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三國兩晉，戰亂阻不斷的交流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二亂世。周邊民族紛紛入侵，神州大地戰火紛飛，政權林立。在熊熊火焰中，民族融合的進程加快，繼續塑造統一的中華民族雛形。亂世中孕育著統一，直到8世紀末隋朝建立，中國走上了傳統社會的發展頂峰。這500年的曆史既是之前統一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的曆史結果，也可算是古代中國邁上巔峰的曆史醞釀。
因為戰事的耽擱，中原王朝實力大為衰落，且重心放在圖強爭霸上，西北絲綢之路隨之隔斷。中國與遙遠之地的交流也隨之中斷。這一時期境內各割據政權的外交基本局限於亞洲各鄰國。
與北方的五族亂華的動蕩形勢相比，當時的南方相對穩定，南方的民族融合以平和得多的形式在穩步進行。當時南方少數民族主要有蠻、傒、俚、僚等。蠻族人數最多，占地最廣，勢力最強。南方各朝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郡縣統治，隻收納米穀，不征徭役。經過潛移默化的文化滲透和反複不斷的征服與反抗，蠻族開始分化。相對蠻族，傒人漢化較早。曆史上的名人如東晉陶侃、南齊胡諧之等其實都是傒人。俚人分布於交、廣、越諸州，僚人分布在巴蜀地區，南朝轄域日漸狹小，對這個地區的開發益加重視，客觀上推動了各族的漢化。
客觀形勢促使了南北各政權都將目光轉向了浩淼的東海。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事業的發達，為中國的海外交往提供了紮實的技術基礎。早在三國時期，南北方的造船業在世界上就處於領先地位。孫權時期已能造出載重量約千噸的大海舶，以及蒙衝、鬥艦等各種類型的戰艦。東吳組織規模龐大的船隊遠航朝鮮與東南亞各國，“舟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乘風破浪，行程數萬裏。朱子彥：《三國時期的航海和造船業》，載於《曆史教學問題》2003年第6期。北方的曹魏在平定遼東之後，還大量移民渡海，充實山東地區的青州。景初三四年間，魏國遷徙遼東諸縣的吏民渡海到青州齊郡，設立新縣。成千上萬的遼東官民成功漂洋過海反映了曹魏航海事業的發達和繁榮。
此時的中日關係大為親近。早在西漢，日本100餘國中就有30餘國遣使中國。東漢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帝賜以“漢倭奴國王”印。三國時期的公元3世紀，日本島上出現一個邪馬台國，女王名卑彌呼。曹魏和邪馬台國曾多次互通使節。正史中，陳壽的《三國誌》首次為日本立傳。
《三國誌·倭人傳》提到的日本諸國名稱共33個，重點記述的有以邪馬台邪馬台國究屬在何處，今人頗有爭議，一說在九州北部，一說在本州的大和，一說在築後的山門郡。為首的29個國家。當時曹魏和日本之間有了固定的海上交通，從帶方郡出發，“循海岸水行”，進入倭國界後，首先經過對馬國。其後依次為一支國、末盧國、伊都國、奴國、不彌國、投馬國、邪馬台國。邪馬台國女王名為卑彌呼，領導其餘諸國。這些記載基本符合日本當時的史實。《倭人傳》還對日本八國人口戶數、官職製度、地理環境和經濟物產等也做了記載。日本當時“種禾稻、蘭麻”，還有捕魚、撈蛤，不分深水淺水，均能入水取之，有些人“食海物自活”。細蘭、綿、帛布、兵器、酒、玉、船隻等都是較普遍的手工業產品。日本各國都有市貿互通有無，特置官吏“收稅賦，有邸閣”。
《三國誌·東夷傳》載：“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倭女王向魏國皇帝“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明帝接見該使團，冊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回贈了白絹、龍錦、銅鏡、珍珠、鉛丹等大批禮物。《倭人傳》幾乎全文收錄了魏明帝頒賜卑彌呼的《詔書》。這份《詔書》透露日本使團以難升米為正使，都市牛利為次使。其貢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還有4男，6女。明帝認為，卑彌呼地處遙遠，遣使“貢獻”實在不易，感其“忠孝”，封其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緩。魏明帝也不忘要求卑彌呼綏撫國人。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個國家級使團。魏帝的詔書和禮品於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由帶方郡太守遣使航海送至邪馬台國。中日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往來關係。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倭王複遣使大夫伊聲眷、掖邪狗等8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除生口外的其他7種貢物均是珍貴的上等產品。