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十節 李大釗的軍事思想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史，是一部以武裝鬥爭為主要鬥爭形式的曆史畫卷和長篇史詩，為這部史詩譜寫了生動序曲的正是李大釗；其後，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朱德、劉伯承、鄧小平等對黨領導的武裝鬥爭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索和實踐。

　　李大釗的軍事思想體係，由他對中國革命戰爭基本原理和原則的論說和實踐活動相互有機聯係而構成，是中國革命戰爭軍事思想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早期軍事活動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大釗致力於中國革命軍事活動的理論探索和革命實踐，成為中國軍隊革命政治工作的開創者之一。

　　以暴力革命論為基礎的革命戰爭觀

　　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研究，並發表了多篇關於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文章，他著重指出了：革命必須經過流血的戰爭；帝國主義存在是戰爭根源；人類創造文明之努力是消弭戰爭的途徑；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

　　革命勝利必須經過流血的戰爭：

　　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上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7月）、《庶民的勝利》（1918年11月）和《Bolshevism的勝利》（1918年12月），對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根源作了深刻分析。李大釗在多次演講中號召人們：消滅資產階級必須起來鬥爭：“革命的組織，是改造的必經階段，自由的花是經過革命的血染，才能發生的”。

　　“惟有槍才能對付槍，惟有暴力才能打到暴力。”

　　《中共北京地委印發雙十文告》，1922年10月10日。

　　“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

　　實現社會主義“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

　　帝國主義存在是戰爭根源：

　　李大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和結束後，發表一係列論述文章和演講，《戰爭與人口問題》、《中國的內戰和工人階級》、《中國內戰和中國農民》、《新帝國主義戰爭的醞釀》等等。他指出：“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戰爭與人口問題》（1917年3月）一文中，他列舉了戰爭給人類社會造成的若幹危害性。在《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1920年8月）中，聯係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種種事實，他闡述了戰爭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必然聯係。在《平民主義》一文中，他指出：“戰爭必到資本家階級停止存在的時候，才能絕跡。”

　　在《工人國際運動略史》一文中，他再次指出：“一切戰爭到資本家階級停止存在的時候才能絕跡”。

　　李大釗的《新帝國主義戰爭的醞釀》（1926年1月），從曆史和現實的結合上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與對外侵略擴張的因果關係，提請人們警惕帝國主義戰爭再次爆發的極端危險性。

　　創造文明之努力是消弭戰爭的途徑：

　　在“二七”慘案後，李大釗發表了《吳佩孚壓迫京漢勞工運動的原因》和《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兩篇文章。文中闡述俄國革命的經驗時指出：勞工階級要想奪取政權，就必須奪取資本家手中的“工具”，把“武器授予他們（自己）”。勞工階級“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過頭來，擁護勞工的權利，攻擊他們的公敵”。

　　戰爭帶來人員傷亡，戰爭帶來人類饑饉，戰爭消耗社會財富，戰爭引發社會問題。李大釗指出：“戰爭之真因，不在人滿乏食，乃在貪與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為未足，而欲強奪他人之所有，是謂之貪。不思竭自己之勤奮，求新增之創造，以為自養，徒患自然惠與之不足，是謂之惰。惟貪與惰，實為萬惡之原。”

　　李大釗認為“覺醒的人心”和“創造文明的努力”是消弭戰爭的途徑和重要因素。要提高人們對於戰爭危害性的認識，提高人們的文明建設水平，通過人們“創造文明之努力”，達到“消弭戰爭之可能”。

　　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

　　李大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指出：“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

　　李大釗痛斥“巴黎和會”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因此，五四運動是“我們應該依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強權是我們的敵，公理是我們的友”。

　　“以強權壓迫公理者”，“吾人均應排斥之！”“此番運動僅認為愛國運動，尚非恰當，實人類解放運動之一部分也。”

