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東漢，東西方的第一次握手
東漢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夏五月，朝廷“遣副校尉閻磐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同年冬十月“南（南匈奴）單於複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穀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渡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於。（單於）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於被創，墮馬複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範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70、2953頁。
這段史書寫的是東漢對北匈奴七次巨大打擊中的最後一次，也是最慘烈的一次。漢朝軍隊長途跋涉，夜襲匈奴大營。而北匈奴單於在混亂中受傷墮馬，連老婆閼氏也來不及帶走，在數十名輕騎兵的拚死保護下才得以身免。史書有誇大之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北匈奴殘餘跟隨單於向西遷移了。
劉秀中興的東漢王朝繼續了西漢祖先走向世界的步伐。首先，東漢王朝加強了對周邊民族和地區的文化整合過程，繼續締造大一統的政權和文化；其次，東漢王朝將對外的視野拓展得更大，更遠，主動派遣了向外交流的使節。作為又一個盛世王朝，東漢的對外步伐是成功的。但是這一時期中國對世界曆史最大的影響卻是匈奴別部在中國的沉重打擊下遠遁西方，對歐洲文明產生了直接的巨大影響。這可算作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外成果。
東漢的經濟在西漢基礎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東漢時的農業生產水平比西漢高。鐵器的使用已遍及於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鐵農具的使用大大超過西漢。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南方經濟得到開發，人口大量增加。煉銅和銅器製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銅鏡遠銷國外，日本、朝鮮多有發現。首都洛陽是東漢商業最發達的城市。官僚貴戚憑借權勢，還從事西域貿易和國外貿易。
劉秀還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政治上以高官厚祿換取功臣實權實職，將實際權力收歸尚書台；在地方政權上，州逐漸變為具有郡以上一級地方政權性質的行政區域，州刺史變為具有統郡職能的長官；提倡講經論理，推崇儒術，更重要的是用察舉、征辟、舉賢良方正以及明經等辦法，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不料強化的專製體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交替專權和爭鬥，還出現了累世公卿的門閥大族。東漢中後期的帝王全都成為傀儡。和帝10歲即位，安帝13歲即位，順帝11歲即位，衝帝2歲、質帝8歲、桓帝15歲登基。朝政日壞，直至黃巾起義，朝廷內爭才告一段落。結果起義是被鎮壓了，天下卻不再姓劉了。
在東漢初期，佛教開始從西域傳入中原。漢明帝曾派遣使臣去西域求佛經。獻帝初平年間開始大規模造像和招攬信徒。中國接受佛教後，成為了佛教重鎮。
東漢時內地與周邊各族的交往比西漢時期更加頻繁。東漢初年，烏桓、鮮卑常騷擾漢北方各郡。光武帝時許多鮮卑大人陸續率部歸附東漢，烏桓渠帥被封為侯王君長。此後百餘年，烏桓叛服不常。東漢重殲北匈奴後，殘留的北匈奴人與鮮卑人逐漸融合。在鬆花江流域，居住著以農業生活為主的扶餘人。光武帝時扶餘遣使奉貢。扶餘東南鴨綠江流域的山地，聚居著高句麗人。光武帝時，高句麗使臣曾至京師奉貢。中華文明已經深入了白山黑水之地。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內，與漢雜處。由於官吏和豪強的侵奪，羌族常常起而反抗，遭到東漢的軍事鎮壓。但是羌族一直牢固地占據聚居地直至今天。