在位的魏齊王對“掖邪狗等拜率善中郎將印緩”。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景初年間的正使難升米再次來華。魏國“詔賜難升米黃幢”，獎勵其在中日友好關係中做出的貢獻。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馬台國與狗奴國發生戰爭，遣使來華通告求助。“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曹魏遣塞曹椽史塞曹椽史係帶方郡佐吏，掌邊塞諸事，西漢始置，東漢、曹魏延續。帶著詔書、黃幢等到日本。以後卑彌呼病死，嗣女王壹與亦遣使節來洛陽，送上大量貢品。曹魏派張政“以檄告諭壹與”，以示支持。也就在這一年，新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20人送張政等歸國，並獻男女生口30人，貢白珠5000枚，青大句珠2枚，異文雜錦20匹。這當是日本使者第四次來華。
司馬昭執政時，邪馬台國和曹魏繼續互通使節，來往不絕。根據《三國誌》的描寫，在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間的短短10年中，雙方使者往來6次，相當頻繁，遠勝於後代。孟古托力：《讀〈三國誌·倭人傳〉——曹魏與日本列島諸國的往來》，載於《黑龍江民族叢刊》2004年第4期。
地處東南的孫吳政權和海洋關係更加密切，對外交往集中在東南和東北海域兩個方麵。孫權於公元230年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今台灣），隻得夷洲數千人還。孫吳船隊是從章安（今浙江臨海）啟程，從台州灣出海，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後橫渡台灣海峽，在今台南市和嘉義縣一帶登陸。這是曆史上大陸人民開發台灣有文字記載的第一件大事。但是軍勞無功，衛溫、諸葛直歸國後被下獄誅殺。公元242年，孫權又遣將軍聶友、都尉陸凱率領三萬人的船隊遠航朱崖今廣東省、澹耳（今海南省）。
孫吳的船隊不滿足於航行於東海大陸架地區，還遠航東南亞。公元226年，孫權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率領龐大船隊出使南洋。朱應、康泰等人的南洋之行，曆時達六年之久，“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其中包括林邑（今越南東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朱應、康泰滯留扶南時，恰巧天竺國（今印度）使臣也來到扶南，康泰“具問天竺土俗”，了解到天竺“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街曲市裏，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水陸通流，百賈交會”等風土人情。
在東北方向，孫吳政權對遼東和朝鮮半島國家展開的外交往來。為了威脅曹魏後方，實現南北夾擊的戰略意圖，東吳多次派遣海船前往遼東半島，與遼東的公孫淵結成同盟。公孫淵反複無常，曾斬殺吳國使者，“送其首於魏”。赤烏三年（公元240年），孫權為報仇，“遣使者羊衡、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而還。大批船隻從江南至遼東半島，海路艱險，中途還要通過魏國的領海，冒著隨時會受到魏軍襲擊的危險。孫權還特派船隊訪問鴨綠江流域的高句麗。嘉禾二年（公元233年），高句麗王宮奉表稱臣，貢貂皮等特產，孫權“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於，加賜衣物珍寶”。高句麗王亦送馬數百匹回贈給孫權。這些史實證明了當時吳國的海運之強。
這一時期，交州地區（今兩廣、雲南東部地區）後來居上，成為中原王朝與南海諸國交往的門戶。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是以交州為基地的。本地區的優勢地位，使得它成為中國和東南亞商隊來往中原的中轉站。
許多外國商人來交州貿易，並由交州進入內地，有些人甚至就居住於交州。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有大秦商人秦論，來到交趾（今越南），交趾太守吳邀將其遣送至建業。“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時對”。秦論在中國呆了八年才回國。孫權遣官吏送秦論坐船回國，可惜使臣在路上病故，未能達到通航羅馬的目的。《高僧傳·康僧會傳》中記載，中亞名僧康僧會的父親“因商賈移於交趾”。士燮家族出入人中，有“胡人夾轂焚燒香”，這些“胡人”可能就是來自於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傳教者或商人。由於南海諸國到交州貿易甚多，交趾、日南的太守等官員也從貿易中獲利不少。“初，徽外諸國嚐貴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此可見交州貿易之興盛。由於交州交通的便利，其經濟相應興旺繁榮。交州的合浦郡就不產糧食而產珍珠，郡民用珍珠換取糧食。又如史書中稱：“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