　　李大釗指出：“中國的軍閥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代理人，革命是向前發展的，要發展，首先要把軍閥勢力鏟除幹淨，這是最主要的。軍閥勢力鏟除不了，革命無法向前推進。”要“靠革命的進步軍隊，同軍閥勢力對立、鬥爭”。“工人階級和那些獻身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們，更要奮勇萬倍的高揚著鮮紅的旗幟，踏著先烈的血路，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進攻！”

　　《李大釗對屈武的談話》，1924年。轉錄自《李大釗兩下開封始末》，載《河南法製報》，2008年1月22日，第15版。

　　客觀而具體分析的軍事方法論

　　李大釗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觀點來分析認識戰爭問題的，他所主張的客觀而又具體分析的軍事方法論，主要內容是：知己知彼而製定取勝方針；必須著眼於發動社會全局；按事物發展客觀規律辦事；一切都要堅持從實際出發。

　　按事物發展客觀規律辦事：

　　李大釗可能是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使用“與時俱進”表述唯物曆史觀的第一人，正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這條自強不息、拚搏進取的主線，深深地感染和影響著李大釗。他特別強調一定要按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對待軍事活動尤其應該做到把握時機，探索規律，創造前景。“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

　　“要把人事看做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於全般的曆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的影響與感應。”

　　“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形，完全是國際帝國主義侵入的結果，中國全民族應該並力反抗那侵入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作民族獨立的運動，從列強壓迫之下，把中國救濟出來。”

　　一切都要堅持從實際出發：

　　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就產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必須與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的思想。李大釗指出：軍事活動是處於運動狀態的、多變動性的過程，取決於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取決於天時、地利，以及武器裝備和人員數量的對比，準確地了解和把握對立雙方的情況，始終堅持一切都要從實際出發，積極開展鬥爭是取得勝利的基本前提。因此，李大釗特別關心和努力做到在一切軍事活動中的“知己知彼”，現在收錄在《李大釗全集》第五卷中的十八篇文獻，全是李大釗關於時局變動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或是寫給共產黨中央的報告，充分證明了李大釗對把握時局動向、形勢發展的重要關注，因為這是能夠做到從實際出發的根本前提。

　　政治建軍為首要的人民軍隊思想

　　人民軍隊思想是李大釗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大釗把軍隊建設於人民的魚水關係即政治建軍堅持放在首位。主要內容是：中國革命首要條件是掌握軍隊；軍隊須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竭盡全力改造國民軍聯軍；革命軍隊必須建立政治工作。

　　中國革命首要條件是掌握軍隊：

　　李大釗十分注重發展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創建黨掌握的武裝力量。1925年秋，李大釗同誌送李運昌上黃埔軍校時，親自對他說：我們黨要建立革命軍隊，進行國民革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非常需要懂軍事的人。他強調提出：“我們黨要抓軍隊，沒有軍隊不行啊！”

　　李運昌：《中國革命的偉大先驅——紀念李大釗誕辰一百周年》，載《人民日報》，1989年11月2日，第6版。

　　“中國這樣的國家，幹革命沒有軍隊參加不行，我們黨還要建立自己的軍隊。”

　　李大釗還與孫中山及蔣介石磋商創辦黃埔軍校。

　　閻稚新：《論李大釗對我黨軍事思想的早期探索》，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4年第3期。

　　李大釗直接領導的“張兆豐師”：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李大釗派張兆豐到國民軍中工作，以便建立一支由共產黨人直接掌握的軍隊。臨行前，李大釗介紹張兆豐會晤了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張兆豐到國民軍第三軍後，積極開展黨的工作，舉辦隨軍幹部學校，培養了一批軍事幹部，並先後任該軍第三混成旅參謀長兼該旅第三團團長、國民軍第五軍第三旅旅長、第五軍第三師師長。張兆豐師作為接受共產黨人直接指揮的武裝力量，在國民軍各部隊中便顯出了模範帶頭和骨幹作用，受到群眾的熱情歡迎和支持。當時的漢口《國民日報》讚揚這支部隊：“士兵猶能忍苦，恪守軍紀風紀，不稍逾越。”“鄉間農民，視軍隊如家人，簞食壺漿，沿途慰勞。該軍整肅前進，農民均歡呼騰躍。”張兆豐曾經贈送給李大釗一支小手槍，李大釗一直把它帶在身邊，作應急自衛之用。

