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弱宋，科技與文化的發動機
說宋朝是古代中國的盛世，很多人可能不信。宋朝從來沒有統一中國，而且積貧積弱，對外卑躬屈膝，內政昏暗，殘害忠良。宋朝的曆史更可以說是一段屈辱的曆史、黑暗的曆史。史書明確稱之為“弱宋”。但是宋朝的確是古代中國的盛世，是中國對外交往的盛世時期。
宋朝開國時就立下的規矩，尊重讀書人，不準殺一個讀書人。因此，宋朝以文人領兵，以文人掌權。皇帝對自己深惡痛絕的文人也隻能發配到嶺南了事。不尚武功，強幹弱枝造成了宋朝軍事實力極弱，但卻造成了宋朝科技文化的雙重繁榮。正是因為宋朝的弱，財政不支，政府對商品經濟采取了保護支持的態度。宋代的社會經濟和貿易得到了長足發展。正是因為宋朝的弱，偏安東南，客觀上隻能將精力放在海洋上，推動了海上交通和貿易的發展。
在宋朝士大夫乃至最高統治者中間產生了“義利雙行”的思想，人們由傳統的賤商抑末轉向“通商惠工”。宋代商業的發展，超過了前代，大城市和小市鎮興旺發達。宋與遼、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點設置榷場，進行官方許可的貿易。海外貿易盛況空前。開封先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工商與居民雜處；臨安府成為南宋的行在所後，逐漸發展成最大的商業城市。此外還有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漢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等商業中心。北宋貨幣以銅錢為主，鐵錢為輔。商業中的賒，即信用關係，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南宋除了鑄造鐵錢外，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貨幣。
宋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貿易國。宋時有從廣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東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線，還有從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麗，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或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州）通往高麗的海上交通線。宋朝與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阿拉伯半島以至東北非洲等幾十個國家都有貿易關係。北宋在主要港口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興）、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等地相繼設立市舶司，主管舶商進出手續，並征收舶稅，抽買舶貨。為了逃避稅收，民間的走私貿易，不論在陸地還是沿海，都相當興盛。
宋朝統治者一直把海外貿易看作是利國利民的大事。如宋神宗明確指出：南漢王朝的富強與發展海外貿易有關，“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劉竊據浙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海商得術也”。為了“招來外夷”、“來海外之貨”，宋滅南漢後即在廣州沿襲唐製設置市舶司；以後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與廣州市舶司合稱“三司”，作為北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北宋對舶貨實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價值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規範後的海外貿易發展迅速，中外商人往來頻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也隨之增加。“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成為北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霍賀：《淺析宋代的對外貿易》，載於《青海社會科學》2006年1月。
南宋時期，國土大為縮小，用度不支，通過經營海外貿易來支持財政運轉。南海有53個國家和地區與南宋通商貿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貿易的也有20多個國家。南宋成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上的鼎盛時期。宋朝對進出口貨物實行禁榷製度，並通過市舶“抽解”、“博買官賣”等形式賺取了巨額利潤。從海外貿易中獲得相當可觀的財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宋朝的財政危機。對外貿易的增多反過來也促進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活躍了內地社會。紹興七年（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海外貿易利潤既然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宋朝統治者就將通貨貿易作為一項重要國策積極實施。紹興十年（1140年），宋高宗諭大臣曰：“廣南市舶，利之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萬絡，皆寬民利也。”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南宋的年市舶收入高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的兩倍多，在南宋的財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學者估計，南宋初年財政總收入不到1000萬絡，而外貿收入約150萬絡，占總收入的15%左右。紹興末年財政總收入達到4500萬絡左右，而外貿收入約200萬絡，占總收入的4%左右。