因為戰事的耽擱，中原王朝實力大為衰落，且重心放在圖強爭霸上，西北絲綢之路隨之隔斷。中國與遙遠之地的交流也隨之中斷。這一時期境內各割據政權的外交基本局限於亞洲各鄰國。
與北方的五族亂華的動蕩形勢相比，當時的南方相對穩定，南方的民族融合以平和得多的形式在穩步進行。當時南方少數民族主要有蠻、傒、俚、僚等。蠻族人數最多，占地最廣，勢力最強。南方各朝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郡縣統治，隻收納米穀，不征徭役。經過潛移默化的文化滲透和反複不斷的征服與反抗，蠻族開始分化。相對蠻族，傒人漢化較早。曆史上的名人如東晉陶侃、南齊胡諧之等其實都是傒人。俚人分布於交、廣、越諸州，僚人分布在巴蜀地區，南朝轄域日漸狹小，對這個地區的開發益加重視，客觀上推動了各族的漢化。
客觀形勢促使了南北各政權都將目光轉向了浩淼的東海。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事業的發達，為中國的海外交往提供了紮實的技術基礎。早在三國時期，南北方的造船業在世界上就處於領先地位。孫權時期已能造出載重量約千噸的大海舶，以及蒙衝、鬥艦等各種類型的戰艦。東吳組織規模龐大的船隊遠航朝鮮與東南亞各國，“舟楫為輿馬，巨海為夷庚”，乘風破浪，行程數萬裏。朱子彥：《三國時期的航海和造船業》，載於《曆史教學問題》2003年第6期。北方的曹魏在平定遼東之後，還大量移民渡海，充實山東地區的青州。景初三四年間，魏國遷徙遼東諸縣的吏民渡海到青州齊郡，設立新縣。成千上萬的遼東官民成功漂洋過海反映了曹魏航海事業的發達和繁榮。
此時的中日關係大為親近。早在西漢，日本100餘國中就有30餘國遣使中國。東漢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帝賜以“漢倭奴國王”印。三國時期的公元3世紀，日本島上出現一個邪馬台國，女王名卑彌呼。曹魏和邪馬台國曾多次互通使節。正史中，陳壽的《三國誌》首次為日本立傳。
《三國誌·倭人傳》提到的日本諸國名稱共33個，重點記述的有以邪馬台邪馬台國究屬在何處，今人頗有爭議，一說在九州北部，一說在本州的大和，一說在築後的山門郡。為首的29個國家。當時曹魏和日本之間有了固定的海上交通，從帶方郡出發，“循海岸水行”，進入倭國界後，首先經過對馬國。其後依次為一支國、末盧國、伊都國、奴國、不彌國、投馬國、邪馬台國。邪馬台國女王名為卑彌呼，領導其餘諸國。這些記載基本符合日本當時的史實。《倭人傳》還對日本八國人口戶數、官職製度、地理環境和經濟物產等也做了記載。日本當時“種禾稻、蘭麻”，還有捕魚、撈蛤，不分深水淺水，均能入水取之，有些人“食海物自活”。細蘭、綿、帛布、兵器、酒、玉、船隻等都是較普遍的手工業產品。日本各國都有市貿互通有無，特置官吏“收稅賦，有邸閣”。
《三國誌·東夷傳》載：“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倭女王向魏國皇帝“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明帝接見該使團，冊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回贈了白絹、龍錦、銅鏡、珍珠、鉛丹等大批禮物。《倭人傳》幾乎全文收錄了魏明帝頒賜卑彌呼的《詔書》。這份《詔書》透露日本使團以難升米為正使，都市牛利為次使。其貢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還有4男，6女。明帝認為，卑彌呼地處遙遠，遣使“貢獻”實在不易，感其“忠孝”，封其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緩。魏明帝也不忘要求卑彌呼綏撫國人。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個國家級使團。魏帝的詔書和禮品於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由帶方郡太守遣使航海送至邪馬台國。中日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往來關係。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倭王複遣使大夫伊聲眷、掖邪狗等8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除生口外的其他7種貢物均是珍貴的上等產品。在位的魏齊王對“掖邪狗等拜率善中郎將印緩”。