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西漢，盛世中國的身影
西漢至南北朝的千年時間裏，中國在不斷成長，中國在世界舞台的身影也成規模的增多，在世界曆史上刻下了越來越多的中國痕跡。這一階段前期的漢朝，中國呈現出恢弘的盛世氣象，中外交流廣泛，中國在東亞初步營造了穩固的國際體係；後期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雖然戰亂不斷，但是中外交流還是在艱難中持續。不論是中外交通的拓展、國際體係的草創、商品的交換還是宗教的傳播，這一個千年的曆史逐漸將古代中國推上了世界地位和影響力的巔峰。
劉邦建立的漢王朝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第一個盛世王朝。漢時，世界曆史上的中國身影驟然增多。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光武中興與疆域拓展、絲綢之路、匈奴西遷等內外呼應，構成了統一帝國給予世界曆史的第一個驚喜。
西漢初期的曆史是社會經濟從凋敝走向恢複和發展的曆史，也是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的曆史。漢高祖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各種製度基本上沿襲秦朝而有所增益，力求在穩定中求發展。漢高祖把六國舊貴族以及其他“豪傑名家”10餘萬口，遷到長安附近，以抑製他們的分裂活動；鏟除除長沙王以外的異姓諸侯王，在異姓王舊地上陸續分封同姓諸侯王。文景兩帝時期，西漢逐漸走向強盛。“七國之亂”平定以後，中央集權走向鞏固，國家統一顯著加強。漢武帝統治的50餘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封建製度下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為加強皇權，漢武帝削弱王國勢力，設置刺史強幹弱枝，削弱丞相權力，加強中央集權。武帝以後，國家積弊已深，國力逐漸衰落，社會矛盾劇烈。外戚王氏逐步控製了西漢政權，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進行了越來越激化矛盾的“托古改製”。赤眉、綠林起義最終埋葬了西漢王朝。
西漢時期，中國從容不迫地登上世界舞台。在鞏固國內大一統局麵後，西漢政府穩步向周邊地區拓展，傳播中華文明。為了探索遙遠的未知世界，西漢將營造中外交通途徑作為走向世界的重心。其中張騫通西域開辟的絲綢之路，為西漢王朝奠定了向西交往的通衢。
西漢時期，中華文明相對周邊地區的優勢隨著國家的大一統繼續增強。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出現了比以前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越、羌、西南和西域地區開始進入中國領土；匈奴、烏桓和鮮卑各民族在漢文化的感召下開始了融入中華民族的進程。
武帝年間，閩越發兵圍東甌。漢武帝將東甌居民內徙至江、淮之間，納入西漢的編戶齊民，並派兵攻閩越。漢封原閩越王無諸之孫繇君醜為越繇王，以後又封餘善為東越王，封越貴族多人為侯。元封元年越繇王和東越貴族殺餘善，漢武帝把越人遷徙江、淮之間。江、淮之間的東甌人和閩越人此後逐漸同漢人融合。南越在漢初為西漢藩屬，但南北關係若隱若離。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漢軍攻入南越。嶺南地區重新進入中國領土。
西南地區的西南夷於西漢初年與巴蜀等地保持著密切的經濟往來。漢武帝曾派唐蒙出使夜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到通身毒（印度）的道路。從此內地與滇國的道路打通了，滇王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內附。西漢對西南各族的控製加強了。
西漢初年，古老的羌族臣服於匈奴。漢武帝擊走匈奴後，從令居（在今甘肅永登境）向西築令居塞。宣帝時，羌人與漢人爭奪湟水流域的牧地。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進攻，取得了勝利，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昭、宣以後，部分羌人逐漸內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
漢初北方的烏桓臣服於匈奴。霍去病北擊匈奴左地後，把一部分烏桓遷到今河北北部及遼寧南部。誰料昭帝以後烏桓漸強，雖然也常常攻擊匈奴，但同時也騷擾漢朝北方邊郡，成為新的邊患。烏桓與更北邊的鮮卑在與漢朝的日常接觸和戰鬥中，開始了融入中國的進程。
秦朝雖然北逐匈奴，但是匈奴一直是中國北方的首要邊患。漢初，西漢采取和親政策，以低姿態開始交流。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漢武帝蓄勢已久，開始主動出擊匈奴，尋找主力決戰。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奪回河套一帶，設置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遠征，過焉支山，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逾居延海，沉重地打擊了匈奴右部。漢武帝在河西設置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溝通了內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率精騎10萬，兵分兩路，深入漠北打擊匈奴。“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經過這幾次重大戰役以後，匈奴力量大為削弱。百餘年來，北方農業區域所受匈奴的威脅，到此基本解除。但漢朝國勢也大受打擊，“無以複往”，遂改變了以往以軍事進攻為主的政策。一方麵漢朝通過在東北和西北地區設郡置縣及西通月氏、大夏，聯合烏孫，基本上完成了對匈奴的戰略包圍；另一方麵重新實行和親政策。漢元帝將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於，匈奴和內地之間聯係大為增強。漢武帝末年的“思富養民”政策為之後的政府所繼承，西漢致力於整頓和加強西北和北方沿邊防務，對匈奴實行較其他各族更為寬鬆的“羈摩”政策。