東漢初，西域分裂為50餘國，與漢朝關係一度緊張。西域北道諸國，重新受製於匈奴。明帝時，派將軍竇固率軍西擊匈奴，東漢恢複西域都護。和帝時，竇憲連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遠徙。漢任命班超父子先後為西域都護。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後漢書·西域傳》對此有明確的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者皆貪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這段曆史紀錄告訴我們：甘英一行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經條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諸國，至安息西界的波斯灣。甘英的使團來到海濱，安息西界人說到海上航行的艱難：“前方海域廣闊，往來者如果逢順風，要三個月方能通過。若風向不理想，也有延遲至於兩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攜帶三年糧食。海中情境，令人思鄉懷土。船行艱險，多有因海難而死亡者。”甘英於是知難而止，沒有繼續西行。安息國向來以漢絲及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願漢朝開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向甘英備陳渡海的艱難，使甘英止步而還。這次出使雖未達大秦，但豐富了國人對中亞各國的知識。
梁啟超後來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曾對此大發感慨。言辭十分深切沉痛：“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殊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曆史的偶然事件，或許確實是由必然的規律所決定的。如梁啟超所說：“我國大陸國也，又其地廣漠，足以資移植，人民無取聘於域外”，“謂大陸人民，不習海事，性使然也”，這應當是“海運業自昔不甚發達”，“航業不振”的主要原因。王子今：《甘英遺憾》，載於《世界知識》2005年10期。甘英雖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創造了中國古代王朝官方使節外交活動之西行極限的曆史紀錄。甘英的記錄在元明時代之前的1000多年間，一直沒有被超越。
西域在東漢初年原本為複振的匈奴所控製。匈奴利用中原混亂之際，趁機擴展勢力，勢力日漸強盛，又大肆寇掠漢境。“殺略鈔掠，北邊無複寧歲”。東漢王朝初建，光武帝無暇北顧，對匈奴妥協退讓，“賂遺金幣，以通舊好”。
匈奴此時的強盛是其在中國境內的回光返照。作為遊牧民族的匈奴遭遇了自然災難的巨大挑戰。“連年旱蝗，赤地千裏，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呼韓邪單於內爭失敗，率其所屬歸附東漢，表示“願永為藩蔽，捍禦北虜”，分裂為南匈奴。東漢政府扶持南匈奴以夷製夷，加速了匈奴的分化瓦解，導致南、北匈奴各自朝不同方向發展。從此匈奴失去了再次統一的機會，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衰落之途。
南匈奴內附後，在北方邊郡助漢守邊，使中原地區大大緩解了北部邊患。南匈奴入塞後，經過與漢朝人民長期的雜居、通婚，最終在十六國的戰火中融於漢族之中。隨著東漢國力的加強加上南匈奴的配合，東漢政府開始反擊北匈奴。本節開頭的漢匈大戰就是漢族聯合南匈奴對北匈奴發動的曆次反擊之一，曆次反擊都是漢族勝利。北匈奴日見窮窘，“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複自立，乃遠引而去”。公元83年至85年間，北匈奴部眾紛紛南下歸漢，共73批，從此退出漠北地區。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匈奴大敗後，殘部倉皇西遷。匈奴西遷的行程，中外史料，語焉不詳。馬駿騏先生的《略論匈奴西遷》馬駿騏：《略論匈奴西遷》，載於《貴州文史叢刊》1999年第4期。一文全麵概述了匈奴大敗後的曆史。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匈奴離開了蒙古高原，向西先到達康居，後到烏孫。鮮卑族占據了匈奴的故地，留在當地的北匈奴數萬人也自稱鮮卑。隨著康居和烏孫兩國的強大，匈奴受到排擠，不得不繼續西遷。這些北匈奴殘部一路悲壯地唱著：
