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抑製下的蓬勃
鄭和下西洋似乎成為了中國海洋文明的“巔峰絕唱”。
在萬頃波濤中乘風破浪的豪情和向四海開放的胸襟仿佛在轉眼間就在中國社會消失了。鄭和死後，中國再無遠航盛舉。朝廷的理由是簡簡單單的“勞民傷財”。之後，明朝和清朝前期厲行“海禁”。官方的海上經濟行為僅僅停留在與東亞的琉球和東南亞各藩屬之間的朝貢貿易。本著厚來薄往的原則，中國政府僅對懷柔遠人的朝貢貿易表示興趣。雖然藩屬國不一定這麽想。各個海上藩屬國都想方設法地增加朝貢貿易的機會，比如縮短朝貢時間間隔、擴展使團規模等等。但是相對中國而言，琉球等海上藩屬國的經濟規模實在太小。
失去官方支持和參與的海上貿易陷入了低穀。
但是海上民間經濟的蓬勃發展是不可抑製的。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國民生產與商品經濟已經到達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白銀成為了普遍流通的貨幣，並且被體係內的各個貿易夥伴所接受。在長期交流過程中形成了依賴性。如明朝對日本實行禁止貿易政策，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計地吸引中國商貿的到來，除了加強從其他貿易夥伴手中間接獲得中國商品外（如侵略並控製作為貿易中轉地的琉球），還保護、規範來日貿易的中國私人船隊。急需拓展市場的商品經濟與政府僵化和社會保守的抑製作用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古代中國的海上經貿網絡存在著政治與經濟剝離的可能性。事實上，早在16世紀葡萄牙人到來之前，與官方的朝貢貿易相對應，就存在著民間貿易（有學者稱之為“帆船貿易”）。商人冒險出海貿易，甚至進行走私活動，屢禁不止。民間的貿易在補充官方貿易的同時，還開拓了體係內部的各條航線，將地區體係內的各個成員初步連接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葡萄牙的到來，刺激了明清時期沉悶的東亞海上貿易。（葡萄牙和澳門將在下一章有詳細論述。）葡萄牙在進入東亞及其之後，一直沒有放棄與中國的外交接觸。它“入鄉隨俗”，試圖擠入朝貢貿易關係之中。中國曆史上的官修史書一概將周邊各國各民族與中原的友好往來事例記作“朝貢”。1667年到1670年葡萄牙派遣使團覲見康熙皇帝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國方麵視做朝貢。1670年，葡萄牙使團經過反複交涉後被護送到北京。沿途，傳教士和使節煞費苦心地在使團的船隻旗幟上書寫“大西洋國朝賀使臣”，企圖以此來區別於“朝貢”。可惜《大清會典事例》仍然將之寫作“大西洋國入貢”。
使團此行的背景與清朝的遷海政策有關。為了防範鄭成功反清勢力，清朝政府大規模海禁，甚至連與澳門毗鄰的香山縣都在內遷之列。這嚴重影響了澳門這個依賴內地補給和貿易贏利的彈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門地方請求葡萄牙政府以國王的名義來請求康熙放鬆對澳門的禁令，重新開放貿易。使團對康熙小心翼翼地陳述了澳門的困境，後者隻是簡單地說明自己知道這些情況了。康熙最關心的是自己剛鏟除鼇拜以後就“萬邦來朝”的虛榮心滿足，對葡萄牙國王大加賞賜。葡萄牙使節請求免除澳門海禁的目的卻是沒有下文了。海禁還在繼續，澳門居民隻能通過賄賂進行非法貿易。
兩年後的1671年，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態，投其所好，進貢了一頭獅子，以滿足康熙帝“四方賓服”的心理。雖然貢物隻有一隻動物，但是康熙帝異常高興，厚加賞賜，並帶子親臨觀看。朝野上下也紛紛賦詩作文歌頌朝廷，以表敬賀。這一次，清王朝網開一麵，開放了澳門與廣東的陸路貿易。依賴貿易生存的澳門終於得到了一線生機。
這樣的一來一往，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與葡萄牙的關注點和思維方式完全不同。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注意農業社會的安定環境和之中穩定、受人尊崇的生存狀態。當時富有進取精神的葡萄牙人拉大了其中的政治與經濟縫隙，為澳門的貿易贏得了可能。這在清朝的心目中卻是雙方“朝貢關係”的確立。