通過和親互市，匈奴獲得了更多的接觸漢文化的機會，從中原換得了較多的生產、生活用品。漢文化也較多地傳人匈奴。匈奴是由多部族或部落組成的共同體，各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接觸漢文化的時間與受影響的程度不盡相同。建立漢趙政權的屠各匈奴就內遷較早、受漢文化影響也較深。而受漢文化影響較淺的匈奴則遠遁歐洲，將展開嶄新的劇目。
為了聯絡烏孫、大月氏等共擊匈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去尋找飄蕩不定的同盟。張騫於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率眾出隴西向西域進發，於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張騫西行向漢族介紹了聞所未聞的神秘之地，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漢軍破匈奴設立河西四郡後，內地與西域之間的道路終於打通了。昭帝時漢政府在輪台、渠犁等地各駐兵屯墾，置使者校尉領護。這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置軍政機構的開始。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漢在西域設立都護。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臣屬關係，至此完全確定。元帝建昭三年，漢軍遠征康居，漢朝和西域的通道大為安全了。西域道路暢通以後，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內地聯為一體。西域的探索與穩定為絲綢之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絲綢之路”的名稱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原指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其後，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現代我們稱古代中國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為絲綢之路。
古代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當時的中國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熱門商品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張騫西行尤其是漢置西域都護後，中西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此路不斷西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西漢直至明初，絲綢之路隨著中國內地盛世的興衰而時斷時盛。
公元五六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絲路沿途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不久就派使者出使西域。洛陽更成為各國貢使、商人薈萃之地。隋朝隋煬帝主動招徠西域商人，恢複已經衰落的絲路。唐朝在西域設伊州、西州、庭州，在龜茲、於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後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證。鼎盛的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胡商，一派國際都會的風貌。唐朝經濟的發展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西北絲綢之路的東方經濟推動力開始削弱。唐亡宋起，西北地區政權分立，絲路的安全難以保障，這就降低了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東南海上貿易逐漸頻繁起來。蒙古帝國的建立再度繁榮了絲綢之路。東西方使者、教士和商人，不絕於道。明後，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明初的中國更重視海路，之後的閉關鎖國則徹底關閉了中外大規模交往之路。絲路沒落了。
漢朝基本奠定了絲綢之路的貿易網絡。絲綢之路大致東起長安，西行上隴阪，過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達現在早已為黃沙所掩埋的樓蘭國。樓蘭是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北道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庫爾勒）、烏壘、輪台，再西經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東漢明帝北攻匈奴，得伊吾廬（今哈密）地後，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時，南朝也盡力維持與西方的往來，從益州（今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鬆潘），經青海湖旁吐穀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台，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在這些主商道及其支路周圍，綠洲、城邦和貿易站點綴其間，散發著迷人的神秘感，現在是研究中外交流和考古學的熱點地區。
與西北絲綢之路相伴隨，古代中國還存在西南陸上絲綢之路和東南海上絲綢之路。西南陸上絲綢之路起於公元前2世紀以後的四川盆地，從成都出發經今四川西南，通過貴州、雲南，然後到緬甸、印度，並由此可達歐洲、非洲諸國。這條在川、滇、緬、印之間的崇山峻嶺之中的商道是中國通往外界的最早的一條古代陸上交通要道。它比北方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還早。
