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一節 李大釗的新聞思想

　　李大釗一生花在報刊編輯工作上的時間很多。1912年冬，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學堂讀書時，籌辦了校刊《言治》，1913年4月1日正式出版；1913年夏，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他去北京與同人合辦《法言報》；1915年1月在日本，被留日學生總會推舉為文牘幹事，主編機關刊物《民彝》雜誌；1916年7月，回國後在北京創辦《晨鍾》報；1917年1月，受章士釗約請，負責編輯《甲寅》日刊；1918年1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輪流編輯刊物；1918年6月，參與編輯《北京大學進德會雜誌》；1918年12月，與陳獨秀創辦雜誌《每周評論》；1919年1月，任《新潮》和《國民》雜誌導師；1919年2月7日，參與編輯《晨報》副刊；1919年7月1日，任少年中國學會《少年中國》月刊編輯主任；1921年3月，為北京國立高校教職員聯席會《半周刊》編輯，後任總編；1922年，參與北大《社會科學》、《國學》季刊編輯工作；其後，負責了多種黨刊的編輯工作。

　　李大釗在長期編務工作中，展現出了他的報刊傳播能力和新聞思想。他在1918年和1922年北京大學兩個新聞團體的成立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關於報紙功能的論說，到位而且珍貴。

　　報刊的根本功能是信息傳播

　　報紙和刊物是以刊載新聞和評論為主的定期、連續出版物，刊物更具有鮮明的獨特專業特色，作為信息傳播、思想教育的媒介，都擔負著對各項工作進行組織、鼓舞、激勵、批評和推動的功能。報刊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麵都進行著積極的關注，以其反映及時、影響廣泛的特性發揮著信息傳播的重要功能。

　　李大釗強調報刊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功能，要發揮好輿論的引導作用，報刊的社會使命是喚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

　　這是時代特征所決定的，當時的中國，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政權卻落入了北洋軍閥手中，在帝國主義操縱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為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統治，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把報刊的功能界定為首要是政治功能，作為輿論引導、政治宣傳的工具，符合時代的要求。

　　報刊承擔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正確報道，關注並滿足廣大讀者的期盼和要求，努力工作求得自身良性經營和發展這三個方麵的責任和使命。李大釗在長期的報紙刊物編輯工作實踐中，對報刊功能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

　　傳播信息，溝通情況。報紙的基本目的就是傳播信息，溝通情況，把新近發生的事實以最迅速的方式告訴給讀者，讓讀者能及時了解客觀世界的變化和發展。針對社會上存在的新問題、新情況、新現象，報紙不僅要對表象進行反映，還要通過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告等形式，透過現象挖掘潛藏著的事實的本質。“報是現在的史，史是過去的報。”

　　作史與作報，同樣要作好三個要義：“察其變”，即考察社會、人事進展變易的曆程，方能了解社會真相；“搜其實”，即抓取現實中發生的一個個具體事件，作為人類社會演變的證據；“會其通”，即了解人事發展的因果與相互影響，把握其全局與本質。“新聞是現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在《晨鍾》報發刊詞《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一文中，李大釗提出：“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

　　《甲寅》日刊創刊號上，李大釗發表的《甲寅之新生命》說：“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進化也，由是更進而謀以其自身之努力，奮發我國民使之努力，以其自身之進化，開導我國民使之進化，此又《甲寅》之唯一責任。”

　　報刊擔負的社會使命，是要喚起“民族之自我的自覺，自我之民族的自覺”

　　再造青春中華。

　　報紙不僅通過刊載新聞的方式來傳遞信息、溝通情況，還通過評論的方式來進行。報紙開設不同的專欄或評論欄，這是一個發表不同意見的場所，讀者可以通過這個場所來發表意見，最終使各種觀點能夠得到很好的交流和溝通，而評論之中也會透露出一些新信息，如黨和政府的新指示和新精神等。

　　進行宣傳。“新聞是現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曆史不應是專給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專記一方麵的事情，應當是注重社會上多方麵的記載，新聞紙更應當如此。”“我以為新聞事業，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盡力把日日發生的事實，迅捷的而且精確的報告出來，俾讀報紙的人們，得些娛樂、教益與知識”。報紙通過信息傳播，引導讀者往正確的方向前進。使讀者認識到國家各項政策，保障國家社會安定。發揮報紙的宣傳作用，就要加大報道力度，使更多人關注事情發展的動態，經過宣傳形成新的輿論引導。《每周評論》政治思想內容豐富，議論精辟，而且這張4開4版的小報，欄目有《國外大事論述》、《國內大事論述》、《社論》、《文藝時評》等，除正張外，有時還增出《特別附錄》隨報贈送，如《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對於北京學生運動的輿論》等。讀它可用最廉的代價、最經濟的時間，知道世界上最新最重要的事件。國共合作後，李大釗指導國民黨左派創辦《國民新報》、《心聲晚報》；引導邵飄萍的《京報》和《京報副刊》進行革新；為《申報》50周年紀念寫稿，努力擴大國民革命的輿論宣傳。