忘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那支山，使我女兒無顏色。
奪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於天。
情形淒涼。他們必然在中亞的荒漠戈壁遭遇了眾多的艱辛困苦。但直到公元292年前後，西方史籍中才出現了匈奴人的記述。西歐學者在論述東方軍事時，提到亞美尼亞國王泰格蘭納斯的軍隊中不但有阿蘭雇傭軍，且還有一隊匈奴士兵。半世紀後，波斯北部邊境遭到Chionites人攻擊的新聞傳到了歐洲。“Chionites”可能就是歐洲對遷徙的匈奴人的最早稱呼。
公元4世紀中葉，匈奴人擊滅了位於今南俄草原以東的阿蘭國，迫使哥特人西遷。歐洲震動，自此匈奴人在西方的活動驟然增多。阿蘭國在康居西北2000裏，是匈奴西遷的第三站。阿蘭在頓河河畔，匈奴占領阿蘭揭開了入侵歐洲的序幕。自公元374年起，匈奴收編殘餘的阿蘭軍隊，休整壯大後開始進入歐洲。
一開始，匈奴人向東歐、波斯四處出擊，互有成敗。匈奴人依然盤踞在頓河流域的阿蘭古地。公元400年秋，羅馬帝國將領蓋尼亞，謀叛失敗，托庇於羅馬尼亞地區的匈奴。該地區以烏爾丁為首的匈奴人，捕斬蓋尼亞，呈送首級給東羅馬皇帝，以示友好。
在此前後，匈奴勢力逐漸從南俄草原伸延至蒂薩河流域，並多次派兵橫渡多瑙河，不斷攻掠色雷斯。東羅馬帝國色雷斯總督招架不住，被迫以每年付給匈奴350磅黃金為代價，換取了烏爾丁不再擾掠其帝國邊陲的承諾。以後，烏爾丁連年蹂躪東羅馬帝國。公元5世紀初，他忽然掉轉馬頭，揮兵指向西羅馬，攻打班諾尼亞省。東哥特人歸服匈奴，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和阿蘭人不願受匈奴人的奴役，於公元401年踏上了湧入西羅馬帝國的大遷徙征途。
烏爾丁死後，“上帝之鞭”阿提拉於公元445年掌權。此時匈奴的勢力中心已位於多瑙河中遊，相當於19世紀奧匈帝國之地。公元447年，阿提拉率軍兵臨君士坦丁堡，東羅馬皇帝不敵，被迫乞和，簽訂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之後，匈奴大軍向西歐進軍，強渡萊茵河。在萊茵河，發生了人類到那個時候為止的最慘烈的一場戰爭。匈奴士兵驅趕著馬，跳進河裏。馬向對岸遊去，有的士兵是騎在馬背上的，而更多的則是拽著馬尾巴遊過去的。對岸亂箭齊發，馬和人將萊茵河填滿，河水則被鮮血染成了紅色。渡河後的匈奴大軍馳騁西歐，盎格魯撒克遜人為躲避匈奴，逃亡到英倫三島；許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則戰敗投降匈奴。此時的西羅馬帝國已經處於了曆史末期，大批東方民族遷移進入西羅馬帝國，給帝國帶來了莫大的壓力。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合匈奴軍和被征服民族的仆從軍50萬人，向西羅馬的高盧發動進攻。隨著高盧名城一個接一個地陷落，阿提拉兵鋒直指名城奧爾良。阿提拉大軍對高盧北部的蹂躪震驚了西羅馬帝國的所有蠻族，迫使各蠻族結成了抗擊匈奴的統一戰線，高盧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蠻族，甚至不列顛的克爾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西羅馬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奧多裏克也親自領兵前來助戰。
公元451年9月20日，兩軍在色恩河南岸的特洛城郊外決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00萬。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護下，匈奴鐵騎風馳電掣般衝向由蠻族組成的中央戰線。蠻族聯軍抵擋不住，被匈奴騎兵擊潰。正當混戰正酣，西羅馬聯軍形勢危急之時，強悍的西哥特援軍及時趕到，挽救了西羅馬聯軍。年過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奧多裏克親率鐵甲騎兵反擊，結果中箭落馬，被緊跟其後的西哥特鐵騎踐踏而死。受挫的匈奴騎兵轉頭又撞上了左翼西羅馬軍團的盾牌防線，紛紛倒在標槍的投射之下。阿提拉被迫率領匈奴殘軍撤回馬恩河畔的營地，用大篷車首尾相連，弓箭手密布其間，組成一道相當堅固的防線才穩定戰線。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卡塔勞溫大戰，戰鬥雖然隻持續了5個小時，但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有16萬人喪生。雙方傷亡慘重，未分勝負，阿提拉無意戀戰，退回匈牙利境內。