1000年前的這些數據證明了疆域狹小的宋朝的強大經濟實力。從經濟上看，宋朝的確是個盛世。這是建立在海外貿易繁盛基礎上的盛世。
宋代也是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無論在科學技術、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兩宋時期，絢麗、輝煌的中華文化以其豐富的內涵和巨大的活力，通過各種途徑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輻射和擴散。亞洲、歐洲乃至非洲國家都對宋文化進行不同程度的吸納和受容。
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是聞名於世的三大發明，到宋代又有了劃時代的發展。天文、數學、醫藥、農藝、建築等各個領域的成就，不僅超越前代，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指南針在宋代又有重大進展，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針於航海的記載。南宋時，海船上普遍裝有針盤，即原始的羅盤導航。這是世界海運史上空前的進步。唐、五代時開始應用雕版印刷術印書，北宋時有了很大發展。開封府、杭州、眉山（今屬四川）、建陽（今屬福建）是當時印書的中心。南宋臨安府是印書業最發達的地方。宋仁宗慶曆年間，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宋書印刷之精良使其成為了後世競相收藏的珍品。宋廷設有火藥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時，邊防軍已大量配備火藥箭。
北宋時進行了多次較全麵的恒星觀測。景德三年（1006年）關於客星的記載，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記錄。元祐年間，蘇頌、韓公廉等人創造了水運儀象台。宋代的曆法經過多次改進，慶元五年實行的《統天曆》和現行公曆的一年長度完全一樣，但比公曆頒行早383年。北宋中期賈憲發明“開方作法本源圖”，世稱“賈憲三角”，比西歐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約600年；他的增乘開方法，與霍納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約770年。
宋代醫藥學比唐代有較大的發展。元豐五年（1082年），唐慎微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收藥物種類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時審定的《和濟局方》，是中國由國家頒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冊。太醫局將產科、眼科等單獨設科，是醫學史上的重大進步。南宋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共15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北宋末陳旉在南宋初撰成《農書》，是綜合性的農學著作。陳翥撰寫的《桐譜》，蔡襄著《荔枝譜》，韓彥直著《橘錄》都是傳世最早的有關經濟作物的專著。慶曆元年（1041年），喻皓在開封建成磚塔，其建築方法成為以後北方通用的磚塔建築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內的開元寺塔，於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又稱瞭敵塔，高84米，是中國現存最高的磚塔。
在思想哲學領域，理學和其他儒家學派先後出現。宋代理學是以儒家經學為基礎，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學，基本上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程顥、程頤及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一派是以南宋陸九淵為首的心學。程顥、程頤，世稱“二程”，是理學的奠基者。大約到南宋孝宗時，程頤的四傳弟子朱熹集理學之大成，理學才大為興盛，成為更精致、更係統、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學派，世稱“程朱理學”或“程朱學派”。宋理宗時，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到元、明、清時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於統治地位。理學自明清後備受推崇，開始流傳到周邊國家，為外人所學習吸收。直至今日，宋理學在東南亞和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群體中仍保有強大的影響力。
宋朝強盛的科技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傳向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歐洲各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由於在地理位置上鄰近中國，成為宋文化外輻射的第一波區域。在隋唐時期，三國大規模地引進了唐朝的語言文字、思想意識、律令製度、宗教文化和科學技術。宋朝以頻繁的交往和優越的文化發展鞏固這些國家的對中華文化的吸收過程，為整體中華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極大貢獻。