　　傳播知識。為了能夠提供報紙的受眾麵，在傳遞信息時，應該盡量使用通俗的語言表達方式，清晰而準確地表述信息內容。信息總是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全世界各領域、各行業的新情況和新成果；一是與人們日常工作和生活密切相關的專業知識、科普知識、生活常識，使讀者在閱讀時增長見識，開闊眼界。“如有各國學者來華，亦當隨時訪問，叩其意見，以轉為介紹於社會。”

　　“死的材料，若是隨著活的事表現出來，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最好的材料。一切的科學知識，都可以覓得機會，利用一種活的事實，輸入給大家。”

　　同上。

　　閱讀報紙的收獲，往往是學校教育所沒有的，科技發展的新成果、新創造，世界各國的風俗民情、奇趣見聞等，使得報紙的信息量比教科書要新、要豐富很多。

　　提供娛樂，陶冶情操。隨著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報紙傳媒的信息傳播有了提供娛樂、豐富日常生活等方麵的需求。報紙提供的娛樂性素材，如漫畫、連載小說、生活休閑類和娛樂界新聞報道等，都能讓讀者感到輕鬆和愉悅，報紙的專刊和副刊就承擔著提供娛樂的主要任務。李大釗認識到了新聞報道的娛樂與教育功能，十分關注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看重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主張“盡力把日日發生的事實，迅捷的而且精確的報告出來，俾讀報紙的人們，得些娛樂、教益與知識”。

　　刊登廣告。“報館本來性質，在於營業。”獲得利潤廣告是報紙的主要經濟來源，刊登廣告是實在三贏的良好途徑，廣告商通過刊登廣告，有利於消費者在最短時間內接觸產品，提高購買率；消費者通過接受廣告信息，形成消費行為並滿足其需求；報紙通過刊登廣告獲得經濟收益。但報紙在刊登廣告時要注意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要對廣告嚴格把關，防止不良廣告進入流通渠道，影響消費市場。

　　報刊是文化傳承的利器

　　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在宣傳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西方思想文化方麵，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有順應曆史潮流、緊扣時代脈搏的跨文化傳播觀。麵對中國的時局，他積極引進、傳播國外的思想理論、科學文化知識，以期從中找到救國的真理與良方。如在對《晨報》副刊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李大釗大量推出譯介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介紹國外社會主義動態尤其是俄國曆史，介紹西方近現代自由主義民主思想，介紹西方科學技術，介紹西方文藝理論、文藝作品。顯然，從林林總總的西方思想文化、科學知識中去挑選可為我所用的東西，是一種開明的“拿來主義”行為，更是一種順應時勢、與時俱進的行為。

　　他有辯證的、分析的、批判的跨文化傳播觀。對於西方文明，李大釗主張“東西文化互補”，“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

　　他認為東西方文化都有自身弱點，需要重建，而“第三種文明”正是兩者相互調和、相互補充的產物。

　　所謂解讀，就是媒體分析、說明和解釋新聞的意義，即對剛剛發生或正在發生的重要新聞事件，或社會現象，或問題，或政策法規等進行針對性的分析解說，其中包括對新聞事實本義的解讀、背景的解讀、影響力的解讀以及發展性的解讀等等。媒體正是通過有效的新聞評論，來闡述方針、政策，分析政治思想，幫助人們把分散的、個別的議論，化為係統的、集中的、科學的意見，並將其上升到一個理性的高度去認識和推廣，進而形成一種良性的社會輿論。新聞評論的重要性，也就在於它能夠運用一定的理論知識，采取論理、分析的方法，來揭示事物的本質，解決現實所提出的問題，並最終達到釋疑解惑的目的。

　　他有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的跨文化傳播觀。價值合理性要求關注行動本身是否符合絕對價值的問題，而在工具合理性的行動中，人們著重考慮手段對達成特定目的的可能性，而基本上不考慮這種特定目的所針對的終極價值是否符合人們的心願，李大釗的跨文化傳播行為做到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高度統一，既考慮到了手段的有效性，又考慮到了終級價值，體現了對國人、世人的深沉關懷，可謂現代跨文化傳播的範式。

　　新聞人要具備的素質

　　新聞事業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因為社會是複雜的，多方麵的關係，要想把這不斷的、發生的、多方麵的社會現象描寫出來，而加了批評或指導，非有相當的學問和知識不可”。

　　新聞人應該富有正義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對明代名臣楊繼盛的詩句進行的改寫。這兩句話幾乎成為了當今新聞人的座右銘。李大釗從事新聞活動，圖的是改變國家命運與民族前途；李大釗說：“誠篤備矣，而無百折不撓，獨立不倚之勇氣，以與艱難、誘惑相抗戰，則亦終歸於沮喪、墮落之途，不為境遇所征服而作艱難之俘虜，則為利害所迫誘而作勢力之囚奴耳。”

