公布關稅額例，以便遵行。此六條觀點以貿易為核心要求，但無視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體現了勃興的英國強橫的一麵。
乾隆帝在英國人的書麵要求上批複了一句載入外交史冊的觀點：“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清廷以英國要求與“天朝體例”不合，一一駁回，並禁止英人不得再到浙江、天津貿易，否則必遭“驅逐出洋”。
至此，馬戛爾尼的使命歸於失敗。10月7日，使團一行乘船由運河南下杭州，然後改行陸路至廣州離境，於次年9月回到英國。作為新興的殖民和資本主義大國，英國試圖打開中國大門，擴展貿易和政治勢力，遭到清朝斷然拒絕。在中西初步接觸的這一回合，乾隆帝的行為雖然維護了國家主權，但是其盲目自大和閉關自守的態度是不符合曆史發展的客觀實際的。馬戛爾尼使團在這一回合中也刺探了中國的實情。使團的經曆和回歐洲的宣傳，向歐洲社會宣達了一個保守帝國的消極一麵。中國熱潮中對中國的完美認識和過高評價自此降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