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利簋——武王克商的明證
發現地點：陝西省臨潼縣零口鎮南羅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1976年3月
距今年代：3000多年
考古地位：為確定武王克商的具體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
利簋見證武王克商
1976年3月，陝西臨潼縣零口鎮南羅村的農民在搞水利建設時，挖到了一個內有大量青銅製品的窖藏，其中就包括利簋。簋是古代盛裝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祭祀或宴享時，它又是一種重要的禮器，和鼎配套使用。
利簋，又名檀公簋，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西周青銅器。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圓形，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莊重穩定。以雲雷紋為地，腹及方座飾獸麵紋，圈足飾夔紋，獸麵巨睛凝視。該簋最有價值的是腹內底部鑄的銘文，共4行32個字，開始即為：“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聞，夙時克商。”這與文獻記載中的周武王在甲子日早上出兵伐紂完全一致。銘文還講述武王滅商7天後，在陝西闌師賞賜有功人員，“利（人名）”得到了周武王賞賜的金（青銅）。為紀念這一榮耀，利鑄造了這件簋，用來祭奠祖先、流傳後世。這也是利簋名稱的由來。
利簋銘文中記載的武王伐紂一事，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極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很長時間以來，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又缺乏實物見證，武王克商的確切年代一直眾說紛紜。由於推算的依據和方法的不同，關於武王克商的年代竟有40多種說法，由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時間跨度長達112年，誤差懸殊。而利簋腹內的銘文內容證實了《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以及《史記·殷本紀》等文獻關於武王征商、牧野之戰、甲子日恰逢歲星當空等史實的記載，是目前能夠見到的唯一有關武王伐紂的第一手出土文獻史料。它不僅記載了武王征商的史實並與史書記載相印證，同時還記錄了確切的幹支記日以及天象信息，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武王克商年代”的確定提供了重要依據，意義非凡。
另外，利簋是已知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可以作為青銅器的標準器，即通過同樣可以確定年代的器物與利簋相比較，鑒別器形、紋飾、文字、色澤等要素上的異同，確定其他器物的年代和真偽。利簋的方座器形是西周初期銅簋的典型造型，字體扁長的銘文，也保留有商代銘文字體首尾尖中間粗的特征，堪稱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艱難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年，我國啟動了舉世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工程集合了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等領域的200多名專家，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武王克商年代”的確定。
專家們根據利簋上的銘文記載，首先確定武王伐紂是在一個甲子日，同時還根據其對“歲星”（木星）的記載，通過縝密的思考和科學的論證，製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分期和14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分析，縮小武王克商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一個最佳年代。
首先開始研究的是豐鎬遺址，這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後的第二個都城遺址，其時間從先周到西周末。考古學家先為豐鎬遺址劃分了地層，然後將先周末與西周初地層的相關樣品進行了AMS測年，為劃定武王伐紂的年代框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接下來便是研究琉璃河燕國墓地。這是西周貴族召公的封國，是西周最早的分封之一，在此找到了燕國第一代諸侯的墓，意義重大。同樣，天馬—曲村遺址的發現與武王伐紂也有直接的參照關係，因為這裏是晉國的早期都城。
通過對上述遺址和殷墟的研究，武王伐紂的年代框架就集中在了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這30年之間，時間誤差一下子縮小了。另外，鑄成於武王伐紂第8天的利簋的發現，又為確切年代的考訂提供了一個重要支點。
根據前一階段的成果，天文史學家江曉原開始具體研算當時的天象。他把史籍中的16種天象都找出來，從中選出7種可靠的、可以用於計算的天象進行推算，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武王克商發生於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但是這個結果卻與其他專家通過金文排譜得出的結論不同，準確的年代應該是什麽時候呢？夏商周斷代工程組又委托中科院陝西天文台天文學家劉次沅對武王伐紂的天象進行驗算。