第二年，阿提拉重整旗鼓，從巴爾幹取道而南，越過阿爾卑斯山脈人侵意大利、攻陷意北重鎮。在向羅馬進軍的途中，匈奴軍中發生饑饉、瘟疫，東羅馬援軍亦已至。阿提拉被帝國派來的使者羅馬聖·萊奧大主教說服，並接受了送來的貢物以及羅馬霍諾裏婭（Honoria）公主，再次退兵。453年，阿提拉因酒色過度而暴卒。
阿提拉死後，諸子紛爭，新匈奴帝國開始土崩瓦解。各被奴役民族結成聯軍，反抗匈奴。公元454年，東哥特、吉皮底人、日耳曼人聯軍與匈奴軍隊在匈牙利境內的聶德爾河畔會戰。匈奴人隨後東移避居南俄大草原。公元461年，阿提拉之子鄧直昔克妄圖重建匈奴帝國，發動了對多瑙河流域的東哥特人戰爭，遭到失敗。公元468年，他又率師南下，渡多瑙河，進犯東羅馬帝國，戰死沙場。群龍失首的匈奴種族離散，逐漸被其他民族融合。公元500年左右，匈奴走完了輝煌的曆程，像顆耀眼的流星，隕落在曆史的天空裏。
關於匈奴人的後裔問題是世界曆史的熱點之謎。主流觀點認為殘餘的匈奴人發展建立起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最初過著飄忽不定的遊牧生活，4世紀出現於西歐，9世紀末遷入今匈牙利境內。約在公元1000年，斯蒂芬一世經羅馬教皇加冕稱王，建匈牙利王國。至於匈牙利人究竟來自何方無從考證，曆史文獻記載既零星散亂，且遊移不定。同時匈牙利人中等身材，較一般歐羅巴人身材略短，脖頸粗壯，頭顱圓形，是典型的亞洲人頭型，雙目細小，臉麵較平，扁鼻，胡須稀疏。匈牙利人與匈奴人同屬蒙古人種，形體容貌也有驚人的相似，能夠說明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後代。當今的匈牙利就存在要求承認匈奴民族的呼聲。
匈奴西遷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曆史舞台中上演的第一場大劇。漢朝與羅馬帝國是古代世界雄踞東西方的兩大帝國和類型不同的兩大文明中心。二者在經濟結構、政治機製、文化形態和民族心理上存在著極大差異，各以自身的能量向四周進行輻射，導致中西文化的碰撞。匈奴人充當了歐洲民族大遷徙的主角，去和西方文明發生碰撞，滅亡了西羅馬帝國。鄭誌清：《論匈奴衝擊下的中西文明》，載於《衡水師專學報》2001年6月。在匈奴、日耳曼、哥特等遊牧民族的衝擊下，羅馬帝國奄奄一息。476年9月，日耳曼雇傭軍首領奧多雅克廢黜了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西羅馬帝國滅亡。
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都遭受了遊牧民族的衝擊，一盛一滅，令人費解。被漢朝軍隊擊敗的北匈奴殘軍為什麽到了歐洲就能橫掃西羅馬帝國呢？
漢王朝對匈奴的戰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起有落，時戰時和。戰爭中既有和親這樣政治上的聯係，也有互市這種經濟上的交往。與漢帝國相反，羅馬帝國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是從進攻逐漸轉入防禦的。羅馬帝國對蠻族戰爭雖然也是由帝國的實力盛衰決定，但是呈直線型，沒有起伏，更沒有政治和經濟上的交往。因為，處於帝國末路，西羅馬對遊牧民族的戰爭遠不如漢政府對匈奴的規模大，也沒像漢王朝那樣進行有組織有準備的大反擊，因此，難以取得戰爭的勝利。
其次，中國北部匈奴對漢文化的衝擊頻繁，但規模不是很大。他們主要是擄掠財富和人口，對土地的要求很少。蠻族對羅馬帝國的衝擊是逐步升級的，越到後來越是迅猛異常。他們要求的不僅是財富，更重要的是土地，是要在羅馬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國。