張騫出使大夏時，在市場上見到蜀布、竹杖等，很好奇地詢問何處所來。當地人說：“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裏，得蜀賈入。”原來在四川和印度之間，通過雲南和緬甸有一條商路。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緬、印古道上的貿易商人，繞過西藏高原東南部，經橫斷山脈高山峽穀，過緬甸，到印度、阿富汗，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化的最古老的絲綢之路。
當時正是中原的春秋戰國時期。一來西南地區從未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二來西南地區缺乏穩定的、繁榮的政權。因此，曆史對這條通道缺乏了解。西南陸上絲綢之路一直默默無聞地起著溝通中外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紐帶作用。
中國的西南地區是亞洲大陸與中南半島的銜接處，是民族遷徙、經濟往來的通衢，是大陸文化向南傳播以及島嶼和海濱文化的北上滲透的咽喉地帶。早在秦漢時期，蜀中的絲綢、布匹、鐵器就沿此道銷往東南亞、南亞及西亞，而印度和中亞的珠寶、琉璃亦沿絲路輸入中國。南方絲綢之路在曆史上的價值不亞於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塗裕春：《古絲綢之路與各民族的融合》，載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2月。在西南絲綢之路重鎮永昌郡永昌郡先名益州郡。漢末因為與益州重名，故改為永昌。在今雲南保山地區。境內的騰衝城西八裏寶峰山下的荒塚中，考古工作者曾一次就出土了漢代五銖錢千枚，足見西南絲綢之路貿易之盛。與西北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相比重的還有海上絲綢之路。這將在之後有專門章節論述。
西漢對世界曆史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對絲綢之路的營造。絲綢之路所經過的地區是世界曆史上文明的早熟和發達地區。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小亞細亞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中國文明；漢朝、唐朝、元朝、羅馬帝國、薩珊、波斯、東羅馬帝國及後來的阿拉伯帝國都在總長7000多公裏的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的意義首先就在於它是一條連接沿線各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紐帶。文化的交流與碰撞產生的火花常常點燃曆史的發動機。
絲綢之路還是當時世界各民族政治、文化交流和民族遷徙之路。當然也使沿線各民族、各國家不斷增進了解，互派使者，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使節之路”。佛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都是沿著這條線傳播進來的，所以又是一個“神靈之路”。匈奴是通過這條路西遷的，烏孫、大月氏及後來的突厥、西遼、蒙古也都是沿著這條路西遷的，所以，這還是遊牧民族的“遷徙之路”。
絲綢之路上最著名的商品是絲綢，但是並不局限於絲綢。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曆算、醫藥等科技知，新鮮的物種知識通過此路先後傳來中國，並為中國所吸收。中國的桑蠶技術、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製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瓷器、茶葉、金銀器皿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產生了深遠影響。總之，絲綢之路意義遠遠超越了以中國為起點的中西交通大動脈。它是強盛時代的中國向外拓展的主要途徑，也是中國文化輸出、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貿易交流的主要路線。它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發展的文明網絡。
在絲綢之路上，西域中國西漢以後，對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地區的總稱。今新疆境內的西域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為塔裏木盆地，北部為準噶爾盆地。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隻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於自然條件的限製和其他原因，每國的人口一般隻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與今新疆相鄰的中亞諸國，當時也被稱為西域。永遠散發著誘惑之光。自西域成為中國領土後，西域在之後的中西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漢宣帝時，始設西域都護，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據史書記載：“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蜀賓、烏弋山離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外，其餘50國都在西域都護府的管轄之下。從諸國分布的情況看，西域都護府管轄的地域範圍是相當明確的，即天山南北、東疆地區、帕米爾及其以西的大宛、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