劉次沅得出的結論是：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導致得出不同結論的原因在於二人對月相詞“生霸”、“死霸”的“霸”字理解不同。這個字的本意在西漢時就已失傳，後人有認為“霸”指的是月亮發光的一麵，也有認為是指不發光的一麵。金文學家根據最新發現的幾個青銅器銘文，證實“霸”字是指月亮的光麵。
這時，金文曆譜的研究也已近尾聲，專家們排定，武王的兒子成王繼位的時間是公元前1042年，但因找不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時期青銅器，難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後世學者對於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雖各有說辭，但文獻記述武王克商後的史事，均在四年之內。東漢學者鄭玄在《詩譜·豳風譜》中提出，武王克商後在位四年。日本的《史記·周本記》上也記載武王克商後二年病，“後二年而崩”，正是四年。這個年代值與劉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之說符合，也銜接了金文曆譜的結果，同時與史料中記載的天象也基本相容，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小組一致認定，武王伐紂的時間定為公元前1046年。
按照這個結果，從武王滅商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結束一共是275年。但《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按照這個數據推算，武王伐紂的年代應為公元前1027年，而不是公元前1046年，這是怎麽回事呢？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果是西周總年數為275，而《古本竹書紀年》的結果是257，而如果將時間定為公元前1027年，這和武王伐紂的天象都不契合。因此可以確定，是《古本竹書紀年》的作者把275抄成了257.這說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果是正確的，古文獻的記載也是可靠的。
在武王克商年代的確定過程中，利簋的發現意義重大，其銘文中記載的天象成為推算確切年代的重要依據，這就決定了利簋無可替代的曆史和文化價值。
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戰
商朝末期，紂王昏庸無道，導致政治腐敗、刑罰酷虐，再加上連年對外用兵，民眾負擔沉重，痛苦不堪；同時貴族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麵。而這一時期，商朝的西方屬國——周國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周文王在政治上積善行德、裕民富國、廣招人才，發展生產；外交上，爭取與國，孤立商紂，實力不斷壯大。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乘商師主力遠征東夷之際，在呂尚等人輔佐下，率軍直搗商都朝歌，在牧野大破商軍、滅亡商朝。
牧野之戰是我國古代的著名戰例，它終止了殷商王朝六百年的統治，確立了周王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為西周禮樂文明的全麵興盛開辟了道路，對後世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發現及發掘時間：1976年3月
距今年代：3000多年
考古地位：為確定武王克商的具體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據
利簋見證武王克商
1976年3月，陝西臨潼縣零口鎮南羅村的農民在搞水利建設時，挖到了一個內有大量青銅製品的窖藏，其中就包括利簋。簋是古代盛裝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祭祀或宴享時，它又是一種重要的禮器，和鼎配套使用。
利簋，又名檀公簋，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西周青銅器。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圓形，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莊重穩定。以雲雷紋為地，腹及方座飾獸麵紋，圈足飾夔紋，獸麵巨睛凝視。該簋最有價值的是腹內底部鑄的銘文，共4行32個字，開始即為：“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聞，夙時克商。”這與文獻記載中的周武王在甲子日早上出兵伐紂完全一致。銘文還講述武王滅商7天後，在陝西闌師賞賜有功人員，“利（人名）”得到了周武王賞賜的金（青銅）。為紀念這一榮耀，利鑄造了這件簋，用來祭奠祖先、流傳後世。這也是利簋名稱的由來。
利簋銘文中記載的武王伐紂一事，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極其重大的事件。但是，很長時間以來，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又缺乏實物見證，武王克商的確切年代一直眾說紛紜。由於推算的依據和方法的不同，關於武王克商的年代竟有40多種說法，由最早的公元前1130年，到最晚的公元前1018年，時間跨度長達112年，誤差懸殊。而利簋腹內的銘文內容證實了《尚書·牧誓》、《逸周書·世俘》以及《史記·殷本紀》等文獻關於武王征商、牧野之戰、甲子日恰逢歲星當空等史實的記載，是目前能夠見到的唯一有關武王伐紂的第一手出土文獻史料。它不僅記載了武王征商的史實並與史書記載相印證，同時還記錄了確切的幹支記日以及天象信息，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武王克商年代”的確定提供了重要依據，意義非凡。