現在的研究表明，立足腳跟後的葡萄牙在澳門及東亞進行的是一種中轉貿易。實際上，葡萄牙僅僅進行的是“搬運工”的作用，並沒有從事生產，但是卻獲得了巨大了利潤。這種轉運貿易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貿易網絡，一是貨物。葡萄牙在澳門站住腳以後，利用了東亞國際體係中原有的貿易網絡，建立了全新的自己控製的“海上帝國”。同時中國廣大的經濟腹地和發達的商品經濟，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如果渠道順暢，源源不斷的商品湧到澳門，再經過葡萄牙人的辛勤勞動輸往世界各地。在這個過程中，東亞國際體係的經濟層麵完全與政治剝離，逐漸形成了一個與官方的海上貿易相平行的貿易網絡。
海上經貿的剝離表現在民間貿易的蓬勃發展。中國的商品，主要是絲綢、茶葉，在各條航線上都大受歡迎，需求漸增。因此，其中的貿易額驚人，在16世紀末期，果阿每年運往澳門的白銀便達到了20萬兩。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
作為澳門貿易支點的中國內地，商品生產因之而發達起來。以離澳門最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子。明朝中葉，明朝初期的自給性塘魚生產發展為了商品性的塘魚生產，並逐步形成了“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的桑基魚塘模式。這種三角洲低窪地開放的集約方式的出現，是生產經營方式的變化，促進了養蠶植桑的極大發展。作為“絲綢之鄉”的江南地區在明朝末期，手工業得以穩定發展，一方麵是貿易促進的成果，同時也為中轉貿易奠定了基礎。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國定製貨品，規定出絲綢的寬度、長度、花樣、重量，進行製作，以適應葡萄牙貿易的需要。由此，澳門對中國自然經濟的間接腐蝕作用可見一斑。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
剝離現象還表現在葡萄牙與日本、琉球、東南亞等中國藩屬集中地區的貿易活動。學術界公認貿易是維係中國與藩屬關係的重要手段。非官方貿易的活躍使得各藩屬輕易能獲得中國商品，也能取得相當的利潤，正式的海上朝貢貿易反而地位自動下降了。
正是在明清時期，東亞地區逐漸融入了國際市場。17世紀一艘典型的滿載白銀貨物的葡萄牙商船從裏斯本出發，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將之轉化為當地貨物到達澳門。他們從廣州購入絲綢、茶葉等，再回到歐洲，從而可以獲取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不僅是商人就是歐洲人，都不認為東亞仍然是脫離於國際市場之外的。與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傳播也漸漸展開。這時，東亞國際體係的政治層麵則在這樣的形勢下顯得異常尷尬：民間的貿易與交流日益增長，但是東亞各國統治者卻在維持著僵化封閉的國際體係。
值得說明的是，古代東亞國際體係中政治與經濟的剝離並不是完全的，政治仍然影響著貿易的進展。1670年葡萄牙的使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般的情形是，中國加強對官方貿易的重視，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澳門的貿易就得到發展；如果中國方麵放鬆海禁，允許民間貿易的進行，澳門的轉口貿易就麵臨嚴重的競爭。張廷茂：《澳門海上貿易的曆史作用》，載於《澳門研究》，澳門基金會，1998年。在相當的程度上，中國政府的閉關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國合法的商人。本來應該由合法商人賺取的龐大利潤卻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而這正是封建統治者的目的之一——重農抑商。即使在這樣的執政思路和政府的抑製下，古代中國的海上文明依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繁盛龐大的規模。這實在令人費解。
