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隋唐，煌煌中華帝國
隋唐時期是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文化高度發展、國力強盛的盛世。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處於世界的先導地位。每逢盛世，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經濟飛速發展，到開元、天寶年間達到鼎盛。此時中國的器物、製度、思想等各個領域都遙遙領先於世界水平。這就使得隋唐成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發動機，不斷擴散影響，使他國對中國產生依賴性。尤其是唐朝，在當時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望，成為世界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中原戰亂不斷，西北絲綢之路因隻隔斷。西來的商品最東到達河西地區，外商們紛紛改在河西貿易。隋朝建立後，中原地區結束了300多年的紛亂混戰局麵，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隋朝初年，朝廷派軍西征，重新控製了河西地區，恢複了絲綢之路的暢通。隋煬帝繼位後，熱衷於中西交通和貿易。公元607年，他委派戶部侍郎（主管財政）裴矩專駐張掖，主管外貿事宜。公元609年3月，隋煬帝西巡，到了青海和甘肅，往返曆時半年，成為我國曆史上唯一的西巡皇帝。
6月，隋煬帝到張掖郡，登焉支山，主持召開了盛大的國際貿易會。在張掖，隋煬帝見了高昌王和西域27國使者。為了慶賀這次西巡取得的豐碩成果，隋煬帝令各族王、使者都佩金玉，身披一件用毛製成的服飾，焚香奏樂，在道旁歌舞歡呼，依次參見。同時令武威、張掖兩郡的百姓穿著節日盛裝，前後數十裏夾道歡迎。幾十裏路上，車馬填咽，難以通行。這次以“顯中國之威，示中國之盛”的貿易會，規模之大，規格之高，耗資之巨，堪稱史無前例。因為隋煬帝的重視和親行，古老的絲綢之路煥發了新的榮光。從此隋朝在絲綢之路的張掖設立互市，並派駐特使宣傳和招攬官私貿易。發展到唐代，河西的國際貿易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蔥嶺以西，西域各國向唐朝稱臣納貢的使者不絕於途。由於政治環境的安定及對外貿易的發展，唐代中前期，特別是在開元天寶年間，甘肅成為全國經濟最富的地區之一。農業、紡織業及黃金生產、水利資源開發和利用等，在全國都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中就有“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的記載。
在“張掖盛會”的影響下，中亞西方更多的國家紛紛前來洛陽入貢於隋。隋煬帝在洛陽建國門外，特設招待蠻夷酋長、貢使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方館，以便朝貢貿易。四方館的設置一直延續到了晚清。當時洛陽城中規模巨大的三個工商市場中以豐都市為最大，位於洛河南岸端門大街以東，周長8裏，有12個通門，內有120行、3000多家店肆，四壁有400餘店，貨賄山積。大同市在洛河以南，端門大街以西，周凡4裏，市開4門，邸141區、資貨66行。通遠市在洛河以北、迪河以東，瀕臨潛渠，周6裏，是洛陽工商業最繁華的地區。蕃夷商賈匯聚豐都、大同和通遠三市進行官私貿易，使洛陽成為國際貿易盛會的大市場。
在南方，隋煬帝又開通了通濟渠，加強南海、嶺南一帶與內地的商旅貿易，也為南方海外貿易的開展提供了便利。“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潛商旅，往來不絕”，“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潛，私行商旅，舳艫相繼”。
隋朝短命而亡。它所奠定的對外交往的製度和規模都為唐朝所繼承發展。唐朝也以重新貫通絲綢之路作為入手點。隋末的戰亂和突厥的興起，重新隔斷了絲綢之路的貿易。為了爭奪絲綢之路的控製權，唐王朝發動了數以百計的戰爭，終於在顯慶二年（657年）破滅西突厥。唐朝在突厥故地設立都護府和州縣，將版圖延伸入了中亞腹地。至高宗初年，唐已將“絲綢之路”各主幹線路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在天山南路分設“四鎮都督府，州三十四”。在天山北路西突厥故地置北庭都護府，建23個都督府、二州，並將伊州、西州、庭州並入隴右道，由朝廷派員直接管理。在此基礎上，內地與西域等地的經濟關係和文化交流日益緊密，政治關係與軍事關係日益增強。