我們的先民為西域的維護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西漢時期有據可查的西域都護有10人：鄭吉、韓宣、甘延壽、段會宗、廉褒、韓立、郭舜、孫建、但欽、李崇。東漢時期見於記載的西域都護是陳睦、班超、任尚、段禧等。馬國榮：《西域都護府的建立及其曆史作用》，載於《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1999年6月。名傳千古為讀書人爭氣的班超自不必說。又比如鄭吉“為人強執”，在西域20多年的時間裏，組織屯墾，發展地方經濟，抗擊匈奴奴隸主貴族，籌建西域都護府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西域都護府建立以後，他又在各族人民團結和穩定西域社會秩序方麵建立了功勳。段會宗從漢元帝始，先後八次出使西域，其中三任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他多次幫助烏孫緩解內部矛盾，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血衝突。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74歲的段會宗病死在自己的崗位上。西域可算是西漢時期日益強盛的中國走向世界努力的縮影：拓展文明，開辟對外交通。
劉邦建立的漢王朝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第一個盛世王朝。漢時，世界曆史上的中國身影驟然增多。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光武中興與疆域拓展、絲綢之路、匈奴西遷等內外呼應，構成了統一帝國給予世界曆史的第一個驚喜。
西漢初期的曆史是社會經濟從凋敝走向恢複和發展的曆史，也是中央集權逐步戰勝地方割據的曆史。漢高祖劉邦建立的西漢王朝，各種製度基本上沿襲秦朝而有所增益，力求在穩定中求發展。漢高祖把六國舊貴族以及其他“豪傑名家”10餘萬口，遷到長安附近，以抑製他們的分裂活動；鏟除除長沙王以外的異姓諸侯王，在異姓王舊地上陸續分封同姓諸侯王。文景兩帝時期，西漢逐漸走向強盛。“七國之亂”平定以後，中央集權走向鞏固，國家統一顯著加強。漢武帝統治的50餘年，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也是封建製度下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為加強皇權，漢武帝削弱王國勢力，設置刺史強幹弱枝，削弱丞相權力，加強中央集權。武帝以後，國家積弊已深，國力逐漸衰落，社會矛盾劇烈。外戚王氏逐步控製了西漢政權，公元8年王莽自立為帝，改國號為新，進行了越來越激化矛盾的“托古改製”。赤眉、綠林起義最終埋葬了西漢王朝。
西漢時期，中國從容不迫地登上世界舞台。在鞏固國內大一統局麵後，西漢政府穩步向周邊地區拓展，傳播中華文明。為了探索遙遠的未知世界，西漢將營造中外交通途徑作為走向世界的重心。其中張騫通西域開辟的絲綢之路，為西漢王朝奠定了向西交往的通衢。
西漢時期，中華文明相對周邊地區的優勢隨著國家的大一統繼續增強。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出現了比以前更為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越、羌、西南和西域地區開始進入中國領土；匈奴、烏桓和鮮卑各民族在漢文化的感召下開始了融入中華民族的進程。
武帝年間，閩越發兵圍東甌。漢武帝將東甌居民內徙至江、淮之間，納入西漢的編戶齊民，並派兵攻閩越。漢封原閩越王無諸之孫繇君醜為越繇王，以後又封餘善為東越王，封越貴族多人為侯。元封元年越繇王和東越貴族殺餘善，漢武帝把越人遷徙江、淮之間。江、淮之間的東甌人和閩越人此後逐漸同漢人融合。南越在漢初為西漢藩屬，但南北關係若隱若離。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漢軍攻入南越。嶺南地區重新進入中國領土。
西南地區的西南夷於西漢初年與巴蜀等地保持著密切的經濟往來。漢武帝曾派唐蒙出使夜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派使者自巴蜀四出，企圖找到通身毒（印度）的道路。從此內地與滇國的道路打通了，滇王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內附。西漢對西南各族的控製加強了。
西漢初年，古老的羌族臣服於匈奴。漢武帝擊走匈奴後，從令居（在今甘肅永登境）向西築令居塞。宣帝時，羌人與漢人爭奪湟水流域的牧地。宣帝令趙充國等率兵進攻，取得了勝利，置金城屬國以接納歸附的羌人。昭、宣以後，部分羌人逐漸內徙，在金城、隴西一帶與漢人雜居。
漢初北方的烏桓臣服於匈奴。霍去病北擊匈奴左地後，把一部分烏桓遷到今河北北部及遼寧南部。誰料昭帝以後烏桓漸強，雖然也常常攻擊匈奴，但同時也騷擾漢朝北方邊郡，成為新的邊患。烏桓與更北邊的鮮卑在與漢朝的日常接觸和戰鬥中，開始了融入中國的進程。
秦朝雖然北逐匈奴，但是匈奴一直是中國北方的首要邊患。漢初，西漢采取和親政策，以低姿態開始交流。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漢武帝蓄勢已久，開始主動出擊匈奴，尋找主力決戰。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奪回河套一帶，設置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直接威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遠征，過焉支山，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逾居延海，沉重地打擊了匈奴右部。漢武帝在河西設置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溝通了內地與西域的直接交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率精騎10萬，兵分兩路，深入漠北打擊匈奴。“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經過這幾次重大戰役以後，匈奴力量大為削弱。百餘年來，北方農業區域所受匈奴的威脅，到此基本解除。但漢朝國勢也大受打擊，“無以複往”，遂改變了以往以軍事進攻為主的政策。一方麵漢朝通過在東北和西北地區設郡置縣及西通月氏、大夏，聯合烏孫，基本上完成了對匈奴的戰略包圍；另一方麵重新實行和親政策。漢元帝將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於，匈奴和內地之間聯係大為增強。漢武帝末年的“思富養民”政策為之後的政府所繼承，西漢致力於整頓和加強西北和北方沿邊防務，對匈奴實行較其他各族更為寬鬆的“羈摩”政策。
通過和親互市，匈奴獲得了更多的接觸漢文化的機會，從中原換得了較多的生產、生活用品。漢文化也較多地傳人匈奴。匈奴是由多部族或部落組成的共同體，各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接觸漢文化的時間與受影響的程度不盡相同。建立漢趙政權的屠各匈奴就內遷較早、受漢文化影響也較深。而受漢文化影響較淺的匈奴則遠遁歐洲，將展開嶄新的劇目。