13世紀初，高麗引進了宋朝先進的活字印刷技術，並加以改進和創新，仿陶製活字鑄成銅活字，使印刷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日本印刷業的萌芽完全歸功於宋代印刷技術的啟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獻典籍的輸入，使日本禪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樣和形體而刻印各種書籍。越南在13世紀出現了印刷術，同樣是對宋代印刷技術的移植。在建築技術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禪宗式”建築技術在日僧重源和榮西的引進下傳入日本。日本現存的東大寺南大門、播磨淨土寺的淨土堂、山城醒酗寺的經樓等，仍然向人們展示著宋代江南地區的建築風格。在火藥技術上，1377年，高麗政府在中央“設火都監，煎取焰硝”，不僅大量生產火藥，還製造出火箭、火筒、火炮等17種火藥武器，在抗擊倭寇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紡織技術、造船技術、製瓷技術、醫療技術、天文曆法等也相繼傳入朝鮮、日本和越南。姚兆餘：《宋代文化的對外傳播及其影響》，載於《甘肅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
除了日本、朝鮮、越南三國，其他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相對較低，有些甚至還沒有發展到國家階段。宋朝依然平等與之交往，以先進文化滋潤了這些地區的文明萌芽，刺激了東方落後地區的文化發展。宋朝文化外傳的第三個波層是印度、西亞和歐洲地區。通過宋朝的努力，我國數學著作《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和籌算方法以及人參、茯苓、當歸等藥物傳入了印度，對印度數學、醫藥學的發展也發揮了良好作用。宋朝的造紙、紡織、製瓷等技術還傳到了阿拉伯，並通過阿拉伯進入了北非和地中海地區。
以宋朝的羅盤為例。指南針是在12世紀初經南部海路傳入歐洲的。歐洲人對中國羅盤稍加改進：一是用32分度代替了中國羅盤的48分度；二是采用支軸撐起磁針，使之具備現代指南針的雛形。指南針的應用，使歐洲航海業進入了一個新紀元。新航路的開辟、新大陸的發現以及麥哲倫環球旅行的成功，無不歸功於指南針的引導。
相較於科舉製度，宋、元時期外傳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三項科技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第二項重大政治貢獻。中國先進科技對世界的貢獻起初是促進了其他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並不是政治性的。曆史發展到近代後，中國科技發明的影響轉入政治領域，間接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印刷術促進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掌握後，又被利用來宣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火藥應用於軍事領域，將中世紀的城堡和騎士階層轟滅殆盡。英國著名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麵，其次在戰爭方麵，第三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許寶騤譯：《新工具》格言第129條，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著名南宋詩人陸遊在中外交往的盛世留下了許多歌頌海上交流的詩歌。他的《感惜》詩：
行年三十憶南遊，
穩駕滄溟萬斛舟。
當記早秋雷雨後，
柁師指點說流求。
他的《步出萬裏橋門至江山》詩：
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浪頭。
一日新雨霹，微茫見流求。
這兩首詩隻是唐宋時期人們麵向海洋，展現開放胸襟和對外交往氣魄的眾多詩詞中的兩首。我們後來人讀起來，依然能感覺到宋朝衰落表象下的洶湧波濤。
宋朝開國時就立下的規矩，尊重讀書人，不準殺一個讀書人。因此，宋朝以文人領兵，以文人掌權。皇帝對自己深惡痛絕的文人也隻能發配到嶺南了事。不尚武功，強幹弱枝造成了宋朝軍事實力極弱，但卻造成了宋朝科技文化的雙重繁榮。正是因為宋朝的弱，財政不支，政府對商品經濟采取了保護支持的態度。宋代的社會經濟和貿易得到了長足發展。正是因為宋朝的弱，偏安東南，客觀上隻能將精力放在海洋上，推動了海上交通和貿易的發展。
在宋朝士大夫乃至最高統治者中間產生了“義利雙行”的思想，人們由傳統的賤商抑末轉向“通商惠工”。宋代商業的發展，超過了前代，大城市和小市鎮興旺發達。宋與遼、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點設置榷場，進行官方許可的貿易。海外貿易盛況空前。開封先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工商與居民雜處；臨安府成為南宋的行在所後，逐漸發展成最大的商業城市。此外還有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漢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等商業中心。北宋貨幣以銅錢為主，鐵錢為輔。商業中的賒，即信用關係，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南宋除了鑄造鐵錢外，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貨幣。
宋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貿易國。宋時有從廣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東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線，還有從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麗，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或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州）通往高麗的海上交通線。宋朝與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阿拉伯半島以至東北非洲等幾十個國家都有貿易關係。北宋在主要港口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興）、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等地相繼設立市舶司，主管舶商進出手續，並征收舶稅，抽買舶貨。為了逃避稅收，民間的走私貿易，不論在陸地還是沿海，都相當興盛。