唐絲綢之路的貿易方式，以貢賜、邊界互市的官方貿易為主，也積極開展廣泛的民間貿易。眾多的胡商不僅組織龐大的商隊，進行長途販運；而且湧入絲綢之路沿線的城鎮組織社團或單獨經營，或與當地漢族商人合夥經營。唐朝還在四方館的基礎上特設鴻護寺典客署招待蕃客貢使，並安置館舍膳食等優厚待遇之事，鼓勵朝貢貿易，以及互市或交市貿易。唐代“絲綢之路”因此走向了繁榮與興盛。唐王朝的威望遠播中亞、西亞地區。
盛時，和唐朝通使交好的主要國家有70多個，複雜的交通網絡從東亞開始，延伸向四方。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北路可達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達尼泊爾和印度；往東可到朝鮮半島。海路交通方麵，去日本有三條路；到達南亞諸國如蘇門答臘、印度尼西亞、斯裏蘭卡和印度等國家是從廣州經越南海岸而至；到西亞的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出發，經東南亞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灣沿海各國。在唐代，還初步開辟了到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亞、非地區許多國家的使節、商賈、學者、藝術家、僧侶等，不斷來到唐朝訪問、求學和貿易。唐朝派往國外的使臣、僧侶以及到外國經商的商人也不絕於途。絲路駝鈴不絕，海上風帆競發。
商貿的發展，帶動了其他各方麵的交流。古代中國的文章典籍、科技發明和詩歌文學就是以貿易為先鋒，以商路為載體四散傳播的。
唐代都城長安，由於國家的強盛和中外交往的繁密，達到了城市輝煌的頂點。它以宏大的規模、嚴謹的規劃著稱於歐亞大陸。從隋朝建立到唐朝前期的300年間，長安擁有100多萬人口，麵積達84平方公裏，成為四方商旅往來、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極為繁榮的大都市，成為當時世界性的貿易、文化中心。中外交流的繁盛為這座國際化大都市打下了世界烙印。來自西域各國、經絲綢之路東來的文化通過朝覷、宗教、商業以及民間市井生活方式融合傳播，成為當時長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熱鬧的城市中散發著濃鬱的胡風胡韻：
……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氈腥腦滿鹹洛。
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嗽罷長蕭索。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唐代著名詩人元稹的這首《法曲》，形象生動地描述了當時長安的國際景象，展現了多元文化對唐長安城市文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大量外商外客聚居長安，使長安成為了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大熔爐。各種胡食，如胡餅、燒餅、抓飯、各種酒類等在內地流傳起來。《舊唐書·輿服誌》記載唐代長安“貴人禦撰，僅供胡食”，玄宗時，“時行胡餅，俗家皆然”。唐代長安馳名的胡麻餅成為飲食新寵。白居易曾有《寄胡麻餅與楊萬州》詩曰：“胡麻餅樣學京都，麵脆油香新出爐”，此外還有燒餅、五福餅、搭納等。酒肆裏的“三勒漿”（用摩勒、毗梨勒和河梨勒三種果實釀造的美酒，最早產於波斯，唐初傳入長安）、葡萄酒、龍膏酒等代替了中國傳統的水酒，成為豪客新歡。史向軍：《唐長安的胡風胡韻》，載於《陝西檔案》2005年2月。
像長安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在唐朝還有很多。泉州、廣州、明州、成都、揚州等等，比比皆是。我們再將目光投向南方的廣州。由於廣州海外航行與貿易的發展，使得廣州的“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計其數；業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大量的外國船舶遠渡重洋到達廣州，船上載滿珍貴的寶物和香藥，主要還是要換取中國的珍貴絲綢，也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外商及使者聚集廣州。廣州成為阿拉伯、波斯、南洋等地區來華和中國外貿商船的出入口，成為嶺南首盛之地。當地的外僑聚居處稱為“蕃坊”，遠來的阿拉伯商人還興建了存至今日的廣州懷聖寺。唐末黃巢軍隊進入廣州時，就殺害了城內的外商蕃客多達12萬人。
