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佛教，因禍得福還是命運多舛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已有2000多年曆史了。自東漢傳入中原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這個亂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也就在這個時期，佛教經曆了推崇、恩賞到大規模滅佛的傳奇發展曆程。這似乎意味著佛教在中國的命運。
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曆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了三大係，即漢地佛教（漢語係）；藏傳佛教（藏語係）；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係）。
藏傳佛教，或稱藏語係佛教，俗稱“喇嘛”教。“喇嘛”藏語意為“上師”。藏語係佛教始於7世紀中葉，當時的藏王鬆讚幹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時，兩位公主都帶去了佛像、佛經。鬆讚幹布在兩位公主影響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紀中葉，佛教又直接從印度傳入西藏地區。10世紀後半期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紀中開始流傳於蒙古地區。此後的300多年間，藏傳佛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隨著佛教在西藏的發展，上層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權，最後形成了獨特的、政教合一的藏傳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築布達拉宮，始建於7世紀文成公主入藏時，當時是作為為公主建的宮室，但建成現在的規模，是到17世紀才完成。
上座部佛教（巴利語係佛教）流傳於我國雲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區，那裏人民的佛教傳統信仰與南亞佛教國（泰國、緬甸等）大致相同。大約是在7世紀中葉，佛教從緬甸傳入中國雲南傣族地區。此後若幹世紀以來，都保持著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修學的優良傳統。傣族男童到了入學年齡必須出家為僧，在寺院學習文化知識，接近成年再還俗。
今天在世界上大放異彩的主要是漢地佛教。下麵筆者將就漢地佛教的傳播進行論述。
漢地佛教怎樣傳入中國目前有兩種觀點。一部分人力主西來說。佛教東漸，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諸國。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佛教可能是從西北慢慢滲入，經由絲綢之路的兩條支線在敦煌進入中國的，並且從哪裏穿過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和華北平原。外國人習慣於從西路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國。佛教從西北印度，經巴基斯坦、阿富汗，並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西域。鬆本伸之：《絲綢之路與佛教文化》，載於《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了佛教海上傳播的線路。綜合起來可以說，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曆來有兩條通道：北沿陸上絲綢之路，南沿海上絲綢之路。王健：《漢代佛教東傳的若幹問題研究》，載於《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1期。但後者比較鮮為人知。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紀開始外傳。在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卷中，就此歸納了六種說法。清代學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來”說，認為先秦即已傳入；民國學者馬元材等持“秦朝”說；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等史家持“西漢末年”說；方立天等學者持“兩漢之際”說；任繼愈、嚴北溟等學者持“東漢初年”說。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已經很難考訂。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年），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係。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於東漢時期。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公元65年）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國（這本是原居我國甘肅的一個強盛的少數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國家）國王的使者伊存到了當時中國的首都長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經給一個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而此時的佛教隻是在少數人中流傳，未必為上層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與佛教有關的帝王是漢明帝。史籍記載，漢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訪求佛法。公元67年他們與兩位印度的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經書和佛像，開始翻譯了一部分佛經，相傳就是現存的《四十二章經》，是《阿含經》的節要譯本。同時在首都建造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就是今天還存在的白馬寺。相傳有匹白馬馱經而來，建白馬寺紀念。東漢時絕大部分佛經都是在洛陽白馬寺翻譯的。
從此，佛教為上層官府和史館之流所注意，佛教開始大範圍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發展起來。此說是否為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才開放。因此，隻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今江蘇徐州）等地。