　　鄧小平、史可軒共建的“許權中旅”：

　　國民聯軍第二軍第二師，是黨直接掌握的軍隊。師長史可軒、團長許權中、團政治處主任馬濟民都是共產黨人。全師800人，800支槍，迫擊炮12門，戰鬥力強，紀律好，後該師編為總司令部政治保衛隊，發展為1000多人。許權中原是陝西靖國軍初級軍官，後在國民二軍任營長、團長。1925年，經旅長史可軒介紹，與李大釗結識，在李大釗培養下加入中國共產黨。

　　黨掌握著連隊官兵的“石謙旅”：

　　陝北鎮守使兼陝西陸軍第一師井嶽秀部的石謙旅中的李象九、謝子長所負責的幾個營、連，基本由黨掌握。黨在石謙部隊中，不僅建立了軍隊支部，還建立了黨團，發展100多官兵先後加入黨組織，使石謙旅，特別是後來以李象九為營長的第三營，基本成為黨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在後來黨獨立領導的武裝鬥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骨幹作用。

　　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閻揆要也被李大釗派往石謙旅，閻揆要回憶說：“他到石謙部隊後，黨分配他辦了一個幹部訓練隊……後來中山軍事學院又派來幾個人做政治工作，辦俱樂部等，當時連隊中都有政治課。”

　　1927年10月，由共產黨人唐澍、謝子長、李象九等組織發動了清澗起義，打響了西北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

　　竭盡全力改造國民軍聯軍：

　　為領導北方地區軍事工作，李大釗把對馮玉祥國民軍的工作列為重點。李大釗與馮玉祥南苑會談。李大釗指出：“孫先生在南方，馮檢閱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協力效法蘇聯，刷新政治，中國就有前途。”為馮玉祥指明了方向。李大釗支持馮、胡、孫德聯盟及北京政變。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秘密聯盟，深受李大釗的思想影響。1925年11月28日爆發的北京政變，是一次武裝奪取政權的嚐試。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被迫率部退守察哈爾和綏遠，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派宣俠父、黃日葵、劉天章、魏野疇等180多名共產黨員到國民軍去幫助工作，通過舉辦俱樂部、圖書館、訓練班、軍官學校等形式，采取上課、演講、散發傳單和書報、教唱革命歌曲、表演新劇等方法，振奮官兵的革命精神，並在張家口創辦了《察哈爾國民新報》，在包頭創辦了《西北日報》，向軍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教育。李大釗幫助馮玉祥組建國民軍聯軍。李大釗在馮玉祥轉向革命的前提下，積極為之疏通國際關係、促進蘇聯對馮玉祥國民軍的援助。李大釗促成馮玉祥訪問蘇聯，並以其戰略部署推動國民軍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李大釗與國民軍二軍軍長胡景翼成功會談，並派王若飛到國民軍二軍工作。馮玉祥接受了李大釗為其製訂的“進軍西北、解圍西安、出兵潼關、策應北伐”，“固甘援陝、聯晉圖豫”的策略，於1926年9月26日，成功地實現了五原誓師。

　　李大釗介紹幹部到國民軍工作。從北方派去的有方仲如、賈宗周、李世樂等15人；從莫斯科抽調的有鄧希賢（小平）、李林、肖明、王炳南、潘自力、李大親等15人；從黃埔軍校抽調的有劉誌丹、閻揆要、唐澍等12人；還有從上海抽調的10人。