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景初年間的正使難升米再次來華。魏國“詔賜難升米黃幢”，獎勵其在中日友好關係中做出的貢獻。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邪馬台國與狗奴國發生戰爭，遣使來華通告求助。“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曹魏遣塞曹椽史塞曹椽史係帶方郡佐吏，掌邊塞諸事，西漢始置，東漢、曹魏延續。帶著詔書、黃幢等到日本。以後卑彌呼病死，嗣女王壹與亦遣使節來洛陽，送上大量貢品。曹魏派張政“以檄告諭壹與”，以示支持。也就在這一年，新女王壹與遣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20人送張政等歸國，並獻男女生口30人，貢白珠5000枚，青大句珠2枚，異文雜錦20匹。這當是日本使者第四次來華。
司馬昭執政時，邪馬台國和曹魏繼續互通使節，來往不絕。根據《三國誌》的描寫，在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間的短短10年中，雙方使者往來6次，相當頻繁，遠勝於後代。孟古托力：《讀〈三國誌·倭人傳〉——曹魏與日本列島諸國的往來》，載於《黑龍江民族叢刊》2004年第4期。
地處東南的孫吳政權和海洋關係更加密切，對外交往集中在東南和東北海域兩個方麵。孫權於公元230年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今台灣），隻得夷洲數千人還。孫吳船隊是從章安（今浙江臨海）啟程，從台州灣出海，沿海岸航行到福州、泉州，然後橫渡台灣海峽，在今台南市和嘉義縣一帶登陸。這是曆史上大陸人民開發台灣有文字記載的第一件大事。但是軍勞無功，衛溫、諸葛直歸國後被下獄誅殺。公元242年，孫權又遣將軍聶友、都尉陸凱率領三萬人的船隊遠航朱崖今廣東省、澹耳（今海南省）。
孫吳的船隊不滿足於航行於東海大陸架地區，還遠航東南亞。公元226年，孫權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率領龐大船隊出使南洋。朱應、康泰等人的南洋之行，曆時達六年之久，“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其中包括林邑（今越南東南部）和扶南（今柬埔寨）。朱應、康泰滯留扶南時，恰巧天竺國（今印度）使臣也來到扶南，康泰“具問天竺土俗”，了解到天竺“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街曲市裏，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水陸通流，百賈交會”等風土人情。
在東北方向，孫吳政權對遼東和朝鮮半島國家展開的外交往來。為了威脅曹魏後方，實現南北夾擊的戰略意圖，東吳多次派遣海船前往遼東半島，與遼東的公孫淵結成同盟。公孫淵反複無常，曾斬殺吳國使者，“送其首於魏”。赤烏三年（公元240年），孫權為報仇，“遣使者羊衡、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而還。大批船隻從江南至遼東半島，海路艱險，中途還要通過魏國的領海，冒著隨時會受到魏軍襲擊的危險。孫權還特派船隊訪問鴨綠江流域的高句麗。嘉禾二年（公元233年），高句麗王宮奉表稱臣，貢貂皮等特產，孫權“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於，加賜衣物珍寶”。高句麗王亦送馬數百匹回贈給孫權。這些史實證明了當時吳國的海運之強。
這一時期，交州地區（今兩廣、雲南東部地區）後來居上，成為中原王朝與南海諸國交往的門戶。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是以交州為基地的。本地區的優勢地位，使得它成為中國和東南亞商隊來往中原的中轉站。
許多外國商人來交州貿易，並由交州進入內地，有些人甚至就居住於交州。孫權黃武五年（公元226年），曾有大秦商人秦論，來到交趾（今越南），交趾太守吳邀將其遣送至建業。“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時對”。秦論在中國呆了八年才回國。孫權遣官吏送秦論坐船回國，可惜使臣在路上病故，未能達到通航羅馬的目的。《高僧傳·康僧會傳》中記載，中亞名僧康僧會的父親“因商賈移於交趾”。士燮家族出入人中，有“胡人夾轂焚燒香”，這些“胡人”可能就是來自於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傳教者或商人。由於南海諸國到交州貿易甚多，交趾、日南的太守等官員也從貿易中獲利不少。“初，徽外諸國嚐貴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此可見交州貿易之興盛。由於交州交通的便利，其經濟相應興旺繁榮。交州的合浦郡就不產糧食而產珍珠，郡民用珍珠換取糧食。又如史書中稱：“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