魏晉南北朝急劇的社會變化，引發了各階級對於佛教的多方麵興趣，外來佛教的各種思潮和典籍，可以說是以空前絕後的規模湧進內地，同時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發生了全麵的接觸，在儒釋道之間迸發了廣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論戰和鬥爭。佛教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發展速度，是異常迅猛的。這個時期，主要傳播活動仍是佛典翻譯，魏都洛陽和吳國的都城建業是傳播活動的中心。這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佛教教義的宣傳、研究，為以後佛教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到了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各階層人普遍信仰佛教，到處建有佛塔、寺院。舉世聞名的佛教石窟藝術，如敦煌、雲岡、龍門等古代的雕塑、壁畫，都是這一時期開始建造的工程。這時有成就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344—413年）所譯的佛典有384卷，內容精確，對佛教發展貢獻極大。還有西行取經最有成就的法顯（337—422年），他遊曆了印度、斯裏蘭卡等南亞30餘國，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寫的見聞，為佛教發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亞諸國史地，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任繼愈：《中國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特別到了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承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於鼎盛的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這時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年）。玄奘曆時19年，長途跋涉5萬餘裏，去到印度取經，共翻譯佛經75部1335卷，並寫出了《大唐西域記》見聞錄。唐太宗推崇玄奘為“法門之領袖”，“千古而無對”。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朝廷恩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麵，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唐朝時期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去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係。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年），由於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寺院4600餘所，拆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餘所，沒收寺產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綜上所述，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曆史階段。一是吸收階段，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這麽七八百年的時間。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從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絕大多數的佛教經典就是在這一時期翻譯過來的。第二階段是佛教中國化的階段。隋唐以來，天台、華嚴以及特別是禪宗的形成和發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國已具有特色，逐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隋唐是這兩個階段的轉折點。唐代貞觀年間，玄奘大師從印度留學歸來後，當時中國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學所能概括。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表明中國向印度學習佛教文化的漫長曆史過程已經結束，並在隋唐時期形成了兩小宗、八大派。兩小宗是屬於小乘的成實宗和俱舍宗，這兩小宗實際上在中國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屬。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和密宗。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嫁接”成功，公元6世紀左右，中國佛教逐漸開始向朝鮮、日本等地傳播。在隋唐時代，在中日交往中，佛教始終占有重要地位。韓升：《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的“佛教外交”》，載於《佛教研究》1999年卷。中國佛教在海外的傳播亦多屬於嫁接類型。由於中國佛教傳入的時間和時代背景不同，日本佛教先後形成奈良係（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平安係（天台宗和真言宗）和鐮倉係（淨土宗、淨土真宗、時宗、曹洞宗、臨濟宗、日蓮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等至今對日本仍影響深遠，這些教派的出現，標誌著佛教日本化的最終完成。朝鮮佛教也經曆了從“五教九山”到“五教兩宗”的變化，特別是智訥（1158——1201年）闡揚“禪教一致”、“定慧雙修”，他開創的曹洞宗，至今仍是韓國佛教的主流。張雪鬆、劉泳斯：《扡插還是嫁接？》，載於2006年4月11日《中國民族報》。其中唐代律宗名僧鑒真（687—763年）晚年受日僧禮請，東渡傳律，履險犯難，終抵奈良。為傳播佛教與盛唐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曆史功績。天寶元年（742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請鑒真去日傳戒。鑒真欣然應允，從當年開始至天寶七年（748年），先後五次率眾東渡，但均因天時、人事不利而失敗；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惡風怒濤的襲擊，在海上漂了14天，最後漂到海南島的振州，並發眼疾，導致雙目失明。但他東渡弘法之誌彌堅，於天寶十二年（752年）第六次東渡成功，到達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自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學傳承，鑒真被尊為日本律宗初祖。同時他還被尊為日本建築、書法、醫藥始祖。日本豆腐業、飲食業、釀造業等也認為其行業技藝均為鑒真所授。
到了五代時期，北方兵革時興，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國家對佛教執行嚴格的限製政策；南方則各國相安，社會比較安定，帝王都熱心護教，因此，兩地的佛教，一則勉強維持，一則續有發展，其情況各不相同。北方從後梁到後漢，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後梁龍德元年（921年）即再申明令，願出家者須入京師比試經業。到了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便毅然對佛教予以淘汰。凡未經國家頒給寺額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廢除，僅在原無敕額寺院的地方許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須通過嚴格的讀經試驗。這對佛教本身來說，紊亂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頓，並不算是很壞的事，其性質也和前代各次的禁佛措施不同，隻是北方佛教原來僅獲維持的，經此波折就更見衰落了。雖然在南方佛教有緩慢發展，但是從此以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已告一段落。