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廣州開始設置市舶使，管理進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稅收，收購珍貴物品。市舶使成為我國曆史上最早的涉外稅收機構。當時對外貿征收的稅率正史沒有記錄，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記》記載，當時稅率大約是30%。隨著唐代對外貿易的發展，揚州、明州、泉州也逐漸成為市舶中心。中國因此成為了最早發展出完備的外貿管理製度的國家。
廣州的繁盛印證了中外海上交往的密切。在陝西省徑陽縣雲陽鎮發現的《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為我們證明了唐朝與阿拉伯地區的海上交流。碑文載主人公楊良瑤一生多次南北跋涉，東西奉使，但最為重要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動，還是貞元初年他作為唐王朝的聘國使航海前往遠在中東的黑衣大食（首都巴格達）。楊良瑤從長安到嶺南，自南海舍陸登舟，航海出行，在一年內便完成了外交活動。其主要目的是用和平方式宣揚唐王朝的政治主張。貞元四年（788年）六月，楊良瑤因功被封為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唐代的大食國是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國家，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外交關係。天寶十年（741年）但邏斯戰役後，基本劃定了大唐、大食兩國在中亞細亞地區的勢力範圍。之後雙方經濟貿易空前頻繁。從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國開始遣使節朝貢起，到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後一次大食使節離唐回國，前後148年間進入唐都長安的大食使節便有39次之多。2005年碑文的發現證明了唐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節航海下西洋的曆史。楊良瑤一行不僅要遠早於鄭和的盛舉，更證明了當時唐朝開放的胸襟和遠航的能力。張世民：《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載於《鹹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6月。
魏晉南北朝時，中原戰亂不斷，西北絲綢之路因隻隔斷。西來的商品最東到達河西地區，外商們紛紛改在河西貿易。隋朝建立後，中原地區結束了300多年的紛亂混戰局麵，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發展。隋朝初年，朝廷派軍西征，重新控製了河西地區，恢複了絲綢之路的暢通。隋煬帝繼位後，熱衷於中西交通和貿易。公元607年，他委派戶部侍郎（主管財政）裴矩專駐張掖，主管外貿事宜。公元609年3月，隋煬帝西巡，到了青海和甘肅，往返曆時半年，成為我國曆史上唯一的西巡皇帝。
6月，隋煬帝到張掖郡，登焉支山，主持召開了盛大的國際貿易會。在張掖，隋煬帝見了高昌王和西域27國使者。為了慶賀這次西巡取得的豐碩成果，隋煬帝令各族王、使者都佩金玉，身披一件用毛製成的服飾，焚香奏樂，在道旁歌舞歡呼，依次參見。同時令武威、張掖兩郡的百姓穿著節日盛裝，前後數十裏夾道歡迎。幾十裏路上，車馬填咽，難以通行。這次以“顯中國之威，示中國之盛”的貿易會，規模之大，規格之高，耗資之巨，堪稱史無前例。因為隋煬帝的重視和親行，古老的絲綢之路煥發了新的榮光。從此隋朝在絲綢之路的張掖設立互市，並派駐特使宣傳和招攬官私貿易。發展到唐代，河西的國際貿易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蔥嶺以西，西域各國向唐朝稱臣納貢的使者不絕於途。由於政治環境的安定及對外貿易的發展，唐代中前期，特別是在開元天寶年間，甘肅成為全國經濟最富的地區之一。農業、紡織業及黃金生產、水利資源開發和利用等，在全國都占重要的地位。北宋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鑒》中就有“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的記載。