我們的祖先衣衫襤褸，慘淡經營。他們的付出可能是古代中國海上文明奇跡形成的主因。
在萬頃波濤中乘風破浪的豪情和向四海開放的胸襟仿佛在轉眼間就在中國社會消失了。鄭和死後，中國再無遠航盛舉。朝廷的理由是簡簡單單的“勞民傷財”。之後，明朝和清朝前期厲行“海禁”。官方的海上經濟行為僅僅停留在與東亞的琉球和東南亞各藩屬之間的朝貢貿易。本著厚來薄往的原則，中國政府僅對懷柔遠人的朝貢貿易表示興趣。雖然藩屬國不一定這麽想。各個海上藩屬國都想方設法地增加朝貢貿易的機會，比如縮短朝貢時間間隔、擴展使團規模等等。但是相對中國而言，琉球等海上藩屬國的經濟規模實在太小。
失去官方支持和參與的海上貿易陷入了低穀。
但是海上民間經濟的蓬勃發展是不可抑製的。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國民生產與商品經濟已經到達了一個相當的高度。白銀成為了普遍流通的貨幣，並且被體係內的各個貿易夥伴所接受。在長期交流過程中形成了依賴性。如明朝對日本實行禁止貿易政策，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計地吸引中國商貿的到來，除了加強從其他貿易夥伴手中間接獲得中國商品外（如侵略並控製作為貿易中轉地的琉球），還保護、規範來日貿易的中國私人船隊。急需拓展市場的商品經濟與政府僵化和社會保守的抑製作用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古代中國的海上經貿網絡存在著政治與經濟剝離的可能性。事實上，早在16世紀葡萄牙人到來之前，與官方的朝貢貿易相對應，就存在著民間貿易（有學者稱之為“帆船貿易”）。商人冒險出海貿易，甚至進行走私活動，屢禁不止。民間的貿易在補充官方貿易的同時，還開拓了體係內部的各條航線，將地區體係內的各個成員初步連接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葡萄牙的到來，刺激了明清時期沉悶的東亞海上貿易。（葡萄牙和澳門將在下一章有詳細論述。）葡萄牙在進入東亞及其之後，一直沒有放棄與中國的外交接觸。它“入鄉隨俗”，試圖擠入朝貢貿易關係之中。中國曆史上的官修史書一概將周邊各國各民族與中原的友好往來事例記作“朝貢”。1667年到1670年葡萄牙派遣使團覲見康熙皇帝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國方麵視做朝貢。1670年，葡萄牙使團經過反複交涉後被護送到北京。沿途，傳教士和使節煞費苦心地在使團的船隻旗幟上書寫“大西洋國朝賀使臣”，企圖以此來區別於“朝貢”。可惜《大清會典事例》仍然將之寫作“大西洋國入貢”。
使團此行的背景與清朝的遷海政策有關。為了防範鄭成功反清勢力，清朝政府大規模海禁，甚至連與澳門毗鄰的香山縣都在內遷之列。這嚴重影響了澳門這個依賴內地補給和貿易贏利的彈丸之地的生存。因此，澳門地方請求葡萄牙政府以國王的名義來請求康熙放鬆對澳門的禁令，重新開放貿易。使團對康熙小心翼翼地陳述了澳門的困境，後者隻是簡單地說明自己知道這些情況了。康熙最關心的是自己剛鏟除鼇拜以後就“萬邦來朝”的虛榮心滿足，對葡萄牙國王大加賞賜。葡萄牙使節請求免除澳門海禁的目的卻是沒有下文了。海禁還在繼續，澳門居民隻能通過賄賂進行非法貿易。
兩年後的1671年，葡萄牙人掌握了清王朝的心態，投其所好，進貢了一頭獅子，以滿足康熙帝“四方賓服”的心理。雖然貢物隻有一隻動物，但是康熙帝異常高興，厚加賞賜，並帶子親臨觀看。朝野上下也紛紛賦詩作文歌頌朝廷，以表敬賀。這一次，清王朝網開一麵，開放了澳門與廣東的陸路貿易。依賴貿易生存的澳門終於得到了一線生機。
這樣的一來一往，典型地反映了清王朝與葡萄牙的關注點和思維方式完全不同。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注意農業社會的安定環境和之中穩定、受人尊崇的生存狀態。當時富有進取精神的葡萄牙人拉大了其中的政治與經濟縫隙，為澳門的貿易贏得了可能。這在清朝的心目中卻是雙方“朝貢關係”的確立。