為了聯絡烏孫、大月氏等共擊匈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去尋找飄蕩不定的同盟。張騫於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率眾出隴西向西域進發，於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張騫西行向漢族介紹了聞所未聞的神秘之地，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西域資料。漢軍破匈奴設立河西四郡後，內地與西域之間的道路終於打通了。昭帝時漢政府在輪台、渠犁等地各駐兵屯墾，置使者校尉領護。這是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置軍政機構的開始。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漢在西域設立都護。西域諸國與漢朝的臣屬關係，至此完全確定。元帝建昭三年，漢軍遠征康居，漢朝和西域的通道大為安全了。西域道路暢通以後，天山南北地區第一次與內地聯為一體。西域的探索與穩定為絲綢之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絲綢之路”的名稱最早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先提出。原指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其後，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現代我們稱古代中國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為絲綢之路。
古代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考古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當時的中國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熱門商品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張騫西行尤其是漢置西域都護後，中西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此路不斷西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西漢直至明初，絲綢之路隨著中國內地盛世的興衰而時斷時盛。
公元五六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絲路沿途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不久就派使者出使西域。洛陽更成為各國貢使、商人薈萃之地。隋朝隋煬帝主動招徠西域商人，恢複已經衰落的絲路。唐朝在西域設伊州、西州、庭州，在龜茲、於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後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證。鼎盛的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胡商，一派國際都會的風貌。唐朝經濟的發展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西北絲綢之路的東方經濟推動力開始削弱。唐亡宋起，西北地區政權分立，絲路的安全難以保障，這就降低了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東南海上貿易逐漸頻繁起來。蒙古帝國的建立再度繁榮了絲綢之路。東西方使者、教士和商人，不絕於道。明後，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明初的中國更重視海路，之後的閉關鎖國則徹底關閉了中外大規模交往之路。絲路沒落了。
漢朝基本奠定了絲綢之路的貿易網絡。絲綢之路大致東起長安，西行上隴阪，過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達現在早已為黃沙所掩埋的樓蘭國。樓蘭是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北道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庫爾勒）、烏壘、輪台，再西經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東漢明帝北攻匈奴，得伊吾廬（今哈密）地後，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時，南朝也盡力維持與西方的往來，從益州（今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鬆潘），經青海湖旁吐穀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台，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在這些主商道及其支路周圍，綠洲、城邦和貿易站點綴其間，散發著迷人的神秘感，現在是研究中外交流和考古學的熱點地區。
與西北絲綢之路相伴隨，古代中國還存在西南陸上絲綢之路和東南海上絲綢之路。西南陸上絲綢之路起於公元前2世紀以後的四川盆地，從成都出發經今四川西南，通過貴州、雲南，然後到緬甸、印度，並由此可達歐洲、非洲諸國。這條在川、滇、緬、印之間的崇山峻嶺之中的商道是中國通往外界的最早的一條古代陸上交通要道。它比北方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還早。
張騫出使大夏時，在市場上見到蜀布、竹杖等，很好奇地詢問何處所來。當地人說：“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裏，得蜀賈入。”原來在四川和印度之間，通過雲南和緬甸有一條商路。在張騫通西域之前，穿行在川、滇、緬、印古道上的貿易商人，繞過西藏高原東南部，經橫斷山脈高山峽穀，過緬甸，到印度、阿富汗，開通了連接東西方文化的最古老的絲綢之路。
