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二節 李大釗的圖書館建設思想

　　李大釗在任職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經過努力學習有關理論，對北京大學圖書館進行了全麵改革，使之成為當時國內大學的一流圖書館。李大釗的圖書館建設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工作需要的實踐經驗，也吸收和借鑒了西方圖書館建設的指導思想，李大釗成為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先驅。

　　李大釗創造性地闡述了圖書館的性質、分類與作用，強調圖書館作為研究和教育機關的重要性，社會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的不同，圖書館的功能注重圖書的流通，為讀者服務由文庫出納轉變為導讀、介紹，倡導館際合作、資源共享；圖書館內部必須健全管理體製，完善規章製度；圖書館工作人員必須提高專業素質，開辦講習班，加強圖書館教育；經過努力在工廠創建了各種類型圖書館，以圖書館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和社會主義思想。

　　圖書館功能是研究和教育

　　1918年2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一時期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向近代圖書館演變的重要時期，李大釗處於工作的需要，在圖書館學理論研究方麵進行探索。他沒有寫作和出版過圖書館學著作，而是實踐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全麵改革，在工作實踐中使他的圖書館建設思想得到體現，例如《參觀清華學校雜記》（1918年3月19、20日）、《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圖書館二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辭》（1919年12月13日）、《關於圖書館的研究》（1921年10月24日）、《美國圖書館員之訓練》（1921年12月1日）等文章，還有現在收錄在《李大釗全集（最新注釋本）》中的幾十篇圖書館主任的啟事、告白、通知等，都體現出李大釗是在兢兢業業地開創大學圖書館事業，同時也是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積極推動，李大釗確實是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者。美國出版的《ALA世界圖書和圖書情報工作百科全書》中稱：“李大釗是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

　　“古代圖書館和現在的性質完全不同。古代圖書館不過是藏書的地方，管理員不過是守書的人。他們不叫書籍損失，就算盡了他們的職務。現在圖書館是研究室，管理員不僅隻保存書籍，還要使各種書籍發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質”。

　　李大釗提出“想教育發展，一定要使全國人民不論何時何地都有研究學問的機會；換句話說，就是使全國變成一個圖書館或是研究室”。

　　同上。

　　這是因為就大學而言，大學教授法由過去的教師講、學生記的方式，轉變為鼓勵學術研究興趣的教授法，因此，圖書館也不能不發生改變。教師在課堂上指出許多的參考書作學生自行研究的材料，若沒有完備的圖書館，大量的藏書和複本，就無法滿足新教授法的要求。大學圖書館是為大學教學和研究服務的機構，可見，學術研究就必須有完備的圖書館。

　　提出增加複本的同時，李大釗提出了開架式，由讀者自行選擇取書的方式，並且與之相聯係的提出了所發生的目錄編製方法問題，建議使用依據書籍的性質分類錄製目錄，而不是隻用字典式、文庫式。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讀者。

　　對圖書館學理論的重要探索

　　李大釗是一位實踐中的圖書館學者，而這種專業性的工作實踐必然要求提升到理論的層麵加以論證，這些方麵的探索有：

　　圖書館的分類。李大釗指出：“圖書館有兩種：一是社會的，一是學校的。社會圖書館的對象是社會一般人民、學校圖書館的對象是學生。這兩種的性質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樣。”

　　同上。

　　時至今日，仍然是這樣劃分圖書館類型的，隻是又增加了一類專業圖書館。李大釗說的社會圖書館要麵向大眾，麵向市民，尤其要麵向勞工階級，藏書通俗一些，要“多辦市立的圖書館，通俗的尤其要緊。圖書館宜一律公開不收費”。

　　公共圖書館應該為勞工階級服務，要使它成為提高工農大眾政治覺悟、文化水平和向中國人民進行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的工具。他撰文呼籲：“勞工聚集的地方，必須有適當的圖書館、書報社，專供工人休息時間閱覽。”