漢帝國對匈奴的戰爭有著充分的組織準備，並且有一道堅固的長城作屏障，因而能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羅馬對蠻族的戰爭，尤其在後期，毫無組織準備，即使是皇帝親征，也是處於挨打被動的局麵。漢帝國對匈奴戰爭伴隨著文明的滲透，每次戰爭勝利後都要遷徙大量漢民戍邊，鞏固和開發新占領地區，把漢文化帶到匈奴地區並深深紮根。這一點是羅馬帝國所望塵莫及的。
最後，羅馬文明和漢文明的特性也不一樣。中華文明是典型的農業文明。世代固守在同一土地上的小農經濟形成了民族的內聚力和保守性。“它不像西方文明有著文化上的交往和繼承，反而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同化影響周圍的野蠻部落。正是這種大一統思想才能產生強烈的衝擊波去排擠外來文化，頂住匈奴的衝擊並將匈奴逐至大漠以北以至西遷。於是帶著漢文化影響轉向西方的匈奴文化，去和西方文明發生碰撞，去扮演歐洲民族大遷徙的主角，敲響了羅馬帝國的喪鍾。”鄭誌清：《論匈奴衝擊下的中西文明》，載於《衡水師專學報》2001年6月。
這段史書寫的是東漢對北匈奴七次巨大打擊中的最後一次，也是最慘烈的一次。漢朝軍隊長途跋涉，夜襲匈奴大營。而北匈奴單於在混亂中受傷墮馬，連老婆閼氏也來不及帶走，在數十名輕騎兵的拚死保護下才得以身免。史書有誇大之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北匈奴殘餘跟隨單於向西遷移了。
劉秀中興的東漢王朝繼續了西漢祖先走向世界的步伐。首先，東漢王朝加強了對周邊民族和地區的文化整合過程，繼續締造大一統的政權和文化；其次，東漢王朝將對外的視野拓展得更大，更遠，主動派遣了向外交流的使節。作為又一個盛世王朝，東漢的對外步伐是成功的。但是這一時期中國對世界曆史最大的影響卻是匈奴別部在中國的沉重打擊下遠遁西方，對歐洲文明產生了直接的巨大影響。這可算作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外成果。
東漢的經濟在西漢基礎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東漢時的農業生產水平比西漢高。鐵器的使用已遍及於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鐵農具的使用大大超過西漢。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南方經濟得到開發，人口大量增加。煉銅和銅器製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銅鏡遠銷國外，日本、朝鮮多有發現。首都洛陽是東漢商業最發達的城市。官僚貴戚憑借權勢，還從事西域貿易和國外貿易。
劉秀還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政治上以高官厚祿換取功臣實權實職，將實際權力收歸尚書台；在地方政權上，州逐漸變為具有郡以上一級地方政權性質的行政區域，州刺史變為具有統郡職能的長官；提倡講經論理，推崇儒術，更重要的是用察舉、征辟、舉賢良方正以及明經等辦法，網羅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
不料強化的專製體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交替專權和爭鬥，還出現了累世公卿的門閥大族。東漢中後期的帝王全都成為傀儡。和帝10歲即位，安帝13歲即位，順帝11歲即位，衝帝2歲、質帝8歲、桓帝15歲登基。朝政日壞，直至黃巾起義，朝廷內爭才告一段落。結果起義是被鎮壓了，天下卻不再姓劉了。
在東漢初期，佛教開始從西域傳入中原。漢明帝曾派遣使臣去西域求佛經。獻帝初平年間開始大規模造像和招攬信徒。中國接受佛教後，成為了佛教重鎮。
東漢時內地與周邊各族的交往比西漢時期更加頻繁。東漢初年，烏桓、鮮卑常騷擾漢北方各郡。光武帝時許多鮮卑大人陸續率部歸附東漢，烏桓渠帥被封為侯王君長。此後百餘年，烏桓叛服不常。東漢重殲北匈奴後，殘留的北匈奴人與鮮卑人逐漸融合。在鬆花江流域，居住著以農業生活為主的扶餘人。光武帝時扶餘遣使奉貢。扶餘東南鴨綠江流域的山地，聚居著高句麗人。光武帝時，高句麗使臣曾至京師奉貢。中華文明已經深入了白山黑水之地。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內，與漢雜處。由於官吏和豪強的侵奪，羌族常常起而反抗，遭到東漢的軍事鎮壓。但是羌族一直牢固地占據聚居地直至今天。