　　李大釗派共產黨人宣俠父、陶梁等人前往國民軍，分頭主辦十個政治俱樂部。

　　劉誌堅國民軍聯軍政治部主任

　　魏野疇國民軍第二、三軍駐陝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新國民軍報》主編

　　宣俠父孫良路第三路軍政治部主任

　　劉誌丹馬鴻逵第四路軍政治部主任

　　方仲如石有三第五路軍政治部主任

　　賈宗周劉鬱芬部政治部主任

　　李世樂韓複榘部政治部主任

　　盧紹亭方振虎部政治部主任

　　曹力如楊虎城第十路軍政治部組織科長、代理主任

　　張兆豐國民軍第五軍第三師師長

　　史可軒國民軍中山軍事學校校長

　　李林國民軍中山軍事學校副校長

　　鄧小平國民軍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

　　許權中國民軍中山軍事學校總隊長

　　薄一波曾經指出：“馮玉祥等人的國民軍，所以能從北洋軍閥裏分化出來，是我們黨起了很大作用，特別是李大釗和他領導的北方區委起了很大作用。”

　　革命軍隊必須建立政治工作：

　　李大釗對馮玉祥說：“你的部隊要真正革命，就必須重視政治工作”。

　　趙誌峰：《李大釗幫助馮玉祥西北建軍》，載《團結報》，2008年11月29日。

　　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我黨在國民軍工作的同誌為之製定了《國民軍聯軍政治工作大綱》，這是中國革命隊伍的第一份完整的軍事政治工作文獻。

　　李大釗開創了國民軍早期的政治工作，1925年5月上旬，李大釗專程前往張家口，與馮玉祥和蘇聯顧問會晤，並親自為國民軍擬訂了詳細的政治工作計劃：“預定成立十個政治俱樂部，俱樂部應該成為國民軍政治工作的基礎，要在俱樂部周圍建立各種政治與文化教育組織，在俱樂部裏開設研究政治經濟學小組和研究孫文主義”。

　　以軍事統一戰線為保證的戰爭路線

　　李大釗的以軍事統一戰線為指導的革命戰爭路線，主要內容是：人民解放要由人民自己完成；動員一切力量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黨要抓軍隊更要抓軍事人才；領導北方民眾運動新高潮。

　　人民解放要由人民自己完成：

　　1922年11月，李大釗在《蘇俄革命的曆史及對世界的影響》演說中，強調指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剝奪壓迫階級的言論出版權、壯大紅軍、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反抗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的民眾，是工人、是學生、是農民、是商人……結成一個向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作戰的聯合戰線。”

　　“在南昌起義前，由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就已多次進行了組建革命武裝的嚐試，曾以熱河為中心組建起具有3個團兵力的內蒙古特別民軍，之後曾開創過300平方裏的小片遊擊根據地。”

　　李大釗團結各種反奉軍事力量，組建北方反奉軍事統一戰線。分別爭取晉係閻錫山、河南的靳雲鶚、魏益三、田維勤加入統一戰線，爭取英、日、法、美等國外交團對國民革命政府的支持，團結少數民族革命武裝力量，從而組建起北方反奉軍事統一戰線。李大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聯閻抗奉”，“合陝甘晉綏四省打成一片（不侵犯閻的地盤），自能形成一種偉大的力量。”後來閻錫山於1927年4月5日以十八個師的兵力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為北伐軍增加了力量。

　　動員一切力量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

　　1925年間，李大釗先後五次來到張家口，從事爭取馮玉祥參加國民革命活動、成立國民黨察哈爾省黨部、主持了“西北農工兵代表大會”、被選為農工兵大同盟的書記，團結西北各民族人民共同進行革命鬥爭。李大釗發動直係許權中部起義；爭取四川軍閥楊森響應北伐；推動豫境軍人、民眾聯合反吳；幫助楊虎城等將領固守西安。

　　由於有了北方革命力量的大力配合，僅十餘萬人的國民革命軍，1926年5月至9月，分別攻占通城、長沙、公安，向湖北挺進；10月，分別攻占武昌、廣水、黃石港，轉向河南、江西；11月，在江西戰場上攻占南昌，進軍福建。北伐進展順利。

　　李大釗十分關注農民的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農民是中國革命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紅槍會是一種重要的農民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必須主動積極地加強對紅槍會運動的領導。