　　圖書館的教育功能。李大釗認為學校圖書館是為學校師生服務的教育科研機構。學校圖書館不單是藏書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機關”的“研究室”，具有傳遞知識的功能。既要收藏好書籍，又要有目的地整理書籍，要通過流通借閱，使書籍發揮教育功能，為廣大讀者尤其是學生服務，也要為學校教學與科研服務。“圖書館和教育有密切的關係。想教育發展，一定要使全國人民不論何時何地都有研究學問的機會；換一句話就是使全國變成一個圖書館或是研究室。”因此，他主張充分開發圖書館的社會教育功能，不能再像過去的藏書樓，隻重書籍收藏，而要使各種書籍發揮很大的效用，使其成為研究室，“含有教育的性質”。

　　圖書館的改革途徑。在《關於圖書館的研究》一文中，李大釗提出：“為什麽要研究圖書館？若隻為添幾部書，要急於救目前的話，則似乎範圍太狹了。”

　　為充分發揮圖書館社會教育的功能，他主張要創造條件滿足日益增加的讀者借閱的需求。他提出增加複本，方便多數讀者；提出采用開架式。並且以美國的統計為論證，指出采用開架式雖有弊端，即“損失較多”，但“所得的利益比損失大得多”，圖書館應“給閱覽的人一種選擇的便利”，開架式具備這種優點，既然“圖書館就是研究室，閱覽的能隨時翻閱才好”。

　　提高圖書館員素質。李大釗建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添設圖書館專科，或是簡易的傳習所，使管理圖書的都有圖書館教育的知識”。

　　在《關於圖書館的研究》的講演中，他還提到：“在中國今日，管理圖書館者，多無專門知識，女界於此，若能事先研究，養成圖書館人才，他日此種事業，自能得到優先權利。”

　　1921年12月，他在《晨報》上發表《美國圖書館員之訓練》一文，介紹了美國17所圖書館學校的沿革、學製、課程等方麵的情況，“證明了這經過訓練的，比沒有經過訓練的有條理有組織的多”，“因而促成圖書館學校發達了”。

　　希望我國吸取和借鑒國外圖書館員訓練方麵的先進經驗。

　　做好讀者服務工作。李大釗說，北大圖書館“職員雖然很多，但天天辦的都是些借書的手續。所以這個圖書館不是研究室，變成借書所了”。“藏書貴活用，欲活用故獎勵借書。借書之事，乃成圖書館中最重要的問題。”為方便多數讀者，他又提出，“（一）借出之書，宜先預定歸還日期。（二）臨時借閱，不準攜書館外。”對讀者也提出了要求，指出：“開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閱書的有一種不好的習慣，就是借去的書籍，往往不按期交還。”

　　傳播先進文化。在李大釗的主持下，北京大學圖書館成了當時中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心、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中國共產黨北方革命活動的中心。把圖書館建設成為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陣地，是中國圖書館事業史上的劃時代轉變。

　　圖書館的安全。“幸勿在各閱覽室內吸食紙煙，以防火險，並重公眾衛生。”

　　重視館員業務素質

　　李大釗把圖書館學專業教育上升到“這是關係到中國圖書館前途的事情，也是關係到中國教育前途的事情”。

　　圖書館的教育功能能否充分發揮，與圖書館工作人員的自身素質有很大關係。所以，李大釗對如何提高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素質尤其是業務素質等問題亦作了開創性的探索。李大釗在中國圖書館思想發展史上最早明確主張高等師範學校宜設立圖書館專科或圖書館“傳習所”。1919年12月13日，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圖書館二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時，李大釗指出：“貴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貴校添設圖書館專科，或是簡易的傳習所，使管理圖書的都有圖書館教育的知識。”“這是關係到中國圖書館前途的事情，也是關係到中國教育前途的事情”。

　　李大釗通過演講、撰文等形式，努力普及圖書館的知識。1921年10月24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作《關於圖書館的研究》演講，介紹了圖書館管理的基本程序和圖書館事物的基本知識，介紹了國外圖書館發展的狀況，提出發展圖書館必須培養圖書館人才的主張。並說“國內女子圖書館人才極缺乏”