東漢初，西域分裂為50餘國，與漢朝關係一度緊張。西域北道諸國，重新受製於匈奴。明帝時，派將軍竇固率軍西擊匈奴，東漢恢複西域都護。和帝時，竇憲連破匈奴，匈奴主力向西遠徙。漢任命班超父子先後為西域都護。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後漢書·西域傳》對此有明確的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者皆貪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這段曆史紀錄告訴我們：甘英一行從龜茲（今新疆庫車）出發，經條支（今伊拉克）、安息（今伊朗）諸國，至安息西界的波斯灣。甘英的使團來到海濱，安息西界人說到海上航行的艱難：“前方海域廣闊，往來者如果逢順風，要三個月方能通過。若風向不理想，也有延遲至於兩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攜帶三年糧食。海中情境，令人思鄉懷土。船行艱險，多有因海難而死亡者。”甘英於是知難而止，沒有繼續西行。安息國向來以漢絲及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願漢朝開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向甘英備陳渡海的艱難，使甘英止步而還。這次出使雖未達大秦，但豐富了國人對中亞各國的知識。
梁啟超後來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曾對此大發感慨。言辭十分深切沉痛：“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殊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曆史的偶然事件，或許確實是由必然的規律所決定的。如梁啟超所說：“我國大陸國也，又其地廣漠，足以資移植，人民無取聘於域外”，“謂大陸人民，不習海事，性使然也”，這應當是“海運業自昔不甚發達”，“航業不振”的主要原因。王子今：《甘英遺憾》，載於《世界知識》2005年10期。甘英雖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創造了中國古代王朝官方使節外交活動之西行極限的曆史紀錄。甘英的記錄在元明時代之前的1000多年間，一直沒有被超越。
西域在東漢初年原本為複振的匈奴所控製。匈奴利用中原混亂之際，趁機擴展勢力，勢力日漸強盛，又大肆寇掠漢境。“殺略鈔掠，北邊無複寧歲”。東漢王朝初建，光武帝無暇北顧，對匈奴妥協退讓，“賂遺金幣，以通舊好”。
匈奴此時的強盛是其在中國境內的回光返照。作為遊牧民族的匈奴遭遇了自然災難的巨大挑戰。“連年旱蝗，赤地千裏，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呼韓邪單於內爭失敗，率其所屬歸附東漢，表示“願永為藩蔽，捍禦北虜”，分裂為南匈奴。東漢政府扶持南匈奴以夷製夷，加速了匈奴的分化瓦解，導致南、北匈奴各自朝不同方向發展。從此匈奴失去了再次統一的機會，不可避免地踏上了衰落之途。
南匈奴內附後，在北方邊郡助漢守邊，使中原地區大大緩解了北部邊患。南匈奴入塞後，經過與漢朝人民長期的雜居、通婚，最終在十六國的戰火中融於漢族之中。隨著東漢國力的加強加上南匈奴的配合，東漢政府開始反擊北匈奴。本節開頭的漢匈大戰就是漢族聯合南匈奴對北匈奴發動的曆次反擊之一，曆次反擊都是漢族勝利。北匈奴日見窮窘，“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複自立，乃遠引而去”。公元83年至85年間，北匈奴部眾紛紛南下歸漢，共73批，從此退出漠北地區。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匈奴大敗後，殘部倉皇西遷。匈奴西遷的行程，中外史料，語焉不詳。馬駿騏先生的《略論匈奴西遷》馬駿騏：《略論匈奴西遷》，載於《貴州文史叢刊》1999年第4期。一文全麵概述了匈奴大敗後的曆史。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匈奴離開了蒙古高原，向西先到達康居，後到烏孫。鮮卑族占據了匈奴的故地，留在當地的北匈奴數萬人也自稱鮮卑。隨著康居和烏孫兩國的強大，匈奴受到排擠，不得不繼續西遷。這些北匈奴殘部一路悲壯地唱著：
忘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那支山，使我女兒無顏色。
奪我金神人，使我不得祭於天。