在“張掖盛會”的影響下，中亞西方更多的國家紛紛前來洛陽入貢於隋。隋煬帝在洛陽建國門外，特設招待蠻夷酋長、貢使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方館，以便朝貢貿易。四方館的設置一直延續到了晚清。當時洛陽城中規模巨大的三個工商市場中以豐都市為最大，位於洛河南岸端門大街以東，周長8裏，有12個通門，內有120行、3000多家店肆，四壁有400餘店，貨賄山積。大同市在洛河以南，端門大街以西，周凡4裏，市開4門，邸141區、資貨66行。通遠市在洛河以北、迪河以東，瀕臨潛渠，周6裏，是洛陽工商業最繁華的地區。蕃夷商賈匯聚豐都、大同和通遠三市進行官私貿易，使洛陽成為國際貿易盛會的大市場。
在南方，隋煬帝又開通了通濟渠，加強南海、嶺南一帶與內地的商旅貿易，也為南方海外貿易的開展提供了便利。“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潛商旅，往來不絕”，“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潛，私行商旅，舳艫相繼”。
隋朝短命而亡。它所奠定的對外交往的製度和規模都為唐朝所繼承發展。唐朝也以重新貫通絲綢之路作為入手點。隋末的戰亂和突厥的興起，重新隔斷了絲綢之路的貿易。為了爭奪絲綢之路的控製權，唐王朝發動了數以百計的戰爭，終於在顯慶二年（657年）破滅西突厥。唐朝在突厥故地設立都護府和州縣，將版圖延伸入了中亞腹地。至高宗初年，唐已將“絲綢之路”各主幹線路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在天山南路分設“四鎮都督府，州三十四”。在天山北路西突厥故地置北庭都護府，建23個都督府、二州，並將伊州、西州、庭州並入隴右道，由朝廷派員直接管理。在此基礎上，內地與西域等地的經濟關係和文化交流日益緊密，政治關係與軍事關係日益增強。
唐絲綢之路的貿易方式，以貢賜、邊界互市的官方貿易為主，也積極開展廣泛的民間貿易。眾多的胡商不僅組織龐大的商隊，進行長途販運；而且湧入絲綢之路沿線的城鎮組織社團或單獨經營，或與當地漢族商人合夥經營。唐朝還在四方館的基礎上特設鴻護寺典客署招待蕃客貢使，並安置館舍膳食等優厚待遇之事，鼓勵朝貢貿易，以及互市或交市貿易。唐代“絲綢之路”因此走向了繁榮與興盛。唐王朝的威望遠播中亞、西亞地區。
盛時，和唐朝通使交好的主要國家有70多個，複雜的交通網絡從東亞開始，延伸向四方。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北路可達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達尼泊爾和印度；往東可到朝鮮半島。海路交通方麵，去日本有三條路；到達南亞諸國如蘇門答臘、印度尼西亞、斯裏蘭卡和印度等國家是從廣州經越南海岸而至；到西亞的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出發，經東南亞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灣沿海各國。在唐代，還初步開辟了到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亞、非地區許多國家的使節、商賈、學者、藝術家、僧侶等，不斷來到唐朝訪問、求學和貿易。唐朝派往國外的使臣、僧侶以及到外國經商的商人也不絕於途。絲路駝鈴不絕，海上風帆競發。
商貿的發展，帶動了其他各方麵的交流。古代中國的文章典籍、科技發明和詩歌文學就是以貿易為先鋒，以商路為載體四散傳播的。
唐代都城長安，由於國家的強盛和中外交往的繁密，達到了城市輝煌的頂點。它以宏大的規模、嚴謹的規劃著稱於歐亞大陸。從隋朝建立到唐朝前期的300年間，長安擁有100多萬人口，麵積達84平方公裏，成為四方商旅往來、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極為繁榮的大都市，成為當時世界性的貿易、文化中心。中外交流的繁盛為這座國際化大都市打下了世界烙印。來自西域各國、經絲綢之路東來的文化通過朝覷、宗教、商業以及民間市井生活方式融合傳播，成為當時長安城市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熱鬧的城市中散發著濃鬱的胡風胡韻：
……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氈腥腦滿鹹洛。