當時正是中原的春秋戰國時期。一來西南地區從未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二來西南地區缺乏穩定的、繁榮的政權。因此，曆史對這條通道缺乏了解。西南陸上絲綢之路一直默默無聞地起著溝通中外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紐帶作用。
中國的西南地區是亞洲大陸與中南半島的銜接處，是民族遷徙、經濟往來的通衢，是大陸文化向南傳播以及島嶼和海濱文化的北上滲透的咽喉地帶。早在秦漢時期，蜀中的絲綢、布匹、鐵器就沿此道銷往東南亞、南亞及西亞，而印度和中亞的珠寶、琉璃亦沿絲路輸入中國。南方絲綢之路在曆史上的價值不亞於北方的陸上絲綢之路。塗裕春：《古絲綢之路與各民族的融合》，載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2月。在西南絲綢之路重鎮永昌郡永昌郡先名益州郡。漢末因為與益州重名，故改為永昌。在今雲南保山地區。境內的騰衝城西八裏寶峰山下的荒塚中，考古工作者曾一次就出土了漢代五銖錢千枚，足見西南絲綢之路貿易之盛。與西北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相比重的還有海上絲綢之路。這將在之後有專門章節論述。
西漢對世界曆史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對絲綢之路的營造。絲綢之路所經過的地區是世界曆史上文明的早熟和發達地區。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小亞細亞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中國文明；漢朝、唐朝、元朝、羅馬帝國、薩珊、波斯、東羅馬帝國及後來的阿拉伯帝國都在總長7000多公裏的絲綢之路沿線。絲綢之路的意義首先就在於它是一條連接沿線各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紐帶。文化的交流與碰撞產生的火花常常點燃曆史的發動機。
絲綢之路還是當時世界各民族政治、文化交流和民族遷徙之路。當然也使沿線各民族、各國家不斷增進了解，互派使者，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使節之路”。佛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都是沿著這條線傳播進來的，所以又是一個“神靈之路”。匈奴是通過這條路西遷的，烏孫、大月氏及後來的突厥、西遼、蒙古也都是沿著這條路西遷的，所以，這還是遊牧民族的“遷徙之路”。
絲綢之路上最著名的商品是絲綢，但是並不局限於絲綢。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天文、曆算、醫藥等科技知，新鮮的物種知識通過此路先後傳來中國，並為中國所吸收。中國的桑蠶技術、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製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瓷器、茶葉、金銀器皿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產生了深遠影響。總之，絲綢之路意義遠遠超越了以中國為起點的中西交通大動脈。它是強盛時代的中國向外拓展的主要途徑，也是中國文化輸出、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貿易交流的主要路線。它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輻射發展的文明網絡。
在絲綢之路上，西域中國西漢以後，對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地區的總稱。今新疆境內的西域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二部，南部為塔裏木盆地，北部為準噶爾盆地。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這些國家多以城郭為中心，兼營農牧，有的還能自鑄兵器，隻有少數國家逐水草而居，糧食仰賴鄰國供給。西域諸國語言不一，互不統屬，由於自然條件的限製和其他原因，每國的人口一般隻有幾千人到兩三萬人，最少的僅有幾百人。與今新疆相鄰的中亞諸國，當時也被稱為西域。永遠散發著誘惑之光。自西域成為中國領土後，西域在之後的中西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漢宣帝時，始設西域都護，為西域最高軍政長官。據史書記載：“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蜀賓、烏弋山離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外，其餘50國都在西域都護府的管轄之下。從諸國分布的情況看，西域都護府管轄的地域範圍是相當明確的，即天山南北、東疆地區、帕米爾及其以西的大宛、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
我們的先民為西域的維護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西漢時期有據可查的西域都護有10人：鄭吉、韓宣、甘延壽、段會宗、廉褒、韓立、郭舜、孫建、但欽、李崇。東漢時期見於記載的西域都護是陳睦、班超、任尚、段禧等。馬國榮：《西域都護府的建立及其曆史作用》，載於《烏魯木齊職業大學學報》1999年6月。名傳千古為讀書人爭氣的班超自不必說。又比如鄭吉“為人強執”，在西域20多年的時間裏，組織屯墾，發展地方經濟，抗擊匈奴奴隸主貴族，籌建西域都護府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西域都護府建立以後，他又在各族人民團結和穩定西域社會秩序方麵建立了功勳。段會宗從漢元帝始，先後八次出使西域，其中三任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他多次幫助烏孫緩解內部矛盾，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流血衝突。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74歲的段會宗病死在自己的崗位上。西域可算是西漢時期日益強盛的中國走向世界努力的縮影：拓展文明，開辟對外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