宋朝統治者一直把海外貿易看作是利國利民的大事。如宋神宗明確指出：南漢王朝的富強與發展海外貿易有關，“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錢、劉竊據浙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海商得術也”。為了“招來外夷”、“來海外之貨”，宋滅南漢後即在廣州沿襲唐製設置市舶司；以後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與廣州市舶司合稱“三司”，作為北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北宋對舶貨實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價值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規範後的海外貿易發展迅速，中外商人往來頻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也隨之增加。“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成為北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霍賀：《淺析宋代的對外貿易》，載於《青海社會科學》2006年1月。
南宋時期，國土大為縮小，用度不支，通過經營海外貿易來支持財政運轉。南海有53個國家和地區與南宋通商貿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貿易的也有20多個國家。南宋成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上的鼎盛時期。宋朝對進出口貨物實行禁榷製度，並通過市舶“抽解”、“博買官賣”等形式賺取了巨額利潤。從海外貿易中獲得相當可觀的財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宋朝的財政危機。對外貿易的增多反過來也促進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活躍了內地社會。紹興七年（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海外貿易利潤既然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宋朝統治者就將通貨貿易作為一項重要國策積極實施。紹興十年（1140年），宋高宗諭大臣曰：“廣南市舶，利之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動得百萬絡，皆寬民利也。”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南宋的年市舶收入高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的兩倍多，在南宋的財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學者估計，南宋初年財政總收入不到1000萬絡，而外貿收入約150萬絡，占總收入的15%左右。紹興末年財政總收入達到4500萬絡左右，而外貿收入約200萬絡，占總收入的4%左右。
1000年前的這些數據證明了疆域狹小的宋朝的強大經濟實力。從經濟上看，宋朝的確是個盛世。這是建立在海外貿易繁盛基礎上的盛世。
宋代也是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無論在科學技術、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兩宋時期，絢麗、輝煌的中華文化以其豐富的內涵和巨大的活力，通過各種途徑迅速地向世界各地輻射和擴散。亞洲、歐洲乃至非洲國家都對宋文化進行不同程度的吸納和受容。
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是聞名於世的三大發明，到宋代又有了劃時代的發展。天文、數學、醫藥、農藝、建築等各個領域的成就，不僅超越前代，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指南針在宋代又有重大進展，北宋末已有使用指南針於航海的記載。南宋時，海船上普遍裝有針盤，即原始的羅盤導航。這是世界海運史上空前的進步。唐、五代時開始應用雕版印刷術印書，北宋時有了很大發展。開封府、杭州、眉山（今屬四川）、建陽（今屬福建）是當時印書的中心。南宋臨安府是印書業最發達的地方。宋仁宗慶曆年間，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宋書印刷之精良使其成為了後世競相收藏的珍品。宋廷設有火藥武器的作坊。宋神宗時，邊防軍已大量配備火藥箭。
北宋時進行了多次較全麵的恒星觀測。景德三年（1006年）關於客星的記載，是世界上著名超新星中的最早記錄。元祐年間，蘇頌、韓公廉等人創造了水運儀象台。宋代的曆法經過多次改進，慶元五年實行的《統天曆》和現行公曆的一年長度完全一樣，但比公曆頒行早383年。北宋中期賈憲發明“開方作法本源圖”，世稱“賈憲三角”，比西歐相同的帕斯卡三角形早約600年；他的增乘開方法，與霍納的方法大致相同，但早約770年。
宋代醫藥學比唐代有較大的發展。元豐五年（1082年），唐慎微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所收藥物種類為《唐本草》的一倍。宋徽宗時審定的《和濟局方》，是中國由國家頒布的第一部配方手冊。太醫局將產科、眼科等單獨設科，是醫學史上的重大進步。南宋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共15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北宋末陳旉在南宋初撰成《農書》，是綜合性的農學著作。陳翥撰寫的《桐譜》，蔡襄著《荔枝譜》，韓彥直著《橘錄》都是傳世最早的有關經濟作物的專著。慶曆元年（1041年），喻皓在開封建成磚塔，其建築方法成為以後北方通用的磚塔建築方法。今河北定州城內的開元寺塔，於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又稱瞭敵塔，高84米，是中國現存最高的磚塔。