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嗽罷長蕭索。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唐代著名詩人元稹的這首《法曲》，形象生動地描述了當時長安的國際景象，展現了多元文化對唐長安城市文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大量外商外客聚居長安，使長安成為了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大熔爐。各種胡食，如胡餅、燒餅、抓飯、各種酒類等在內地流傳起來。《舊唐書·輿服誌》記載唐代長安“貴人禦撰，僅供胡食”，玄宗時，“時行胡餅，俗家皆然”。唐代長安馳名的胡麻餅成為飲食新寵。白居易曾有《寄胡麻餅與楊萬州》詩曰：“胡麻餅樣學京都，麵脆油香新出爐”，此外還有燒餅、五福餅、搭納等。酒肆裏的“三勒漿”（用摩勒、毗梨勒和河梨勒三種果實釀造的美酒，最早產於波斯，唐初傳入長安）、葡萄酒、龍膏酒等代替了中國傳統的水酒，成為豪客新歡。史向軍：《唐長安的胡風胡韻》，載於《陝西檔案》2005年2月。
像長安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在唐朝還有很多。泉州、廣州、明州、成都、揚州等等，比比皆是。我們再將目光投向南方的廣州。由於廣州海外航行與貿易的發展，使得廣州的“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計其數；業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大量的外國船舶遠渡重洋到達廣州，船上載滿珍貴的寶物和香藥，主要還是要換取中國的珍貴絲綢，也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外商及使者聚集廣州。廣州成為阿拉伯、波斯、南洋等地區來華和中國外貿商船的出入口，成為嶺南首盛之地。當地的外僑聚居處稱為“蕃坊”，遠來的阿拉伯商人還興建了存至今日的廣州懷聖寺。唐末黃巢軍隊進入廣州時，就殺害了城內的外商蕃客多達12萬人。
唐玄宗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廣州開始設置市舶使，管理進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稅收，收購珍貴物品。市舶使成為我國曆史上最早的涉外稅收機構。當時對外貿征收的稅率正史沒有記錄，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記》記載，當時稅率大約是30%。隨著唐代對外貿易的發展，揚州、明州、泉州也逐漸成為市舶中心。中國因此成為了最早發展出完備的外貿管理製度的國家。
廣州的繁盛印證了中外海上交往的密切。在陝西省徑陽縣雲陽鎮發現的《唐故楊府君神道之碑》為我們證明了唐朝與阿拉伯地區的海上交流。碑文載主人公楊良瑤一生多次南北跋涉，東西奉使，但最為重要的一次外交出使活動，還是貞元初年他作為唐王朝的聘國使航海前往遠在中東的黑衣大食（首都巴格達）。楊良瑤從長安到嶺南，自南海舍陸登舟，航海出行，在一年內便完成了外交活動。其主要目的是用和平方式宣揚唐王朝的政治主張。貞元四年（788年）六月，楊良瑤因功被封為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唐代的大食國是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國家，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外交關係。天寶十年（741年）但邏斯戰役後，基本劃定了大唐、大食兩國在中亞細亞地區的勢力範圍。之後雙方經濟貿易空前頻繁。從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國開始遣使節朝貢起，到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後一次大食使節離唐回國，前後148年間進入唐都長安的大食使節便有39次之多。2005年碑文的發現證明了唐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節航海下西洋的曆史。楊良瑤一行不僅要遠早於鄭和的盛舉，更證明了當時唐朝開放的胸襟和遠航的能力。張世民：《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載於《鹹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