情形淒涼。他們必然在中亞的荒漠戈壁遭遇了眾多的艱辛困苦。但直到公元292年前後，西方史籍中才出現了匈奴人的記述。西歐學者在論述東方軍事時，提到亞美尼亞國王泰格蘭納斯的軍隊中不但有阿蘭雇傭軍，且還有一隊匈奴士兵。半世紀後，波斯北部邊境遭到Chionites人攻擊的新聞傳到了歐洲。“Chionites”可能就是歐洲對遷徙的匈奴人的最早稱呼。
公元4世紀中葉，匈奴人擊滅了位於今南俄草原以東的阿蘭國，迫使哥特人西遷。歐洲震動，自此匈奴人在西方的活動驟然增多。阿蘭國在康居西北2000裏，是匈奴西遷的第三站。阿蘭在頓河河畔，匈奴占領阿蘭揭開了入侵歐洲的序幕。自公元374年起，匈奴收編殘餘的阿蘭軍隊，休整壯大後開始進入歐洲。
一開始，匈奴人向東歐、波斯四處出擊，互有成敗。匈奴人依然盤踞在頓河流域的阿蘭古地。公元400年秋，羅馬帝國將領蓋尼亞，謀叛失敗，托庇於羅馬尼亞地區的匈奴。該地區以烏爾丁為首的匈奴人，捕斬蓋尼亞，呈送首級給東羅馬皇帝，以示友好。
在此前後，匈奴勢力逐漸從南俄草原伸延至蒂薩河流域，並多次派兵橫渡多瑙河，不斷攻掠色雷斯。東羅馬帝國色雷斯總督招架不住，被迫以每年付給匈奴350磅黃金為代價，換取了烏爾丁不再擾掠其帝國邊陲的承諾。以後，烏爾丁連年蹂躪東羅馬帝國。公元5世紀初，他忽然掉轉馬頭，揮兵指向西羅馬，攻打班諾尼亞省。東哥特人歸服匈奴，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和阿蘭人不願受匈奴人的奴役，於公元401年踏上了湧入西羅馬帝國的大遷徙征途。
烏爾丁死後，“上帝之鞭”阿提拉於公元445年掌權。此時匈奴的勢力中心已位於多瑙河中遊，相當於19世紀奧匈帝國之地。公元447年，阿提拉率軍兵臨君士坦丁堡，東羅馬皇帝不敵，被迫乞和，簽訂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之後，匈奴大軍向西歐進軍，強渡萊茵河。在萊茵河，發生了人類到那個時候為止的最慘烈的一場戰爭。匈奴士兵驅趕著馬，跳進河裏。馬向對岸遊去，有的士兵是騎在馬背上的，而更多的則是拽著馬尾巴遊過去的。對岸亂箭齊發，馬和人將萊茵河填滿，河水則被鮮血染成了紅色。渡河後的匈奴大軍馳騁西歐，盎格魯撒克遜人為躲避匈奴，逃亡到英倫三島；許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則戰敗投降匈奴。此時的西羅馬帝國已經處於了曆史末期，大批東方民族遷移進入西羅馬帝國，給帝國帶來了莫大的壓力。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合匈奴軍和被征服民族的仆從軍50萬人，向西羅馬的高盧發動進攻。隨著高盧名城一個接一個地陷落，阿提拉兵鋒直指名城奧爾良。阿提拉大軍對高盧北部的蹂躪震驚了西羅馬帝國的所有蠻族，迫使各蠻族結成了抗擊匈奴的統一戰線，高盧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蠻族，甚至不列顛的克爾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西羅馬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奧多裏克也親自領兵前來助戰。
公元451年9月20日，兩軍在色恩河南岸的特洛城郊外決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00萬。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護下，匈奴鐵騎風馳電掣般衝向由蠻族組成的中央戰線。蠻族聯軍抵擋不住，被匈奴騎兵擊潰。正當混戰正酣，西羅馬聯軍形勢危急之時，強悍的西哥特援軍及時趕到，挽救了西羅馬聯軍。年過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奧多裏克親率鐵甲騎兵反擊，結果中箭落馬，被緊跟其後的西哥特鐵騎踐踏而死。受挫的匈奴騎兵轉頭又撞上了左翼西羅馬軍團的盾牌防線，紛紛倒在標槍的投射之下。阿提拉被迫率領匈奴殘軍撤回馬恩河畔的營地，用大篷車首尾相連，弓箭手密布其間，組成一道相當堅固的防線才穩定戰線。這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卡塔勞溫大戰，戰鬥雖然隻持續了5個小時，但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有16萬人喪生。雙方傷亡慘重，未分勝負，阿提拉無意戀戰，退回匈牙利境內。