在思想哲學領域，理學和其他儒家學派先後出現。宋代理學是以儒家經學為基礎，兼收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學，基本上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程顥、程頤及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一派是以南宋陸九淵為首的心學。程顥、程頤，世稱“二程”，是理學的奠基者。大約到南宋孝宗時，程頤的四傳弟子朱熹集理學之大成，理學才大為興盛，成為更精致、更係統、更富哲理的新儒家學派，世稱“程朱理學”或“程朱學派”。宋理宗時，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到元、明、清時期，在思想文化界更居於統治地位。理學自明清後備受推崇，開始流傳到周邊國家，為外人所學習吸收。直至今日，宋理學在東南亞和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群體中仍保有強大的影響力。
宋朝強盛的科技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溢出效應，傳向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歐洲各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由於在地理位置上鄰近中國，成為宋文化外輻射的第一波區域。在隋唐時期，三國大規模地引進了唐朝的語言文字、思想意識、律令製度、宗教文化和科學技術。宋朝以頻繁的交往和優越的文化發展鞏固這些國家的對中華文化的吸收過程，為整體中華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極大貢獻。
13世紀初，高麗引進了宋朝先進的活字印刷技術，並加以改進和創新，仿陶製活字鑄成銅活字，使印刷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日本印刷業的萌芽完全歸功於宋代印刷技術的啟迪。宋代佛教和儒家文獻典籍的輸入，使日本禪林得以仿效宋代板樣和形體而刻印各種書籍。越南在13世紀出現了印刷術，同樣是對宋代印刷技術的移植。在建築技術上，宋代流行的“天竺式”和“禪宗式”建築技術在日僧重源和榮西的引進下傳入日本。日本現存的東大寺南大門、播磨淨土寺的淨土堂、山城醒酗寺的經樓等，仍然向人們展示著宋代江南地區的建築風格。在火藥技術上，1377年，高麗政府在中央“設火都監，煎取焰硝”，不僅大量生產火藥，還製造出火箭、火筒、火炮等17種火藥武器，在抗擊倭寇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宋朝的紡織技術、造船技術、製瓷技術、醫療技術、天文曆法等也相繼傳入朝鮮、日本和越南。姚兆餘：《宋代文化的對外傳播及其影響》，載於《甘肅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
除了日本、朝鮮、越南三國，其他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相對較低，有些甚至還沒有發展到國家階段。宋朝依然平等與之交往，以先進文化滋潤了這些地區的文明萌芽，刺激了東方落後地區的文化發展。宋朝文化外傳的第三個波層是印度、西亞和歐洲地區。通過宋朝的努力，我國數學著作《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和籌算方法以及人參、茯苓、當歸等藥物傳入了印度，對印度數學、醫藥學的發展也發揮了良好作用。宋朝的造紙、紡織、製瓷等技術還傳到了阿拉伯，並通過阿拉伯進入了北非和地中海地區。
以宋朝的羅盤為例。指南針是在12世紀初經南部海路傳入歐洲的。歐洲人對中國羅盤稍加改進：一是用32分度代替了中國羅盤的48分度；二是采用支軸撐起磁針，使之具備現代指南針的雛形。指南針的應用，使歐洲航海業進入了一個新紀元。新航路的開辟、新大陸的發現以及麥哲倫環球旅行的成功，無不歸功於指南針的引導。
相較於科舉製度，宋、元時期外傳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三項科技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第二項重大政治貢獻。中國先進科技對世界的貢獻起初是促進了其他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並不是政治性的。曆史發展到近代後，中國科技發明的影響轉入政治領域，間接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印刷術促進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掌握後，又被利用來宣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火藥應用於軍事領域，將中世紀的城堡和騎士階層轟滅殆盡。英國著名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麵，其次在戰爭方麵，第三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許寶騤譯：《新工具》格言第129條，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著名南宋詩人陸遊在中外交往的盛世留下了許多歌頌海上交流的詩歌。他的《感惜》詩：
行年三十憶南遊，
穩駕滄溟萬斛舟。
當記早秋雷雨後，
柁師指點說流求。
他的《步出萬裏橋門至江山》詩：
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浪頭。
一日新雨霹，微茫見流求。
這兩首詩隻是唐宋時期人們麵向海洋，展現開放胸襟和對外交往氣魄的眾多詩詞中的兩首。我們後來人讀起來，依然能感覺到宋朝衰落表象下的洶湧波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