五代以後，佛教雖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經非常穩固了，但是，統治階級對佛教的發展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熱衷了，佛教的發展趨於平穩，佛教的文化已經融入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中國和印度的僧人間傳法交往絡繹不絕。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發展到頂峰，全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座。徽宗時，由於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宋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眾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國有寺院4萬2318座，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製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侶，即位後自封“大慶法王”，親自講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幫助他鞏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權。明萬曆以後，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的出現，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使佛教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之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製政策，漢語係佛教仍在民間流行。大清會典的律令規定：僧道不得沿門化緣，不得外出，禁止婦女到寺廟進香禮拜等。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親製《揀魔辨異錄》、《禦選語錄》，提倡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壁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竟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清朝末年中國出現了一批著名的佛學研究學者，如楊文會、歐陽竟無、大虛等。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就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係的思想淵源之一，這些人還對佛教思想提出了新的見解，把佛學思想研究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近代隨著西方殖民南亞，在隋唐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南傳佛教逐漸被西方世界認識，並逐步得到傳播。出洋的華工、華商也將中國佛教帶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美國出現的第一座寺廟是1853年由廣東省華僑公會四邑總會在舊金山創立的，是以儒、釋、道三教混合的形式出現的。截至19世紀末，美國西海岸各州已經有小木屋型或各種家廟約400座。但由於華人受到白人歧視，中國佛教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力十分有限。19世紀末，隨著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巴西等地，日本佛教也逐漸在海外傳播開來。越南等東南亞移民也將自己的佛教信仰帶到法國等歐洲國家。民國時期，太虛等法師曾積極籌備向海外傳教，但由於國內外時局動蕩，收效不大。當時中國佛教的海外弘法活動主要是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如印順法師於上世紀50年代初曾在菲律賓弘法，而竺摩法師在馬來西亞的弘法活動成果最為引人矚目。20世紀中葉，隨著一批西藏、蒙古喇嘛在西方傳法，西方社會開始出現藏傳佛教的熱潮。張雪鬆，劉泳斯：《扡插還是嫁接？》，載於2006年4月11日《中國民族報》。
作為舶來品的佛教，經過中國化過程後，成為了中國對世界曆史的貢獻之一。當今的佛教已經深刻影響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行為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發揮了重要影響。佛教文化是中華文化圈的重要內容，已經完全滲透到亞洲各國人民生活的精神層麵，帶有濃厚中國色彩的佛教不再隻是宗教，而是東亞各國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了。
§§第四章 燦爛的東方，輝煌的頂點
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形成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曆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了三大係，即漢地佛教（漢語係）；藏傳佛教（藏語係）；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係）。
藏傳佛教，或稱藏語係佛教，俗稱“喇嘛”教。“喇嘛”藏語意為“上師”。藏語係佛教始於7世紀中葉，當時的藏王鬆讚幹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時，兩位公主都帶去了佛像、佛經。鬆讚幹布在兩位公主影響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到8世紀中葉，佛教又直接從印度傳入西藏地區。10世紀後半期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紀中開始流傳於蒙古地區。此後的300多年間，藏傳佛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隨著佛教在西藏的發展，上層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權，最後形成了獨特的、政教合一的藏傳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築布達拉宮，始建於7世紀文成公主入藏時，當時是作為為公主建的宮室，但建成現在的規模，是到17世紀才完成。
上座部佛教（巴利語係佛教）流傳於我國雲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區，那裏人民的佛教傳統信仰與南亞佛教國（泰國、緬甸等）大致相同。大約是在7世紀中葉，佛教從緬甸傳入中國雲南傣族地區。此後若幹世紀以來，都保持著依照原始佛教的佛法戒律修學的優良傳統。傣族男童到了入學年齡必須出家為僧，在寺院學習文化知識，接近成年再還俗。
今天在世界上大放異彩的主要是漢地佛教。下麵筆者將就漢地佛教的傳播進行論述。
漢地佛教怎樣傳入中國目前有兩種觀點。一部分人力主西來說。佛教東漸，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諸國。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佛教可能是從西北慢慢滲入，經由絲綢之路的兩條支線在敦煌進入中國的，並且從哪裏穿過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和華北平原。外國人習慣於從西路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國。佛教從西北印度，經巴基斯坦、阿富汗，並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西域。鬆本伸之：《絲綢之路與佛教文化》，載於《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了佛教海上傳播的線路。綜合起來可以說，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曆來有兩條通道：北沿陸上絲綢之路，南沿海上絲綢之路。王健：《漢代佛教東傳的若幹問題研究》，載於《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1期。但後者比較鮮為人知。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紀開始外傳。在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一卷中，就此歸納了六種說法。