第二年，阿提拉重整旗鼓，從巴爾幹取道而南，越過阿爾卑斯山脈人侵意大利、攻陷意北重鎮。在向羅馬進軍的途中，匈奴軍中發生饑饉、瘟疫，東羅馬援軍亦已至。阿提拉被帝國派來的使者羅馬聖·萊奧大主教說服，並接受了送來的貢物以及羅馬霍諾裏婭（Honoria）公主，再次退兵。453年，阿提拉因酒色過度而暴卒。
阿提拉死後，諸子紛爭，新匈奴帝國開始土崩瓦解。各被奴役民族結成聯軍，反抗匈奴。公元454年，東哥特、吉皮底人、日耳曼人聯軍與匈奴軍隊在匈牙利境內的聶德爾河畔會戰。匈奴人隨後東移避居南俄大草原。公元461年，阿提拉之子鄧直昔克妄圖重建匈奴帝國，發動了對多瑙河流域的東哥特人戰爭，遭到失敗。公元468年，他又率師南下，渡多瑙河，進犯東羅馬帝國，戰死沙場。群龍失首的匈奴種族離散，逐漸被其他民族融合。公元500年左右，匈奴走完了輝煌的曆程，像顆耀眼的流星，隕落在曆史的天空裏。
關於匈奴人的後裔問題是世界曆史的熱點之謎。主流觀點認為殘餘的匈奴人發展建立起了匈牙利。匈牙利人最初過著飄忽不定的遊牧生活，4世紀出現於西歐，9世紀末遷入今匈牙利境內。約在公元1000年，斯蒂芬一世經羅馬教皇加冕稱王，建匈牙利王國。至於匈牙利人究竟來自何方無從考證，曆史文獻記載既零星散亂，且遊移不定。同時匈牙利人中等身材，較一般歐羅巴人身材略短，脖頸粗壯，頭顱圓形，是典型的亞洲人頭型，雙目細小，臉麵較平，扁鼻，胡須稀疏。匈牙利人與匈奴人同屬蒙古人種，形體容貌也有驚人的相似，能夠說明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後代。當今的匈牙利就存在要求承認匈奴民族的呼聲。
匈奴西遷是中華文明在世界曆史舞台中上演的第一場大劇。漢朝與羅馬帝國是古代世界雄踞東西方的兩大帝國和類型不同的兩大文明中心。二者在經濟結構、政治機製、文化形態和民族心理上存在著極大差異，各以自身的能量向四周進行輻射，導致中西文化的碰撞。匈奴人充當了歐洲民族大遷徙的主角，去和西方文明發生碰撞，滅亡了西羅馬帝國。鄭誌清：《論匈奴衝擊下的中西文明》，載於《衡水師專學報》2001年6月。在匈奴、日耳曼、哥特等遊牧民族的衝擊下，羅馬帝國奄奄一息。476年9月，日耳曼雇傭軍首領奧多雅克廢黜了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西羅馬帝國滅亡。
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帝國都遭受了遊牧民族的衝擊，一盛一滅，令人費解。被漢朝軍隊擊敗的北匈奴殘軍為什麽到了歐洲就能橫掃西羅馬帝國呢？
漢王朝對匈奴的戰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起有落，時戰時和。戰爭中既有和親這樣政治上的聯係，也有互市這種經濟上的交往。與漢帝國相反，羅馬帝國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是從進攻逐漸轉入防禦的。羅馬帝國對蠻族戰爭雖然也是由帝國的實力盛衰決定，但是呈直線型，沒有起伏，更沒有政治和經濟上的交往。因為，處於帝國末路，西羅馬對遊牧民族的戰爭遠不如漢政府對匈奴的規模大，也沒像漢王朝那樣進行有組織有準備的大反擊，因此，難以取得戰爭的勝利。
其次，中國北部匈奴對漢文化的衝擊頻繁，但規模不是很大。他們主要是擄掠財富和人口，對土地的要求很少。蠻族對羅馬帝國的衝擊是逐步升級的，越到後來越是迅猛異常。他們要求的不僅是財富，更重要的是土地，是要在羅馬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國。
漢帝國對匈奴的戰爭有著充分的組織準備，並且有一道堅固的長城作屏障，因而能掌握戰爭的主動權。羅馬對蠻族的戰爭，尤其在後期，毫無組織準備，即使是皇帝親征，也是處於挨打被動的局麵。漢帝國對匈奴戰爭伴隨著文明的滲透，每次戰爭勝利後都要遷徙大量漢民戍邊，鞏固和開發新占領地區，把漢文化帶到匈奴地區並深深紮根。這一點是羅馬帝國所望塵莫及的。
最後，羅馬文明和漢文明的特性也不一樣。中華文明是典型的農業文明。世代固守在同一土地上的小農經濟形成了民族的內聚力和保守性。“它不像西方文明有著文化上的交往和繼承，反而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同化影響周圍的野蠻部落。正是這種大一統思想才能產生強烈的衝擊波去排擠外來文化，頂住匈奴的衝擊並將匈奴逐至大漠以北以至西遷。於是帶著漢文化影響轉向西方的匈奴文化，去和西方文明發生碰撞，去扮演歐洲民族大遷徙的主角，敲響了羅馬帝國的喪鍾。”鄭誌清：《論匈奴衝擊下的中西文明》，載於《衡水師專學報》200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