　　他撰寫的文章，幾乎每一篇都是激動人心的戰鬥檄文。而最終，他不顧個人安危，堅持留在北京主持工作，終於遭到不幸，用生命書寫了一個新聞人的高尚氣節與偉大人格。

　　新聞人必須善於團結合作。他主張把《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的同仁團結起來，為文學革新而奮鬥。後又勸告胡適：“《新青年》的團結，千萬不可不顧。”他認為，一個新聞團體的成員，有大致相同的知識水平，可以憑借友誼來交換各人不同的意見。而當國民運動發生時，新聞團體可以共設目標，共同進行宣傳，指導群眾。

　　新聞人應該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報紙要“把日日新發生的事件”迅捷地報告出來，這與搜求事實往往發生矛盾；而記者的記事，又經常容易為目前發生的零碎事象所迷惑，而影響對事物因果聯係的察變會通之義。因此，他特別強調，新聞記者要有史學研究者的修養、冷靜的頭腦、透徹的觀察，去“鑒別取拾，關於每日新生事實的種種材料”，這樣才能做成一種好報紙。“非有相當的學問和知識不可”。他認為，以前新聞界的缺點，是不能將眼光映注到全社會的生活，這是新聞從業者所具備的學問和知識不足所致。

　　新聞人應該有優秀的綜合才幹。他認為新聞記者要有曆史研究者的修養，要有與史學研究者一樣冷靜的頭腦，用研究曆史的方法來選擇新聞事實，成為隨筆性評論的高手、報刊編輯的行家，全麵提升個人才幹。新聞人有向受眾灌輸知識的責任，“於紀述事實以外，還應該利用活的問題，輸入些知識。”“材料雖是死的，若是用當也未嚐不可把它變成活的。”

　　而抓住契機，就能使死的材料隨著活的事實表現出來，例如在名人去世當日推出其思想、學說，在重大事件紀念日登載曆史事件：“一切的科學知識，都可以覓得機會，利用一種活的事實，輸入給大家。”在發生重大地震時，采訪地質學家；在太陽出現紅光時，采訪天文學家；在政治問題發生時，采訪政治學家。“不應是專給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專記一方麵的事情。”隻關注社會上層人物、不重視底層人生的做法，這是新聞界的一大缺點。

　　新聞自由要反對新聞侵略

　　“餘愛自信之言論，餘尤愛自由之言論。蓋言論而基於自信本於自由者，雖不必合於真理，而與真理為鄰……餘故以真理之權威，張言論之權威，以言論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與並世明達共勉之矣。”

　　“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

　　“自由之價值與生命有同一之貴重，甚或遠在生命以上。”

　　“此與文化進步最有關係者也。”

　　“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國，首推中國及俄羅斯”

　　從而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幾個國家的憲法經驗十分重視。李大釗指出：“吾以為關於出版，絕不可施行檢閱製度，除犯誹謗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條外，概不受法律之限製，仿各國以嚴禁檢閱製度揭於憲法明文中為宜也。蓋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當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當使人得非以察是。”

　　他一再強調：“切不可由此遽以斷定真正平民政治的基礎，亦在多數之強力。”

　　“穆勒著《自由》一書，於言論自由之理，闡發尤為盡致。綜其要旨，乃在謂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眾同而禁一異者，無所往而合於公理。其權力之所出，無論其為國會，其為政府，用之如是，皆為悖逆。不獨專製政府，其行此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無有是。”

　　對自由，特別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爭取和維護，始終是李大釗一生奮鬥的核心內容。

　　在《哪裏還有自由》、《憲法與思想自由》、《議會之言論》和《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等文章中，閃現著李大釗新聞思想的精華，李大釗鼓吹言論自由、抨擊思想專製。

　　對於當時北洋政府任意抓捕記者、封閉報館、幹涉出版等摧殘輿論、侵犯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行徑，李大釗認為是違反民主約法的行為。報刊本應反映對立雙方的觀點，才能辨明是非，否則真理不能彰揚，謬誤不能識破。“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麽思想言論，隻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心盡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

　　李大釗領導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刊物《勞動音》周刊、《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主持《向導》周報在北京的出版發行，為中國共產黨和勞動階級建立了自己的言論機關。

　　1922年，李大釗參加北京大學新聞記者同誌會成立大會，麵對胡適在演講中一再強調“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沒有當場給予以駁斥，而是號召大家密切關注社會民生。

　　1924年，李大釗就路透社駐中國分社播發孫中山逝世的假新聞一事，發表了一篇短文《新聞的侵略》，把問題提到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新聞侵略的高度，以“各國中從無許外人在內地自由傳播消息的事（俄國便是一例）”

　　為根據，要求“根本取締外國利用通訊社在國內各地宣傳”。並指出：對“新聞侵略”現象要堅決聲討，決不能讓路透社造謠“心滿意足，樂不可支”。

　　其政治立場十分鮮明。讓外國的通訊社操縱中國新聞、操縱中國輿論的現象，是帝國主義的在華新聞機構憑借其特權，造謠惑眾，以逞其私，就是“新聞侵略”，中國政府理應予以嚴辦。反對“新聞侵略”，才能保障中國民眾的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