清代學者俞樾等持“周世佛法已來”說，認為先秦即已傳入；民國學者馬元材等持“秦朝”說；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等史家持“西漢末年”說；方立天等學者持“兩漢之際”說；任繼愈、嚴北溟等學者持“東漢初年”說。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已經很難考訂。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年），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係。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於東漢時期。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公元65年）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國（這本是原居我國甘肅的一個強盛的少數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國家）國王的使者伊存到了當時中國的首都長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經給一個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而此時的佛教隻是在少數人中流傳，未必為上層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位與佛教有關的帝王是漢明帝。史籍記載，漢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訪求佛法。公元67年他們與兩位印度的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經書和佛像，開始翻譯了一部分佛經，相傳就是現存的《四十二章經》，是《阿含經》的節要譯本。同時在首都建造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就是今天還存在的白馬寺。相傳有匹白馬馱經而來，建白馬寺紀念。東漢時絕大部分佛經都是在洛陽白馬寺翻譯的。
從此，佛教為上層官府和史館之流所注意，佛教開始大範圍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發展起來。此說是否為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才開放。因此，隻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今江蘇徐州）等地。
魏晉南北朝急劇的社會變化，引發了各階級對於佛教的多方麵興趣，外來佛教的各種思潮和典籍，可以說是以空前絕後的規模湧進內地，同時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發生了全麵的接觸，在儒釋道之間迸發了廣涉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論戰和鬥爭。佛教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發展速度，是異常迅猛的。這個時期，主要傳播活動仍是佛典翻譯，魏都洛陽和吳國的都城建業是傳播活動的中心。這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佛教教義的宣傳、研究，為以後佛教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到了東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各階層人普遍信仰佛教，到處建有佛塔、寺院。舉世聞名的佛教石窟藝術，如敦煌、雲岡、龍門等古代的雕塑、壁畫，都是這一時期開始建造的工程。這時有成就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344—413年）所譯的佛典有384卷，內容精確，對佛教發展貢獻極大。還有西行取經最有成就的法顯（337—422年），他遊曆了印度、斯裏蘭卡等南亞30餘國，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寫的見聞，為佛教發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亞諸國史地，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任繼愈：《中國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特別到了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承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於鼎盛的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這時最著名的僧人之一是玄奘（600—664年）。玄奘曆時19年，長途跋涉5萬餘裏，去到印度取經，共翻譯佛經75部1335卷，並寫出了《大唐西域記》見聞錄。唐太宗推崇玄奘為“法門之領袖”，“千古而無對”。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朝廷恩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麵，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唐朝時期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去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係。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年），由於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寺院4600餘所，拆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餘所，沒收寺產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綜上所述，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曆史階段。一是吸收階段，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這麽七八百年的時間。在這一時期內，中國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從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絕大多數的佛教經典就是在這一時期翻譯過來的。第二階段是佛教中國化的階段。隋唐以來，天台、華嚴以及特別是禪宗的形成和發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國已具有特色，逐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成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隋唐是這兩個階段的轉折點。唐代貞觀年間，玄奘大師從印度留學歸來後，當時中國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學所能概括。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表明中國向印度學習佛教文化的漫長曆史過程已經結束，並在隋唐時期形成了兩小宗、八大派。兩小宗是屬於小乘的成實宗和俱舍宗，這兩小宗實際上在中國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屬。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和密宗。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嫁接”成功，公元6世紀左右，中國佛教逐漸開始向朝鮮、日本等地傳播。在隋唐時代，在中日交往中，佛教始終占有重要地位。韓升：《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的“佛教外交”》，載於《佛教研究》1999年卷。中國佛教在海外的傳播亦多屬於嫁接類型。