　　而美國圖書館人才女性大大高於男性。

　　1921年12月1日李大釗在《晨報》上發表《美國圖書館員之訓練》一文，指出英國在1877年就有關於圖書館員訓練的記載，此後意大利頒布皇家條令，規定凡是國家圖書館員必須訓練，並附之實施。美國很注意圖書館員的訓練……1887年，發明十進位分類法的M。杜威在哥倫比亞學院成立了圖書館學校，此後美國圖書館學校就逐漸多起來。李大釗在《美國圖書館員之訓練》一文中，比較全麵地介紹了美國圖書館教育發展的情況、美國重要的17所圖書館學校的概況。他著重指出：“美國圖書館教育的發達，因而促成圖書館學校的發達。”“若能要求學校增設圖書館講習所，豈但圖書館幸甚，女界也幸甚。”

　　同上。

　　李大釗通過演講和發表文章，宣傳圖書館的基本知識，強調圖書館教育的重要性，為圖書館知識的普及和提高人們對圖書館的認識作出了貢獻。

　　1920年8月，在李大釗的強烈建議下，北京高等師範舉辦了“暑期圖書館講習會”。李大釗在講習會上講授了“圖書館教育”課程，傳授圖書館的基本知識。“到會所講者不下百餘人，內有女子十餘人，多係各省或各校選派來京或有誌研究此項教育者，每日開講座為之滿，洵吾國圖書館教育發展之一新紀元也”。

　　當時參加聽講的人談其感受說：“中國自從開辦圖書館以來，大家隻知道圖書館，不知道什麽圖書館學，到了這會講演圖書館組織法、管理法、分類編目，以及圖書館教育科學，一切聽講的人，都知道圖書館是一種科學，大有研究的價值”。可見，這次講習會，達到了普及圖書館學知識的目的。《晨報》在報導這次講習會的消息時，曾稱之為“中國圖書館界空前的大會”、“吾國圖書館教育發展之新紀元”。戴誌騫先生也有記“庚申夏，北京高師辦有圖書館講習會，雖直皖之戰而各省圖書館員，前來聽講者，仍形踴躍，此可見國人，對於改良舊有圖書館之積習，固甚及也。”

　　這次史無前例的講習會，開創了圖書館教育的先河，為社會大眾接受、認識、利用、研究圖書館學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李大釗是中國圖書館思想發展史上倡導開設圖書館專業講座的人士之一。他主張在有條件的學校開設一些圖書館專業講座，以彌補圖書館員在業務理論方麵的不足。因此，1921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開設了“圖書館教育”的講座課，使聽眾包括圖書館員對圖書館職業產生了濃厚興趣。

　　北大圖書館的改革創新

　　1918年年初，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開始了把舊式圖書館變成與學術研究和教育需要相適應的現代圖書館的改革。北大圖書館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建於1902年，是我國曆史最悠久的國立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紅樓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沙灘北街（今五四大街）29號，原為北京大學第一院。整座建築通體用紅磚砌築，紅瓦鋪頂，故名。始建於1916年，1918年落成。樓高4層，有半地下室，總麵積約1萬平方米。紅樓建成後成為前北京大學的校部，並作圖書館和文科教室。半地下室設有印刷廠，第1層為圖書館，第2層為行政辦公室，第3、4層為教室。1918年10月李大釗組織實施了圖書館搬遷到紅樓的新規劃。10月22日日新館開館。各類圖書兼容，中外文化並存，推行外國圖書館的先進經驗，提倡開架閱覽。

　　大力增加書刊。1917年12月，北大圖書館有中文書籍147190冊，外文書籍9970冊；到了1923年9月有中文書籍184008冊，外文書籍28836冊。五年中，中、外文圖書增加很多，中文書籍增加36800餘冊，外文書增加18800餘冊。日、德、英、俄的圖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書籍。

　　調整服務機構。1920年5月10日，由李大釗親自修訂圖書館借書規則，1920年5月又擬定了《北京大學圖書部試行條例13條》。增設各類閱覽室。將原來隻有4個室改為4個科，即購書、登錄、編目、典書。典書科下設6個閱覽室。圖書館員經過考核，聘任為大學助教。

　　健全規章製度。為寄存書規定：凡一種書兩本以上的，不論是教員、職員、學生概不借出，盡可能在閱覽室裏看；與國史館及各科研究所商榷後，施行互相借書這一方法；可以將個人私有圖書寄存在館內，供大家閱覽，以改變圖書館裏的書少不夠讀者借閱的情況。