現在的研究表明，立足腳跟後的葡萄牙在澳門及東亞進行的是一種中轉貿易。實際上，葡萄牙僅僅進行的是“搬運工”的作用，並沒有從事生產，但是卻獲得了巨大了利潤。這種轉運貿易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貿易網絡，一是貨物。葡萄牙在澳門站住腳以後，利用了東亞國際體係中原有的貿易網絡，建立了全新的自己控製的“海上帝國”。同時中國廣大的經濟腹地和發達的商品經濟，為此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如果渠道順暢，源源不斷的商品湧到澳門，再經過葡萄牙人的辛勤勞動輸往世界各地。在這個過程中，東亞國際體係的經濟層麵完全與政治剝離，逐漸形成了一個與官方的海上貿易相平行的貿易網絡。
海上經貿的剝離表現在民間貿易的蓬勃發展。中國的商品，主要是絲綢、茶葉，在各條航線上都大受歡迎，需求漸增。因此，其中的貿易額驚人，在16世紀末期，果阿每年運往澳門的白銀便達到了20萬兩。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
作為澳門貿易支點的中國內地，商品生產因之而發達起來。以離澳門最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為例子。明朝中葉，明朝初期的自給性塘魚生產發展為了商品性的塘魚生產，並逐步形成了“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的桑基魚塘模式。這種三角洲低窪地開放的集約方式的出現，是生產經營方式的變化，促進了養蠶植桑的極大發展。作為“絲綢之鄉”的江南地區在明朝末期，手工業得以穩定發展，一方麵是貿易促進的成果，同時也為中轉貿易奠定了基礎。葡萄牙人甚至按照特殊需要在中國定製貨品，規定出絲綢的寬度、長度、花樣、重量，進行製作，以適應葡萄牙貿易的需要。由此，澳門對中國自然經濟的間接腐蝕作用可見一斑。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
剝離現象還表現在葡萄牙與日本、琉球、東南亞等中國藩屬集中地區的貿易活動。學術界公認貿易是維係中國與藩屬關係的重要手段。非官方貿易的活躍使得各藩屬輕易能獲得中國商品，也能取得相當的利潤，正式的海上朝貢貿易反而地位自動下降了。
正是在明清時期，東亞地區逐漸融入了國際市場。17世紀一艘典型的滿載白銀貨物的葡萄牙商船從裏斯本出發，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將之轉化為當地貨物到達澳門。他們從廣州購入絲綢、茶葉等，再回到歐洲，從而可以獲取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不僅是商人就是歐洲人，都不認為東亞仍然是脫離於國際市場之外的。與之相伴，文化、思想的交流，宗教的傳播也漸漸展開。這時，東亞國際體係的政治層麵則在這樣的形勢下顯得異常尷尬：民間的貿易與交流日益增長，但是東亞各國統治者卻在維持著僵化封閉的國際體係。
值得說明的是，古代東亞國際體係中政治與經濟的剝離並不是完全的，政治仍然影響著貿易的進展。1670年葡萄牙的使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般的情形是，中國加強對官方貿易的重視，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澳門的貿易就得到發展；如果中國方麵放鬆海禁，允許民間貿易的進行，澳門的轉口貿易就麵臨嚴重的競爭。張廷茂：《澳門海上貿易的曆史作用》，載於《澳門研究》，澳門基金會，1998年。在相當的程度上，中國政府的閉關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國合法的商人。本來應該由合法商人賺取的龐大利潤卻落入了葡萄牙商人的口袋。而這正是封建統治者的目的之一——重農抑商。即使在這樣的執政思路和政府的抑製下，古代中國的海上文明依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繁盛龐大的規模。這實在令人費解。
我們的祖先衣衫襤褸，慘淡經營。他們的付出可能是古代中國海上文明奇跡形成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