　　黨要抓軍隊更要抓軍事人才：

　　1926年，李大釗在中共北方區委成立軍事運動工作小組。選送幹部到軍校學習、創辦多所軍事學校。李大釗多次選派人才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列寧格勒軍事學院，黃埔軍校學習軍事。劉誌丹、程子華、張宗遜、王一飛、周益三、李運昌等都是李大釗送到黃埔軍校學習軍事的。據統計，李大釗派去學習軍事的共產黨員，在1925—1926年間至少有40多人。他們包括鄧小平、陳毅、徐向前、王若飛、劉誌丹、王炳南、屈武、劉伯堅等。

　　以軍政並用為手段的鬥爭策略

　　李大釗在黨的建設初期，在建立北方軍事統一戰線工作中，提供了指導革命戰爭的寶貴經驗，主要內容是：軍事和政治要做到兩者兼施；原則堅定與策略靈活相結合；軍事策動與政治鬥爭相結合；武器援助與技術相配合。

　　軍事和政治要做到兩者兼施：

　　李大釗策應北伐的戰略思想：“使直奉魯張南伐不成，使北伐進展阻力減少。”組織北方反直軍事統一戰線，策應北伐軍兩湖作戰。

　　1926年4月15日空前規模的南口固守戰打響，8月15日結束。從而真正達到了拖住奉、直、魯、晉軍無力南下的目的，使得隻有10萬人的國民革命軍在湖南、湖北、江西戰場進展順利。

　　南口固守戰交戰雙方投入兵力占全國總兵力80%，雙方兵力、兵器對比：

　　軍別總人數（萬人）師（個）旅（個）

　　機槍（挺）大炮（門）

　　奉直晉軍594247946890

　　國民軍221825625400

　　合計81607215711290

　　李大釗從北伐全局出發，擬定正確的軍事戰略方針，策應北伐軍江西作戰。認為“對孫對奉不宜同時宣戰”，利用奉係內部矛盾，慫恿張宗昌“驅孫而拒楊”，使奉係內部形成了互相抗衡與製約的態勢。李大釗曾請楊度做張宗昌的工作。

　　原則堅定與策略靈活相結合：

　　為策應北伐軍在河南作戰。1927年1月，李大釗秘密致函馮玉祥，說明奉係兵力分布，建議國民軍出長安會師鄭州；同時敦促閻錫山作好出兵河南的準備。閻錫山發布動員令後，即有大軍出娘子關。組織河南的靳雲鶚、魏益三、田維勤參加河南會戰。他還發動河南工人農民武裝組織響應作戰。

　　軍事策動與政治鬥爭相結合：

　　為策動郭鬆齡倒戈反奉，李大釗派任國禎到郭鬆齡部做工作。1925年吳佩孚、孫傳芳發動反奉戰爭，張作霖請馮玉祥與之聯合攻孫傳芳，遭馮玉祥拒絕。張作霖反過來就派郭鬆齡、李景林進攻馮玉祥。在此情況下，李大釗立即派出任國楨去做郭鬆齡的工作。策動郭鬆齡“倒戈反奉”。11月22日郭鬆齡將所部改為“東北國民軍”，通電全國聲討張作霖，直逼沈陽。

　　武器援助與技術相配合：

　　李大釗親自來往於北京、張家口之間，積極從事會談與聯絡，並安排雙方在北京會談，商定了蘇聯援助國民軍的具體內容和措施。蘇聯援助馮玉祥國民軍經費約1000萬盧布。蘇聯提供援助情況為：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步槍38828支，日本步槍17029支，德國子彈120萬發，7.6毫米口徑步槍子彈462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及藥品等。1926年10月底，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3架飛機、4000把馬刀、10支火焰噴射器等。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掌握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共產黨人之—，他在戰爭觀、建軍思想、戰略戰術原則等方麵，超越了當時占支配地位的資產階級軍事觀點，他的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構想、實行戰略和戰役的相互配合的思路等，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在軍事領域的積極探索和正確的發展方向，昭示著中國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必然出現，從而為中國共產黨人的軍事思想萌芽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