由於中國佛教傳入的時間和時代背景不同，日本佛教先後形成奈良係（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平安係（天台宗和真言宗）和鐮倉係（淨土宗、淨土真宗、時宗、曹洞宗、臨濟宗、日蓮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等至今對日本仍影響深遠，這些教派的出現，標誌著佛教日本化的最終完成。朝鮮佛教也經曆了從“五教九山”到“五教兩宗”的變化，特別是智訥（1158——1201年）闡揚“禪教一致”、“定慧雙修”，他開創的曹洞宗，至今仍是韓國佛教的主流。張雪鬆、劉泳斯：《扡插還是嫁接？》，載於2006年4月11日《中國民族報》。其中唐代律宗名僧鑒真（687—763年）晚年受日僧禮請，東渡傳律，履險犯難，終抵奈良。為傳播佛教與盛唐文化上做出了巨大的曆史功績。天寶元年（742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請鑒真去日傳戒。鑒真欣然應允，從當年開始至天寶七年（748年），先後五次率眾東渡，但均因天時、人事不利而失敗；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惡風怒濤的襲擊，在海上漂了14天，最後漂到海南島的振州，並發眼疾，導致雙目失明。但他東渡弘法之誌彌堅，於天寶十二年（752年）第六次東渡成功，到達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自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學傳承，鑒真被尊為日本律宗初祖。同時他還被尊為日本建築、書法、醫藥始祖。日本豆腐業、飲食業、釀造業等也認為其行業技藝均為鑒真所授。
到了五代時期，北方兵革時興，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國家對佛教執行嚴格的限製政策；南方則各國相安，社會比較安定，帝王都熱心護教，因此，兩地的佛教，一則勉強維持，一則續有發展，其情況各不相同。北方從後梁到後漢，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後梁龍德元年（921年）即再申明令，願出家者須入京師比試經業。到了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便毅然對佛教予以淘汰。凡未經國家頒給寺額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廢除，僅在原無敕額寺院的地方許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須通過嚴格的讀經試驗。這對佛教本身來說，紊亂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頓，並不算是很壞的事，其性質也和前代各次的禁佛措施不同，隻是北方佛教原來僅獲維持的，經此波折就更見衰落了。雖然在南方佛教有緩慢發展，但是從此以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已告一段落。
五代以後，佛教雖然在普通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經非常穩固了，但是，統治階級對佛教的發展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熱衷了，佛教的發展趨於平穩，佛教的文化已經融入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中國和印度的僧人間傳法交往絡繹不絕。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佛教發展到頂峰，全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座。徽宗時，由於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宋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眾多。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國有寺院4萬2318座，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製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侶，即位後自封“大慶法王”，親自講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幫助他鞏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權。明萬曆以後，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的出現，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使佛教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之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製政策，漢語係佛教仍在民間流行。大清會典的律令規定：僧道不得沿門化緣，不得外出，禁止婦女到寺廟進香禮拜等。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他親製《揀魔辨異錄》、《禦選語錄》，提倡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壁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竟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清朝末年中國出現了一批著名的佛學研究學者，如楊文會、歐陽竟無、大虛等。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就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係的思想淵源之一，這些人還對佛教思想提出了新的見解，把佛學思想研究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近代隨著西方殖民南亞，在隋唐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南傳佛教逐漸被西方世界認識，並逐步得到傳播。出洋的華工、華商也將中國佛教帶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美國出現的第一座寺廟是1853年由廣東省華僑公會四邑總會在舊金山創立的，是以儒、釋、道三教混合的形式出現的。截至19世紀末，美國西海岸各州已經有小木屋型或各種家廟約400座。但由於華人受到白人歧視，中國佛教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力十分有限。19世紀末，隨著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巴西等地，日本佛教也逐漸在海外傳播開來。越南等東南亞移民也將自己的佛教信仰帶到法國等歐洲國家。民國時期，太虛等法師曾積極籌備向海外傳教，但由於國內外時局動蕩，收效不大。當時中國佛教的海外弘法活動主要是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如印順法師於上世紀50年代初曾在菲律賓弘法，而竺摩法師在馬來西亞的弘法活動成果最為引人矚目。20世紀中葉，隨著一批西藏、蒙古喇嘛在西方傳法，西方社會開始出現藏傳佛教的熱潮。張雪鬆，劉泳斯：《扡插還是嫁接？》，載於2006年4月11日《中國民族報》。
作為舶來品的佛教，經過中國化過程後，成為了中國對世界曆史的貢獻之一。當今的佛教已經深刻影響了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行為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發揮了重要影響。佛教文化是中華文化圈的重要內容，已經完全滲透到亞洲各國人民生活的精神層麵，帶有濃厚中國色彩的佛教不再隻是宗教，而是東亞各國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了。
§§第四章 燦爛的東方，輝煌的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