　　改革藏書製度。“藏書貴在活用”，藏書實施“兼容互需”方針。主張開架借閱，節約讀者時間。李大釗在仔細分析圖書搜集、登錄、分類、保存、借閱的每一方麵後，指出“借書之事乃成為圖書館中最重要的問題”，主張開架借閱，廢棄繁瑣的文庫式借閱。當時的北大圖書館閉架借閱，文庫式排架，書本式目錄，找一本書很是費時費力。

　　實現資源共享。校內文獻交流，促成館際互借。書是圖書館賴以存在的基礎，而當時北大圖書館的藏書少又陳舊，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李大釗意識到圖書館最重要的事務，就是管理好圖書館的流通，為讀者找書，為書找讀者。圖書館的圖書豐富程度極為重要。為此，他一方麵千方百計力爭增加經費，直接從國外購書。但是，圖書館總是無法及時滿足讀者所有讀者閱讀需求的，所以，李大釗提出采用館際之間的互借，實現資源共享。1919年1月，李大釗在當選北京圖書館協會中文書記之後，參與製定的《北京圖書館協會章程》中也明確提出了“各圖書館互借圖書，應由各圖書館自為交涉”。

　　加強與國外聯係。李大釗在1921年6月接待了由金陵大學校長介紹的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漢文書籍編目員衛德女士來北大圖書館研習漢文書籍編目事宜。1921年9月17日，衛德女士自華盛頓致函李大釗，對給予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並表示願意為北大圖書館與國會圖書館的聯絡盡力。

　　《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9月30日。

　　倡導無私捐贈。李大釗特別特別重視捐贈書刊給圖書館。在當時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試行條例》中，規定有圖書館的登錄科應負責贈書答謝和加以公布以倡導的規定，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後，先後捐出400多冊中外圖書給北大圖書館。在《李大釗史事綜錄》一書中，收錄有李大釗捐贈書刊的日期和目錄。

　　把圖書館建成傳播馬克思學說的陣地

　　李大釗利用圖書館陣地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前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介紹主要是通過報刊登載。北大圖書館開放兩個閱覽室的目的就是為廣大讀者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各種新思潮提供方便條件。李大釗在補充書刊資料時，大力入藏馬克思主義著作和介紹蘇聯十月革命方麵的書刊。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馬克思主義》以及外文期刊《蘇維埃俄羅斯》等等。

　　李大釗憑借著北大圖書館工作之便，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研究馬克思學說。1920年，李大釗先後參加創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並在圖書館特辟出為研究會服務的圖書室——“亢慕義齋”（Communism，德文“共產主義”譯音）。在亢慕義齋中，李大釗組織有誌於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成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著作的小組。這個小組中設有英、德、法三個翻譯組進行翻譯、出版、發行馬克思主義著作，供人們學習研究。據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學日刊》所載，當時亢齋已有馬克思學說的英文書籍40餘種，中文文獻20餘種，基本上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要著作，如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和《法蘭西內戰》等，中文圖書有：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李義俊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惲代英譯《階級鬥爭》和李達譯《馬克思經濟學說》等。到了1922年其藏書已達到數百種，其中包括德、英、日、漢等各種文本。現在的北大圖書館中仍保存著一本1920年9月再版的《共產黨宣言》和8冊封麵印有“亢慕義齋”圖章的德文文獻，如《偉大的創舉》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在李大釗組織領導下，開展了多項研究活動，開設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史”、“晚近各種社會主義之比較及其批評”、“俄國革命及其建設”等10餘個專題研究。這是我國最早以收藏馬克思主義著作為使命的專業圖書室。它的建立，幫助北大青年加深對馬克思學說的了解，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李大釗參加編輯《新青年》，主編《少年中國》，指導《國民》、《新潮》雜誌的編輯和發行，創辦《每周評論》，把北大圖書館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中心、學習中心。毛澤東曾經在北大圖書館任職，他說：“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圖書館員時，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展。”李大釗對圖書館事業的奉獻，意義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