另外，利簋是已知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可以作為青銅器的標準器，即通過同樣可以確定年代的器物與利簋相比較，鑒別器形、紋飾、文字、色澤等要素上的異同，確定其他器物的年代和真偽。利簋的方座器形是西周初期銅簋的典型造型，字體扁長的銘文，也保留有商代銘文字體首尾尖中間粗的特征，堪稱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艱難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年，我國啟動了舉世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這一工程集合了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等領域的200多名專家，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武王克商年代”的確定。
專家們根據利簋上的銘文記載，首先確定武王伐紂是在一個甲子日，同時還根據其對“歲星”（木星）的記載，通過縝密的思考和科學的論證，製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分期和14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分析，縮小武王克商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一個最佳年代。
首先開始研究的是豐鎬遺址，這是周人建都周原岐之後的第二個都城遺址，其時間從先周到西周末。考古學家先為豐鎬遺址劃分了地層，然後將先周末與西周初地層的相關樣品進行了AMS測年，為劃定武王伐紂的年代框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接下來便是研究琉璃河燕國墓地。這是西周貴族召公的封國，是西周最早的分封之一，在此找到了燕國第一代諸侯的墓，意義重大。同樣，天馬—曲村遺址的發現與武王伐紂也有直接的參照關係，因為這裏是晉國的早期都城。
通過對上述遺址和殷墟的研究，武王伐紂的年代框架就集中在了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這30年之間，時間誤差一下子縮小了。另外，鑄成於武王伐紂第8天的利簋的發現，又為確切年代的考訂提供了一個重要支點。
根據前一階段的成果，天文史學家江曉原開始具體研算當時的天象。他把史籍中的16種天象都找出來，從中選出7種可靠的、可以用於計算的天象進行推算，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武王克商發生於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但是這個結果卻與其他專家通過金文排譜得出的結論不同，準確的年代應該是什麽時候呢？夏商周斷代工程組又委托中科院陝西天文台天文學家劉次沅對武王伐紂的天象進行驗算。
劉次沅得出的結論是：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導致得出不同結論的原因在於二人對月相詞“生霸”、“死霸”的“霸”字理解不同。這個字的本意在西漢時就已失傳，後人有認為“霸”指的是月亮發光的一麵，也有認為是指不發光的一麵。金文學家根據最新發現的幾個青銅器銘文，證實“霸”字是指月亮的光麵。
這時，金文曆譜的研究也已近尾聲，專家們排定，武王的兒子成王繼位的時間是公元前1042年，但因找不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時期青銅器，難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後世學者對於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雖各有說辭，但文獻記述武王克商後的史事，均在四年之內。東漢學者鄭玄在《詩譜·豳風譜》中提出，武王克商後在位四年。日本的《史記·周本記》上也記載武王克商後二年病，“後二年而崩”，正是四年。這個年代值與劉次沅的公元前1046年之說符合，也銜接了金文曆譜的結果，同時與史料中記載的天象也基本相容，因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小組一致認定，武王伐紂的時間定為公元前1046年。
按照這個結果，從武王滅商到公元前771年西周結束一共是275年。但《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按照這個數據推算，武王伐紂的年代應為公元前1027年，而不是公元前1046年，這是怎麽回事呢？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果是西周總年數為275，而《古本竹書紀年》的結果是257，而如果將時間定為公元前1027年，這和武王伐紂的天象都不契合。因此可以確定，是《古本竹書紀年》的作者把275抄成了257.這說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果是正確的，古文獻的記載也是可靠的。
在武王克商年代的確定過程中，利簋的發現意義重大，其銘文中記載的天象成為推算確切年代的重要依據，這就決定了利簋無可替代的曆史和文化價值。
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戰
商朝末期，紂王昏庸無道，導致政治腐敗、刑罰酷虐，再加上連年對外用兵，民眾負擔沉重，痛苦不堪；同時貴族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麵。而這一時期，商朝的西方屬國——周國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周文王在政治上積善行德、裕民富國、廣招人才，發展生產；外交上，爭取與國，孤立商紂，實力不斷壯大。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乘商師主力遠征東夷之際，在呂尚等人輔佐下，率軍直搗商都朝歌，在牧野大破商軍、滅亡商朝。
牧野之戰是我國古代的著名戰例，它終止了殷商王朝六百年的統治，確立了周王朝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為西周禮樂文明的全麵興盛開辟了道路，對後世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